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发明和发明家
阿·马·尼古拉耶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技术上的新成就和新发明。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忙于至关重要的国家、政治和党的大事，还能抽出时间来关心技术的发展，其中包括无线电技术的发展，甚至过问―些琐碎小事，而这些小事往往被某些部门陷于事务堆的领导所忽视。他看到一切情况，了解一切情况。
正由于如此，人们把大量新的设计、发明和合理化建议寄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许多设计方案转寄给了我。其中有的确系发明创造，但也不乏荒诞不经的建议和无法实现的方案。我至今仍然记得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次谈话，那时我给他谈到了这样的建议。可是，列宁坚持要我认真阅读这些信件，一定要我从中挑选一部分予以答复，只要这些信件中哪怕只有很小的有益成分。列宁在谈到一项发明时对我说：“发明家是特殊人物，他们有自己的怪脾气，我们往往不了解他们。我们应当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在1920年跟一位发明家打了整整一个夏天的交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接见他，实际上也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能如此耐心地同他保持一年左右的联系，直至这位发明家自己承认彻底失败为止。这件事值得扼要地说一说。
大约在1920年4月间，有一个党内的青年技术员提出了一项电力技术方面的发明。[1]列宁邀请这位党员到他那儿去。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对这位发明家进行“考察”，参与他的工作，观察并了解他的发明的奥妙所在，然后向他汇报。
发明家分到了一套住房，还为他派了警卫。我作为“专家”和有权了解发明家全部秘密的代表，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被派去帮他料理各种事务。发明家起初不愿意让我知道他的“秘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请去，专门跟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对他说，我是奉列宁之命到他那里去的，他应当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告诉我。发明家领到了衣服和住房以后，要求专门给他一节车厢装运器材，他说，他曾利用这些器材在高加索进行过多次成功的试验。车厢拨给他以后，他到北高加索去了一趟，把家眷和一个绘图员都带来了。至于器材，我感到奇怪的是，他运来的尽是些老物理实验室里最常用的器材：普通的伦可夫[2]感应线圈、螺线管，好象还有一只电流表。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靠“发明家”运来的那些器材是无法进行他提出的试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发明家”想必在耍滑头，欺骗我，给我看的不是他运来的器材。“耐心等待，不要急躁。”
配备警卫的“实验室”设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别墅里，我也住在那里。我们弄到了一套小型发电设备，安装以后，拉好电线，别墅就有了电灯照明……可是，发明家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想在别墅安装试验设备了，他要求拨给他一节备有发电机的专车车厢。车厢是给了，只是没有发电机。我们自己通了电，准备好了试验用的—切。但是，到了预定进行试验的那一天，发明家却说缺少了什么东西，试验还要延期，又得到北高加索去取缺少的器材零件。我到莫斯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耐心等待：“让他去吧，或许他确实在高加索藏着真正的设备。”发明家又到高加索去了一次，运来了一只沉甸甸的箱子，把它锁进密室，加上了封条。然后他声称，等绘图员把图纸画好以后，再过两天就可装配和试验。我试图弄清楚影响试验的原因究竟何在，绘图员绘制的是什么图纸，这些图纸有什么用处，安装图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可是，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发明家避而不答，尽说些闪烁其词的话，拖延时日，迟迟不进行试验。我把他一再拖延试验的事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书面汇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通过另一位同志对他紧紧催促。
试验工作一直毫无进展。我不信发明家会成功，因为他始终不能有条有理地対我说出他的发明的实质。又过了一段时间，试验的“成绩”依然如故。在一次会议上，我请求列宁免除我监督试验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手指点点我，以示警告，并随即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您的辞呈我不予接受，您应该干到底。”[3]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征得列宁的同意，决定把发明家送往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给他提供各种方便和顺利进行试验的一切条件。在实验室里他还可以向室内最优秀的技术人员质疑。我经常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发明家的工作情况，可是“我们那位任性的人”[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称呼他的——依然无所建树。
