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三卷）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片断）
弗·尼·罗扎诺夫
清晨，有人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说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昨晚受了伤，伤势正在恶化，要我立刻去克里姆林宫参加会诊。给列宁会诊，给那位领导我们整个革命、指导革命并使它不断深入的列宁会诊，责任非常重大。因此，我怀着有点紧张的心情去了。当时心情是很复杂的，经过这么长时间[1]已经有些记不清了。因为可以就近看看人民的领袖，所以除了紧张之外，显然还有好奇的成分，也许还有些胆怯……
房间不大，有点昏暗。情景并不特殊，和病人突然发生不幸事件时经常可以看到的一样：靠近病人的是至亲好友，他们显得惊慌不安；站得稍远一点的人也很担心，他们低声细语，但显然与病人的关系略远些。病床的一侧站着一群医生：弗·姆·明茨[2]、波·索·魏斯布罗德[3]、弗·亚·奥布赫[4]、尼·亚·谢马什柯[5]——全是熟人。明茨和奥布赫迎着我走过来把我悄悄领到一旁，低声简单地讲了一下所发生的事情和受伤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一颗子弹打伤了左肩，另一颗子弹穿过左肺上部、自左往右穿颈而过，陷在左胸锁骨的关节附近。他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后，由汽车送回家，自己走上三楼，就在这里倒在穿堂的椅子上。在负伤以后的这几个小时内，病情恶化，脉搏减弱，呼吸轻微，身体不断虚弱下去。他们说完这些以后，就建议对病人进行检查。
列宁本来是个有力、结实、体格强健的人，现在，一眼看去，两唇异常苍白、发组、呼吸极微弱。我握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右手，想按脉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轻轻握了握我的手，显然是问好，并且十分清晰地说道：“不要紧，他们瞎担心。”我对他说：“别作声，您别作声，不要说话。”我开始按脉。我竟找不到脉搏，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即使偶而碰到一下也微弱如丝。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在说什么，我就坚决要求他别说话。他微微一笑，并且含糊地摆摆手。我听了听心脏，心脏右移了很多：声音清晰，但稍弱；我迅速轻轻地叩诊了胸部：整个左胸发出实音。显然是大量溢血流往左胸膜腔，致使心脏向右偏移了那么远。还很容易看出左肩肱骨折断了，折断处大概在上部三分之一和间区交界的地方。这次检查虽然很小心，但无疑还是很痛的，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稍稍皱了皱眉头，一点也没叫喊或发出类似呻吟的声音。
我很快就把检查的结果告诉弗·亚·奥布赫，他站在我旁边，俯身看着病人。弗·亚·奥布赫同意我对当时客观诊察所作的判断，不断低声说道：“对，对。”我们俩人坚持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动，也不要说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回答我们，但微笑着。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商量。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6]和两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不记得是谁了——在走廊里拦住我，低声问道：“怎么样？”我只能回答说：“伤势严重，很严重，但他是一个体格很强壮的人。”
商量时，我因为是一个新来的医生，所以有机会首先发言。我指出，现在摸不到脉搏是因为溢血由左肺上部的穿孔流入胸膜腔，使心脏迅速右移所致。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当然不是骨折了的手臂，而是胸膜积血。必须考虑到子弹的进路是不寻常的，因此也是万幸的：子弹自左往右穿颈而过，简直就在脊椎的前面，即从脊椎和咽喉之间穿过，而没有伤到颈中的大血管。如果这颗子弹向左或向右偏出一厘米，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活不成了。经过几年的战争，我们外科医生有丰富的治伤经验，并且清楚地知道：只要病人能克服休克，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但还有另一种危险，这就是子弹往往会使机体发生感染。我们已经不可能去防止这种危险，我们只能预测，并且为之提心吊胆，因为它可能具有威胁性：我们既担心胸膜腔，又担心颈中的弹道，因为这一弹道，显然，有好几处穿过了颈部的细胞组织，还穿通了咽喉后壁这样的细胞组织。
我所说的这些忧虑和担心和其他医生所说的一样，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拟定了相应的处理办法：绝对静卧，尽全力注意心脏的活动，对手臂暂时不去治疗，只作了简单的包扎，使折骨的碎片不致于在无意中互相摩擦，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弗·亚·奥布赫建议晚上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马莫诺夫来参加下一次会诊。他是个内科大夫，是个妙手回春的名医。我欣然同意，并支持这个建议。我们外科医生需要这样一位医生来更仔细地观察胸膜和肺部的变化。关于是否要从体内取出子弹的问题，大家都毫不犹豫地否定了。
会诊以后，又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康状况的公报。我们不得不对公报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仔细地、周密地斟酌，因为必须向人民和全世界公布不幸的真相，但又必须把这种结果尚难预料的情况说得仍有希望。
公报拟定以后，我们又去看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坐在他近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安静地躺着，我们再次坚持要他别动，别说话。他对这种请求报以微笑，并说：“不要紧，不要紧，感觉还好，一切革命者都可能碰上这种事的。”脉搏仍然摸不到。晚上又进行会诊。就这样每天早晚都要会诊一次，直到病情稳定，也就是前后共会诊了四、五个星期。
过了两昼夜脉搏才恢复，才可以算正常了。过了四天，总的情况已经好转，可以考虑对骨折的手臂进行正常的治疗了。
