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忆片断[1]
雅·金丁
小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以外，还领导着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小人民委员会每周举行三次会议，审议提交人民委员会的大部分提案。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选自十个最大的政府部门，并由人民委员会批准委任。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由阿·谢·基谢廖夫[2]担任主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重视小人民委员会的作用，认为它是一个由积极的负责干部纽成的、能够反映各重要部门的利益又可以大大减轻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机构。小人民委员会有准确的会议记录，委员们必须在每项决议下面签字。如果意见有分歧，记录里必须附主持不同意见的委员的书面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在会议（小人民委员会会议时常在深夜一、二点钟甚至三点钟结束）后的第一天，仔细审阅会议记录，并在决议上签字。如果他不同意会议决定或者附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看法，他就将决议转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签署的决议具有法律的性质，并且作为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予以公布。这一类决议占多数，大抵说来，约占全部决议的百分之九十。有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同意某一项决议，或者怀疑它是否合理，他就在纸条上写下若干意见、问题和新的建议，用大头针别在有疑问的地方，把决议退回小人民委员会复审。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总是一些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却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必须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立法机关的工作极其严肃认真，而且要求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也持同样的态度。因此，不仅在有他出席的大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而且在没有他出席的小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我们也全都认真工作，仔细审议各项提案；因为我们始终想到，我们的工作明天将受到领导的缜密检查，任何问题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任何错误都得不到他的宽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他自己做了难以置信的大量的工作，也要求别人多做工作[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日常生活中善良亲切、经常面带笑容，但在工作中却非常严肃认真，对破坏秩序的现象，即使极其轻微，也要厉声制止。在这方面，他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我记得，有一次人民委员会正在开会，列·波·克拉辛[4]突然来到。这是他第一次去伦敦后刚回来，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导了他和劳合—乔治[5]首次会晤的消息。有几位人民委员急忙上前问候，向他问长问短。担任会议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谈话，批评他们破坏会场秩序。直到午夜十二点钟以后，人民委员会会议宣告结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露出高兴的神色，奔向克拉辛，极其亲切地和他讲起话来，并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可是，那已经是将近深夜一点钟，会议业已结束，“公事”处理完毕之后的事了。
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听取汇报某项任务的执行情况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承认有排除不了的障碍，他一贯要求人们去克服各种困难。当有的同志说，未收到某省或某地区的消息时，他马上反问道：“那么电话、电报、直达电报、信使等是干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期限放宽一、两天，但力争丝毫不差地完成交办的任务。
粮食供应问题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英明地领导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整个时期，粮食问题和供应无产者、陆军、海军以及全体劳动人民口粮的问题，如同保卫共和国的问题一样，几乎一直是我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国内战争和遭到封锁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因此，不言而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在1919年至1920年这一段时间内，粮食供应问题始终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议事日程上经常要讨论的议题。除了关心与当时的余粮收集制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警惕地关注着采办、运输、装卸粮食的过程，并不断提出调整粮食资源分配制度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是一项极端困难的工作，因为粮食少，而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靠国家供应粮食的消费者则多达三千五百万人。那时，经常发生水陆交通中断、敌人抢劫储备的粮食、大雪阻塞、零星的叛乱等事件，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罕见的困难，这就使我们的任务更加复杂化了。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强调说，在这种条件下，“合理分配粮食是一项极端重要的，然而是异常困难的任务”。
1920年初，有一次在处理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有关部门争论不休的粮食供应定额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到，粮食人民委员部当时实行的定额标准几乎有三十种之多，诸如“特种口粮”、“加量口粮”、“红军口粮”、“前线部队口粮”、“科学院口粮”、“人民委员会口粮”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粮食人民委员部提出减少定额标准的法令交人民委员会审核。于是粮食人民委员部提出了有关的方案。但是必须承认，许多同志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对待这个方案，往往使讨论带上了本位主义的色彩。他们考虑的是，方案将提高或降低各该部门——包括部队（陆军人民委员部）、工矿企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运输业（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业（邮电人民委员部）和行政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等部门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额。讨论结束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将方案转交中央工人供应工作委员会修改，同时建议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作出若干原则性的指示。除此以外，他还给我们委员会写了一张便条，简单扼要地勾划了整个粮食供应制度，建议彻底改变原来的供应办法，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原则，并据此卓越地规定了基本的供应方法。正如后来人家所看到的，这些方法在当时极其复杂的形势下是唯一正确的、符合无产阶级国家利益的方法。
