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1921至1922年间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1]
格·列普列夫斯基
参加过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有很多是老辈的革命家，也有不少是年青的新干部。他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全都真正地接受了最标准、最出色的管理国家的教育。
人民委员会的例会每星期二举行一次。经常还得召开紧急会议，因为现实生活不断会提出需要立即解决的新问题。
劳动国防委员会每星期二举行预备会议，每星期五举行全体会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分秒不差地在六时整宣布开会。在这两年里，我记得，开会的时间一次也没有推迟过，即使是稍微推迟一会儿也从未有过。不管出席的人数有多少，总是准时宣布开会，这样势必就要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在规定的时间到会。会议开始时，先讨论议事日程，某些问题要从议程里取消或者暂缓讨论，而原来没有列入议程的新问题却被提了出来：这样，人民委员会或者劳动国防委员会迟到的委员，就丧失了参与决定议程的机会，因而也丧失了发挥自己的作用争取把关心的问题列入议程或从议程里取消的可能性。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关于人民委员会委员迟到的情况都有记载，而且还准确地指明迟到了几分钟。当迟到的人民委员会委员走进会议室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予以批评，就是责备地连连摇头；如果某个委员老是迟到，那么列宁就严词警告说要通报批评他。
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有多么严格，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我记得，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布留哈诺夫[2]（人民委员会里最准时的委员之一）迟到了半个小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他说明迟到的原因。布留哈诺夫先请求原谅，然后解释说，他是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严肃地向他指出，不管任务是谁布置的，人民委员会委员都不得以此作为借口推卸迟到的责任，今后对于迟到的人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一次患重病之后，于1922年10月开始恢复工作。从那时起，开会的时间从晚上六时改为五时。作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医生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制定的作息制度要求他较早地结束工作。1922年10月3日举行第一次人数众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照片后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出席这次会议的许多人因为不知道上述的改变而迟到了。但是大多数人迟到的时间并不多。很多工作人员怀着想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强烈愿望，兴奋而激动地集中在走廊和报告人接待室里。他们不知道开会的时间已经改为五时，所以还指望在开会之前相互交流一下思想呢。
在1921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很少有超过十时结束的。可以明确地说，到了十点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他主持会议时，由于思想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在会议结束时就显得体力不支了。这明显地反映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脸上，也反映在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和音色上。
有时会议也要拖到午夜十一至十二点钟。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次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会上讨论的是克尔日札诺夫斯基[3]所作的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情况的第一个总结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预备会议负责研究不太重要的问题。会议通常由阿瓦涅索夫[4]主持，有时则由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身份参加劳动国防呑员会的安德烈耶夫[5]代替。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的记录，与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一样，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二天审批，一般是在上午十时到十二时之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哥尔克休养期间，记录是送到那里由他签署的。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一直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的。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委员会或者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在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把某个复杂而又紧急的问题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讨论，预备会议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坐在会议厅内那把普通的圈椅里（这是一把配有藤坐垫的木椅子）。从1918年到1922年，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厅内召开的所有会议上，他是一直坐在这把圈椅里的。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预备会议就变成了全会，这立即对会议的整个气氛产生了影响。
给报告人发言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到五分钟。例外的情况不多，例如，关于重大问题的报告或者人民委员部的总结报告。但是，即使如此，也不会超过十到十五分钟。而且这样的例外是非常少的。一般都十分严格地遵守硬性规定的会议规章：报告人的发言时间为三到五分钟，持反对意见的人和参加辩论的其他人为二到三分钟，然后立即作出决定。
在报告人中间当然常常会有一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不认识的新来的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递纸条给福齐也娃，向她了解部里来的陌生的报告人的姓名和工作地点。这类便条是要求立即回答的。福齐也娃经常亲口或委托她的助手去询问人民委员会的那些委员或者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必须熟悉来自各部门和各组织的大批人员（在小人民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报告人不下于六十人，有时还更多一些）。而且，每一个新来的工作人员，只要能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首次作出出色的，深思熟虑的提议或者提出正确的，言之成理的意见，就会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密切注意。这时，他把食指放在耳朵后面，“注意听”发言人的话。难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喜欢用的口头禅是“应该注意听”了。这样的新人后来登上政治、工会、国事活动的广阔舞台的有多多少少啊！
虽然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内总是秩序井然、鸦雀无声，但是那里不时会响起愉快的说笑声，爆发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种使人精神振奋的亲切而响亮的笑声。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笑声感染了全体到会的人，无一例外。了是，在短暂的一刹那之间，所有的人似乎都忘掉了辩论的题目和引起这阵笑声的原因。
引人发笑的原因有时是报告人用词不当，或者引文有错，或者答非所问。有时，某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或者人民委员会委员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追根究底”的盘问，问他针对机关里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歪风采取了哪些措施，这时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所作为的思想、不愿意把问题呈报上级机关的做法、不能正确处理问题的状态不是象犯罪那样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厉的谴责，就是遭到有益的讽刺。
