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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研究院举行的“列宁与十月革命”回忆晚会上的演说
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
（1927年10月29日）
我没有打算发言，也没有把这方面的材料准备好，因此我所谈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断的回忆。
我不能谈那个时期党的工作，因为我没有参加这一工作。我要谈的是比这早一些的时期。我最后一次在巴黎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11年。那是反动年代，当时《真理报》还没有开始岀版，是万马齐喑的反动年代啊。我记得，在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显得有点忧郁，他说，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亲眼看到别的什么局面。过不久我就走了。
革命竟如此迅速、如此神奇地来到了。在革命后不久，我开始在《真理报》担任秘书职务。我们急切地等待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到来，当我们知道他已经在路上的时候，还有点儿不敢相信他能公开地到来，但我们怀着十分急切的心情等待着他。我到芬兰车站去接他。在这个时刻，我得到的印象是场面宏伟壮观，群情激昂高涨。这是黄昏时分。在芬兰车站上，我见到无数的人，无数的工人。他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坐的火车旁夹道列队，满怀喜悦地来欢迎他。我至今还记得工人们那亲切、兴奋的面容。我们一起来到车站上，你们都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发表了演说。他演说的内容我现在已说不上来了，我只记得，他的演说使得人们的情绪都大大高涨起来。
后来他登上芬兰车站广场上的一辆装甲车发表了演说。那里燃起了鲜红的火炬，气氛分外庄严，群情无比高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知道为什么又有点儿忧心忡忡：这真的是他能这样自由地发表演说呢，或者，这仅仅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宽街我们的寓所里，许许多多同志都到那里去看望他，进行了许许多多次谈话，但我仍然只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的谈话了。我记得，许多同志不完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使战争失败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怎么可能使战争结束呢。但是经过这些谈话之后他们很快就相信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的谈话特别有说服力。
日子过得紧张繁忙，热火朝天。我和他每天都在《真理报》社工作。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他还去出席各种会议。
与此同时，我还记得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他的性格。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同我的养子[1]——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闹着玩。这孩子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亲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孩子，善于跟孩子们相处。就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围绕着餐桌追起这个孩子来。孩子动作灵活，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老是捉不住他。于是他隔着桌子伸出一只手来，想要捉住孩子；不料用力过猛，把桌子撞倒了，玻璃水瓶掉在地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也给倒翻过来，摔破了。我谈到这件事是想说明，除开一本正经地工作之外，他有时还会玩得入迷的。
7月份，事变开始，他离开了我们的住所。有一段时间，他曾想让人把自己抓起来。记得他那时说过，如果他被抓起来，那他很可能会被杀害，然后有人可能会掉几滴鳄鱼的眼泪，说什么当时无法制止啦，但他们还是要尽力加以法办啦，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为他担惊受怕。当他们开始到我们家里来进行搜査时，就更证实了这一点。前后一共进行了八次搜査，而且搜査的情况也跟沙俄时代不一样。门一打开，就冲进来几个枪上插着刺刀的士兵，这些士兵都疲惫不堪，骨瘦如柴，杀气腾腾。他们在走廊上来回奔跑，一心想找到他们要找的人。他们不象过去那样翻寻书籍，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用刺刀捅褥子，捅沙发，翻箱倒柜，仿佛要找的人会躲在里面似的。他们自然也搞不大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据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告诉我，那一次他们抓走了我的丈夫、她和女佣人。事情是这样的：女佣人是个从农村来的人，没有见过世面，她开了门之后就自顾自回转身去，穿过厨房走了，大概是去买面包去的。但来搜査的人那时正在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们认为是女佣人把他藏了起来，现在她又去通风报信，于是就开始搜査整幢房子。这是第二次搜査。第一次搜查时就已发生过这样的事了。那次有个密探断言他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结果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这里，他们就在照片簿里翻寻他的照片。他们找到了一张照片，看着我的丈夫——虽然他跟照片一点也不相象——说：“就是他！”于是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就被抓起来用卡车押走了，后来才把事情完全弄清楚。但第二次他们来搜査时，这个女佣人又愚蠢地走开了，她开了门之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们跟在她后面，在这幢房子的整个院子里搜寻起来，足足搜寻了三个小时光景，因为这幢房子很大，他们把角角落落都走遍了，想要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藏身的地方。他们在我们家里留下两个士兵守候，那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在家，她走到房子跟前，一看情况不妙就离开了。我和妹妹[2]在餐厅里喝茶，也邀请这两个士兵一起喝茶。他们两个满脸凶相。一个士兵说：“假如我看到他，我就亲手把他杀死。”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开始同他们攀谈起来。我们给他们倒茶，吃夹肉面包。玛丽亚·伊里尼奇娜问道：“为什么你们认为他被收买了呢？这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多少年来他一直在做地下工作，他吃过沙皇制度多少苦头啊”。他们听了这番话，态度有些软下来了。一个士兵说：“要不，那就是克伦斯基被收买了”。我妹妹说：“为什么一定是有人被收买了呢？”
后来又来过三批人进行搜查。在这之后，宽街这幢房子里的所有房客都对我们从心底里感到恼火，要求我们离开这个住宅，因为我们是害群之马啊。这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回忆。
再后来，关于十月革命，我也只能一鳞半爪地谈一些情况。我还记得，我们不知怎么地总是非常为他担心，经过这么严密的搜捕之后，他怎么能够回来呢，又怎么样回来呢，难道士兵们的情绪竟转变到这种程度，他可以不怕被逮捕了吗？我见到他时已经在斯莫尔尼宫了。由于保密起见，他隐藏在寓所里，不放旁人进去，所以我只是在斯莫尔尼宫才见到他。我特别清楚地记得10月25日即革命实现的那一天，记得宣读关于土地、停止战争和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宣言的那一次会议。[3]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情绪是那么热烈，那么高涨，不管你信不信，就觉得好象在过着神话中的生活一样。
我还记得，后来，由于克拉斯诺夫[4]的进攻而搞得人心惶惶。当我来到斯莫尔尼宫时，罗兹米罗维奇[5]同志对我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人懂得军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她的丈夫克雷连柯[6]同志了，他那时是我们的陆海军人民委员。“不，”她说,“不是他，我们这里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懂得军事”。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他可从来没有研究过军事啊”。于是我就走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办公室里有许多地图，他身边周围摊满了地图。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脸部表情：他坐在那儿，脸色很苍白，不知怎么地陷入了沉思，深深地陷入了沉思。这使我有点儿为他担心起来，我想：“他可怎么能弄得清楚军事问题呢？”同时，我也为他担心，因为他的神态显得十分疲劳。
如果仅仅限于十月革命这个阶段的话，那末，给我留下的最最鲜明的回忆，这就是他坐着在研究军事地图，还有就是他显得非常疲劳。后来，当他不得不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解决一些琐碎事务时，他也同样地显得非常疲劳。
这就是我现在所能记得起来的关于十月这些日子的简单回忆。
第一次发表，按速记记录刊印
[1] 格·雅·洛兹加乔夫。——编者注
[2] 玛·伊·乌里扬诺娃。——编者注
[3] 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是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举行的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编者注
[4]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5] 叶莲娜·费多罗夫娜·罗兹米罗维奇（Елена Фёдоровна Розмирович，1886年2月26日——1953年8月30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流亡国外。1915年回国后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委员，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22年在工农检查院工作。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3年任通讯人民委员会委员。1935—1939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953年逝世。
[6]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军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1月被捕，7月遇害。1955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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