便条的大致内容是：制定法令时必须把劳动和供应切实地、真正地联系起来。只有劳动才能得到面包。我们不供养投机分子、寄生虫、懒汉这一类人。定额种类和标准要减少到最低程度。这张便条（一张小纸条）为由中央工人供应工作委员会制定并提出的统一的劳动口粮法令奠定了基础。1920年4月3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法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们当时的十八个委员部、各界人士和各机关部门都写过这样的便条，其数量少说也有几百份。每一张便条的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智慧。如果把这些便条汇集在一起，那么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列宁的领导方法在这一方面的全貌，而且也可以为我们今后长时期的工作提供一整套纲领。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正在出版的每一卷《列宁文集》都能证明这一点[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现了特殊的领导艺术和才干。一方面必须考虑各部门的利益，特别是象当时的粮食供应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粮食资源不足，无法满足各部门的需要，不可能与他们的意见完全协调一致。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两方面的因素妥善地结合起来了。
举例来说，1920年11月，哈拉托夫[7]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各部门年度粮食供应计划。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工作中的计划性。因此，这个计划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巨大兴趣，特别是因为这个计划是我们的初次尝试，其目的是要把困难重重、经常中断的不稳定的粮食供应问题列入严格制订的计划。而且计划期限长达一年，这在当时是很长的了。同时这个计划还规定了这一年（1920—1921年度）计划征收的全部粮食收入。
会议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调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详细地熟悉并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核实各种数字。然后以他特有的精力和热情积极地着手去实施这一计划。为此，他决定召开劳动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来审议粮食计划，并吩咐邀请全体人民委员出席会议，不管他们是不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除此以外，他还邀请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来参加这次会议。
召开这次非常会议的原因，首先是粮食计划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应当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来审议；其次，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不易受某些部门的影响，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保证迅速讨论和通过这个汁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力求做到这一点。如果由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那么由于不能满足某些局部的、纯属本位主义性质的要求，整个提案有可能被否决掉。但是，由于这项计划涉及各部门的根本利益，所以决定邀请全体人民委员出席会议，让他们参加讨论（仅仅参加讨论，不参加表决），使他们能够充分申述自己的需求并加以辩护。与此同时，全体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都出席会议，可以使会议的决议拥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从而使任何申诉都徒劳无益。而且，这还可以避免把提案转交某部门审核以至于延误时日的可能性。
于是，在全体人民委员和很少出席会议的加里宁同志以及其他中央委员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参加下，1920年11月28日召开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任了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一直延续到半夜以后。经过仔细的审查，作了一系列修改以后，将在下一年度实行的第一个苏维埃粮食计划被通过了。这个计划为我们各部门的全年工作奠定了明确的、坚定的基础，在当时工作十分忙乱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是我们工作中的一大进步。
当然，通过计划并不等于完成计划。可是，尽管会议讨论问题的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而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和大家全都疲惫不堪，但列宁在会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忱和坚强意志使人感到，他早己认识到，只要周密制定计划，充分估计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现实因素，并且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去贯彻执行，那么计划一定能够实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审议行将结束，计划肯定可以通过，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绪明显地振奋起来了。当报告人斯特卢米林[8]针对某部门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了一些俏皮话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异乎寻常地在会议上纵声大笑起来，笑声是那样的亲切可爱。
在这之后，会上审议任何有关粮食问题的提案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援引这份业已得到批准的计划，查清讨论的问题在计划中有无明文规定，并且要求同这份计划完全取得一致。有时，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提出非常有力的理由，才能使列宁离开这份计划的规定或者同意作某些修改。在当时的条件下，每个部门都千方百计地企图摆脱这份计划，为各自的利益离开相应的规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坚定不移地要求执行并实施批准的计划。他的坚定态度必然使所有负责贯彻这一计划的同志也走上坚决彻底地实施这个粮食计划的道路……
关于国家机关的问题
