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弗·伊·列宁在1917年（回忆片断）
尼·伊·波德沃伊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七月事变以后刚转入地下，他立即设法弄清楚全部事态，着手给我们写信，要我们从无产阶级的七月行动中吸取教训，并酝酿举行最后的起义。我们在七月里遭到了失败，原因是我们的组织准备不够，难以取得胜利。因此，现在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党和工人阶级切实作好起义的准备，坚定地走上起义的道路，将起义进行到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七月事变以后就立即提出了这个口号。
这以后，过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并且发生了许多事件，工人阶级这才看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张是正确的。
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七月事变的结果是工人阶级被解除了武装，赤卫队被迫转入地下。革命的部队被解散。工人阶级的胜利成果开始被夺走。工厂主开始解雇那些哪怕只有一点点革命情绪的工人，还唆使一部分工人去反对另外一部分工人；而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地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的同时，竭力纠集起自己的队伍来，以便对无产阶级进行最后的反扑。资产阶级企图扼杀革命的时候，是会复辟君主制度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清了这一切，并且预先提醒了我们。他说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以后，要向右急转。象以往那样，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切尔诺夫[1]和克伦斯基[2]提出要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为非法的党，蓄意破坏革命组织的各种会议在暗中进行。反革命势力抬头了。正在酝酿实行军事独裁。以“忠实可靠和久经考验的俄国人”科尔尼洛夫[3]为首的一批将军也被推选岀来，他们将伙同卡列金[4]一起向革命的彼得格勒进攻。
这样，决心粉碎革命的准备活动正从两个方面在进行着。
有联合政府积极参加准备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开始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一旦成功，那就意味着苏维埃被消灭，战争要打到底，士兵委员会被废除和革命的最终失败。
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发动，显而易见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发动，擦亮了工人们的眼睛。他们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在唤起所有的革命力量来对付科尔尼洛夫，不让这些叛乱的将军实现军事独裁。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方始彻底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话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到了要进行非常积极的组织工作，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刻了。资产阶级已经现出了自己的反革命本质。他说，目前我们的党对工人阶级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改选中取得了明显的多数。
处在地下状态的列宁来信说，这件事极其可靠地证明，工人阶级开始完全懂得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起义的时刻现在已经来到了。如果我们现在耽误了，那么我们就会把革命葬送掉，因为资产阶级会同德国人勾结起来把革命镇压下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9月中旬开始要求加强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不顾一切危险，在10月初从芬兰返回彼得格勒，亲自参加了准备起义的工作。在维堡区住下之后，他召集了由负责的党员和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一系列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再次提出起义的问题，并且同那些企图阻止起义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向无产阶级发出号召：“准备起义！”他向各地的党的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写信，同样明白无误地提出起义的问题。列宁十分重视赤卫队，关心它的装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起义的纲领，他象一位极其英明的战略家，制定了起义的计划，并以总指挥的身份领导了计划的实施。他说，首先必须占领全部桥梁、中央电话局、自来水厂、各个火车站和电报局。一直负责党的军事工作的军事组织必须组织起义，并且要建立一个为全体群众所公认的机构；结果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的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军事组织一起将直接领导起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们采取最果断的行动。10月23日（11月5日）我们给所有的团队派去了我们的政治委员，这些团队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这样，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就转到了我们手里，转到了工人和农民手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夺取资产阶级的堡垒和逮捕临时政府人员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他很清楚，假如不能够占领资产阶级的根据地的话，那么这将会大大拖延斗争，而假如不把临时政府人员逮捕起来，那么他们分散到全国之后就会进行叛乱，反对苏维埃政权。
还在资产阶级举行形形色色民主会议和策划八月叛乱[5]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认为必须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此同资产阶级组织相对抗。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之后，他更加坚决地坚持这一主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在10月20日（11月2日）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而起义在大会之前就举行。某些人认为，既然代表大会就要召开，并将表明自己的愿望，也许就不需要举行起义了。[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他们的主张。
“哪里见到过有人不经过战斗就会把政权交出来的，”他说道，“政权总是通过战斗夺取的。它不会靠发表什么宣言就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那里去的，而任何宣言也维护不了这个政权。”
他要求不要等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就组织起义。
“现在的时机有利于起义，”他说道，“因此务必抓紧。一旦起义已经举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就将比较容易”。
这时候，克伦斯基及其政府已经在同德国人进行谈判，要向他们让出彼得格勒，撤出那里的革命的卫戍部队，从而由内部削弱革命，在前线毁灭革命的成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催促我们开始起义；起义开始后，他又坚决地要求把起义最有力最广泛地进行下去，要求极其迅速地占领城里所有的主要阵地。
10月24日（11月6日）夜里，列宁来到了斯莫尔尼宫，掌握了领导起义的整个联络网。他不时地派出信差，给我们送来写着三言两语的字条：“中央电话局和电报局拿下了没有？”“桥梁和车站占领了没有？”等等。他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坚持要我们检查他的全部命令的执行情况。他询问负责某据点的人是否真正可靠？某某街上有出击点，是否已经把它占领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攻占反革命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意义尤为重大。
我们估计能在10月25日（11月7日）晨占领冬宫。但由于部队推进太慢，喀琅施塔特的水兵迟来等原因，使攻占冬宫的时间意外地推迟了。
弗·伊·列宁和整个斯莫尔尼宫里的人由于占领冬宫的时间推迟而感到万分的焦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接连不断地给我们写来了字条。他说我们在使各项计划遭到破坏；代表大会正要开幕，而我们还没有攻占冬宫，也没有逮捕临时政府人员。他警告说，如果延误就要把我们全部枪毙。他要求我们从速攻下冬宫，把部长们逮捕起来；要我们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这件事。
……冬宫成了敌人在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设置的最后一道关口。
后来听人家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时等候着攻占冬宫的消息，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他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小房间里象笼中的一头雄狮焦急地跑来跑去。
但是，临时政府不顾我们的两次最后通牒，顽固不化，不肯投降。于是，“阿芙乐尔”的炮声宣布了总攻的开始。在彼得—保罗要塞大炮一阵阵轰击的掩护之下，我们的散兵线方能逼近冬宫，开始猛烈的射击并冲了进去。
……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冲向大门，那里站着吓呆了的、职务羁身的士官生。
“这里是临时政府！”
“滚开！”突击队员喊着冲进房间里去。带队的是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7]。
“我现在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了，”他命令道。“你们被逮捕了！”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对吓得半死的部长们说。接着，他们在士兵的痛骂声中被带到了广场上，然后送往彼得—保罗要塞去。
这一切经过都报告了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默默地听完了关于临时政府人员被捕和关进了要塞的报告之后，立即回到斯莫尔尼宫自己的房间里去。他在椅子上坐下，把一本书放在膝盖上就着手起草土地法令。
大家都因为夺取了政权而感到激动，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在考虑明天的事了：如果明天早晨法令不写好的话，那么就无法实现下一个步骤。当我来到斯莫尔尼宫布置岗哨的时候，我看到他正在写土地法令。这时，时间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
载于《历史文献》1956年第6期第129—132页
[1]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2]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3]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4]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5] 指1917年9月14—22日（9月27—10月5日）举行的所谓“民主会议”和1917年8月25日（ 9月7日）开始的八月（科尔尼洛夫）叛乱。——编者注
[6] 在起义的日期问题上反对弗·伊·列宁的是托洛茨基，他主张把起义安排在恰好是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主张“议会”的发展道路。——编者注
[7]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