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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粮食政策
亚·德·瞿鲁巴
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天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密切注意全国的，特别是各共和国首都和其他无产阶级中心地区的粮食情况。还在1917年11月同我见面的时候，早在任命我为人民委员以前，他就提过一个问题，要发放给工人全部粮食定量，而对居民中的其他阶级，尤其是非劳动人民，要减少定量，必要的时候减到零。列宁首先想到的是阶级的粮食定量。
我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粮食问题第二次进行长时间交谈已经是在1918年1月任命我为人民委员[1]以后的事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对未来的粮食政策的性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意见。但就在那时，他已经在不断地考虑对粮食实行垄断的问题，这是在当时条件下正确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1918年1月在粮食和交通非常委员会会议上转交给我一份列宁亲自写的《关于粮食采购》的法令草案。在这个草案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对粮食实行最严格的垄断的观点。很可惜，我没有保留这份草案的副本，这是一份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特征的文件。
从这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坚定地、毫不犹豫地、始终不渝地实行粮食垄断以及在1918年，1919年和1920年的粮食政策。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正是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定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最初三年中实行的粮食政策。正是由于他的坚定的信心，由于他在政治上，往往还有组织上的领导，才能做到已做到的一切，才能在苏维埃政权最困难的时期，使粮食问题如已解决的那样得到解决。没有列宁积极地、直接地参与解决摆在议事日程上最尖锐、最复杂的粮食问题，全国的供应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也许，劳动人民就经受不住压在他们身上的粮食方面的考验。我们这些粮食工作者，仅仅是把列宁的指示变为实际措施的执行者而已。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事物具有一种独特的观察能力，在特别困难的时刻，以其特有的灵活、精细和洞察力，有时也对已被公认的方针作一些暂时的，局部的让步；但他只有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因饥饿而痛苦不堪的工人陷于绝望的时候，才这么做。这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种让步能缓和国家的粮食紧急局面，而是为了以实例，以事实向心怀疑虑的工人和心怀疑虑的党的工作人员证明，实行任何其他的粮食政策结果都只能使工农国家走向灭亡。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1919年有一天，我与弗·伊·列宁见面时，他慷慨激昂地说，由于粮食工作人员犯了一些错误，反对粮食政策的人和一些动摇分子在粮食战线上打开了缺口，遗憾的是，目前只能采取一些让步，而从整个说来，不改变粮食工作的已定方针的办法来堵住这个缺口。大家都记得，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会就粮食政策问题曾发表过非常激烈的演说，就在这个时候他掌握住了我党没有改变粮食政策，否则——这点后来大家都很清楚——巨大的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其特有的预见能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坚持执行那时的粮食政策，那么他也同样有远见地预见到在1921年由于经济和政治条件已发生变化必须放弃这种政策。我讲的就是新经济政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以前一样坚定不移地在粮食方面推行新经济政策，极为严格地注意着绝不让粮食政策方面的旧倾向表现出来。要使每一机关，每一工作人员，当然，其中包括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的习惯势力不在实际的粮食工作中表现出来。他高度评价粮食工作人员的工作。这些同志吃尽千辛万苦，经过长年累月的斗争才使工作走上轨道，他们无限忠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中成千上万的人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关于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清楚的），列宁怕他们迷失方向，走回头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观察新条件下粮食机关的工作，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极其严格地防止和纠正工作中出现的过去的粮食政策的各种偏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对待粮食工作的，直到全国粮食困难彻底缓和，粮食问题退居为次要问题时为止。
所有现在[2]分散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各地的，在各部门和各个领域内，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党的生活方面工作的粮食工作者都应知道，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制订了粮食政策。他们都应该知道并记住，正是他以自己有力的双肩担负起了这项巨大的工作，正是有了他，粮食工作者的努力，成千上万个党的工作人员和千百万非党工人的努力才取得了成功。
大家都要记住这一点。大家还要记住，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粮食工作中教会我们管理的艺术，建设必要的国家机关，在工作中实事求是的本领。我们现在拥有的最珍贵的组织工作中和实际工作中的经验都是由于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直接领导了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粮食战线上的工作我们才取得的。
载于1924年1月25日《经济生活报》第95号第2版
[1] 亚·德·瞿鲁巴被任命为粮食人民委员是在2月。——编者注
[2] 回忆录写于1924年1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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