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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的国务工作方法[1]
莉·亚·福齐也娃
苏维埃国家机器有条不紊的工作和对苏维埃领导干部的培养，对于前线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期起，在担任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整个工作期间，列宁为巩固和完善苏维埃国家机器，改进其实际工作和培养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了顽强的、不懈的斗争。
列宁经常考虑改进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克服苏维埃机构中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方法，并从各个方面对此采取措施，他不断探索进行这一斗争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发动党的、国家的和工会的各个机关和组织来做这件事。同时他还提出教育、组织和文化方面的任务，使苏维埃工作人员能够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违反法制的行为和形式主义的、麻木不仁的工作态度。
这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列宁的工作作风所具有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顽强不屈的意志和不达到目标决不罢休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在顽强地克服困难，反复试验未获预期效果的措施，并不断寻求新方法的过程中，列宁总是鼓励丧失信心的工作人员，向他们指出，不应当因失败而灰心丧气。
弗·伊·列宁的指示及其有关苏维埃机关工作问题的文件，目前仍具有巨大的意义，依然是整顿苏维埃机关和改进具工作的指南。与此同时，这些文件为研究列宁的国务工作作风提供了最丰富的材料，因为它们反映了弗·伊·列宁在这个领域里有计划、有目的的工作。
列宁为严格遵守革命秩序和法制进行了系统、顽强的斗争。他兼用说服和强制的办法教育人们切实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尊重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1919年，司法人民委员部立法提案司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出版了一本题为《请执行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的小册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为它作了校订。小册子号召劳动人民坚决执行苏维埃政权制订的法律。这本小册孑按照列宁的指示分发给全体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总是把它放在自己面前，引用它的内容，并提醒人民委员们予以注意。
为了捍卫革命法制，列宁同贪污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斗争……
如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进苏维埃机关等所有的工作中一样，在反贪污斗争中列宁也重视发挥党员的巨大作用。在1921年10月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列宁阐述党员在反贪污斗争中的作用说：“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管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版了小册子和布告’，那末人民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固然不是你们管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工农检查院管，但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员呀！’”[2]
在1922年3月1日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位部务委员的便条上，列宁写道：“对受贿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国家政治保卫局能够而且应该进行斗争，并经过法庭处以枪决。”[3]
列宁就是这样愤怒地谴责受贿行为，把它称作沙皇制度的可诅咒的遗产。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苏维埃政权的某一个决议或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时，他一定要求惩罚当事人。同时他指出，惩罚也可以不那么严厉，有时候只予以警告就够了，但是必须打破那种认为犯罪可以不受惩罚的普遍信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直接接受任务而未予完成的人固然有错，但因政府决定未被执行而使工作蒙受损失的那个机关的麻木不仁的领导人对此也负有责任。列宁指出这种领导人的错误在于，他不报警，不申诉，不向有关机构提出声明。例如，如果人民委员会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向某一企业的工人紧急供应口粮，而这个企业的领导人不及时反映情况，说明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没有得到执行，那么列宁认为这个领导人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
即使对日常的行政命令列宁也不允许采取马虎草率、敷衍塞责的态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养伤后恢复了工作，医生坚决主张不要让他在有人抽烟的房间里工作。在会议厅里吸烟是绝对禁止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的炉子上，根据他的建议挂着一张大字告示：“禁止吸烟”。然而，到办公室里来的同志不一定都能执行这个要求。有一次，在会议结束之后，办公室里烟雾腾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说：“命令应当取消”。接着又补充说：“如果我们不能使命令得到执行，我们就应当取消它，免得糟蹋了命令。”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现政府的某一决议没有得到执行时，他就指示把当事人禁闭两到三天，同时补充说：“逢假日禁闭，非假日释放，以免工作受到损失……”
列宁获悉由老党员巴达耶夫[4]同志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消费公社没有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于是，在1921年7月23日向政治局提出了如下建议：“提请政治局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1）由于不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命令，给予巴达耶夫及其最密切的两个助手以禁闭一个星期日的处分。
（2）警告他们三人：如果再犯，一定将禁闭一个月并且撵走”[5]……
列宁教育苏维埃工作人员，要他们坚决遵守纪律。他不放过任何一件他了解到的破坏纪律的事例。1921年4月2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布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某一委员会的成员提出严重警告，因为他们没有出席定于星期日早晨召开的委员会会议。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重犯的话，有关人员将送交法庭处理。
列宁特别严格地要求共产党员和负责工作人员遵守纪律和法制，对每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例都要进行追究，不管违法乱纪者职位如何……
下面就是列宁对共产党员从严要求的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针对莫斯科苏维埃中央住宅管理处某些负责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及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对他们的纵容姑息，列宁于1922年3月18日满怀义愤地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建议：
“……2．由于对共产党员的
姑息……，给予莫斯科委员会严重警告处分。……
3．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
开除出党。
4．通令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党员的惩处须
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
撤销职务。
5．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报刊上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
严词训诫。
3月18日
列宁
附言：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