感染的危险似乎过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壮的体质很快就克服了胸膜大量溢血的现象。渗出液正迅速被吸收，心脏也逐渐回到正常的位置，病人的呼吸越来越轻松。可是我们医生却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只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自己好了一些，只要他的声音大了一些，再想要他安静，要他不动，不说话，要他相信我们所说的危险尚未过去，就完全不可能了：他又想工作，又想知道一切事情。对于我们坚持的要求，总是报以微笑，笑得很和蔼，又很坦率，好象说：“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说的是真话，但是……”正是这个“但是”，我们要感谢那只断臂。那只臂膀当时用牵引法吊着，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必须卧床。接臂经过非常好，过了大约三个星期，接口已经长得很好，无须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困在床上了，因为在垂直姿势下也可以利用牵引的重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医生，其中也包括对我，总是很亲切，很和蔼，虽然他曾不止一次真诚而激动地对我们每天不得不离开其他病人去看他两次表示不满。对于这点，我总是回答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知道您也是病人，从各方面说，您都是重要的病人。”有一次，他因“从各方面”这几个字，相当生气地对我说：“难道由于这些‘各方面’连病情的发展也会不一样？同志们老说这个。”我回答说：“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不注意，真会象医生所说的那样：小毛小病也会变成大问题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笑起来，并说：“辩不过你。”于是，他笑着开始脱衬衫，让我们进行那套枯燥无味的手续：对肺部进行叩诊和听诊。
照我们医生的说法，可以说病情的进展好得惊人：胸膜中的渗出液已全部吸收，肺部也完全舒展了。我不记得当时我们是否提出过血管硬化这类特殊的情况。血管硬化是和年龄成正比的。手臂的接口长得极好，只是梯骨神经系统还微微作痛，这显然是由于一根折骨的碎片碰伤这根神经所致。臂上由假肢工厂做了一个带小夹板的皮制手托，既轻巧，又可拆卸，所以要可拆卸的，为的是便于作按摩。所有的医生都坚持主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乡下去住几个星期。必须离开这里，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即在克里姆林宫里，仍然在工作，而在重伤之后却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他只好去了。9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找我们这些经手治疗的医生复查，即找弗·姆·明茨，尼·尼·马莫诺夫和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气色很好，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肺部和心脏完全正常，臂骨接合得很好，手托可以毫无顾虑地去掉了。他只抱怨一点，说那只病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常常不舒服，有时感到疼痛，这是上面所提到的梯骨神经受伤的结果。这次会诊决定，再没有什么要马莫诺夫医生做的事了，我们外科医生则过一个半或两个星期还要再碰一次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会诊时同我们谈了很久。他详细询问了我们医院的情况，还为我们医院大楼里的取暖已经发生困难而感到不安。他在一张纸上记了几笔。这时候，他因为在自己的房间里连一张小纸条也找不到而笑了好久。他说：“你看，这就叫当主席。”我问他：那两颗子弹是否使他不安？其中，在颈中的那一颗很容易摸到。他作了否定的回答，同时笑着说：“到1920年，对付了威尔逊之后，我就同你们一起把它们取出。”
最后一次会诊结束，我们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辞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小的趣事，这件事很好地说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待人非常客气，非常关心。党中央曾向我提过好几次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治疗的酬金问题。奥布赫也谈过这一点，我曾恳切地请他不要提出钱这个问题来。
我当然把这些谈话转告了明茨和马莫诺夫两位同事；我们都觉得不应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费，因为他恢复了健康，就等于我们自己战胜了病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参加最后一次会诊的只有我和明茨。我们给他作了检查，稍稍谈了一会儿，请他对那只病手再作一段时间的按摩，向他指出，必须保重身体，并注意让住房再暖和一点。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几句话把我们逗笑了，他自己也笑了起来。他说：“你们说要暖和一点，我就让人给我安装一只电炉，他们就装了一只。原来，这是违反法令的；那可怎么办呢？还是只好照医嘱留了下来。”我们正要告辞（我不记得当时还有谁同我们在一起，仿佛还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7]），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了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请等一等。”他邀我们走进卧室，一只手递一个信封给弗·姆·明茨，另一只手递一个信封给我，并且非常不好意思地说道：“这是诊费。我深深地感谢你们，你们为我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我和明茨两人有好几秒钟不知所措，然后就挡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两只手中的信封。我终于摆脱了这种狼狈的窘境，说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看不必这样做，——请您相信，您恢复了健康我们很高兴，我们由衷地高兴。您恢复了健康，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明茨也激动地说了些类似的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微眯起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信封好象扔到了床上，走近我们，挨得紧紧地和我握手，又用手搂住我的肩膀，显然很激动地说：“咱们不提这个……谢谢，再次谢谢你们。”他说得那样真挚，那样诚恳，我们也感到如卸重负了。他送我们到门口，再一次地，不是和我握手，而是搂紧我的肩膀说道：“如果以后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我回到家里后，立即打电话给弗·亚·奥布赫，告诉他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已经卸掉了。我把当时的情景全告诉了他，并说，现在据我看报酬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以后，的确再没有任何人和我谈起报酬这件事。
