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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青团的摇篮旁
叶·莫·格尔
俄国第一批青年工人的群众性组织产生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对刚产生的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从一开始起就予以密切的注意，帮助青年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把自己的组织建设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的革命组织。
1917年5—6月，《真理报》刊登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和其他党的活动家论青年团任务的一系列文章，刊登了青年团的章程草案。党派出自己最著名的代表对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组织。列宁曾多次指出，重要的是要使青年工人在自己的组织里学会把自己看作是负有改造世界使命的伟大的革命阶级的一部分，并能在实践中参加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斗争。
1917年8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对工人青年团组织在政治上明确形成和团的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给党和工人阶级指出方向，要准备并进行武装起义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一个专门的决议里强调指出青年工人参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作用，明确规定了青年团的性质、方向及其任务。
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各级工人青年团组织都整个组织、整个组织地加入赤卫队。青年工人在最危险的地方奋不顾身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表现了惊人的英雄气概、忘我精神和青年人的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青年团在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机构、对生产实行监督、贯彻列宁的土地法令、宣传和贯彻十月革命思想以及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等方面，都是共产党的积极、可靠的助手。
国内战争初期，无产阶级青年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然而，已经迫切需要把全国各种青年团组织联合起来。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乌拉尔工人各青年团组织在1918年7月选出了组织局，准备召开全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代表大会。
1918年10月29日傍晚举行了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在庄严肃静中响起了 “全俄工人、农民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的声音，这时代表们和无数来宾是何等的兴高采烈啊！
开始选举主席团了。有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他以激动的声音喊道：“我提议选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回答他的是暴风雨般的掌声，向领袖致敬的欢呼声和雄壮的《国际歌》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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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忙于领导苏维埃国家的大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能出席这次大会。但他非常关心大会的工作。应弗·伊·列宁的邀请，大会主席团代表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来到克里姆林宫向列宁汇报大会的工作，并听取敬爱领袖的建议和指示。笔者有幸是该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们去克里姆林宫的那天是11月的一个阴天。代表住所总务部门的所有储粮已全部吃完，代表们没有发到定量的黑面包干，而这种定量在平时就是不够吃的。我们“咕嘟咕嘟”地喝了一些热开水，就上了路。应该承认：尽管我们满怀着真诚的、高尚的感情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与弗·伊·列宁的见面，但我们仍然没有忘记非常想吃东西。我们未能克服人类的弱点，对我们的衣服口袋进行了一次财政检查，把大家所有的钱都加在一起，在卢比扬卡一角（现为捷尔任斯基[2]广场）向一个女小贩买下了几乎整整一个大面包。
我们一面珍惜地吃着面包，一面走着，热烈地讨论必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的事情。我们决定，由一个人来代表代表团进行汇报，否则就会把一些主要的东西漏掉。
我们只顾讲话，不知不觉已经来到克里姆林宫。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接待室。但是列宁正忙着。领袖的时间是严格计划好的，我们迟到了，他就去接待其他人了。需要等着。福齐也娃[3]同志（她是列宁的秘书）批评我们迟到，使我们感到很惭愧。我们走到房间一角，聚在一起，轻轻地向我们的“全权代表”最后再嘱咐几句。
突然，办公室门开了。列宁一面送客出来，一面微笑着向我们这边看了一眼，说：“啊，年青人来了，”于是就请我们进去。他亲切地、和蔼地同我们每个人问了好，并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桌子周围。
现在，我们与列宁在一起了。我们面前是一个外表平凡而朴实的人，并且那么和蔼可亲。同时，他又是一个伟人——革命的领袖，苏维埃国家的首脑，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导师。这时，应该承认，我们大家都不知如何才好，把我们想对他说的所有的美好祝愿的话语都忘了。我们的胸中充满了喜悦，而我们的感情却无法表达出来。我们的“全权代表”胆怯地扯了扯上衣，结结巴巴地、声音发抖地说了句：“亲爱的、敬爱的列宁同志！……”就停了下来。由于感觉到我们锐利的目光，他咳了几声，重又开始说：“亲爱的、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绝望地完全说不下去了。
列宁理解我们的心情。他又开玩笑，又提问题，帮助我们镇静下来，不知不觉地就把我们吸引到无拘无束的、活跃的谈话中来了。我们谈到了已成立的全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目的和任务，谈到了劳动青年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为在我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作用。列宁很关心，是否各省都有代表出席大会，青年农民的代表多不多，已成立的各种青年团的具体活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是否了解外国无产阶级青年的组织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当列宁问到，大会代表中姑娘们多不多时，萨沙·别兹缅斯基一跳而起，报告说：“是，有九只……”
大家都笑了起来，列宁笑得最响，最有感染力。当大家静下来后，我纠正别兹缅斯基说：“不是九只，而是九人……”列宁温和地笑了笑，严肃地说：“妇女是一些多么了不起的人啊！我们越是广泛地吸收女工和农村妇女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新制度的胜利就越快，越可靠。”列宁建议我们专门考虑一下吸收劳动青年妇女参加青年团的问题。
谈话已近尾声。我们的“全权代表”突然活跃起来，郑重其事地想发言了。但列宁打断了他，问乌拉尔工人索尔文，青年工人有没有学习射击和进行一般的军事训练。“全权代表”等了一会，又开始说：“青年团采用了共产主义的名称……我们……”
列宁用审视的目光看了我们一眼，说：“同志们，问题不在于名称。问题的实质在于，”他强调说，“要使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不辜负这一称号。你们看到，现在的斗争是多么残酷，要承受多少痛苦，流出多少血汗。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劳动人民的不单有俄国的白卫军和世界的资产阶级。饥饿和经济崩溃也在折磨我们。文盲，没有文化是过去留下来的沉重的遗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都应该消灭掉。只有巩固苏维埃政权，只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有你们的未来。”列宁结束道，“共产主义青年的任务就是要站在建设新生活的斗争的前列。”在与我们告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了我们几期《青年国际》杂志，并建议我们尽快与“青年国际”这一组织进行联系。列宁想起了什么，突然问我们：“你们的经费情况如何？”我们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目前没有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下来，给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写了一张便条，建议给即将成立的共青团中央一万卢布开展工作。
