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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
巴·德·马尔科夫
在政府迁到莫斯科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第一苏维埃大厦（纳齐奥纳耳旅馆），他每天步行去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警卫。在不幸遭到卡普兰行刺之前，伊里奇无论到哪里总是独自行走，坚决反对警卫随同。只是遇刺之后，伊里奇才不得不顺从同志们的坚决要求，表示同意组织警卫。即便如此，他仍然经常独自外出，没有人陪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居到莫斯科大约两周之后，在1918年3月底，从第一苏维埃大厦搬进了克里姆林宫。过了不久，斯维尔德洛夫[2]、阿瓦涅索夫[3]、杰米扬·别德内依[4]以及其他同志，也搬进了克里姆林宫。
最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搬进英雄楼的一套只有两间房子的、十分狭小的住所，后来又迁到司法机关大厦，即人民委员会所在地。这里的住所仍然不大，总共只有四小间。没有特殊设备，以前这个地方不知道是某个官吏的住所，还是一些辅助性用房。这是在我到莫斯科之前选定的，所以我对它的情况不十分清楚。住所里堆满了废物。可是，它离伊里奇的办公室很近，就在同一条走廊里，这是最大的优点。
我刚开始执行克里姆林宫卫队长的职权，邦契—布鲁耶维奇[5]便让我参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定居的住所的布置工作。于是，我直接参加了把普通用房变成住宅的工作。
住宅的修缮工作极其简单：粉刷了墙壁，甚至没有用壁纸糊墙，摆上了家具。家具是我同邦契一起选定的，只选了最必需的。我们知道，伊里奇不会允许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所以，我们放了两张普通铁床，一张给伊里奇，另一张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两张书桌和一张不大的餐桌，约一点五米宽二米长。我在餐室靠墙的地方，放了一个简陋的木书架，外室放了几个书橱，六把椅子——这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住宅的全部家具。
尽管陈设简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完全满意。伊里奇决不奢求，个人生活极其俭朴、要求不高，这是尽人皆知的。而且这种俭朴毫无故作姿态的成分。
列宁无论在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在待人接物方面，都极其朴实、谦恭有礼，有时甚至有些腼腆。尽管如此，列宁终究是列宁。
列宁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谁都不会有稍微不拘礼节的地方。我无数次看见列宁同别人谈话的情景，我自己也同列宁谈过几十次话，有时单独进行，有时有别人在场。列宁不管同什么人谈话，不管是人民委员还是普通工人、学者、作家或者农民，他总是仔细地倾听，心平气和地交谈，没有一点架子。然而，他的整个外貌，气度，他那坚信自己正确的、不可移易的信念，不论谈话者是什么人，都会为之心悦诚服。每个人同列宁谈话都会感到，列宁虽然很朴实，但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
在必要的时候，列宁也可以变得很威严，很少有人象列宁那样，能纠正任何人的错误，使他规规矩矩。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第二个人能象列宁那样心平气和、不动声色，一两句话、一个动作便可以驾驭任何一个人，使他服从自己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伊里奇生活上无所奢求这一点，是感人至深的。他的住宅很冷：取暖用的是木柴，而木柴又不足。当时克里姆林宫的木柴供应十分紧张。不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6]，对此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从来没有抱怨他们挨冻，从来没有提过任何意见。有一次，伊里奇家的女工萨莎偶而抱怨说冷，这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她诉了苦，但又立刻声明说：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您千万别对别人说我向您抱怨过。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知道了，我会挨批评的。”
在食品供应方面，情况也是一样。伊里奇的伙食不好，经常缺糖、缺茶、缺米，更不用说肉类和黄油了。他的午餐是由克里姆林宫食堂供给的，质量很差。稀汤，黍米粥，有一段时间有过咸肉和红鱼子一仅此而已。这还只是午餐，那么还有早餐和晚餐呢……我那里总是储存一些食品，以备不时之需：如有人生病，忽然来客，或者有人急需外出，各种情况很难预料。我时常收到阿瓦涅索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他领导人，乃至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的来条，要求发给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团二十俄磅面包，给某个生病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四分之一俄磅糖…… 我那里食品虽然不多，但总有一些。可是，不论列宁，还是他的亲人，从未向我要过食品。我甚至有几次主动想往伊里奇家送些食物，但总是遭到拒绝。
只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患胃病之后，萨莎才鼓起勇气向我要麦糁。我们决定耍点花招。我同萨莎商量好，她每天早晨到我这里取伊里奇的必需品，但却不告诉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们的花招是很容易被揭穿的，所以我决定把玛丽亚·伊里尼奇娜[7]也拉到我们的“密谋”活动中来。经过长时间的说服，她才同意，表示如有需要便打电话来。后来她确实也打过电话，但是一个月最多不过一两次。
人们给列宁带来或者寄来的悉心收集的食品包裹，真是不计其数！有的是同志们寄来的，有的是农村的代表们带来的。可是，伊里奇从不给自己留任何东西，他总是把一切都转送给学校和保育院的孩子们。
例如，我军占领罗斯托夫之后，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8]到莫斯科来，带了许多礼物。他到办公室问我，如何将第一骑兵师的战士赠送给伊里奇的小礼物转交给他。我回答说，这很简单，送到这里来，由我转交好了。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生气地说：
“谢谢您的主意。不过，我不需要这样的帮助。我自己也能设法转交。”
我不清楚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是如何做的，不过他当天便把打算给伊里奇的东西，全部都交给了伊里奇。他去过伊里奇那里以后，没有忘记又到办公室来一趟，他说：
“卫队长同志，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的事也办成了。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亲手交给伊里奇了。”
交就交了呗，那不是更好吗？可是，第二天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来说：“请您到我这里来一下，到家里来。”
我去了。
“昨天布琼尼同志到过我这里，他是一位极好的同志！他带来了一些食物，请您拿去，转交给保育院，给孩子们。一定得给孩子们。”
他把全部东西都拿出来了，自己什么也没有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穿着又怎样呢？我觉得，他总共只有一套西服。这套西服非常清洁整齐，总是熨得平平整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反对不整洁和不修边幅），但却相当旧了，不管怎么说仅此一套。充其量两套，不会更多。
有一次，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遇见了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9]，他们决定给伊里奇做一套新西服。他们把我叫去，叫我搞一段料子，带一个裁缝来。只是让我对伊里奇暂且只字不提。如果他预先知道了，一定会拒绝的。对他需要进行突然袭击。
我搞了一段料子，找了一个裁缝，就给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一切准备就绪。
“好的，”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请等候命令。”