索尔达坚科夫医院[8]离关卡[9]两俄里。1918年冬和1919年春，饥寒困扰着我们索尔达坚科夫医院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处境艰难窘迫。医院附近有一个彼得罗夫菜园。为了解决全体职工的生活困难，我们非常想得到这个菜园，因为它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可以供应马铃暮。于是，我们开始交涉，也就是说，我们的代表开始无休止地奔走于各个机关之间，但始终没有结果。
最后，我同我们医院和隔壁十月医院的代表一起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一份申请书，由费·亚·格蒂耶医生通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这时候格蒂耶医生正在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洽病，常到列宁家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很快就帮助我们两个医院得到了这个菜园，共同使用，而且以后几年，他一直没忘记这件事。他给我打过电话问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是否还需要别的帮助，还多次派人骑自行车送来这类便条：“罗扎诺夫[10]同志，菜园情况怎样？需要什么？”或者，“罗扎诺夫同志，收成好吗？每人可以分得多少？敬礼。”我们索尔达坚科夫医院的全体人员对他的这种关怀无限感激。我们只是非常惊奇，他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竟然不忘记象我们的菜园这类小事……
1922年4月20日晚，尼·亚·谢马什柯打电话给我，说他请我第二天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因为需要取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的子弹，博尔夏特[11]教授从柏林来会诊了。我非常奇怪，就问：“为什么？”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近开始头痛，曾经请克列姆佩列尔[12]教授（著名的德国教授，内科医生）诊断。克列姆佩列尔提出一个假设，显然这是个十分肯定的假设。他认为这种疼痛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体内的子弹引起的，好象是中了子弹的铅毒。这种见解在我这个见过成千上万伤员的外科医生看来，简直是荒谬的。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同意我的意见。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去会诊。
这次会诊是很有意义的。我顺路去接博尔夏特，同他一起去克里姆林宫。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女医生，姓名我不记得了，她的任务是翻译。我们被直接带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他立刻向我们走来，问好，并对女翻译说，我们不需要翻译：“我们自己会谈妥的。”并邀我们到他的住所去。在这里，他简短而详细地告诉我们头痛的情况和克列姆佩列尔诊断的情况。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克列姆佩列尔建议取出子弹，因为它们引起铅中毒、引起头痛的时候，博尔夏特起先瞪大了眼睛，感到惊讶，并无意中说出unmöglich（不可能）这么一句。但后来，他似乎突然醒悟过来，大概是为了不使他的柏林同行名誉扫地，就谈起这方面的某些新的研究来。
我说得很肯定。我认为头痛绝对不能归咎于这两颗子弹。这不可能，因为子弹周围已经长了一层厚实的结缔组织，任何东西也不可能透过结缔组织而侵入机体内。颈部的那颗子弹，在右胸锁骨关节之上，很易触及，要把它取出来并不是难事，我也不反对把它取出来。但我坚决反对取左肩的那颗子弹，它陷得很深，不容易找到它。它也和头一颗子弹一样，丝毫不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苦恼，而且这次手术会引起完全不必要的疼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这个意见，说：“好吧，我们就取出一颗吧，免得老来纠缠我，免得大家再去想它。”
我们约好第二天到拉扎烈夫[13]院士的研究所去用X光检査子弹的情况。在X光片子上，两颗子弹都可以清晰地看见，它们比我们在受伤后立即拍的那几张X光照片上所看到的略有移动。我们从各个角度拍了片。拍完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彼·彼·拉扎烈夫去参观物理研究所了。可是，没参观成，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彼·彼·拉扎烈夫收藏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区资料的那个房间时，一定要拉扎烈夫详细地给他介绍这些资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很专心，许多地方反复询问。显然，他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临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彼·彼·拉扎烈夫以后继续告诉他这件工作的进展情况。关于手术的问题，大家约定在第二天，即4月23日在我那里施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在十二点钟到达。我建议博尔夏特十一点钟到我们医院来。我想在动手术以前让他看看我们外科的各个部门。但是，博尔夏特教授要求十点半钟来。我当然不反对，我以为他想详细地参观我们医院。