精简苏维埃机关人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有适当的机会，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不论谈论的是粮食供应问题，还是国家财政情况、工资制度或国家机关工作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提到精简我们臃肿的机构的必要性。那时莫斯科的国家机关共有职工三十万人。这个数字使他感到震惊。某些部门的领导人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往往不愿意精简机构，有时甚至还阻挠这项措施的实施。弗拉里米尔·伊里奇不仅经常无情地鞭挞我们机关的缺点，而且还严厉抨击因循守旧、反对精简机构的人。在实施集体供应制度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抓住时机，将精简苏维埃机关人员的问题放到了首位。粮食问题困难再大，也阻止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实行集体供应制度的决定，只要这个制度能够导致精简机构并改进工作。
我永远不会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予我的无限宝贵的热情支持。有一次，他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我针对某一位报告人的发言。那位报告人汇报了莫斯科试行集体供应制度头几个月的结果，并断言在工人中取得的结果比在职员中好。我援引人民委员会以前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报告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工人方面实际上只涉及某一些企业。那里确实已经实行了集体供应的办法，但是精简人员的工作还只在酝酿之中。职员中的情况则相反，己按法令规定精简了百分之三十，而集体供应制度当时却还没有实行。因此很难从集体供应制度对改进机关工作有何影响的角度来判断实行这一制度所取得的成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赞成我的意见，尖锐地责备报告人无视这一事实。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因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得出了全体与会者怎么也意料不到的结论。其结果是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和贯彻各种措施，以便使工厂摆脱混进企业单位的非劳动者和非生产人员，并使集体供应制度能够在机关里得以实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烈主张尽力精简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领导着整个国家机构，有责任减轻各部门的工作，领导这些部门并使它们摆脱各种形式主义的干挠，不让某些部门的工作遭到不良的影响。因此，他不允许未经与部门领导协商，或撇开他们强制实行机械式的精简机构的措施。
1921年年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建立了一个负责精简机构工作的所谓“拉林[9]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报纸上宣布它将对苏维埃机关来一次“大砍大杀”，并声称可以不通过人民委员会，径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直接实施自己的方案，因为人民委员有可能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一位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知道了这件事，就十分警觉起来。他立即建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审议“拉林委员会”提案的时间放在人民委员会对这些提案进行讨论之后。同时，他用严厉的责备口吻指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库尔斯基[10]出席当晚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并在会议上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这个建议。于是，主席团通过了相应的决定，而拉林的报告，后来经过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讨论之后才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这一事例特别有力地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不符合客观形势、违背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轻率的试验和空洞的措施。
工资问题
如上所述，人民委员会在通过重要决议之前先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作中一贾遵行的原则。同样，他还主张让相应级别的机构分别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必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确定何时有此必要）的话，也可以用越级的办法，把问题直接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以取得迅速、彻底的解决。当然，这种做法通常只涉及事关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例如，1921年7月，小人民委员会在阿·谢·基谢廖夫主持下，听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所作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在苏维埃政权刚宣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制定工资政策的一些原则问题。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报告人无视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似乎并不打算对工资政策作认真的修改。然而，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审查和修改。因此，小人民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委员会对整个工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并拟出具体的建议。委员会的成员有基谢廖夫、金丁[11]、别洛夫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我们开了两次委员会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资政策应该建立在与过去的原则截然不同的新的原则基础上。这些原则是：必须把工资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同时考虑实物支付和现金支付等各种不同的支付形式，规定固定的最低生活费，大幅度扩大级差比率（我们建议一比十六）等等。
我们用提纲的形式写下了这些建议，经基谢廖夫和金丁签字后，分送人民委员审阅，并提交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审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出席会议。在连续几年紧张工作以后，他大概是第一次去哥尔克休养。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和公文几乎天天都送到他那儿去签字，因此我建议基谢廖夫把关于工资问题的提纲草案送到哥尔克交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阅。他照此办理了。在简短的发文公函中，我们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了草案的产生和讨论通过的过程，请他过目并提出意见。不到两天，福齐也娃就打电话通知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吩咐立即把我们的草案报请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审定。几天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决议赞同我们的草案，并作了某些修改，同时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拟订相应的具体措施提交人民委员会审定。关于工资的法令经拟订、定稿后，于1921年11月12日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当我回想起在处理工资问题初期所遇到的无数障碍和困难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予以特别关注、积极干预和坚决支持，那么这个方案可能会耽搁很长时间，得不到通过。“伊里奇的嗅觉”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个特点有时能使他注意到某些极不成熟的想法。而且完全可以相信，由于他一心一意关怀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和愿望，因此凡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明智的建议，一定会被他所接受并立即加以实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作的严格要求
