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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会见

亨·奥·格拉弗蒂奥



  1918年1月。冬天。寒冷的彼得格勒正面临着许多严重的事件。外国武装干涉者把他们的力量集结在无产阶级革命摇篮的前面。就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苏维埃政府首脑、党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制定了第一批计划,以恢复被破坏的国家经济。一次,已故的斯米多维奇[1]同志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通知我,要我把沃尔霍夫水利设施的预算赶快编制出来。
  我感到十分惊讶。确实,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着手建设沙皇俄国在和平环境中弃置不干的巨大的水电站,乍看上去似乎是冒险的。
  这时,我想起从前为建设沃尔霍夫水电站而进行的无效的斗争。这座水电站的第一批方案是我在1911年制定的,我曾为这项工作化去了三年时间。后来,方案提交给政府,但沙皇政府却没有力量在一个伟大的国家里建造一座水电站……
  廉价的水电,虽然对国家有利,但却给许多电力公司带来巨大亏损的危险,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常有的事情。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想把沃尔霍夫电站草案埋葬掉。“1886年协会”收买了沃尔霍夫河岸上的土地,水电站建设无法进行了。
  沃尔霍夫建设只有在革命后,在弗·伊·列宁的倡议下,才有可能实现。
  1918年1月,彼·格·斯米多维奇对我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沃尔霍夫水电站一定要建成。他请你在几天内把预算编制出来……”
  我高兴地开始工作了。早已遗忘的图纸找出来了。必须加紧工作。一个星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沃尔霍夫的建设问题。
  沃尔霍夫电站的问题就这样被提到政府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列宁要亲自谈谈第一座苏维埃水电站。
  可是,革命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定的人民委员会会议没有开成。政府迁到了莫斯科。
  不久,列宁又想起沃尔霍夫建设。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忘记,只不过是许多事情暂时迫使伊里奇把实现他的卓越的理想一事搁一搁。
  1918年7月,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几分钟的谈话就把事情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建设沃尔霍夫水电站!这是非常美好的几分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天才的、卓有远见的、无所畏惧和沉着冷静的无产阶级领袖。
  在那样困难的时刻,要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需要列宁那种惊人的革命嗅觉。列宁是不屈不挠的。他通过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建设沃尔霍夫电站的决定。
  政府拨出第一批物资,建设开始了。
  沃尔霍夫电站的首批建设者的境遇是艰难的。人力、设备和经费都不够。但是我们兴奋地眼望着未来,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总可以在列宁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
  即使在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最艰难的几个月中,在白匪将军们的大炮轰鸣、一切最优秀的同志都开赴前线的时候,列宁也没有忘记沃尔霍夫电站。
  沃尔霍夫工地的供应情况严重恶化,我们已面临停工危险。这时,我决定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予帮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便焦急地等候着他的回音。列宁像往常一样用行动作了答复。没过几天,我们得到了一切必须的物资,而当时的一些轻视沃尔霍夫电站的同志却受到了谴责。
  就这样,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帮助下,这项在当时看来是大规模的建设,逐步展开了。
  我想起了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在1921年召开的一次例会。会议是列宁主持的。他安排我和他坐在一起,仔细询问最近的情况。能够聆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是多么高兴啊!我是多么渴望得到他的每一个建议呀!
  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沃尔霍夫电站需要第一批拨款购买外国的设备。我们需要涡轮机,第一座苏维埃水电站用的第一批涡轮机。列宁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建议。沃尔霍夫电站得到了六百五十万金卢布。
  我们对许多国家的商行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后来在瑞典订购了涡轮机。我动身到斯德哥尔摩去了。订货手续办好后,我收到了莫斯科的通知。通知说,必须停止谈判,向其他商行订购。一想到电站将没有设备了,我非常焦急。我给列宁拍了电报,电报的头几句话好象是这样:“老调重弹,没完没了。现在一切都已就绪,又得重新开始……”我请求列宁允许我把已开始的事情做完。我得到了这一许可,沃尔霍夫电站用的涡轮机订购好了。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健康状况而无法经常办公时,仍然要求我定期给他写报告,汇报沃尔霍夫建设的情况。这样的报告有几十份,是由哥尔布诺夫[2]同志转交给列宁的。如果发现官僚式的人物阻碍沃尔霍夫的建设,列宁便毫不留情地制止他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看到沃尔霍夫电站发电,但是,电站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载于1937年1月27日《莫斯科晚报》第17号第2版





[1] 彼得·格莫根诺维奇·斯米多维奇(Пётр Гермогенович Смидович,1874年5月7日——1935年4月16日),1894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和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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