博尔夏特来了，并且带来一只又大又重、装满各种器械的箱子。这使我和我的全体助手都很惊讶。动手术所需要的器械是最最普通的：几付止血钳、镊子、探针、剪子和手术刀——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他却拉来了一大堆。我要他放心，告诉他，我们这里一切都有，一切都准备好了，连普鲁卡因都准备好了；手套也有。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过一个半小时才来，我建议他参观一下外科大楼。他显然很激动，说他打算开始准备手术。接着，博尔夏特又说，要我来主刀，他作助手。我回答说：手术应该由他来做，我很乐意给他做助手。博尔夏特把这个建议又重复了好几遍，说他在动手术时会帮助我的。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我想是出于礼貌。至于手术本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换药的时候曾对我和奥奇金[14]医生说到过，他说：“我原以为整个手术要快得多。要是我，我就会用力压住，然后切开，子弹就会掉出来了；要不，刚才作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故弄玄虚。”我们不由得大笑起来，几乎同意他的看法。
十二点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同他一起来的有别连基同志，还有警卫人员。尼·亚·谢马什柯也来了。进手术室的当然只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他问我：“谁来主刀？”我回答说：“当然是德国人，要不，他来干什么？”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同意这个看法。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镇定，在动手术的时候只稍稍皱了皱眉头。我本来以为这种手术不必住院，在手术以后，过半个小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可以回家了。可是，博尔夏特坚决反对，他要求病人住院，哪怕只住一昼夜也好。我当然不反对，因为住院观察总要安静得多。可是，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的病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呢？病房已经住满了。住的是什么人呢？我了解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但却完全想象不出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同主治医师索柯洛夫商量以后，决定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安置到女病区四十四号病房里去。这是个单间病房，是隔离室，住在那里的病人很容易转到普通病房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初很反对，他不愿“因这点小事”住院。我们不得不劝他，不得不指出在用了可卡因以后，可能会出现恶心、甚至呕吐等现象，还可能头痛。假若住院，我们观察起来要方便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久都不同意我们的劝说，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大概是我的一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甚至在女病区为您准备好了一间病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笑起来，说：“好吧，听你们的。”这才住下了。
这次意外的住院，主要倒不是给我们医院工作人员带来多少麻烦，而是给警卫人员带来麻烦，也引起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担心，他们先打电话给我，随后又来到医院。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担心，不知道我们能否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相应的饮食。我安慰她，说我们会从各方面照料他，会给他吃、给他喝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所有住院的病人一样办一切手续，由主治医师索柯洛夫填写了病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遵守医院的一切规章制度，很亲切地接待了索柯洛夫医师，回答了他的一切问题，让他听诊、叩诊。这里仅列出病历上写的最后几行：“神经系统方面有一般的神经过敏，有时睡眠不好，头痛。专家们诊断为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衰弱。”
晚上七点钟左右，我儿子把脚割破了，伤得很厉害。我不得不带他到外科大楼去缝合和包扎。我顺便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告诉他出了这件事。后来，在我儿子的伤口长好之前，他每天都要问我儿子的脚怎么样了。这种对别人的关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性格上的特点之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我感觉良好。我问他需要什么，他就指着站在门口的别连基同志说：“请您告诉他，让他们不要太着急，也不要使其他病人觉得不方便。”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当我又到大楼去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睡了。
第二天早晨，博尔夏特来了，换了药。十二点多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回家了。博尔夏特和我一起又给他换过一次绷带以后，就回国了。以后，伤口就由我和我的助手阿·德·奥奇金医生治疗。经常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我的手术医助克·姆·格列什涅娃。我们用栓棉法治疗伤口，大约治了两个半星期。伤口愈合得很平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为这个伤口，先在克里姆林宫住了几天，以后，就从哥尔克来换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次都抱怨说换绷带要耗费我们很多时间，总是想到医院去换药。我们不得不让他相信：我们已决心这样做了，而且在这里给他换药比在医院里要安心得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我们喝过好几次茶，他殷勤地款待我们，和我们谈论各方面的事情。伤口已经长好了，结了一个小疤，我们决定隔一、二天需要再检查一次，才能彻底取掉绷带。