会上的辩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拖得很长。一般在三、四个人发言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开始讲话，有时报告人的话一结束，他立即就发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者提议按议程继续讨论或者分析正在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提议停止辩论，尽管希望继续辩论的压力非常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停止辩论的提议都能获得通过。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用罕见的、闪电般的速度向女速记员口述语言优美、措词精确的决议，并且还非常注意地问道：“听清楚了？来得及记下吗？”根据他的要求，女速记员往往当即把记录读一遍，而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说：“如果记录不正确的话，我要严加追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疑问的话，请提出来吧。”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决议的措词后，人民委员会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一分钟也不能白白浪费，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会议的原则。
在辩论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注意地听别人发言，一面翻阅放在他手边的报纸、书籍、杂志，或者写很多条子给会议的参加者并且阅读他们的回条，或者递条子给福齐也娃、哥尔布诺夫下达指示，而且所有这些事情他总是能够用一种令人不能理解的方法同时予以完成。有时，看实使人难以置信，惊讶不已，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讲话时总能正确而尖锐地指出某些同志发言中的优缺点。
他的简短的发言和插话中包含看大量的见解、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指示。但是极为遗憾的是，报告和辩论没有作速记记录。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规定。我们每一个人在倾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讲话时，都深信不疑，任何一个细节都不会被他那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所忽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8年受伤后，医生禁止他在抽烟抽得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工作，因此会议厅内严格禁止吸烟，没有一个同志敢破坏这个规矩。大家轮流躲在炉子后面抽烟，把烟吐在炉子的通风口里。会议厅内，始终精神抖擞的主席执行着铁的纪律，所以会场里一直肃静无哗。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会议厅内有人讲话，他总是建议他们相互用纸条来交换思想，无论如何不能破坏会场的秩序和安静。如果有人破坏秩序，他就打断他们的话。在那肃静无声的会议厅内不止一次地响起过他那生气的嗓音：“违反秩序的人我要毫不客气地请他离开会议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按最严格的次序让出席会议的人发言的，他把发言的次序记在专门定做的小便条本那狭长的纸条上。在这些纸条上经常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也由他一丝不苟地按这个最严格的次序记在那里。我不记得有过违反这个硬性规定的例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心地注意着参加会议的人员，绝対不容许根据规定无权参加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人出席会议。享有这个权利的有人民委员、与人民委员部同级的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他们的副手和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特邀的报告人只参加讨论他应邀前来讨论的问题。一俟这个问题讨论完毕，报告人应立刻离开会场。
有时，某个报告人的发言引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别的兴趣，或者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颇有意义的问题，可是发言的工作人员却在这时表现出犹豫或胆怯的心情，碰到这种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带着高兴的微笑提高嗓音对他说：“说下去，说下去！”这是他惯用的鼓励人家的话。
人民委员会为解决某些有争论的或者复杂的问题通常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这些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决定。他在听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后，一定会问：“您说说，委员会是由哪些同志组成的，”在报告人回答他的问题时，他一边从大拇指开始扳着指头，一边重复着那些名字：“瞿鲁巴[6]、列扎瓦[7]、阿瓦涅索夫、拉德琴柯[8]”……显然，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对某个决定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有时，某个人民委员会委员不准备发言，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倒认为必须听听他的意见。大家都以为辩论已经结束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提议：“我们再听听瞿鲁巴的意见，然后结束辩论。”瞿鲁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地声明说：
“我没有要求发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着狡黠的微笑回答他：
“我们请您发言。”
地方苏维埃的代表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也经常被召来参加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邀请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这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主席团来参加讨论地方上关心的某些问题。
粮食储备的分配、木材的采伐、地方燃料资源的使用、城市公用事业等问题始终是人民委员会关心的问题。不用说，这些问题与地方的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方工作人员的意见和他们的发言，毫无疑问，具有不小的作用。所有这一切使地方苏维埃参加政府的立法工作变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因此，从1922年起，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开始成为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而且，不论是大人民委员会还是小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往往也邀请各少数民族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来参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他常常问，我们的宪法（这还是在苏维埃联盟成立之前的事）如何确定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但是，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十分清楚，在粮食、燃料和运输等问题上必须采取绝对集中的措施而各个地方苏维埃在贯彻某个法令时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关于宪法的问题听起来就有讽刺和嘲笑的意味。当地方工作人员流露出有害的、纯粹的地方主义的倾向时，这种意味显得尤其强烈。
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大批经常应召前来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机关的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注意使他们在接待室内等候报告的时间尽可能缩减到最低的限度。有不少写给哥尔布诺夫[9]、斯莫尔亚尼诺夫[10]、福齐也娃、小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条子都谈到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便条里指出，必须制定召见报告人的制度，以便尽可能地减少报告人等候召见的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主张这样的办法：不要预先把报告人召来，而是让部门的报告人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一旦需要时，能够通过电话及时把他们召来。