福齐也娃同志走了进来，对弗·伊·列宁低声讲了几句话，列宁肯定地点了点头，说：“请告诉他，过五分钟我就接待他……”我们明白了，该走了，于是就站起来。列宁也站了起来，仔细地打量我们，眼梢微露笑容，开门见山地但又诚恳地问道：“孩子们，想吃东西吗？”我们齐声答道：“不想！”但是，我们的脸上表示的却是另一回事。列宁又写了一张便条给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为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十一（拾壹）位委员供应午餐。”
列宁这种亲切、诚恳、令人感动的对人的关怀，使我们如此激动，简直难以形容。我们兴奋而又愉快地离开了列宁，通过代表大会去向全国的工农青年转达列宁的纲领性赠言——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去进行忘我的劳动，去建立功勋。
1919年共青团已成为全体工农青年的有代表性的领导组织。党和列宁把对无产阶级下一代进行思想教育这一工作委托给这个组织，并吸收它们参与国家解决青年在劳动和教育方面的困难。
1919年3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一个专门的决议《关于对青年的工作》中，强调了共青团作为党的后备军的意义。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对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给以最积极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们知道，列宁担负着不是常人所能承担的工作，但他仍经常抽出时间深切地注意共青团生活中具体的需求，他出主意，帮助提出解决一些问题的方法。
1919年4月，举行了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在共青团和共产主义学生之间没有进行充分的联系。许多地方的共青团组织对建立一个新的劳动学校的问题都没有进行研究，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帮助纠正了这种状况。他在共产主义学生代表大会上致贺词时，指出了共产主义青年本身参加建设一个新的、苏维埃学校的重大意义。代表大会以后，共产主义学生就有组织地参加了共青团。
1919年10月是国内战争中一个最紧要的时刻。邓尼金的白卫军从南向莫斯科逼近，尤登尼奇[4]匪帮从北急速奔向彼得格勒。敌人的毒手企图抓住革命的心脏，使它停止跳动。在国内战争艰苦、严酷的岁月中，1919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提出建议，宣布动员全体共青团员奔赴前线。党中央委员会对此作了修正，建议在接近前线的地区动员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一百的共青团员，而在其他地区动员百分之三十。列宁给大家发来了书面贺词，他祝青年们在工作中和在新生活的建设中取得成就，表达了对胜利的坚强信心。不仅在前线，而且在后方，在工厂，在农村都很需要青年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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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是共青团生活中难忘的，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举行了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小德米特罗夫卡街六号的大厅（现为列宁共青团剧院）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厅里是全国无产阶级青年优秀分子的代表——英勇的战士，忘我的建设者，新生活的创造者，有理想的人和建立功勋的英雄们。代表的年龄在十七—二十岁之间。在调查表的“文化程度”一栏里，多数都是简短地写着：“小学”，但也有这样的回答：“有阅读能力”，“没上过学”，“识字”。
我们在等待列宁，大家唱着，争论着问题……突然，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怎的突然出现在台上，戴着便帽，穿着秋大衣，我们甚至一下子没认出他来。列宁！他微笑着站在那里，非常近，就在你旁边。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幸福。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好几分钟都没停息。但列宁指指表，要我们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于是渐渐地安静下来了。
列宁走到台边，仔细地看着一张张聚精会神的面孔，声音不高地说：
“今天我想谈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一般青年组织应当是怎样一种组织的问题。”
更静了，而列宁就好象同我们，同全国的青年谈心一样，继续说：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要学习。”
老实说一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马上就理解了列宁讲话的深刻含意……许多代表直接来自前线，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农村。我们大家一起同敌人搏斗，一起工作，宣传，每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忘我地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感情投入到新世界的建设中去。我们的任务似乎就是这些。而突然——要学习！
列宁已经看出我们感到惊奇。他有时又回到他所说的问题上，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和劳动人民斗争中的例子强调说明深刻的理论问题。列宁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只有依靠科学，依靠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只有工人、农民才能建设这个社会，”他说，“老一辈人夺取了苏维埃政权。这些条件是建设共产主义并取得胜利的保证。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并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则是现在是十五—二十岁之间的年青一代。”
列宁所说的“学习共产主义”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和脑海里；要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学习数学和化学，学习历史和建筑技术，在工作中把这些知识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运用到农业上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做一个劳动者——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贡献一切力量。
我们听着列宁讲话，共产主义则从幻想，从遥远渺茫的未来变成了能感觉到的、活生生的、我们能够建设、能够创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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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已经过了许多年，而列宁，一个把自己的全部天才贡献给人民的最伟大的人的活生生的形象，却仍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当你反复阅读列宁的著作时，你不仅能得到新的力量和知识，而且对他充满了最深的感激之情，感谢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34—440页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 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福齐也娃（Ли́д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Фо́тиева，1881年10月6日——1975年8月2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彼尔姆。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起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905年回国。二月革命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维堡区委员会工作，并担任《真理报》编辑部雇员。1918—1924年期间担任列宁的私人秘书，期间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秘书、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1938年起在中央列宁博物馆工作。1941—1945年期间在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工作。1956年退休。
[4]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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