[6]
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一大祸害。
苏维埃政权摧毁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以劳动群众广泛参加国家管理为基础的苏维埃国家机器。这是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纵然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7]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苏维埃机关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有文化的干部不足。年轻的苏维埃干部还没有从事国家工作的经验。盘踞在各部门、各机关里的沙皇时代的旧职员、顽固不化的官僚，常常有意怠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说：要彻底战胜官僚主义就必须吸收全体人民来管理国家，必须普遍提高文化水平；而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就更需要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每种表现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每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形式主义和麻木不仁的工作态度，他就坚决加以制止。他要求提高工作效率，迅速准确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并且坚持不懈地同官僚主义者、文牍主义者、违法乱纪者进行斗争，反对他们用形式主义、因循守旧和拖拉作风来代替生动活泼的工作。列宁用具体的事实，通过错误和失职的事例教导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应当怎样工作……
在给司法人民委员部、革命法庭等机关的一系列信件中，弗·伊·列宁要求把有关拖拉作风的案件提交法庭审理。在1921年11月4日给库尔斯基[8]的信中，列宁写道：“……在1921年秋季至1922年初，务必将四至六起莫斯科的拖拉作风案件提交莫斯科法院审理，要选择‘比较引人注目的’案例，并使每次审判都成为有政治意义的大事……“[9]
1921年10月20日，弗·伊·列宁就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拖拉作风问题给莫斯科革命法庭写了一封信，信末说：
“附言：无论从党的还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为了贯彻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拖拉案件的审理应该是最庄严、
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而判决则应该给人以强烈的震动。这一点极为重要。”
[10]
为了说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财政人民委员部说：“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我们还在考虑指令、机关。错误就在这里。现在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要有实践家和实践……现在问题不在机关，而在人才和检查实际经验。”[11]
在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方面，列宁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将每一件事进行到底，“达到实际的结果”，而且要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实际得出的结果”。列宁就是这么说的。他要求各部门、各机关以及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对苏维埃政权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切实的监督。
在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整个工作期间，列宁经常考虑对党和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组织监督的问题。
列宁认为，实行监督的机关首先应该是工农检查院。他指出，必须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必须吸引妇女而且是全体妇女参加这一工作”。[12]
在1923年1月至3月间列宁口授的最后一些著作中，列宁关于实行监督的思想最终形成为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其办法是把工农检查院同吸收了七十五至一百名来自工农的新委员而扩大了的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典范的、高水平的和有威信的工农检查院联合机关。这个机构将成为进行实际监督的有效工貝，同时也将成为其它机关的榜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自己的秘书处对政府决议能否如期执行进行监督。为此目的，1922年在他的参与下制定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卡片。他指示，卡片上只开列必须填写的项目。凡是填写有困难因而实际上人们不会填写的项目，一概不列入卡片。他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并且告诫这位工作人员，他将亲自监督这项工作。有关的机关在执行决议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不能按规定日期完成，必须在事先规定的期限届满前申请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每月两次向他呈送一份简短的、用电报体写成的报告，汇报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进行得怎样。
你们应当抓住不执行决议的人，列宁说。不认真执行决议的人必须予以逮捕或者撤职。“任务是使各个人民委员部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而把不认真执行任务的人送进监狱和驱逐出去。”他认为这一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命令也写道：“没有成绩就撤职”[13]……
不论对各个机关还是对各个工作人员，列宁一贯要求他们能够独立工作。他尖锐地谴责碌碌无能、无所作为和推卸责任的行为，坚决反对某些工作人员和机关部门企图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或转给某一个委员会去解决。列宁要求人民委员们对其主管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提高责任感，要求他们亲自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而不是由他们的副手来代替。
弗·伊·列宁认为，正确组织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最基本、最必需的条件之一，是明确划分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都知道对所受的委托应负的个人责任。
十月革命一年之后，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机关已积累起来的丁作经验时拟就了《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
这个文件尽管十分简短，却似一份纲领，阐明了列宁在组织和整顿苏维埃机关工作问题方面的具体的、实际的要求。它以深思熟虑、卓有成效而令人折服。在这些要求中，没有一条后来被生活推翻，也没有一条被列宁自己放弃。
《草案》由三部分组成。在第二部分中，弗·伊·列宁提出了每个人对所做的工作严格负责和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要求。
“苏维埃机关中的一切管理问题应该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要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苏维埃职务的人对执行一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
列宁写道，这一条规定“必须立即绝对执行”[14]，因为不实行这一条，就不可能对所委托的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实际的监督，也不可能为每一件工作正确地物色人选。
所有的苏维埃领导机关都应当改组自己的工作，以便把实际监督中央政府和地方机关决议执行情况的工作放在首位。
弗·伊·列宁对于他所知道的任何一件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事例，即使情节轻微，从不漠然置之。他得悉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电梯将有三天不能使用之后，于1921年9月19日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写了一张便条说：
“有人通知我，9月20、21、22日三天电梯停开。
这太不象话了。有一些患心脏病的人，步行上楼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而且危险。我要你们注意管理电梯并且指定负责人员，这个话都讲过一千次了。