过了两天，大约三点钟，我正在医院开会，有人叫我出来接电话。打电话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问：“您在干什么？”“我在开会，开完会就回家。”“快完了吗?”“过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完。”“好，大约过二十分钟我到你那里来。”我正想表示不同意，他已经放下了听筒。
的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过了二十分钟就来了，他直接到办公室来找我。我正想开口对他说，何必劳他的驾，我可以到他那里去嘛。“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我现在真是无所事事，而你们都在工作；这一点就用不着说了。”我给他把珂珞酊绷带取下，而且说可以不用绷带了。“嗯，这就好了。要不这个玩意儿把我烦死了。”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他应该怎样感谢我的医助，此外，奥奇金医生是否缺少什么。我说，我的医助现在很苦恼，因为她有一个养女，刚刚患过一种小儿传染病，若能让他们到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去休养一下，就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件事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并说他要把这件事告诉谢马什柯。关于奥奇金医生，我什么也说不出，只说了他的妻子正在生病。然后我就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的自我感觉怎么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一般说来没什么，只是常常头痛，有时睡眠不好，情绪不佳。我开始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必须好好休息，暂时丢开一切事情，干脆过一个时期无牵无挂的生活。可是他回答说：“罗扎诺夫同志，您自己倒应该休息，您的脸色也很憔悴。您出国一趟吧，我给您安排。”我谢谢他，但是我说到德国去是休息不了的，因为我又会不由自主地到门诊部、医院去。如果要休息，除非到里加海滨去噢，那您就去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果然给了我去里加休息的机会，我的医助也到克里米亚去了一趟。）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道了谢，又再次劝他休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情地感谢我为他治疗，并说，他“毕竟”想着自己的身体，并且尽量设法休息，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对这件事特别关心。他又说，现在使他担心的倒不是他自己的身体，而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健康。看来，她现在不大听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格蒂耶医生）的话，并让我转告格蒂耶，要他对她更强硬一点，否则，她总是说“她感觉很好。”我就回答说：“象您一样。”他大笑起来，握手时他说了一句：“工作，需要工作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分手时完全恢复了健康，之后就到哥尔克去了。大约过了三个星期，即1922年3月25日上午十时左右，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打电话给我，声音非常惊慌，她要我赶快到她那里去，说：“沃洛佳不知道为什么情况很不好，腹痛、呕吐。”汽车很快就来了。我们顺路去克里姆林宫，从药房取了注射用的和一切必须的东西（注射用品及各种药品）以后，就分乘两辆汽车前往哥尔克。去的人有尼·亚·谢马什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兄弟德米特里·伊里奇[15]、列·格·列文[16]医生、别连基同志，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住在一幢小楼的楼上，那幢大楼还在装修。费·亚·格蒂耶已经从希姆卡来了，他比我们先到，已经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检査。根据日常接近他的人的说法，起初可以认为这只是胃病，大家认为这和前一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吃的鱼有关系，因为那盘鱼似乎不大新鲜。可是，其他的人都吃了鱼，谁也没出什么事。昨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不好，在花园里坐了很久，还散了步。费·亚·格蒂耶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不再呕吐了，现在头痛。糟糕的是右肢有轻度瘫痪[17]的现象，有些口齿不清。当时我们拟定了治疗方案，主要是保持安静，还决定请一个神经病理学医生来会诊。我记得请的大概是弗·弗·克拉麦尔[18]教授。这天第一次出现了重病的可怕症状，死神的魔爪也第一次明显地威胁他。这一切大家当然都明白，亲友们感觉到了，而我们医生是意识到了。作出确切的诊断，局部的诊断，确定疾病的性质和原因是一回事，立刻看出问题是严重的、未必能遏止的，又是一回事。这种情形对医生来说，永远是沉重的。我不是神经病理学家，但有丰富的脑外科经验。我不由想到用某种外科手术来治疗，这在治疗某些脑科疾病时常常是最正确的方法。可是不管我作了什么判断，这里却没有外科医生插嘴的余地。病可能拖延几天，几星期，几年，但前途并不乐观。当然，这可能是某种遗传病或不知不觉传染上的病，但这种说法并不可靠。
1923年3月10日晚上，弗·亚·奥布赫打电话给我，说请我参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的值班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得很不舒服；第二天斯大林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这件事，说他和他的同志们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很好，所以，请我尽可能抽出点时间来参加值班。