我坐在办公室里，焦急不安。裁缝就在我身边。他根本不知道，他要给谁做衣服。过了四、五十分钟，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来电话说：
“我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这就到伊里奇那里去。过十分钟左右，请您带着裁缝也到那边去。”
我这才告诉裁缝，是给列宁做西服。
“给列宁？”裁缝又问了一句,“给列宁本人？”他忽然站了起来，两只手直哆嗦。“您……您这是开玩笑吧？！”
“不，”我说，“我不开玩笑，走吧！”
几分钟后，我和裁缝走进伊里奇的住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在餐室热烈地谈论着。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坐在桌边，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两手的大拇指插在西装背心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见我们后，停了下来，困惑不解地看了看我，看了看裁缝，然后转向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他们两人继续坐在那里，不动声色。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用手指敲打着桌子，两眼不时看着窗外，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却不紧不慢地转过身去，伸手从他身后的书架上随便取了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翻阅了起来。裁缝踌躇不安，我的脑后时而感到他的呼吸。
“马尔科夫[10]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伊里奇首先打破沉默问道。“我好象没有叫您嘛，您身后是什么人躲躲闪闪的？”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犹疑不决地向前迈了一步，那个茫然不知所措的裁缝也使劲地往前跟了一步。这时，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出来解围了。
“看来，马尔科夫同志带裁缝来是想量个尺寸。我看是这么回事。”
“量什么尺寸？给谁量？简直是胡来！”伊里奇生气了。
“给您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您量。”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也插话了。
“对不起，”伊里奇打断他说道，“对不起！我看，你们是串通一气搞阴谋吧？”
“这就随您说了。”捷尔任斯基继续不动声色地说道。“搞阴谋？尽人皆知，我的职业就是尽快揭露阴谋……”
于是，大家都敞怀大笑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风趣地叹了一口气，两手一摊。“没办法，你们赢了。”
他向裁缝走去，伸出手说道：
“您好，同志！请您原谅，麻烦您了，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到您那儿去的……”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交换了个眼色，好象说：他要去才怪呢！这时，裁缝很快量完了尺寸。几天后，西服就做好了。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穿着也十分朴素，甚至可以说，穿得有点寒酸。她的衣服是用普通衣料做的，己经很旧了，但总是清洁、整齐。
有一次，我已记不清用的什么名义，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生日，还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决定送她一件礼物。大家凑钱买好料子，做好衣服。当把礼物带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里，打算交给她的时候，她不知所措了。
“你们干吗这样作？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什么都有，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有……”
—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马尔科夫同志，我这里积了许多新书，需要整理一下。今天正好要给我再添一个书橱，能否派一个人来？”
“怎么不行？可以的。今天就派。”
我心想：“谁也不派，我自己去整理。”
四点钟左右，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通常都不在家，我便去了，并着手整理书籍。
我蹲着，在把书放进书橱之前，先按字母顺序整理好。我身后的门忽然轻轻地开了。走进来一个人，站了分把钟（我甚至没有察觉），他不好意思地咳了一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不妨碍您吧？”
我连忙站起身来。
“请原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进来，我没听见。我这就走，以后再来整理。”
“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他挥着手说。“应该请您原谅，是我打搅了您。我那儿正需要一本书。我取了就走，您别费神，继续工作好了。谢谢您来帮忙。”
他取了所需的书便走了。
还有一次，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打电话来，要我派一个人去帮忙搬动一下住宅里的家具，因为她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两个人搬不大动。我当然又是自己去了。她们看见我后，很不好意思。他们说：“干吗麻烦您啊，我们自己也能勉强对付的。”麻烦我吗？不用说家具了，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一座山我也有力气搬动，也准备把它翻过来！……
载于巴·马尔科夫《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札记》1967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版第130—136页
[1] 《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札记》一书的片断。——编者注
[2]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3]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4] 杰米扬·别德内依（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1883年4月1日——1945年5月25日），原名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沃洛夫（Еф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идворов），苏联诗人、作家。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30年代起遭到斯大林批判。1938年被开除出党。1945年逝世。1956年平反。
[5]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6]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7]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8]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9]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10]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尔科夫（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альков，1887年11月17日——1965年11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塔墨尔福斯委员会委员。1917年10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参加了解放冬宫的行动。十月革命后任斯莫尔尼宫卫戍司令。1918—1920年任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1920—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再次被捕。1954年平反并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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