现在对您提出严重警告。责成您查明没有及时防止事故的失职人员：请您再次将负责人员的名单和处分他们的办法通知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5]
列宁同形形色色的，甚至是细小的官僚主义性质的缺点进行顽强的斗争。例如，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里，来访者为了进克里姆林宫会见列宁，必须通过好几个岗亭：克里姆林宫大门的警卫、“楼上的”警卫、“楼下的”警卫，来访者往往就在哪一个地方给卡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实行这样一种制度，使前来见他或去人民委员会的人不致浪费时间，如果秘书处已经命令放行的话，秘书则有责任注意让来访者通行无阻。如果来访者没有按时来到，列宁就派人去了解，来人是不是在克里姆林宫里寻找去人民委员会的路，或者被哪里的警卫给拦住了。列宁曾经给卫队长写过几份书面命令，警告说，如果这方面的制度不整顿好的话，他将采取惩办性的措施……
1921年11月26日列宁通知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说，警卫阻拦了前来找他的人：
“……我已多次要求过克里姆林宫卫队长，现在我再一次要求您建立一种制度，使
来找我的人，
即使没有任何通行证，也能
不受阻拦地从克里姆林宫大门和人民委员会正门跟我的秘书处和三楼交换台的女话务员
通电话。
我向您提出警告，因为您对我的要求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
[16]
接着，列宁详细指示，应当怎样安排这项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严格要求自己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办事干练迅速、有条不紊、令行禁止、准确无误，即使事情只牵涉到发一封信这样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和一位来访者谈话，他把我叫了去，委托我发一封信。但过了几分钟，他又把我叫去，对我说，这封信不要发出去了。可是信已经发出。我永远忘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这一情况时的脸部表情。这表情中既有轻度的懊恼（因为他想扣发的信已经发出），又有明显的快慰（因为他的命令被迅速执行了）。
但是，有时也发生差错。
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值班秘书说：“我要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全休部务委员”。他指的是全体部务委员的名单，而她却以为是要召集全体部务委员，就开始打电话叫人。于是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全都紧张起来了：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列宁要紧急召见？而且要召见全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等了几分钟，又打电话问秘书，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把名单给他送去。她明白自己搞错了，就立即把名单送给列宁，接着打电话撤消紧急通知。有些同志是在半路上拦回去的。
这时我来到人民委员会，看见值班秘书正在伤心地哭泣。我问明情况后大笑起来。于是我含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是他一见我就批评道：“你们那儿太乱了，我要一份小小的材料，十分钟还不能给我送来。”在了解了延误的原因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象我期待的那样大笑起来，而是不好意思地说：“这是由于我说得不确切而造成的吗？！”列宁就是这样的公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们整个工作的文明性方面，在文明地对待来访者和一切因事来找我们的人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礼貌——这是他一贯的要求。有时候，他不能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接见某一个要求同他见面的人，那么他在委托我们拒绝接见时总是说：“拒绝他，但一定要有礼貌”。
十分突出的是，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不存在过于细小而不值得他注意的事情，如果它能够产生有益的实际效果的话。这可以用象发信这样的小事为例来说明。我们曾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列指示：在未了解收信人目前在何处（在开会，在办公室，在家里等等）之前，不要派通信员去送信；在确切了解到收信人在何处之后，才把信装入信封封好，如有必要，则缝住封口，亲手用火漆封好。还有：一定要在信封上写明：“旁人均不得启封”。而且还得叮嘱通信员，收信人必须在信封上签字；通信员在把信交给收信人并得到了他的签字之后，得把信封交回秘书处，签了字的信封要交给列宁过目。这样就能充分保证用最少的时间把信件送交收信人木人，而不致积压在办公室的某个角落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拖延发送他的信件的事都要严加追究。
1921年9月13日，列宁发现他的一封信没及时发出，就写信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昨天我发现，我交福齐也娃……的急件原来是按‘普通’信件，也就是说用蠢笨的办法
[17]送去的，因此耽误了好几小时，我要是不一再过问，可能要耽误好几天。
这样做办公室工作是不行的，如果再发现即使是一次这种典型的拖拉和贻误工作的现象，我将给予严厉的处分并撤换工作人员。”
[18]
1921年7月1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克里姆林宫卫队长：
“送到特罗伊茨基大门门岗处的全部给我的文件，都绝对必须立即送交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不得有稍许拖延；否则一定要严加惩处。波格丹诺夫
[19]派信使
于四时给我送来的一封文件，直到现在还没有交给我。直至波格丹诺夫同志
于七时提及此事后，才发现文件仍在门岗处……
附言：请将您为此下达的命令抄送一份来，并且确切地说明您所采取的措施。如果今后再发生
五分钟后我仍未从门岗处收到文件这种事，我一定要给您处分。”
[20]
列宁认为，注意小事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他深信，“注意小事能使苏维埃机关成为真正民主的（不是形式上民主的，而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机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过劳动人民的许多来信。他们坦率、真诚，象对父亲一样把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告诉列宁，或者向他告发地方政权的非法行为，要求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对申诉和要求作出反应，向当地发去指令，要求调查，惩处犯错误的人并向他报告处理结果。
有一次莫斯科来了一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谢米扬尼科夫，他在顿河地区目击了当地粮食工作人员的非法行为。他写信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映了那里的情况，接着说，他将在三天内等待列宁的决定，要是他收不到任何答复，他就要离开人世。这封信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他这时正在生病，不能接见谢米扬尼科夫，但给了我书面指示：立即找到谢米扬尼科夫，接见并安慰他。列宁写道：“……告诉他我在生病，他的事一定催促办理。（2）把他的来信交打字员复制数份：送莫洛托夫[21]一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索尔茨[22]一份。（3）在把该信送莫洛托夫时，请以我的名义增添几句话：建议派出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名委员加十名（或二十名）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把写信人也带上）组成的检查委员会去顿河并将所有被揭发有盗窃勒索行为的人就地枪决。[2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中央国家机关、尤其是地方国家机关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错误，所以他责成秘书处工作人员审阅所有的申请书和控告信。在1919年1月18日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特别指示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规定，收到的书面申诉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口头申诉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向他汇报。他还要求认真监督关于他对这些申诉所作的批示的执行情况。