各个部门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上讨论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律草案，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会上抓住这些法案实质的方法。他总是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找到这个草案的中心要点，草案中最突出的部分，更多的是指出草案中最薄弱的部分或政治上不正确的条款。不管草案的篇幅有多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能一下子找到并指出那些不需要的，不恰当的和有害的条文并当场选定正确的恰到好处的措词。
必须指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政府机关所通过的法令和决议数量繁多，为此而提出的草案往往在文字上有很大的缺点并与先前颁布的法令缺乏联系。随着国家转入新经济政策之后，编纂、审定工作的必要性问题变得特别尖锐。因此，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提出搞好人民委员会文字编纂工作的思想。1921年11月1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研究工资政策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物色一人，让他参加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专门从文字编纂的角度检查提出的法案。库尔斯基[11]同志应于下星期二提出有关人选的报告。”
11月8日，人民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听取了库尔斯基的报告。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会议最后决定征求米哈伊洛夫[12]的意见（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11月22日，库尔斯基提名伯恩施坦[13]为候选人，他的提名得到了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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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中，制定会议议程的工作尚未臻于完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议程是根据参加会议的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或部务委员的要求当场在小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制定的。议程总是被大量的问题塞得满满的。有时，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议程上的问题可达四十五到五十个之多。不论是在大、小人民委员会内还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在开会前根据事先制定的议程分发材料的做法是从未有过的。现在，举行任何一种政府会议，没有参考资料和事先分发的材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在当时却什么也没有。为贯彻这一源则的斗争持续了相当长久。这件事的进展碰到很大的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分发阐明问题实质的简单材料和有关人民委员部的意见）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经他一再催促，这种制度才得以逐步确立起来。在这之后，会上就能经常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材料本身的实质问题提出尖锐批评了。在最初的阶段里，因为杂乱无章和办事无方而引起的差错为数不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嘲笑和批评这些缺点，并且作出切实可行的指示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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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十分仔细地逐点阅读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并要求每一点都由小人民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签署。持反对或保留意见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可以另附条子在记录之后表明自己的意见。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记录和草案中发现某些缺点时，总是用狭长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纸条附在各点之后，作出非常珍贵的，十分需要的指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条子里经常无情地批评缺乏具体内容的提案，抽象的议论，空洞的计划以及动辄采用行政措施的做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记录不确或措词不当的地方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通常由小人民委员会的秘书送呈列宁批阅。但是，如果送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批的法律草案是复杂的或者是重要的，那么他就会召见小人民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来报告情况。他还经常召见那些持保留或反对意见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
1921年上半年，小人民委员会还保留着实行多年的程序：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即使只有一名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反对，也不能送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批，而要提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并必须有持反对意见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参加。这种程序极大地妨碍了通过决定所必需的速度，常常显得很不合理。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往往会带来害处，使紧急的事务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基谢廖夫提议：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制定小人民委员会新的议事规程问题，规定小人民委员会采取以多数通过决议的程序。小人民委员会委员若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把它附在记录之后。至于把反对意见转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的权利，只归小人民委员会主席所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立即同意新的程序，他征求了许多工作人员的意见，经过一、二个月的时间之后，最后才同意如下的规定：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只有遭到人民委员会、劳动国
防委员会某个委员或者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反对时，才可以送交大人民委员会讨论。
小人民委员会内一些主要的工作人员提议，把那些根据工作性质与任何部门都没有联系的工作人员吸收为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提议也是一大创新。按部门推选小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原则也是多年来不可变动的原则。虽然从形式上看，小人民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在某个问题上不一定会受自己那个部门的意见所约束，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投票反对他所代表的那个部门。但是，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小人民委员会委员总是维护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部门的利益的。这不时能保证这个制定政府决定和进行大量起草工作的重要机构正确、客观地处理各项事务。
关于增选两、三名不代表任何部门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提议，得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这个提议也得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的助手亚·德·瞿鲁巴的大力支持。
所有这些新的提议在小人民委员会新的议事规程里都得到了反映，这个新的议事规程于1921年10月18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下由人民委员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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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想就我记忆所及谈谈弗拉里米尔·伊里奇与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一些情况。