在讨论某项问题时，与会者有时会提出未经核实的申诉和材料，如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的会议上出现这一类情况的话，他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他经常要求与会者引用经过严格核实的材料，提供具体的事实，提出根据确凿的申诉。如果对某项申诉的可靠性稍有怀疑，人民委员会就委托库尔斯基（司法人民委员部）或阿瓦涅索夫[12]（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对事实进行周密的调查核实。
有一次，哈拉托夫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申诉，指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没有及时呈报工业用粮的材料，以至妨碍了人民委员会的任务。我当即声明，材料早已报送，问题可能只是材料不足。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经会议讨论就提议作出决定：指派库尔斯基调查哈拉托夫和金丁两个发言中矛盾的原因，并向人民委员会作出汇报。第二天我和哈拉托夫必须为各自的发言写一份详尽的说明。而库尔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按惯例列入了人民委员会的议事日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各部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缺陷和疏漏也抱着同样严厉的态度。遇到这类情况，他的批评异常尖锐，对缺点的抨击毫不留情，不管他对部门领导人的关系有多好。例如，有一次，劳动国防委员会开会听取欣楚克[13]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工作报告。欣楚克谈到了妨碍商品交换迅速发展（那是在1921年）的一系列困难，其中包括粮食部门没有及时向合作补交纳商品粮、各项指数不相符合和其他一些原因。结果他说，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粮食储备了。许多同志发言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激昂的语调令人信服地驳斥了欣楚克推卸责任，强调各种不利条件的做法，责备他未采取措施以消除不利因素，同时着重指出，尽管国家为改进合作社的工作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耗费了大量的资金，但取得的成绩却微乎其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次的批评毫不留情，因为当时合作社工作中的缺点特别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粮食状况。他的态度异常坚决，所以欣楚克的申辩毫无用处。
对专家的态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改善科学家待遇的种种措施。早在1918年他就批准成立了一个以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4]为主席的所谓“科学院口粮”委员会。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作出艰巨的努力，才能从我们微不足道的粮食储备中拨出必要的粮食来提高共和国内有特长的科学工作者的供应标准。只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经常关怀和干预下，这种供应才得以维持下去。1920年12月，他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哈拉托夫召集有关机关的人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拟订最大限度地向有特长的科学工作者供应生活资料的措施，统计所需的物资及其数量，并在两天内向人民委员会汇报。两天以后，人民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有：哈拉托夫、谢马什柯[15]、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基帕里索夫[16]、金丁和诺维茨基[17]。人民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从各方面关心和改善科学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工资、供应粮食和物品、颁发奖金等等），筹建休养所、疗养院，向国外订购图书等。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提出，必须在全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推荐一批对国家特别宝贵和有益的高级科学工作人员，并尽最大的努力筹措物资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条件。那时，物资极其有限，情况非常困难。为了给专家们以物质保证，有时不得不削减工人和红军的供应。正如1923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全俄科学工作者大会所指出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严密督促及其崇高威望推动下，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才有可能在彻底改变我们科学家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直接协助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经常把它的报告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支持对它的拨款，督促有关部门履行对它承担的义务。即使有些问题未经他直接处理，他的作用依然能够显示出来。在遭受武装干涉，人民饥寒交迫、生活贫困的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聚集在一起，为了使学术界最宝贵的人才免遭饥馑之难，尽最大努力调拨必需的物资时，都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的关切，相信可以凭借他的威望来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尽管这种障碍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我也记得，在1921年的春天，正当粮食危机严重尖锐化的时刻，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取消某些工作人员若于优惠供应办法的决定。由于这项决定，某些科学工作者担心他们的生活条件会急剧恶化。可是，当人民委员会审核这个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如既往地宣布，支援有特长的工作人员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关心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对莫斯科苏维埃全会的决定作出特别规定，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密切进行监督，保证科学家的物资供应工作不致中断。