后来，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成立了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接待室设在克里姆林宫外面。按照他的指示，写给人民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所有信件都送往这个接待室。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的秘书负责处理这些信件，并且每两个星期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一次情况。
1921年1月20日在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24]谈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他说：外面的接待室刚开始工作时规模要小些，接待室要同各人民委员部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在工作中利用他们的机构；首先要研究并学会利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院的机构；要利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作为信箱，对来信、查询和申诉作出答复；要在报纸上刊登文章、短评，讨论工人和农民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来信中提得最多的问题；预先要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商量；对于所有的信件都要通知写信人，事情已经转到某处；工作要避免重复，并且要同其他机关中的这种现象作斗争。[2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注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的工作。为了使接待室的工作取得最大的效率，他注意到采用“活的联系”[26]的好处。1921年12月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一问题写信给几位因职务关系经常同劳动人民的申请和申诉打交道的工作人员：费·埃·捷尔任斯基[27]、维·阿·卡尔宾斯基[28]……
在上面提到过的《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中，弗·伊·列宁对接待劳动人民的组织工作作了详细的规定，使接待工作真正有助于消除拖拉作风，揭发滥用职权的行为和清除混入苏维埃机关内部的不诚实的负责人员。为此，必须保证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可能丝毫不受阻碍地向各个机关工作人员，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申诉和要求。
列宁写道：“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不仅贴在屋里，而且贴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面。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把来访者的姓名、意见要点和问题性质最简要地记下来。
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
国家监察部的负责人员有权列席每次接待，并有责任随时巡视接待工作，检查登记簿，编写有关巡视、检查登记簿和群众询问内容的报告”。[29]
弗·伊·列宁极其重视接待来访者和毫不拖延地处理他们的申诉和要求的工作，并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再提到这个问题……
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新的、极端困难的工作中，研究实际工作的经验和交流经验具有特姝的意义。弗·伊·列宁坚持不懈地要求各机关、组织和个人写汇报。按照列宁的指示，汇报应当包含准确的、经过核实的材料，要简短精练、不加粉饰地报导工作情况。冗长的汇报在列宁看来是怠工的一种形式，因为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任何人都不可能，也不会去阅读它。弗·伊·列宁十分器重简单明了地在纸上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并教导工作人员学会这样做。
弗·伊·列宁要求得到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地情况的情报和有具体事实材料的报导，断然制止任何吹嘘、空谈和唱高调的表现……
列宁在担任苏维埃国家领导职务的活动中，严格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享有巨大的威信，但他从来不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单独决定与集体有关的问题。他鼓励每个工作人员的首创精神，不是用自己的威信去压服别人，而是说服别人。阿谀逢迎，谄媚取宠在列宁的周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每一个发言的人都可以对讨论的问题畅所欲言。问题通过表决来决定。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有时候人民委员会成员以多数通过列宁所不同总的决议。他无条件地服从多数。然而，如果问题有原则性的意义，列宁就在符合党和苏维埃准则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意见，把问题转给上一级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中央全会，有时甚至提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列宁对别人不使用压力，而是以理服人，他跟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谈话，在会上发言，写文章，以求正确解决问题。
例如，列宁曾顽强地为在生产管理中实行一长制而斗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工会和经济机关中占据了重要职位的“民主集中派”分子坚持绝对的委员会制度。列宁多次发表意见反对他们，保卫一长制，证明一长制最能保证人尽其才并对工作执行情况进行实际的，并非口头上的检查。
关于一长制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广大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注意。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水运工作者代表大会等会议上，列宁的建议都没有得到支持，但他深信自己是正确的，就把问题提交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派”作了新的、徒劳的努力，企图通过自己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所坚持的决议。
列宁在解决许多问题时都要与有关部门通电话协商。可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十分注意倾听对他所提出的决定的反对意见，哪怕只要有一个人民委员会成员或劳动国防委员会成员不同意，他也要把问题提交集体（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政治局等等）解决。
甚至象改变开会日期或时间这样一类似乎是十分细小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单独决定，而是委托秘书询问人民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意见，并做好询间记录，虽然在这种场合从未有过反对意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室保存着这样的询问记录。记录上排列着人民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姓名，每个姓名的后面都标着同意的记号。
在最初一段时间，列入人民委员会议程的问题特别多，有时候一次会议竟达六十个左右，而且在1918年会议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苏维埃机关还没有积累起国务工作的经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反对把琐碎的小事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他把这一类问题从议程上去掉，退回各部自行处理。在提交人民委员会审议的问题中，有些往往没有作好准备，也没有与有关部门协商。这样的问题也按照列宁的指示退回各部门，待准备就绪后再予以听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对提交讨论的问题必须做好如下的准备工作：提供简短的说明（不超过二至三页），拟好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和各有关部门对草案的意见，以及某部门因不同意该草案而提出的反提案。所有材料必须事先由秘书处散发给人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1917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拟定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规定：要求每一个想把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议事日程的人民委员“事前提出书面申请，说明：
（1）是什么问题（简要地）〔这个说明不能只是一句引语（‘关于什么什么’），而应当说明问题的内容〕
