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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回忆弗·伊·列宁。1917—1924年》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列宁病后将第一次参加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全体同志一致决定，会议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还要办得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觉不出是我们故意缩减了议事日程。人民委员会这次会议[1]开始的时间由晚上八时改为六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分钟也不差，准时到达。他象以往一样匆匆忙忙，但现在却略显蹒跚地向自己的主席位子走去。所有的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和其他该来开会的同志都已到齐，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大厅里的人们显得有些忐忑不安，都屏住呼吸，崇敬地看着这个不久以前还面临死亡的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轻轻地用虚弱无力的声音宣读了议事日程。
李可夫[2]第一个要求发言。他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求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他的报告；改在两次会议之后，等全部资料和所需的数字都收集齐以后，再行报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备地摇了摇头，只好提付表决。
人民委员会很乐意地同意推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第二个问题的报告人没来。最后开始审议第三个问题，审议的过程没超过十分钟。然后又听了个别人的发言，议事日程上规定的内容就巧妙地全部讨论完了。结果，仅经过二十五分钟，这次历史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病痊愈后第一次主持的会议就结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同志们包围起来。他象往常一样认真而和蔼地和大家谈了一会，就慢慢地走回去了。
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他也就越来越加紧地工作。一星期之后，人民委员会就照常工作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在主席台旁走来走去，一面轻轻地活动着手臂，用左手从背后去够右肩胛骨。自从手上的绷带完全解掉以后，他总是按时认真地做这样的动作。……
※ ※ ※
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对他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十点钟左右他来到了办公室，立刻就开始看报。还没过半个小时，他叫我的铃声就惶惶地响了起来，而且一连响了好几次。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就飞快地向他的办公室跑去。
进去一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脸色刷白，激动地对我看看，责备我说：
“这算什么？您怎么能允许这样做？……您看报上写了些什么？……都不好意思去读。是写我的。说我这样，那样，把什么事都夸大了，把我叫作天才，说我是个特殊的人。喏，这里还有篇莫名其妙的东西……集体希望、要求、祝愿我健康……哼，弄不好还会为我的健康去祈祷呢……真可怕！……那末，怎么会这样的呢？我们一生都为在思想战线上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崇拜个别人而斗争，关于英雄的问题也早就作出了决定。可是这里突然又出现了个人崇拜！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我是和大家一样的人……已经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病了，还要什么！……老百姓还得不到这样的关怀，这样的护理和治疗，我们还没来得及把一切都给他们办好……现在却把我这样突出出来……这是很可怕的。”
他激动地说了一大段话，我无法插嘴，又怕这样激动会对他的身体非常不利。他一停，我立刻就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正是因为人民群众对他无限爱戴……办公厅和我个人收到了无数的电话、来信和电报，接待着各工厂、各人民团体数不清的代表团，因为大家都想知道他的健康状况。这是全国工人、农民、红军和海军战士的共同心愿。海军战士还决定从战舰上派人作他的随身警卫。——这一切在报纸上、在工厂工人的文章里、来信和决议中都如实地，就象照相底片一样，反映了出来。
“这是非常感动人的……我不知道我使大家这样担心，这样不安……但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制止又不要影响大家的情绪。不需要这样做嘛，这是有害的……这和我们对个人的看法和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嗯，您把奥里明斯基[3]和勒柏辛斯基[4]请来，您自己也来。我想请你们三个人一起，马上到大大小小各家报刊杂志的编辑部去一趟，把我对你们说的话告诉他们，就是说，请他们从明天起巧妙地停止上面这种做法，用更需要、更有意义的材料来充实版面……请您快一点去办。”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埋头看报了。
我立刻就去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吩咐。我要了一辆小汽车，因为我知道马上就要出去跑了。
十分钟以后，奥里明斯基和勒柏辛斯基都到了我们办公厅。我扼要地向他们介绍了情况，着重请他们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非常在意，非常不安，这对他的身体是很不好的。
我们商定好理所当然地全部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而且立即照办。
我去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两个同志来了。
“让他们到这儿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迫不及待地说。他们一进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站了起来，愉快地和他这两位早年的挚友招呼致意。
“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的，请你们快点去一趟，立即把这种不象话的事制止住……哼，封我做英雄，称我为天才，真莫名其妙！”
奥里明斯基一向是个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的人。他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主观上对所发生的事是感到高兴的……
“为什么？”
“由于这件事，我可以看出您身体健康、朝气勃勃、肝火兴旺。但客观上，这事的确是极不合适的……报纸号召集体造神……就象高尔基在《忏悔》中所写的一样。”
我们知道伊里奇不赞成阿·马·高尔基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倒退……
“季洪大主教”勒柏辛斯基开玩笑说，“搞不好还会把您当作圣徒哩，要知道圣徒也是有利可图的。我真想重操日内瓦的旧业，把这一切都画出来……”
“这就对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快活得叫了起来……“潘特莱芒·尼古拉耶维奇，让我们高兴高兴吧……象过去那样画一张出色的漫画，就用‘英雄’与群氓作主题，并且也把以米哈伊洛夫斯基[5]为首的民粹主义分子挂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兴起来了，他哈哈大笑，不过立刻就催促说：“去吧，去吧！…… 别开玩笑了，问题还是严重的，应该立即制止这种个人崇拜……”
于是我们从《真理报》和《消息报》开始，跑了所有的编辑部，告诉他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赞成这样做，他很生气。建议各编辑部立即“刹车”。要他们马上给所有的人写回信，就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体健康，正在人民委员会工作。还要在报纸上出几则关于这个情况的简讯。
我们跑了几个小时，然后回到了人民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在自己家里。他立刻接见了我们，认真听取了关于各编辑部所作决定的汇报。
“你们总要过问过问报纸嘛，给他们作些必要的指示，特别是给工厂的报纸……”
第二天各报都换成了另一个调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没提过这个问题……
载于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三卷集第3卷《回忆弗·伊·列宁》1917—1924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版第295—298页
[1] 弗·伊·列宁受伤痊愈后主持的第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是1918年9月17日召开的。——编者注
[2]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3]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申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5]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年11月15日——1904年1月28日），俄国社会学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早年支持民意党，积极参加民粹派活动。后期鼓吹“英雄”和“群氓”理论，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曾严厉批判其错误观点，又肯定其对解放运动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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