11日我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他的病情很严重：体温很高，右肢完全瘫痪，失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意识模糊，但他还认识我，不仅用他那只好手和我握了好几次手，而且还抚摸我的手。看来，我来到这里，他是满意的。对这位重病人长期而困难的护理工作开始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说话，这增加了护理上的困难。他的全部语言只有几个词汇。有时他突然说出：“劳合—乔治[19]”、“代表会议”、“不可能”及其它几个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力求用这些自己常用的词，加上手势和语调来表达这种或那种意思。他有时很激动、很执拗地打手势，但大家并非每次都能了解他的意思。这不仅使他感到很悲伤，而且有时，特别是在头三、四个月，甚至使他发脾气，那时，他就会逼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离开他。在这种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情绪当然很低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以及我们大家也都感到无限沉重。内室以外的一切照料都落到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肩上，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觉。除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值班医生和护理人员（彼得·彼得罗维奇·波卡尔恩也应算作护理人员）之外，任何人也不许来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诊大概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苦恼。每次会诊以后，他的情绪总是很不好，特别是外国医生会诊时，更是如此。外国医生中只有费尔斯特[20]曾被他亲切地接见过。应当说句公道话，费尔斯特本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倒确是诚心诚意的。可是从秋天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连费尔斯特也不再接见了，甚至偶然看到他，也大发脾气。这样，费尔斯特教授就不得不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周围的人提供的情况来参加治疗。
新鲜的空气、护理、良好的营养发生了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渐渐恢复健康、发胖，可以学说话了。我们常常散步，有可能就到花园、公园去。他的意识清楚，对于笑话也报之以微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找蘑菇兴趣很大，常常笑我不会找，当我错过近旁的蘑菇，而他却在远处看见这些蘑菇时，他就戏弄我。
情况进展良好。学话有了一定的效果，右脚有劲了，可以带上固定脚掌的轻便装置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自己已经强健，就越发不好意思要看护人员护理了。他把别人的护理减少到最低限度。他坚决要同大家一起进午餐和晚餐，有时反对吃营养伙食，总是不肯吃药，愿意吃的药只有奎宁；当我们对他说，他能毫不在乎地吃这样苦的药，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时，他总是大笑起来。
我再说一遍，情况进展得很好。我就在8月份很放心地去休假了。8月中旬，我接到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封信，也很令人安心。她写道：已经不需要医生值班了。现在他正加紧练习说话，因而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得不有所限制，让他少练一些。到9月，女护士的护理也停止了，因为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她们简直感到拘束了。
练习说话以及后来练习书写的事完全落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身上。她以极大的耐心，怀着无限的热爱，全力以赴地做这件事。这种授课总是避开别人单独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注意专门请来帮助练习说话、写字的医生；他后来简直大发脾气，干脆不许他们到身边来。因此，他们只能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专门指示来指导这门课程。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好，这使我不由得要违反所有医学上的逻辑而产生一种庸人的想法：也许一切都会正常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不能担负全面工作，但总会成为一个能工作的人吧。
我休假回来后，曾几次拜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曾同恩·恩·普里戈罗夫医生和一个制鞋的矫形外科医生一起去，好给他做矫形鞋，先做普通的，后做冬季穿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亲切地接待我们，乐意让我们给他试鞋，同我一起学走路。他已经几乎不要人扶，拿着手杖就能走了。他同我们一起进晚餐的时候还招待我们，陪了我们很长时间，并用自己不多的词汇参加谈话。我们终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学会理解他讲的那些话了。
突然，他逝世了。不管人们怎么预料，总是感到意外。进行了沉痛的、甚至对于医生来说都是沉痛的剖验。我们发现：血管极度硬化，并且只是硬化。使人惊奇的不是他能使用有这样硬化病变的大脑来思维，而是他能使用这样的大脑活这么久。
载于《列宁。回忆录》第3卷前言作者和编者尼·列·美舍利亚科夫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21—136页
[1] 回忆录写于1924年。——编者注
[2]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明茨（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нц，1872年9月16日——1945年2月？日（或1944年11月12日）），拉脱维亚医学家。1918年列宁遇刺时曾为其进行救治。1920年获准回国。1923—1924年任阿比西尼亚女王及王储的专职医师。拉脱维亚并入苏联后，继续在拉脱维亚国立大学工作。1941年里加沦陷后在贫民窟继续行医。1943年因拒绝为德国军官诊治而被捕。1944年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在那里遇害。