（2）究竟要人民委员会做什么？（批钱；通过什么什么决议等等；明确说明提出议案的人希望什么）
（3）所提问题是否涉及其他委员主管的部门？是哪些委员？是否有他们的书面结论？”[30]
这个草案当天就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引用它，不断明确对各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要求。
要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在考虑这个问题，坚定不移地克服来自人民委员们的阻力。他们常常在会议开始时设法把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额外地塞进议程，声称自己的问题特别紧急……
为了反对人民委员们把大量细小的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议事日程，早在1917年的一次会议上就通过了一项提案，决定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议列宁所说的“琐碎”的事务。人民委员会的记录上这样写着：“建立‘琐碎事务’委员会以审议细小的，‘琐碎’的事务。”后来这个委员会改组为小人民委员会[31]，而且在它存在期间又经历了一系列改组。小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与大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不同，他们不是人民委员，而是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和司长。主席由一位特别任命的同志担任。起初，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在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如无异议就作为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列入记录。后来，人民委员会委托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批准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有在小人民委员会一致决议的情况下才予以批准。如果小人民委员会成员或人民委员中有人反对，或者他本人不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把问题提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例如，小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2月3日通过的关于把俄罗斯联邦所有的建筑工程企业联合起来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没有批准，而把它捉交给大人民委员会审议。
弗·伊·列宁关注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并防止它仓促作出决定。
在1921年8月27日给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他们“对于起草法令条文时必需的更谨慎、细致和周密的态度予以高度的重视”。
“无尽无休的修改是不能容忍的"，他写道，“我也有这样的印象：小人民委员会最近的一系列法令是匆忙发布的。
为了不致引起居民的严重抗议和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对小人民委员会的批评，必须对这种不正常现象采取最有力的措施。”[32]
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中也有类似的制度。为了处理细小的问题，劳动国防委员会建立了预备会议的制度。但是，与小人民委员会不同的是，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与全体会议的差别仅仅在于，全体会议的主席是列宁，而预备会议的主席通常是瓦·亚·阿瓦涅索夫[33]。有时候，在预备会议上讨论的某项议案看上去象是小问题，但经过讨论却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这时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来（他的办公室紧靠着会议厅），于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这种会议就被宣布为全体会议。在这个问题讨论结束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返回自己办公室，会议厅里又继续开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这种制度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记录里也有反映。
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的决定，只有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全体成员中没有任何人持有异议的情况下，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代表劳动国防委员会予以批准。否则这些决定将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
人民委员和他们的副手有权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人民委员缺席时副人民委员有表决权。部务委员出席会议只有发言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力求做到会议上没有多余的人，以便把会议开得切实有效，尽量少花时间。他始终不渝地反对让各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人大量涌入会议。起初，报告人很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为了应付不时之需而来出席会议的，唯恐突然需要查询什么材料，而人民委员或他的副手却又一无所知。这遭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对，因为这种做法既妨碍会议的进行，又使工作人员耽搁工作。他要求人民委员或其副手为他们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提供一切必需的材料。在小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人特别多。
有一次，人民委员会晚上举行会议，在讨论某一问题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让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报告人全都进来。于是一大帮子报告人，约有二十人之多鱼贯地进入会议厅。最后几个人还未进门，会场里早已哄堂大笑了。就在这一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持下，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把列入议程的每项议案的报告人限制为每个部门一至两人。即使这样，人数还是太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不到报告人候询室去。有一天晚上，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已经开得很晚，他偶然走过这个房间，看见一屋子满面倦容，疲惫不堪的人，坐在阵阵烟雾之中（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报），等待着叫他们到会场上去。有时直到会议结束的时候才得到通知说，问题延期讨论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气愤。由于这种荒唐的制度，他训斥了我们，并立刻对如何整顿这件工作作了指示。他要求作出规定，让报告人在审议问题前十五分钟到达。为此，在会议开始时必须先审查整个议程，决定哪些问题应当留在议程上，哪些问题应当撤消，而且还要确定审议问题的先后次序。先讨论需要有报告人的问题，后讨论不需要报告人的问题。秘书必须在会前同报告人取得联系，了解他在会议开始时将在什么地方，同他约定，让他准备好汽车；待议程顺序确定后，通知他大概将在什么时间听取他的报告。如果在会议过程中发现问题需推迟讨论，那么报告大会得到通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种做法称作“同报告人保持电话距离”。
1921年10月1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作了如下的书面指示：
“请您在同小人民委员会主席进行适当商议（并向秘书们说明）之后，
把通知报告人出席会议（无论是在大人民委员会还是小人民委员会）的制度加以修改。
现在报告人只是笼笼统统地被召来开会，一等就是几小时。这太不象话，简直是胡闹。
必须做到使报告人在
一定的时刻出席会议。
要打电话
再次查问清楚：是否需要报告人，需要什么样的报告人；只要
正确地安排一定的会议事项（需要报告人的和不需要报告人的），就能够（而且应该）做到使报告人
等候的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
请您把这一制度加以周密考虑，立即制定出来，并把小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通知我。”
[34]