1921年5月30日，小人民委员会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调查各部联合组成的没收外侨仓库和资产委员会的活动情况。该委员会当时从属于产品分配总局。
调查由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杳员瓦西里也夫负责。9月16日，小人民委员会在听取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之后，认为瓦西里也夫对待工作的态度不够谨慎负责，因此作出决定：“建议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免除侦查员瓦西里也夫的这一职务，另外派人接替这一工作。”小人民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在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但还是以多数委员赞成少数委员坚决反对而被通过。正因为如此，而且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坚决表示反对，这个问题便转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
这个问题在大人民委员会内讨论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1月8日，会议根据我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讨论某个重要的细节时，善于先把细节问题提高到重大的原则高度，而后再来解决那些重大的问题。在讨论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同样体现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才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详细地询问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克雷连柯[14]和温什利希特[15]，他们这么坚决地反对小人民委员会决议的理由是什么。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查员瓦西里也夫，他是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温什利希特的要求而被准许来参加会议的。克雷连柯和温什利希特坚持认为，免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侦查员的职务不在小人民委员会的权限之内，因此小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非法的。这个说法遭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决反对。他以无比权威的口气解释道：小人民委员会根据自己的职权范围有权听取任何一个部门的报告，并在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之后撤销或者改变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在这番解释之后，克雷连柯和温什利希特提出了另一个理由：在侦查过程中调换侦查员是不合适的。会上虽然相当活跃地交换了意见，但是未能作出最后的决定。人民委员会决定，暂时保留侦查员瓦西里也夫的职务，把问题移至下次会议讨论。
从11月8日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作出的决定是暂时保留侦查员瓦西里也夫的职务。这个决定规定瓦西里也夫的工作具有“暂时性质”，这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在下次会议上坚持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11月10日，大人民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第二次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全神贯注地听取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情况，深入研究，并权衡了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全部理由。
不言而喻，在人民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我心里很清楚，这个关于侦查员的问题，本来虽不重要，但现在已经变成了更为共同的问题，即各个国家政权机关的权限问题。因此我对我曾经捍卫过的立场（保留瓦西里也夫的职务）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追根究底地盘问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萨弗拉索夫。萨弗拉索夫是为了加强司法机关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联系，代表司法人民委员部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萨弗拉索夫就自己以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的身份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情况作了解释，但是他的全部解释丝毫也不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满意。他要求萨弗拉索夫准确而清楚地回答下列问题：萨弗拉索夫作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在什么时候，在哪些问题上对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非法行为表示过反对？关于这些反对的意见和申诉他向谁作过书面汇报？事实上，这种书面的反对意见和申诉从未有过。萨弗拉索夫申辩说，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他不可能对侦查机关的某些行为表示反对。萨弗拉索夫遭到了严厉的指责。接着，由库尔斯基解释和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最后，根据列宁的提议，人民委员会委托库尔斯基于下星期二提出一份综合报告，其内容如下，“（1）在対普通法院中的侦查机关以及对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查机关实行监督方面，苏联法律中有哪些法规？特别是有关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意义和法律地位的规定，（2）这些法规是否需要补充和修改，（3）如果必须修改，请提出草案来。”
然而，会上决定把小人民委员会关于免除侦查员瓦西里也夫职务的问题移至下星期二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审议，届时应由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时务必让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人出席会议。在这第二次会议上，小人民委员会关于免除瓦西里也夫职务的决定也没有获得人民委员会委员多数的赞成。粮食人民委员布留哈诺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这个问题与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各部联合组成的委员会是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
人民委员会第三次讨论这个问题是在11月15日。这天早晨，我接到人民委员会秘书的电话，他通知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所有细节，并就整个问题提出更为详细的报告。我十分仔细地准备了这份报告。
参加人民委员会这次会议的，除了出席上两次会议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外，还有内务人民委员兼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16]。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加里宁[17]也来到了会场。这个问题在会上讨论得非常热烈。捷尔任斯基也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开始投票表决时，捷尔任斯基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允许他离开会场，因为他想让自己的两位副手（代表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弗明[18]，和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我）来投票表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人民委员可以留在会议厅而不参加表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由他的副手参加投票。对这个问题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七名人民委员会委员投票赞成撤销小人民委员会关于免除侦查员任西里也夫职务的决议，六名委员投票赞成批准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在那次会上，库尔斯基就苏联法律中有关对侦查机关实行监督的现行法规问题提出了报告，据此，会议一致通过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案，决定成立研究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司法机关关系问题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先后由库尔斯基和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并一直工作到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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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26日，大人民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参加下讨论了司法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宗教局的问题。这个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政教分离局。
