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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线上
亚·尼·维诺库罗夫
这件事发生在反革命得意忘形地向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进攻的时候。
捷克斯洛伐克人正向伏尔加河推进；伏尔加河东岸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宪会议开了场；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白卫军在雅罗斯拉夫里发起暴动；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乌里茨基[1]和沃洛达尔斯基[2]，并且准备谋害我们的其他领导人。
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感到人力非常紧张。我党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参加工厂的各种群众集会，向工人们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其他敌人的各种叛卖行径。
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上[3]，在原米赫里松工厂现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4]向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下了毒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好几颗子弹打伤，其中有两处很危险。我当时正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等候开会。对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般都准时出席，从不迟到。因此，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没有来。
突然，有人把我从会议大厅叫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他的住所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大厅的隔壁）去给他治病（我是医生）。
当我走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卧室时，看见他正在床边脱衣服。他那么坚毅、有力，自己走上三楼，走到床边，自己动手脱衣服。
他的脸色苍白如纸。我立刻扶他躺到床上，脱去外衣、背心和衬衫。作了急救（裹上无菌绷带，滴了兴奋剂等），立即让人去请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5]同志和莫斯科卫生局局长奥布赫[6]。
我记得，这时已故的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邦契—布鲁耶维奇[7]（也是医生，已故）走了过来。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伤势很重，脉搏几乎摸不到，有剧烈的疼痛感，我们没等会诊，立即给他皮下注射吗啡，然后为了加强心脏的收缩，又给他皮下注射了樟脑。这些办法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体力有所增强。
不久，谢马什柯和奥布赫来了，紧接着专家们（外科医生明茨[8]和内科医生图曼诺夫）也来了。他们检查了伤口，作出了诊断。
—颗子弹打断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肱骨，造成了骨折。另一颗子弹从背后肩胛骨方向进入身体，打穿了肺叶，引起大量出血，血液流入胸膜腔，子弹陷在颈部前面的皮下。
第二处伤口特别危险。子弹擦过人体内最重要的地方：颈动脉、颈静脉以及保证心脏跳动的神经。这些器官只要有一处受伤，就必然造成死亡。但子弹居然没有碰伤它们，真是奇迹。这里还有食道，我们也担心食道是否受了伤，如果受伤，对我们领袖的生命也是很大的威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好几天都没有脱离危险。但他很快就开始好转，并且几个星期之后，不顾朋友、同志和医生的一再劝阻，又重新开始工作了。
在这几个星期中，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多么大的忍耐力，多么大的自制力，又是多么质朴。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未发出一声呻吟，一声抱怨。
病情稍一好转，他就和医生们开玩笑；只要稍微有点力气，他就自己照料自己…… 要想让他在病床上多躺一天是多么困难啊！后来想让他晚一天去办公室，去人民委员会工作，又是多么困难啊！什么劝告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急着要工作，我们就不得不耍各种花样不让他工作。例如，我们有时借口没有准备好，把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删掉；有时我们一个个从会场上溜走，直至达不到法定人数，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好伸出一只手指吓唬着我们，宣布散会。
无产阶级的领袖得救了，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又工作了五年。他用自己天才的战略和战术，引导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航船通过了一切暗礁。社会革命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被击溃了，帝国主义和白卫军的武装干涉被打退了，苏维埃政权成了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灯塔。
载于1924年《红色报》8月30日第197号第2版
[1]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委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2] В·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一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3] 集会于1918年8月30日举行。——编者注
[4] 范·叶·卡普兰因1918年8月30日企图谋害弗·伊·列宁，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处以极刑——枪毙。执行判决的通告刊登在1918年9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90号第5版上。——编者注
范妮·叶菲莫夫娜·卡普兰（Фани Ефимовна Каплан， 1890年2月10 日——1918年9月3 日），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流放。流放期间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相识，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8月30日刺杀列宁未遂，当场被捕，于9月3日被处决。
[5]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6]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бух，1870年3月25日——1934年6月14日），苏联医学家。1892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二月革命后在赤卫队工作，参加了十月革命的活动。1919—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任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教授。1931年退休。
[7]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8]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明茨（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нц，1872年9月16日——1945年2月？日（或1944年11月12日）），拉脱维亚医学家。1918年列宁遇刺时曾为其进行救治。1920年获准回国。1923—1924年任阿比西尼亚女王及王储的专职医师。拉脱维亚并入苏联后，继续在拉脱维亚国立大学工作。1941年里加沦陷后在贫民窟继续行医。1943年因拒绝为德国军官诊治而被捕。1944年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在那里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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