弗·伊·列宁要求所有的人在工作中做到有条不紊，具何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他自己在劳动的高度文明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榜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活动领域十分广泛，工作异常繁忙，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进行频繁的接见和电话谈话，尽管如此，他从不急躁烦恼，匆促忙乱。他冷静地进行工作，并且总能及时完成预定要办的事情。列宁比任何人更懂得时间的价值，因而善于爱惜时间。他不会白白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每天早晨，他在家里吃过早饭以后，总是在同一个时间来到办公室，阅读许多报纸和文件，给秘书作指示，接见同志们，主持会议，四时正回家吃午饭。午饭后休息一会，在六点钟前精力充沛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但即使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从不停止他的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他随身从家里带来许多写在便条本上的字条，委托秘书去办理他想到的一系列事务。这些事务必须立即去办。
还应当指出，列宁工作的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条。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每一件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什么都用不着寻找，用不着回想东西放在哪里，只要顺手伸向习惯的地方，便能拿到需要的书、文件、参考材料和工作中需用的其他一切用品。
工作井井有条，善于爱惜时间——这是列宁的工作作风所具有的重要的本质特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善于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善于爱惜别人的时间。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不迟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开会时，他总是准时或提早几分钟到达会场。列宁主持的会议，不管出席人数多少，总是按预定时间准时开始。迟到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姓名，按列宁的指示记入会议记录，并注明迟到了几分钟。对于再次无故迟到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众提出警告，并告诫他，今后如再重犯将在报刊上提出公开的警告。
1920年4月，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不准时出席会议的处理办法》的决议。决议规定，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迟到超过十分钟者，给予警告处分并载入会议记录；第二次迟到者，作旷工论处，扣除一天的工资；三次迟到者，在报刊上给予公开警告的处分。连续迟到超过三次者，“通过相应级别的机关决议，予以撤职处分，并不准他担任负责的职务。[35]
弗·伊·列宁善于掌握会议。他在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时，总是尽量缩短讨论的时间，要求发言人只谈实质问题，不要扯到题外去。如果问题已经清楚，他要求发言人只提供数字和实际建议。他认为，在会上作长篇大论的发言是浪费时间。在迅速弄清楚所讨论的问题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听讨论，一面做别的事情。列宁的著名短评《论纯洁俄罗斯语言》就是在一次会议上写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括号里给这篇短文一个副题：《在空闲时即听了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后想到的》。[36]
然而，会场上任何轻微的噪音、走动，特别是谈话，都会妨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此他要求绝对保持安静和遵守秩序。
1919年4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写了一张条子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
“是建立人民委员会
一般议事规程的时候了。
1．给报告人的时间是
十分钟。
2．给发言人的时间，第一次是五分钟，第二次是三分钟。
3．发言不得＞
[37]两次。
4．对议程赞成和反对的每次表决，占一分钟。
5．例外情况按人民委员会的
特别决议处理。”
[38]
1919年4月5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库尔斯基同志的报告批准了议事规程。在限定的时间内很难把话讲完，因此，有的人民委员会成员为了争収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常常要求“对议程”问题发言。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阻止他们说，这不是议程问题，而是无纪律的问题。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一位党外军事专家的报告。由于问题很重要，这位军事专家得到了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提了一系列具体意见之后，突然对他说：“您明天中午一点钟到我这里来，我来教您怎样做报告”。次日，这位工作人员在约定的时间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在他走了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着满意的微笑，走到秘书处来，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说：“只要愿意，就能做好报告”。原来，这位军事工作人员彻夜未睡，已经根据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指示，重写了自己的报告。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工作中有什么缺点的时候，他是十分严格的。但是，对每一项实际的，即使是微小的成绩，他都感到高兴，从不会忘记加以表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除非发言人破坏了规定……
接见来访者，特别是接见来自地方上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和农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弗·伊·列宁没有固定的接待日，他几乎每天都要接见两、三个人，但是有时候，接见的人数可达八个或十个，来访的是代表团的话，人数尤其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预定的时间准时接见每个人。他一贯认真遵守时间，从不让来访者在接待室里等候。同时，如果来访者迟到，他也十分不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事先知道谈话的题目，并能在他预定的时间内结束谈话。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他来不及结束谈话，而接见别的同志的时间已到，那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委托秘书向等着他的人表示歉意，请他稍等片刻。
这种仿佛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体现了列宁在工作中具有高度的文明性，体现了列宁对人的尊重。
尊重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突出的特点。他会严厉地斥贵和处罚疏于职守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从不贬低和侮辱任何人。他自己具有高度的自尊心，也善于尊重和爱护每个人的自尊心。他尤其认为，粗暴无礼地对待地位较低因而不敢回嘴的人，是卑鄙的，是与苏维埃人，特别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不相称的。
每一个来见列宁的人都很激动，但一跨进列宁办公室的门坎就立刻感到轻松自在。预先准备好的一套话在英明而平易近人的列宁面前就毫无用处了。