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司法人民委员部内设立政教分离局。”那次会议还委托小人民委员会“检查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政教分离工作中有没有重复和摩擦的现象，并在两个月之后（7月1日）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
1922年年底，小人民委员会在审查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条例时，认为撤销这个局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小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出发点是，随着旧教会的开始瓦解以及宗教界新教派（新生教会等）的出现，监督宗教活动的任务大为扩大，因此应该促使这些新的教派和团体尽一切可能进行斗争，加速瓦解教会的权威并消除教会对居民中落后群众的影响。小人民委员会认为，司法人民委员部宗教局不能解决这些新的任务。
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这是他在人民委员会这座大楼的工作岗位上度过的最后的时日。
克拉西柯夫[19]对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表示不满，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并请福齐也娃转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此，在1922年12月5日——就我记忆所及，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我应召去见他。我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内等候接见。没等五分钟，办公室的门就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着卡其上装走进了会议厅，他看上去疲惫不堪，脸色灰白，病容恹恹。他走到我跟前，向我问好，当即表示谦意说，只能在这里而不能在他办公室里交谈（他正在办公室里接见某人）。说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转入正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向他详细介绍小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及我本人在作出撤销司法人民委员部宗教局的决定时所依据的全部理由。我清楚地记得，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我不想用详细的报告和细节占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间）尽力把小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的理由解释清楚。我说，政教分离的过程应该认为已经结束，而这正是克拉西柯夫这个局的主要任务；为了掌握宗教事务中出现的新倾向，需要一个新的，远为强大的国家组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平静和审慎的语气说服我，并让我转告小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如此醉心于革命的最高纲领主义有时会比革命的最低纲领主义更加有害（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原话），这种最高纲领主义往往是缺乏治国的经验以及希望摆脱不利的现状的结果。他用婉转，但是十分坚决的口气断然拒绝关于成立专门的国家宗教事务组织的提议，并且说，宗教局的机构虽然不大，但已经相当熟悉自己的业务，而且在这些年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找一个更加完善的机构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一种含蓄的嘲笑口吻指出：
“至于政教分离的过程已经结束的看法，也许是这么回事：我们已经把宗教和政权分离开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宗教和人民分离开呀。”
我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思考看，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打断我的思路问道：
“您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
我回答说，今晚要举行大人民委员会会议。我会前先向小人民委员会各个委员介绍这里谈话的结果，然后在会上代表小人民委员会声明必须撤销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我事先征得了小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晚上开会讨论议程时，我就这么做了。人民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未加讨论作出如下的决议：“撤销小人民委员会1922年11月28日的决定（会议定期记录第九百五十六号，第七节），保留司法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宗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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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袖和政府首脑的惊人的嗅觉，在大小事务中都会表现出来。1921年年底，在进一步贯彻和巩固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形势，促使我们寻求制定稳定的通货的途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提出试行预算纪律的创始人。当时很少编制预算，这些用天文数字般的纸币计算的长期的部门预算，实际上是建立在仓猝、匆忙制定的在所有需要资金的单位之间分配纸币的计划上面的。大多数部门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还不会、也不知道，怎样编制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年度预算。预算工作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还雷厉风行地精简过于臃肿的国家机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热情地捍卫和支持小人民委员会有关实施预算纪律和精简机构的一切决定。有时，在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人民委员一致反对小人民委员会关于预算和编制问题的提案。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这种立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之为“人民委员同盟”，并竭尽全力地维护精简机构和各部门必须编制预算这一坚定不移的方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公开提议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大人民委员会有关上述问题的决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向人民委员提出了预算的问题，这从下述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1921年7月5日，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人民委员会责成各部门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预算和月度申请书，不执行者拘留三天。大多数部门都没有遵守规定的期限，鉴于上述情况，1921年7月12日，人民委员会听取工农检查院的报告，检查了各人民委员部执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违反政府规定期限的人给以拘留处分决议的情况。结果只有四个人民委员部执行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拘留逾期者的决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财政司司长因为违反政府决议而被我拘留了三个昼夜。其他的人民委员坚持不肯采取这项措施，为此人民委员会重申7月5日的决议，并指示阿瓦涅索夫继续监督上述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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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商业开始繁荣起来。地方商品的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商业开始越来越具有全俄罗斯的性质。束缚商业发展的一切障碍和阻力，均被新的立法所扫除。