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科学家生活条件的巨大关怀，几乎使所有的部门都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尽管国事艰危，困难重重，但仍然使共和国一万多名科学家、文学家、演员和艺术家获得特殊的“科学院口粮”，把他们的工资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实行了特殊的“科学院”级供应标准和奖金制度，建立了若干处（现有最好的）休养所和疗养院，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还采取了其他许多措施。虽然这些措施都是在哈拉托夫积极参与下，由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制订、协调和实施的，但必须明确地说，这项工作的主要功绩应当归结于卯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顽强的毅力、崇高的威望和坚定的意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烈主张扩大地方机关的权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加强苏维埃基层机关的独立性，但是他始终坚持和严格遵守国家整体利益高于地方局部利益的原则。地方主义的倾向总会遭到他的坚决回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反对地方上的代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削减本省余粮收集任务，保留现有库存等一类要求。有一次，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关于建立“育种”协会的方案。提出这个方案的奥新斯基[18]和为他辩护的许多著名专家都指出，这一协会将把我们业已衰落的良种畜牧业提高到应有的水平，同时还可以用提成和会费的形式为国家提供一定的物质上的好处。协会成立以后，原来分散在各省的某些国营农场，连同农场的良种牲畜都调归协会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多次反映说，有一个省的地方机关反对移交所属国营农场和良种牲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如果人民委员会委员实质上不反对这个方案，从而肯定了这个方案的合理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不理会地方机关的反对意见。由于国营农场为地方机关提供粮食，地方机关自然会反对移交农场。这恰恰是最明显的地方主义倾向，我们应该同它作最坚决的斗争。
第二次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谋远虑，明察秋毫，但他总是满怀兴趣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贪婪地从交谈者的思想中汲取明智、正确的东西。在交谈中，他通常采用说理开导的方法，说服多于命令。对于交谈者提出的理由他也很重视。对这一点，我在第二次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同粮食人民委员部从事工人供应工作的工会工作者代表团一起去的。
促使我们去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将严重影响工人，尤其是军工部门工人的供应工作。由于这是在1920年冬季，因此不言而喻，军工部门的供应工作同红军的供应工作一样，是我们工作中至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从1919年末起，人民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中央工人供给委员会负责管理工人的供应问题。委员会由哈拉托夫领导，委员有诺根[20]、波格丹诺夫[21]、哥尔茨曼[22]、我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代表。全体委员都由人民委员会批准任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经常把委员会的有关报告提到人民委员会讨论，并要求向他报告工人供应工作的情况。地方上的供应工作出现特别尖锐的问题时，他还亲口过问。由于委员会成员的紧张工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力支持，曲人民委员会建立的中央工人供给委员会，在它成立后的第一年年底就显著地改善了共和国工交部门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有别于一般的消费者，并为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粮食储备，确定了固定的供应标准。
经过一年的工作，这个委员会还使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我和诺根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代表的身份参加这个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在工作中团结合作，协调一致。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哈拉托夫同志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分管粮食分配工作的部务委员，这种恰当的兼职大大促进了各部门间的协作。可是，到了1920年年底，人民委员会批准任命了新的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哈拉托夫没有入选。在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的第二天我们得知了这一消息。我们这些跨部门的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派往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工会工作者都十分清楚，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到经过极大努力才稍微得以改善的工人供应状况。哈拉托夫在这一部门工作积极，和我们各个部门的代表配合密切，撤换他少说也是不合理的。如果他不再担任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那么他留任中央工人供给委员会主席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将不能迅速实施我们的措施，而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当时条件的紧迫性来看，却要求我们迅速行动。