当来访者或代表团走进办公室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站起来，走近门口，亲切地微笑着，同每一个人握手问好，并请他们在他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列宁仔细地听看，不时提出问题和意见，总是巧妙地把谈话内容引导到问题的本质和主要方面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兴趣的是，地方上的情况怎么样，工人或农民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对什么事情满意或者不满意。他在脑子里把得到的材料同以前的材料进行对比，加以检验分析，综合概括并从中作出结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人怀有坚定的信心。他甚至能够在一个最平凡的工作人员身上发现这个人有时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力量和能力。有的同志初次担任管理国家或领导国民经济某一部门的工作，对工作不习惯，不熟悉。对于这些同志的心理状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个个都了如指掌。有些同志往往在过于沉重的工作负担面前灰心丧气，失掉了对自己和自己力量的信心，焦燥不安，委靡不振地来找列宁，但是只要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句话，看到他的关切的目光，紧紧地握握他的手，他们的情绪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因工作困难而降低要求，相反，他提出更困难的任务，描绘出广阔的前景，帮助他们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他的谈话整个地体现出他对同志的力暈和能力充满信心。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列宁这么跟我谈话，说明我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列宁善于激发每个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是惊人的。我们，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到，进门时垂头丧气，委靡不振的同志，一个个都变得精神振奋，容光焕发，象长了翅膀似地离开接待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处理党和国家的巨大工作的同时，还能够记住和关心他了解到有困难的每一个人。他在这方面的表现着实令人叹服。这种关心亲切细致，体贴入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写便条给有关机关的领导人，指出必须帮助这个或那个同志，而且总是具体指明必须给予哪一种帮助。例如，在给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39]的便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把索尔达钦柯夫医院的护士叶卡特林娜·阿列克谢也夫娜·涅奇金娜送往克里木的一所疗养院进行治疗和休养。他最后说：“请把您关于此事的指示抄送给我。如果您在满足我的请求时遇到什么障碍，请来信告诉我障碍在哪里。”[40]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种场合从不下命令，而只提出请求，因为他认为不应该干预机关领导人的职权。又如，他请莫斯科市苏维埃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老地下工作者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41]同志安排在莫斯郊外“尽可能有一个菜园子”的地方休息，他请谢马什柯同志给农民切库诺夫[42]配一付好的眼镜，等等，等等。
替列宁治过病的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叙述说，1922年11月7日他在列宁那里。他对列宁说，他打算上克里姆林宫城墙观看游行和检阅仪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问他穿得暧和不暧和。当列宁得知医生穿的是秋季大衣时，就坚持要医生带上他的皮大衣。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又激动，又不好意思，一再推辞，但是在列宁的坚持下，他只好同意，穿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皮大衣在克里姆林宫城墙上站了几个小时……
有一次，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中央统计局局长波波夫同志提出申请，要求拨一辆小汽车给他使用。会议决宦给他一辆汽车。但是会议结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当然，汽车是应当给他的，可是这样的问题不必提到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来讨论。同志们在忘我地工作，但在安排自己生活的问题上往往无能为力，应当帮助他们。他们太忙了，顾不上生活问题。您要关心这方面的事。您应为是每一个人民委员的母亲、姐妹和保姆。”
确实，他经常委托我关心同志们，甚至亲笔写过一份手令，要我关心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43]的健康，注意他的饮食、休息，要他及时到疗养院去休养并听从医生的嘱咐。
在给瞿鲁巴的一封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您对待国家财富的态度已完全不能令人容忍了。”[4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国家财富，指的是工作人员的健康，这里指的是亚·德·瞿鲁巴本人的健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让某一个同志去长期治疗时，他总是说，应当送他去“大修”。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设立了人民委员会食堂。国内发生了饥荒。领导工作人员的伙食要比其他人略微好一些。有一次，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同志昏过去了。请来的医生诊断说，他昏倒的主要原因是饿坏了。在这之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你仔细看看同志们。有些同志瘦得简直不象样子了。请您办一个食堂，先供应二十个人左右的伙食，把最虚弱的，饿得最历害的人请到那里去吃饭。”食堂就办在克里姆林宫内卡瓦列尔大楼里，起初只接纳二十个“最虚弱”的人用膳。后来食堂逐步扩大，最后从克里姆林宫迁出，交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管理了。
中央委员会的医疗委员会也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创议成立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一个同志工作过度，积劳成疾，医生们坚决要求他立即休息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坚决执行医生的命令。但是，工作过度的同志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一离开，工作就会停顿下来。这些同志们不听医生的话，过度地消耗精力，损害健康。遇到这种情况，弗·伊·列宁就把问题提交政治局并委托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去贯彻通过的决定，让有关同志离职去休养和治疗。可是要贯彻这样的决定大多是困难的——人们是这样专心致志、舍己忘我地工作！为了这些事，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花费了许多时间，增加了工作负担。于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医疗委员会。
尽管工作繁忙，任务过重，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是一个十分热情的人，一个非常关心别人的同志。他善于用最贴切的出自肺腑的话鼓励遭到不幸的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得知作家绥拉菲莫维奇[45]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他就在1920年5月21日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您的作品和妹妹的叙述唤起了我对您的深厚同情，我很想告诉您：工人和我们人家是多么
需要您的工作，您现在是多么需要坚强的意志来战胜沉痛的心情，
强使自己回到工作上来。”
[46]
劳动人民无限热爱列宁。人民对自己的伊里奇的深情厚爱表现在工人和农民写给他的大量来信和向他提出的请求中……
克林采呢绒工厂的工人，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时候写信给弗·伊·列宁说，他们决定用列宁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工厂。他们写道：
“值此节日之际，我们向你致以衷心祝贺，并寄上我们生产的一件小小的礼物。
如果你，我们的导师和领袖，穿上用我们的双手生产出来的服装，我们将感到幸福。请你穿上它吧，伊里奇。你知道，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忠于革命和你的
克林采列宁同志工厂全体工人
1922年11月3日于克林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热忱地回答了这一祝贺：
“亲爱的同志们！
衷心地感谢你们的问候和礼物。我秘密地告诉你们，不要送礼物给我。恳请你们把这个秘密的要求尽量告诉全体工人。
十分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敬，祝你们好。
你们的弗·乌里扬诺夫（列宁）”[47]
上述那封信，以及劳动人民的大量来信，不仅反映了人民对自己领袖列宁的热爱和借任，而且也说明人民对列宁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亲密无间。
米·伊·加里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上的发言中，谈到即将到来的弗·伊·列宁五十寿辰时说：
“工人们十分尊敬和钦佩列宁的天才，除此之外，他们对他还怀着深切爱戴的感情。
甚至当你不同意他的时候，你也不会停止爱他。