开展商品流通的障碍之一是，公民必须经过批准才能从一地去另一地的制度。众所周知，这种制度在每个行政中心都执行得相当严格，毫无通融的余地，其目的是为了与投机倒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为了保护当时处于严重状态的交通运输。
在大人民委员会通过铁路运价法，规定客货运输由免费改为收费之后，小人民委员会讨论了私人货物收费法令草案，研究了与这个法令草案有密切关系的关于私人货物运输和旅客往来须经批准的制度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激烈和持久的争论。
根据我的回忆，小人民委员会比较一致地通过决议，撤销了批准制度。弗拉基米尔斯基[20]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反对小人民委员会的这一决议。
7月5日，在大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地听取了法令中涉及是否需要继续保留批准制度的那个部分，然后十分有说服力地发言捍卫上述决议。结果，本来打算坚决要求撤销小人民委员会决议的弗拉基米尔斯基没有要求发言，而在表决时弃了权。
两三天之后，弗拉基米尔斯基同我一道亲自去通行证发放站和车站，目睹排着长队的旅客就地过夜，等待领取外出证明的现象。弗拉基米尔斯基自己在实地询问了铁路员工、旅客并详细弄清情况之后，对我说，他现在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迟迟不取消发放外出通行证的制度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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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立法实践中这样一件事。小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的参加下一致通过了《房屋管理条例》。这个条例按照惯例送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批准这个条例，把它发还给小人民委员会重新研究，并作了专门的指示：“考虑一下，是否需要这项法令。”小人民委员会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肯定了原先作出的决定。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対通过《房屋管理条例》的必要性表示异议，并把条例退还给我们，还附上一张措词激烈的条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张条子也写道，目前的问题完全不在于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条例》，我们的房屋肮脏不堪，极不卫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脑子里深深地印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房屋肮脏不堪，令人恶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给某些房屋管理员以行政拘留处分，并将此公诸于众，还要求小人民委员会抽调一两名委员专门负责这项工作[21]。
下面再谈一下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问题，是很有意义的。由于列入议程的问题过多，有时自然就不可能围绕某个重要问题展开充分的辩论。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让某个人民委员把自己的不同意见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去解决。在投票表决时，偶尔会出现票数相当的情况，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亲自提议把问题提交最高立法机关解决。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专门写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书记，这些信件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文体来看都是无懈可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类信件和便条里要求给争论双方至少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而且总是在二十这个数字下划上两三道杠子。这种做法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特别重视。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信件中简要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并要求把通过的决定通知人民委员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対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向来十分关心。1922年中，他注意到最高立法机关工作中的不正常现象：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周围出现了大量的临时和常设委员会。某些同志在这些委员会里的工作负担十分沉重，处于这种状态势必谈不上正常的部内工作了。而现实生活却不断地提出合理使用工作人员的时间以及合理安排各部门工作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首先从中央政府机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在给亚·德·瞿鲁巴的信中提议对人民委员会现有的一切临时和常设委员会进行一次审查。亚·德·瞿鲁巴以他所特有的一丝不苟、一抓到底的精神开始这项工作。他组织了由阿瓦涅索夫、哥尔布诺夫和列普列夫斯基[22]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现有委员会进行审查。在一百二十个委员会中认为必须撤销的有一白零四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最高立法机关工作的改善、精简和合理化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必须在自己的政治报告中把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结果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汇报。他说：
“近几天来把各委员会整顿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总共有一百二十个。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呢？只有十六个。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整顿。人们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反而躲藏在各种委员会后面。在这些委员会里，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谁都弄不清楚是谁负责；结果，作出决定由大家共同负责”。[23]
在撤销人民委员会附属的这么多的临时和常设委员会之后不久，亚·德·瞿鲁巴根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提出重新安排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的问题。他在很多有关工作人员的参加下制定了大、小人民委员会的新的会议规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了接受各人民委员部提交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各种问题以及在政府会议上研究这些问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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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铁路运输改为收费制、公用事业实行收费制以及在工业等部门贯彻经济核算原则等重大问题，对于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艺术，具有重大的意义。假如能够详细阐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用战前的卢布编制第一个预算所起的作用，更是意义重大。这里的材料十分清楚地说明，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后来在1924年进行的整个币制改革预先作了多少准备工作。在建立稳定的金本位制后，党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我们应该归功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非凡的远见和及时的倡议。
但是，为了阐明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和政府如此重大的措施，需要仔细研究原始文件，而目前我还没有这些文件。
载于《列宁在经济战线上。回忆录》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80—105页
（吴克礼 译 顾柏林 校）