因此，这个消息使我们深为忧虑，所以在得悉人民委员会决定之后一小时，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和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许多工会工作者便聚集在诺根的办公室里。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说明所有这些情况，请求改变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为此，诺根打电话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为此事接见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托姆斯基已打电话告诉他了，他定于明天上午十二点钟接见我们和工会工作者。我们一行五人（诺根、金丁、冯杰尔利赫、谢纽什金、奥尔洛夫）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是当我们来到他那儿的时候，已经有八个人在那里了。他们大部分是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为了同一件事到这儿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厅里接见我们全体人员。他亲自主持会议，让我们依次发言。大家非常热烈地发表了意见，因为谈到的内容实质上都涉及工人供应工作和整个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断扩大问题的范围，向来访者详细询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它对地方机构的领导以及部内某些领导干部的情况。同志们利用这个机会详尽地说明了情况，并严厉抨击了这个机关的缺点。但是，几乎人人都提到了哈拉托夫在工人供应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神贯注地听着发言，当某些工人谈到他们担心工人供应政策会有改变时，他显得特别关切。当我顺便提到军事部门拒绝改变大幅度提高机关职员供应标准的做法，而我们不得不进行斗争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断然主张把这个问题提到下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去讨论。谈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畅谈了自己的意见。最后他指出，哈拉托夫未被任命为新的部务委员，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紧缩各部务委员会成员编制的决议所决定的，而且他没想到，这件事对工作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同时，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援引了军事部门的类似情况说，有许多高级干部领导着整个军区和方面军的工作，但他们不一定都非得成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不可。但是他说，他已经注意到大家在这里提出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么多干部一致提出意见，说明情况相当严重。
诺根申述说，最近由于我们作了异常巨大的努力，才使工厂的供应不致中断。因此，如果中央工人供给委员会的上作受到削弱，工业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不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工人供应工作的关心一分钟也不会削弱，同时他将把在这里听到的所有意见都提交中央委员会仔细审议。谈话结束的时候，一位到会的老工会工作者发言。他又讲了哈拉托夫在工作上的一些特点，然后他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必须改变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我们请您向中央委员会转达我们的意见，并改变这个决定。”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第一点我一定照办，第二点我现在不能答应。”
一个星期以后，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哈拉托夫重新被任命为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
对科学成果的态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善于把当前的工作同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遥远未来的任务结合起来。他的远见卓识使他能够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孜孜不倦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始终注视着未来，展望着远景。
我们在小人民委员会经常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来的便条，要求我们从速审批某项拨款申请（如工资或采购毛皮的拨款）或者给某机关提供办公楼一类的申请。除了这些日常事务以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提出必须从速为如下一些项目拨付经费，如库尔斯克地磁界常现象[23]的研究工作（他同拉札烈夫教授谈论过这个问题，认为这一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意义）、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他同基尔皮奇尼科夫教授详细讨论过这件事，认为它将发挥无可估量的作用）、卡施拉电站的末期工程（他从工程负责人兼工程师瞿鲁巴[24]那儿直接了解工程的进度情况）、沃尔霍夫的电站工程（他从格拉弗蒂奥[25]工程师那儿了解工程的进度情况）、等等。在这一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如既往，总是提出请求，进行说服，很少发号施令。当然，不用说，这些写着请求和指示的小纸条较之冗长、严肃的命令更有效力，更能引起极大的注意并得到最迅速的处理。必须指出，由于那是我们最艰苦的时期，日常必需品短缺，室内时常不生炉子取暖，口粮不敷发放，某些人的工资不能按时发给，因此要拨款给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现象的研究工作、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研究工作、电气化计划以及卡施拉、沙图拉和沃尔霍夫等电站工程，自然会遇到难以置信的困难。许多机关领导干部对这些拨款都持动摇、怀疑、甚至阻挠的态度。而只有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天才能够透过浓重的云雾看到遥远的未来，坚信乌云即将过去，迷雾即将消散，届时解放了的无产阶级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在艰难岁月里历尽千辛万苦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
每当我们回忆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紧张的工作，他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的工作热忱，他那孜孜不倦感人至深的工作态度，我们总是惊叹不已，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度过的一天一夜所包含的二十四个小时跟我们的二十四个小时是一样的吗？
试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领导着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亲自研究并领导国家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部门的活动，而且述积极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燃料工业机构、科学研究所和其他许多机关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又在许多集会、群众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和国际会议上发表震惊世界的演说，并且从未中断写作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就事论事地处理各项事务。在他经手的事务中，凡是他签署的文件，不论是致某国政府的照会，给地方粮食机关的电报，为党代会起草的决议草案，写给伦敦克拉辛的信函，写给某个工作人员的便条，还是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或者给特命全权大使的委任状——所有这些文件，除了他的签署以外，全都深深地打上了列宁工作作风的印记，以简明扼要、直言不讳、内容深刻、形式鲜明而令人信服。在大多数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亲自动笔，而且他写的东西都具有他独特的风格——深刻、简洁、准确、明了。