列宁是这样一位绝无仅有的领袖，你承认他比你自己高明十倍，但是在同他交谈的时候，你会感到你是在同亲人交谈，你会象爱一个普通的人一样地去爱他。”
载于莉·亚·福齐也娃著《弗·伊·列宁的生活片断》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1—117页
（许贤绪 译 顾柏林 校）
[1] 本文经作者删节。——编者注
[2] 《列宁全集》第33卷第58页。——编者注
[3] 《列宁文稿》第10卷第125页。——编者注
[4] 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巴达耶夫（Алексей Егорович Бадаев，1883年11月4日——1951年11月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4年4—11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11月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20年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31—1935年任莫斯科消费合作中央总社主席。1935—1937年任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4年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武装力量主席团副主席。1944年因酗酒被解职。1951年逝世。
[5] 《列宁文稿》第9卷第20页。——编者注
[6] 《列宁文稿》第4卷第342页。——编者注
[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7页。——编者注
[8]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урский，1874年10月10日——1932年12月2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罗马尼亚阵线第4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2年逝世。
[9] 《列宁文稿》第9卷第628页。——编者注
[10] 同上，第531—532页。——编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553页。——编者注
[12]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69页。——编者注
[13]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15页。——编者注
[14]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9页。——编者注
[15] 《列宁文稿》第9卷第416页。——编者注
[16] 《列宁文稿》第9卷第685页。——编者注
[1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紧急公文都是直接由通信员送定的。这件公文是交收发处发出的。——编者注
[18] 《列宁文稿》第9卷第398—399页。——编者注
[19]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0] 同上，第161页。——编者注
[21]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1902年参与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后去莫斯科重建党组织，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6年潜回彼得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4月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6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苏联驻蒙古大使。1962年退休。
[22] 阿朗·亚历山大罗维奇·索尔茨（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льц，1872年3月10日—1945年4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战争。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5—1937年任苏联副总检察长、最高法院法学院主席。1937年公开抨击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职。1938—1945年被关押在精神病院。1945年逝世。
[23] 《列宁文稿》第9卷第166页。——编者注
[24]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25] 见玛·伊·格利亚塞尔：《弗·伊·列宁在两个月内的工作》1934年党的出版社版第27页。——编者注
[26] 即亲自同地方上有相当影响的某些党的同志打交道，以减少在通常的机关程序中不可避免的拖拉现象。见《列宁文稿》第1卷第172页。——译者注
[27]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8] 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宾斯基（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арпинский，1880年1月16日——1965年3月20日），1896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起侨居国外。一战时组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二月革命后回国，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1917—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逝世。
[29]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30页。——编者注
[30]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75—376页。——编者注
[31] 小人民委员会是从属于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编者注
[32] 《列宁文稿》第9卷第329页。——编者注
[33]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34]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5页。——编者注
[35] 见《法令汇编》第32卷第156页第19、20条。——编者注
[36]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66页。——编者注
[37] 多于。——编者注
[38] 《列宁文稿》第7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39]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40] 《列宁文稿》第10卷第193—194页。——编者注
[41]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42] 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切库诺夫（Ива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Чекунов，1861—1929），俄国农民。1906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08年参加了全俄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二月革命前曾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919年、1921年两次与列宁会面。此后曾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会议，并担任土地人民委员会委员。晚年担任记者，曾为《真理报》、《消息报》、《贫农报》供稿。1929年逝世。
[43]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44] 同上，第7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45]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绥拉菲莫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афимович Серафимович，1863年1月7日——1949年1月19日），苏联作家。1883年起开始参与马克思主义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一战期间担任战地记者。1917年拥护十月革命。1926—1929年任《十月》杂志主编。1934年起是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逝世。代表作有《铁流》。
[46]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46页。——编者注
[4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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