[1] 收入本集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布留哈诺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Брюханов，1878年12月16日—1938年9月1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副粮食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4—1926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1932年任副供应人民委员。1937年退休。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4]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5]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6]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7] 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列扎瓦（Андр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Лежава，1870年2月19日——1937年10月8日），1894年加入民粹派组织“民权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苏俄中央消费协会主席。1920—1922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苏联亚热带文化总局局长。30年代曾支持留京集团。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8] 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Радченко，1874年10月10日——1942年5月1日），早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0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21—1922年、1923—1931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2年逝世。1954年平反。
[9]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10] 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尔亚尼诺夫（Вад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11]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урский，1874年10月10日——1932年12月2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罗马尼亚阵线第4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2年逝世。
[12]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894年12月7日——1937年9月26日），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7—1918年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和莫斯科契卡主席。1918—1920年参与红军的政治工作。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2—1923年担任俄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1932年担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副建筑经理，193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遇害。1956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3] 伊利亚·约诺维奇·约诺夫（Илья Ионович Ионов，1887年8月13日——1942年？月？日），原姓伯恩施坦（Бернштейн），苏联诗人。早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苦役。1913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教育组织（Proletkult）工作。1924—1925年任苏联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社长兼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年赴美国，在全俄纺织集团工作。1928—1930年任《土地与工厂》出版社董事会主席。1928—1932年任学术出版社董事会主席。1932—1936年任国际图书出版社董事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42年病逝于流放地。1956年平反。
[14]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生于斯摩棱斯克。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委员。1905年至1907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曾因参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捕后被编入作战部队，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二月革命后，当选为第11集团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7年4月担任全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第一任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3月起在苏联司法机关工作，是苏联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者之一。1922年至193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庭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在大清洗中含冤遇害。1955年平反。
[15]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6]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17]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8]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弗明（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омин，1884年4月2日——1938年9月1日），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伦堡委员会委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明斯克委员会委员兼《红星报》编辑。十月革命期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内战后曾任最高运输委员会副主席、副铁路人民委员、内河航运公司中央局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5年任副水运人民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9] 彼得·阿尼耶维奇·克拉西柯夫（Пётр Ананьевич Красиков，1870年10月5日——1939年8月20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了推广无神论教育的活动。1924年起担任最高法院检察官。1933 —1938年任最高法院副主席，反对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39年逝世。
[20] 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8—189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6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5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21] 见《列宁文稿》第9卷第277—278页。——编者注
[22] 格里戈里·莫伊谢耶维奇·列普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Моисеевич Леплевский，1889年5月1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崩得。1909年退党。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兼戈梅利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1920年任萨马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0—1923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组织和指导部副部长。1923—193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行政和财政委员会主席。1934—1938年期间担任助理检察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23]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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