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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高尔基

玛·伊·格利亚塞尔



　　我在弗·伊·列宁的秘书处工作期间，曾经多次一睹列宁和高尔基会晤的情景。
　　每当高尔基来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我们这些在秘书处工作的同志都感到莫大的欢乐。这种欢乐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常兴奋的情绪感染给我们的。他总是急切地期待着高尔基的到来，他对这位亲密的朋友——把伟大的天才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尔基——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得到的。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通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里作客，但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他。在高尔基从彼得格勒来到这里的前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把秘书叫去，非常热情兴奋地说：“高尔基明天早上就要来了，请您派我的汽车到车站去接他，并请照料一下，要在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来到之前，把他住所里的一切都安排妥当。再了解一下，那里是否暖和，是否有木柴。要跟他约好，什么时候派汽车去接他。”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不善于照管自已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知道的；他无微不至地关心高尔基，为他的生活提供一切方便，在当时国内战争的年代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在高尔基来访的那一天早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提早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且立即叫秘书来汇报，是否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有没有通知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警卫，叫他们不要拦阻高尔基进来？”半小时以后，他又从办公室打电话来问，汽车派去了没有？
　　非常遗憾的是，在那几年里，我们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待客人、交办事务以及他的演说等等都没有作过系统的记录。因此，很难回忆起列宁和高尔基历次会晤的日期，但是，这些会晤的情景，对我来说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得只有过一回，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没有遇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是在1919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突然在晚上到来，而列宁那天正好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样他不得不在我们秘书处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通常高尔基不用等一秒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亲自出来迎接他，向他问好，拥抱他，按照自己的习惯盯着他的眼睛看，并立刻询问他的健康情况，然后把他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高尔基在列宁那儿作客时，我们的工作就多起来了，因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常常带来一大堆使他操心的问题，有事务性的，也有关系到人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认真对待，不让一件事得不到解决，或得不到澄清。这时列宁就给我们各种指示，要我们提出质询，起草信件和电报，并且一定要我们向他汇报对这些信件和电报的回音。
　　有时，高尔基来访时正巧碰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急事在身，或者正在接待有要事的来客。遇到这种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事先提醒我们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一到，就马上让他到我办公室里来，即使我有事也没有关系。”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高尔基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办完紧要的事情。
　　高尔基也以同样的深情厚意对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在他们会晤之后立即跟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谈一下，弄清楚他对某些事情的请求和申诉，并详细记录下来。高尔基无法掩饰自己在这些会晤后的激动心情，常跟我叙谈自己的感受，讲得如此生动，好象又一次在同列宁谈话……
　　收进《列宁文集》[1]的便函和电报，可以用来说明列宁和高尔基最后几年的相互关系，以及列宁对高尔基的亲切关怀。高尔基的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感不安。高尔基患病后，列宁恳切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别墅里来休养，建议他搭乘宣传船沿伏尔加河旅行，并亲自为他作了安排。
　　1921年，高尔基开始咯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劝说高尔基去国外治病，最后终于说服了他。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不愿在自己的全部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出国，列宁就分别写信给有关机关，要求迅速解决高尔基提出的问题，以免耽搁他的行期。高尔基参加工作的某个出版工作委员会需要两辆小汽车。当时汽车很少，他们的要求没有及时得到满足。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缅任斯基[2]同志写了一封专函，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应当尽快帮助高尔基，因为他为了这件事才没有到国外去。而他正在咯血！”[3]

　　1936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4]发表了高尔基于1930年5月16日寄自意大利的一封信的片断。高尔基在信中说，德·伊·库尔斯基[5]到他那儿去过，两人谈到了列宁，“我彻夜不眠，默念着：‘一颗智慧的巨星殒落了，一颗伟人的心停止了跳动！’”[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度评价伟大的语言大师、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始人之一——高尔基，认为我国的所有文学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列宁关心“现代（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俄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并希望它能早日出版，这就是列宁高度评价高尔基的最好的证明。《列宁文集》第二十卷[7]收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许多便函。从这些便函中可以看到，他坚决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尽快编纂这部词典，并极为关切地排除当时存在的许多障碍，以促进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逝世前不久还请人给他朗读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详细询问了高尔基的情况。当他从报上看到高尔基身体不好（那时高尔基在意大利）的简讯后，感到十分不安。


载于1940年4月22日《文学报》第22号第4版
（谢载福 译　顾柏林 校）




[1] 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494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407页；《列宁文稿》第9卷第281—282页。——编者注

[2]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利弗维奇·缅任斯基（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Менжинский，1874年8月19日——1934年5月10日），190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起侨居国外，期间是“前进”派，曾在卡普里党校教学。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家银行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任乌克兰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1926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6—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3] 《列宁文稿》第9卷第70页。——编者注

[4]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5]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урский，1874年10月10日——1932年12月2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罗马尼亚阵线第4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2年逝世。

[6] 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译者注

[7]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487页；《列宁文稿》第8卷第587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492、501页；《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第20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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