[3] 鲍里斯·所罗门诺维奇·魏斯布罗德（Борис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Вейсброд，1874年10月22日——1942年8月6日），苏联医学家。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流亡国外。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回国在医院工作。1918年列宁遇刺后，参与诊治。此后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工作。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2年在鄂木斯克逝世。
[4]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бух，1870年3月25日——1934年6月14日），苏联医学家。1892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二月革命后在赤卫队工作，参加了十月革命的活动。1919—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任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教授。1931年退休。
[5]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6]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7]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8] 现在的谢·彼·波特金医院。——编者注
[9] 关卡在现在的白俄罗斯车站附近。——编者注
[10]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扎诺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занов，1872年10月3日——1934年10月16日），苏联外科医生。1922年曾为列宁做手术，取出列宁体内的子弹。1925年曾为伏龙芝做胃溃疡手术，因伏龙芝在手术后逝世而不再进行临床手术。1929—1934年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外科主任。1931—1934年任中央高级医学研究所外科系主任。1932年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33年获列宁勋章。
[11] 列奥·博尔夏特（Leo Borchardt，1879年8月28日——1960年6月2日），德国内科医生、生理学家、药理学家。
[12] 费利克斯·克列姆佩列尔（Felix Klemperer，1886年10月9日——1932年4月2日），德国内科医生，1922年曾为列宁诊病。
[13] 彼得·彼得洛维奇·拉扎烈夫（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Лазарев，1878年3月31日——1942年4月23日），苏联物理学家。1907年开始在莫斯科大学工作。1916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工作。1917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内战期间为红军伤兵安装X光室。1919—193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会物理与生物研究所所长。1931年被解职并被短暂监禁，获释后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32年回到莫斯科。1934年起在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工作。1940—1942年任莫斯科博物协会副主席。1942年在阿拉木图逝世。
[14]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奥奇金（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Очкин，1886—1952），苏联外科医生。
[15]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宁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图拉，后又流放到波多尔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报》记者。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一战期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年任克里米亚地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年在高尔基城逝世。
[16] 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列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евин，1870年？月？日——1938年3月15日），苏联医学家。内战期间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20年起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7] 非完全性瘫痪，功能减弱。——编者注
[18]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克拉麦尔（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амер，1876年2月21日——1935年4月24日），苏联神经病理学家。
[19] 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20] 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 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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