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伊里奇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
玛·瓦·福法诺娃
七月事变以后，维堡区党委会打算把我的住所用作党的活动场所。
我的住所在维堡区紧靠列斯诺伊的地方（在大萨姆普桑大街和谢尔多博里街的拐角处，九十二号甲，四十一号住宅），是在大楼的最高一层上；窗户对着隔壁一幢楼的花园，所以从单独居住这个角度来考虑，我的住宅是很合适的。
大概在8月里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我应将住所提供给党使用—段时间，并且要把家属送走。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妹妹，她就把我的孩子送到乌法省我的双亲那里去住。
9月底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芬兰直接来到我这里。记得这是在星期五晚间将近八点钟的时候。他是从离我们的住所大约四俄里的乌迭利纳亚车站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之后，跟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也来到了。伊里奇走进了为他准备的房间，晚上他在自己房间里吃了点东西，到第二天早晨喝茶的时候，我们才相互介绍认识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当时也在。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房间的时候，忘记戴假发，所以他第一天就露出了真面目。尽管他每天早晨教我用新的名字来称呼他（当时他的证件上贴的是一个谢斯特罗列茨克工人的照片），可我老是忘记。伊里奇则常常忘记戴上自己的假发，虽然讲好我有责任随时随地提醒他戴好假发。顺便说一句，戴假发使伊里奇感到很不方便，因为戴着假发，他就老是要去理它，或者问他的假发戴好了没有。
戴假发的事总是很不顺利。伊里奇在10月24日（11月6日）到了斯莫尔尼宫，在第一百号房间（我似乎没有记错）开始脱衣服，他脱帽时连假发也除了下来，并且把它连同帽子一起塞进了大衣口袋里，当周围响起一片“伊里奇！伊里奇！”的喊叫声时，他才恍然大悟，摸了摸自己的头，但是已经晚了。伊里奇戴着假发进行秘密活动的经历就到此告终了。
最初，伊里奇足不出户，连散步都不去；我建议他到阳台上去走走（我们住所的第三个房间有个小阳台），他也拒绝了。阳台上他只去过一次，是在他到来后的第二天。当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要我领他去看看整个住所，以防在紧急场合下不从门里走而从窗口跳出去时能辨别方向。
起初，我甚至不懂伊里奇说这话的用意是什么。我领着他看住所。当我们来到第三个房间，我指给他看阳台的时候，我看见伊里奇高兴地笑了。他说道：
“好极了，现在可以准确地确定排水管是怎么装的，是否靠近我的房间——万一需要的时候，可以顺着水管滑下去。”
他踏上阳台，数了数窗户，说道：
“房间挑选得很适当，很成功。餐室里的第二个窗户不用关上，就象阳台那样。今天晚上，请您拿把小锤子到院子里去，把这个栅栏（他指着把我们家院子同隔壁院子隔开的栅栏）对着排水管的两块木板敲掉，敲掉上面两块还是下面两块，这随您的便。这件事要做，以防在意外情况下不能从家里走出去时派用场。”
当时，只要是彼得格勒出版的报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要翻阅。我的责任是在八点钟上班前，买回所有的报纸，这件事我必须从早晨七点钟就开始办。在列斯诺伊往往不能买到所有的报纸，而要进城去买，即使在那里还得到处去找，因此有时候要过了早餐时间才能把报纸买回来，而早餐的时间总是在早晨八点半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报纸上迅速地了解社会动态，因此他对事态的进程了解得十分清楚。对于无论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买到某一种报纸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不满意，通常在晚上就提醒我还没有买到的报纸，并把所缺报纸的单子写给我。
记得，有一次他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把已出版的全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给他找来。当然，这个任务我完成了。不记得我搞到了多少号，但数量不少，总之，是一些值得加以研究的材料。连续两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时间很长，甚至夜里都不休息。第三天早晨，他说道：
“这一下，我好象把社会革命党人彻底研究清楚了，今天只剩下看看他们农民的委托书了。”
午饭前（我们总是在傍晚五点钟时吃午饭）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所有的报纸都已经摊在餐室的桌子上了，他一看见我，就用手敲着报纸（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份《农民消息报》），愉快地说：
“二百四十二名地方代表签署的委托书，这可真不简单呢！我们就拿它作为土地法的基础，看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有什么办法来拒绝。”
他把这份报纸给我看，在几个不同的地方都用蓝色铅笔划了线。
对这份由二百四十二名农民代表签署的可资借鉴的委托书，伊里奇议论了好几天，而且谈得很多。
在10月25日（11月7日）以后的最初几天里——我记得是10月26日（11月8日）——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到了斯莫尔尼宫，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时候，他需要使用这一号的《农民消息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紧托人从我的住所给他送去这一号报纸。他们四处找了我好久，结果没能找到，因此这件事就委托玛丽亚·伊里尼奇娜[2]去做。她用了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的那把住所的钥匙，但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房间里那么多的报纸和杂志里找不到所要的那一号报纸。当别人找到我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我就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起去取这一号报纸，并把它送去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1917年8月19日的第八十八号《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10月24日（11月6日）白天，将近四点钟，我在自己的一个办公地点（在瓦西里岛的杰弗里因出版社）获悉尼古拉耶夫桥被拉起来了。我立即放下工作，马上打四路电车路线朝尼古拉耶夫桥走去，我是想证实一下桥是否拉起来了。结果证实了。于是，我就朝彼得格勒区走去，我不慌不忙地走过那里，来到萨姆普桑桥，但这座桥原来已经由维堡区的赤卫队所占领，所以不可能通过。我就经过格列纳杰尔桥到维堡区，想尽快地回到家里。我决定先到维堡委员会去一次，了解一下正在发生的事变的消息。
在维堡委员会听到的只是一些很不确切的消息，我把这些消息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听我讲完之后回到自己房间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封信出来找我。他派我立即到维堡委员会去检查一下，所有的桥放下了没有，他把信交给我，要我只能通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去转交该信。他说他认为再也不能拖延了。一定得采取武装行动了，所以他今天必须到斯莫尔尼宫去。
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回来了，我说维堡委员会告诉我桥放下了，原先把桥拉起来是因为妇女“敢死队”想要“造反”。他马上又派我送一张字条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很快我就带回了她的答复。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答复不满意。
他再次派我送了一张字条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并且说，如果我十一点钟之前不回来，他就看需要釆取行动了。
在维堡委员会我得到的又是一个否定的答复，于是，我雇了马车，急匆匆地要赶在十一点钟之前回到家。我大约提前了十分钟到家，但在家里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我走进熄掉灯火的住所后，起先真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开了灯，看了一下住所——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着，餐室的桌子上留下没有吃完的晚饭和第三套没用过的餐具，后来我才在这套餐具上面看清楚有一张狭长的字条，上面写着：“我走了，到您不愿我去的地方去了。再见。伊里奇。“
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签名没用假名，而是他那简练的“伊里奇”之后，我感到完全放心了，不再为伊里奇担心了。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伊里奇是胸有成竹的。不过，我还是决定跟着伊里奇到斯莫尔尼宫去。我在那里看见他时他正把大衣、帽子连同假发一起脱下来。
早上将近五点钟时，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刚刚吃了饭（一整天来还是第一次吃），躺到床上去，就响起了约定的信号一两遍短促的铃声。开始的时候，我闪过一个念头；这不可能是伊里奇吧！那么这又会是谁呢？我走出来问了一声，竟忘记随手拿房门的钥匙。原来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隔着门告诉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已到斯莫尔尼宫去了。她没有进屋就赶回维堡委员会去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17—620页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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