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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宁的会见
国家统计工作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巴·伊·波波夫
没有一个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部门，不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巨大的组织才能。国家统计工作的建立，也应该归功于这位苏维埃国家的伟大建设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统计学不仅是经营和管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且还是他从事科学理论和科学政论工作的主要和基本的研究工具。他的经典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以地方自治和非地方自治统计出版物的统计材料为基础写成的。这部著作语言精练，理论分析深刻，实际（统计）材料丰富，成功地总结了大部头统计著作的内容，是善于从对非专家来说意义不大的数字栏中引出光辉的论据以证明深刻思想的典范。这本书对我们统计工作者来说，永远是科学地运用统计材料的范例，同时又是一座丰碑，它能使枯燥的数字鲜明而热情地说明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阶级斗争。
他的第二部著作，即论彼尔姆省手工业的著作，是巧妙地分析统计材料的典范。
我不止一次就统计工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话，我每次都感到，在我面前的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这位巨大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者，精通并能深刻地分析统计材料。他的天赋极其惊人，是一位统计学的实践家，对组织统计工作的特点，能探微索隐，入木三分。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了制定1917年工业调查纲要和农业调查纲要，于1918年春召开了统计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我提出了组织国家统计工作的草案。草案经大会审核讨论后，提交人民委员会。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组织国家统计工作一事（有关审核提交人民委员会的草案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去找他时就深信，全体统计工作者关于组织国家统计工作的殷切愿望，一定能得到他的积极赞许。国家统计工作是在官僚知识分子进行怠工的严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但这种怠工在我们地方自治统计工作者中并没有市场。我们以往总是受排挤，沙皇政府对地方自治统计工作者给予了特殊的“关切”。地方统计工作者很难算作是官员，因此，地方统计工作者作为一个集体，首先提出建立能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建设提供基本数据的国家统计体系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们满怀信心地将自己拟订的组织共和国统计工作的草案提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审核。
国家统计工作草案是精心制订的：草案对中央和地方的机构体系都有规定。但是，还有一系列问题必须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原则性指示。
当我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他对问题已经一清二楚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听取了我的报告，向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组织国家统计工作的问题，有关地方自治统计局的工作问题，并且肯定了这个制度是正确的。根据这个制度的规定，地方自治统计局和市统计局，在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按地方自治统计局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移民统计局，是国家统计工作的基础，是它的地方机构。此外，列宁还指出，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地方统计局是旧统计机构中最好的单位。他当场便提到了好几个地方自治统计工作者，如卡布鲁柯夫[1]、基斯利亚科夫[2]等人。这些人中间，有的他认识，有的人的著作他很重视。他对原政府统计机关参加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计工作的情况也很关心。我说，原政府统计人员参加的工作是微乎其微的。他说，这是意料中的事。
而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他特有的鲜明态度肯定了组织统一的中央统计工作是正确的、合理的和及时的。同时认为，必须取消那个总的统计机构中央统计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将材料和设备一并转交给未来的国家统计机构。他还认为以下的做法是正确的，即各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机构只为各部在技术上的需要服务，它们是辅助应用统计单位，而研究国民经济某些领域的情况是国家统计机构的任务，它理所当然有权统一领导共和国的一切统计工作，协调并批准某些部门的日常统计工作计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定不移地指出，国家统计工作的方针应该是系统地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
国家统计机构应该设在哪里，即它在国家管理中的地位问题,也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决的。就国家统计机构的目的和任务而言，它不应该隶属于某一个人民委员部，而应该属于国家的最高机构——人民委员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一步指出，他的著作使他确信，统计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都是为着一定的阶级利益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因此，他希望看到，国家统计机构应当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服务。
总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组织国家统计工作的一般原则表示赞同，对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去解决国家统计的结构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对计划中确定的工作纲要表示同意。
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关心，1918年7月25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个草案。同时也决定任命我为中央统计局局长。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道工作了。在我任职期间，他经常因为急需使用中央统计局收到的各种统计材料而给我任务，还给我一些与开展新的统计业务有关的任务。
当时，共和国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东西都不能分配给国家统计局。只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帮助之下，我们才搞到房子，也只是在他帮助之下，我们才保住这所房子，拒绝了那些想把房子用作俱乐部甚至排练场的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帮助中央统计局。他的一个电话指示，一张便条，便能产生神奇的效果，这样，国家统计局才能安安静静的工作。
那末，1920年的调査统计工作又怎样呢？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帮助，难道能进行这项工作吗？
没有纸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指示要为报刊生产纸张的工厂来生产调査统计用的纸张，而报刊用纸则向芬兰购买。可是，生产调査统计用纸的工厂，由于工人缺乏粮食，取暖缺少木柴，机器缺少呢子，以及缺少砖瓦等等，而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我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并授权这个委员会向一切机关调拨工厂所需的物资，各机关应当立即满足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只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帮助，我们才能从阿·瓦·卢那察尔斯基[3]那里争取到一些教师来进行调查统计工作。没有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钱。1920年的调査统计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完全应该归功于列宁。其他各项工作呢？在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帮助，难道可能进行吗？
回顾过去，回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国家统计局之间的相互关系，我清楚地看到，列宁的逝世，使国家统计工作失掉了一位鼓舞者，一位导师。是的，他是导师，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掌握了一种方法，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统计数字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他能运用那些在别人手中毫无意义，或者说几乎毫无用处的统计材料，得出总结性意见。
是的，他是导师，是这种方法的创造者。为了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中央统计局决定建立局属的、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字命名的统计研究所，它的任务是研究人民和国家的经济情况。这项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研究所正是运用这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统计材料的深刻分析家留给我们的方法和观点来开展研究工作的。
载于1924年2月2日《列宁格勒真理报》第26号第3版
[1]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布鲁柯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аблуков，1849年10月5日——1919年10月17日），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
[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基斯利亚科夫（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исляко́в，1861—？），俄国地方自治局统计学家。
[3]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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