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抽出时间过问下面这样一类事情。1920年冬天，我曾到过离莫斯科不远的农业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种马场。种马场里还保存着几匹革命前留下来的稀有良种马。由于那时还没有赛马的活动，必须由国家花钱来饲养这些马匹以发展和改良马的品种。那儿还饲养着其他一些稀有的良种人家畜。在严重的粮食危机时期，饲养这些牲畜非常困难，饲料的供应量少到极点。然而这些牲口却极其珍贵，只要举这么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外国人愿意提供几乎可供种马场使用一年的饲料来换取一匹这样的马。种马场场长当时告诉我说，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泰奥多罗维奇[26]伴同下曾来到这儿，详细询问了种马场怎样维持下去的问题。不言而喻，他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来这里视察，大大鼓舞了忠于职守的全场职工，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促进了维护珍贵的良种马的工作……
对周围同志的关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总能抽出时间极其热诚地关怀周围同志的生活。我记得，那个时候各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和各机关的领导干部常签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要求他们别在某一段时间内请示或打电话给正在休养或治疗的某一个政治局委员或他的某一位助手，如瞿鲁巴同志。更不用说，通常总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持下，这些同志才被送去休假或养病的。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瞿鲁巴同志的无限关怀，各人民委员会委员当时曾签收到一份决定，规定由瞿鲁巴同志主持的会议不得超过预定的会议时间。尽管瞿鲁巴同志提出异议，但鉴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崇高威望，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还是达到了在规定的时间内结束会议的要求。有一次，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时向他反映，哈拉托夫同志的工作负担太重，这将会严重影响他的健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已让哈拉托夫同志去休假，但前两天在克里姆林宫又遇见了他，所以已下令强迫他离职去休假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27]同志也向我谈起过他自己的一段类似经历：有一次，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命令，他几乎是被押送去休假的。
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周围同志的关怀是多么体贴入微。有时，同志们向他提出申请和要求，他更是满怀同情地予以仔细考虑。然而，对于自己他却从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不计工作时间，不顾劳逸结合，工作无休无止，不受任何有关决定的限制，终于渐渐地、无可挽回地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他的健康对于整个被压迫人类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他始终不渝地为被压迫人类的解放奋斗了一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其浩繁的工作、始终旺盛的精力和全部英勇的革命斗争业绩，为我们作出了最光辉的榜样，教育我们如何以实际行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鞠躬尽瘁，献出自己的一切。
载于雅·金丁著《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玛·伊·乌里扬诺娃作序》1933年莫斯科版
（胡国安 译 顾柏林 校）
[1] 收入本卷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基谢廖夫（Алекс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Киселёв，1879年？月？日——1937年10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19年、1921—1923年、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任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苏俄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193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 关于这一点，有一次玛·伊·乌里扬诺娃对我说：“不，在多数情况下，也总能宽容别人。”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作者注
[4]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5] 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6] 本文写于1933年。——编者注
[7] 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 Багратович 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 斯坦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斯特卢米林（Станислав Густавович Струмилин，1877年1月17日——1974年1月25日），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189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2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3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孟什维克。1918—1919年任彼得格勒劳动委员会统计司司长。1919—1923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1920年退党。1921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加入俄共（布）。1932—1934年任全苏国民经济核算中央理事会副主席。1942—1946年任苏联科学院分院理事会副主席。1943—195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专长委员会委员。此后在大学任教。
[9]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日——1932年1月14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0]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урский，1874年10月10日——1932年12月2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罗马尼亚阵线第4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2年逝世。
[11] 雅科夫·伊萨科维奇·金丁（Яков Исакович Гиндин，1891年？月？日——1937年10月30日），原姓金兹堡（Гинзбург），1905年起进厂做工。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19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劳工市场部副部长兼秘书。1919年4—10月任东线第28师政治委员。1918—1921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全权代表管理局劳动处处长兼苏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3年任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乌克兰小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1930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1930—1932年任供应人民委员会委员。1932—1934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在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2]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13]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楚克（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инчук，1868年11月16日——1939年3月7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3—9月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9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任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6—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1927—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部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14]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5]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16]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基帕里索夫（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ипарисов，1886年4月17日——1936年12月19日），苏联语言学家、考古学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因病退党，从事考古工作。20年代恢复党籍。1920—1929年任全苏教育工作者协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兼主要政治委员会主席。1929—1932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1933—1935年任《科学院俄语词典》编辑。1934—1936年任国家物质文化史学会第一副主席。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7] 亚历山大·阿道福维奇·诺维茨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дольфович Новицкий，1894—？），苏联财政工作者。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预算局局长、金本位制委员会秘书、小人民委员会委员、财政人民委员会驻劳动国防委员会代表。1922年任财政人民委员会驻乌克兰特派员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委员。后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起担任财政人民委员会财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其后的情况不详。
[18]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9] 作者第一次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18年8月29日。——编者注
[20]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1]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2] 阿布拉姆·季诺维也维奇·哥尔茨曼（Абрам Зиновьевич Гольцман，1894年12月24日——1933年9月5日），191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1920年任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2—1925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电气委员会主席。1925—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0—193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32—193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3年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23] 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现象发生在库尔斯克省及其邻近地区。1919年起按照列宁的指示，对该地区进行了地球物理勘探，发现了磁铁矿。——译者注
[24]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25] 亨利希·奥西波维奇·格拉弗蒂奥（Генрих Осипович Графтио，1869年12月26日——1949年4月30日），苏联动力学家。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二月革命前负责铁路工作。十月革命后参加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1918—1920年任沃尔霍夫水电站建设工程副总工程师。1921年因卷入“战术中心案”一度被捕，后在列宁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干预下获释。1924—1925年任列宁格勒电工研究所所长。1938—1945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会水力发电厂建设行政督察。1949年在列宁格勒逝世。
[26] 伊万·阿道夫维奇·泰奥多罗维奇（Иван Адольфович Теодорович，1875年8月29日——1937年9月20日），1894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5年组织了莫斯科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工会”。1900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5年夏越狱并流亡瑞士。1905年年底回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8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他支持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的建立“左翼联合政府”的提议，为此辞去一切职务，但不久后又收回辞呈。1922—1928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6—1928年任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28—1930年任农民国际主席。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7]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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