临近秋天时，我因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需要，准备出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发明家交给谁？”我建议委托给工程师、电学家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5]。我们就这样办了。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也跟这位发明家忙和了几个月。根据发明家的愿望，他的“实验室”从下新城迁到了博哥罗茨克（诺金斯克）。在那里发明家又“胡闹”了一阵子，最后这件事以停止“试验”而告终，“发明家”则被安置在某处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气度和毅力着实令人惊异。发明家提出的设想是十分可贵的，而且也不能说完全不能实现。这样的发明在当时（1920年）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尽一切可能以求达到一定的结局：要么发明家最终承认他无法完成这项试验，要么或多或少取得一些成就。“要做到使他（发明家）不至于责怪我们妨碍了他的工作。”
与柏林进行无线电话通话试验
开展无线电话工程建设
1920年秋天，无线电实验室着手在霍登卡装设无线电话发射机。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辅助设备已开始安装。可是发射机还在下新城。邦契—布鲁耶维奇[6]和他的助手沙波什尼科夫在实验室的条件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把人的声音送得越来越远。
俄罗斯联邦各地不断给下新城发来电报，报告他们已经收听到了无线电话。邦契—布鲁耶维奇致力于提高传话的可闻度。每天，从更为遥远的无线电台传来收听到无线电话的消息，无线电实验室的全体工作人员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每当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新成绩的时候，他也和人家一样喜形于色，并催促我们在霍登卡建立固定的装置。
除这项工作以外，邦契—布鲁耶维奇还在研究扬声器——列宁称之为“扩音器”。
有一次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他邦契—布鲁耶维奇在研究“扩音器”。从此，他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常打电话或通过莉·亚·福齐也娃了解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有时，他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写便条询问这种未来的“不要纸张的报纸”的情况。有一张1920年6月25日写的便条，上面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示“存档”。它的内容是：“何时可用无线电话通话？通往何处？扩音器何时制成？（多少？）”我在这张小纸条的背面回答说：“第一次将同柏林通话。扩音器正在研制，一俟有了完善的样品，将开始成千架地大量生产。”
我出国的日期快到了。邮电人民委员部决定请德国邮电部协助我们进行莫斯科—柏林无线电话双向通话试验，因为我们认为，德国人应该有这样的无线电台。到了柏林以后，在德国著名无线电科学家阿尔科[7]伯爵和邮电部官员的盛情协助下，我获准在柏林郊外格尔托夫的政府无线电台试验我们的发射机。
在预先约定的那天晚上，莫斯科应该于六点开始用无线电话发话。
六点钟之前，我和阿尔科伯爵、“特莱福肯”公司的经理沙彼罗以及一批工程师来到了格尔托夫。在六点还差几秒钟的时候，我们人家都戴上了耳机。约定的时间六点钟到了，我们理应收听到莫斯科的声音。五秒……六秒……十秒过去了。接收室里鸦雀无声……我只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时间过去了，可是没有听到说话的声音。我觉察到了工程师们的讥讽的目光。又过了几秒钟，在屏息凝神的寂静中，这几秒钟简直长得可怕。我羞愧得脸上火辣辣的。难道试验没有成功？莫非出了什么妣漏？六点过了几分钟，我们终于听到了电台台长清晰可辨的声音：“喂，喂！我们是莫斯科无线电话台。”接着，他们就用德语讲话……我简直高兴得忘乎所以。有人向我握手……有人向我祝贺。讲话人的声音非常清楚，我甚至可以说出从莫斯科发话的同志的姓名。
这样，我们在1920年创造了无线电话远距离传输的世界纪录。不要忘记，这是在封锁时期，我们不可能仿造外国的器材。何况，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仿造的。德国无线电话台始终没有给莫斯科答话。沙彼罗对我说，他们的设备坏了，需要掉换零件，他答应过一两个星期再回话。但是，那年我根本没有收到德国无线电话台的回话。
我国的无线电实验室及其技术领导人邦契—布鲁耶维奇在无线电方面的国际竞赛中获得了世界荣誉。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这一成就时的心情怎样。我很希望尽快地亲口向他汇报试验的全部悄况，可是，由于某些原因我耽搁了两个月。从朋友的来信中我才获悉，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1月27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线电话工程建设的决议，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有关无线电工程建设的第五个法令。法令的前几行谈到了无线电实验室的成就：
“鉴于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3月17日决议交给它的研制和装置远距离播送半径无线电话台的任务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人民委员会决定：
委托邮电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和共和国最重要的地点建立互通电话的无线电装置……”，接着，决议委托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负贵用无线电器材装备邮电人民委员部设立的电台，首先是博哥罗茨克的特兰萨特兰特电台、莫斯科电台、儿童村电台、哈尔科夫电台、察里津电台、塔什干电台、鄂木斯克电台和塞瓦斯托波尔电台，并根据无线电工程建设总规划逐步装备其他地方的电台。
决议还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适当扩大和装备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的工场”。
因此，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无线电实验室必须转入大规模的生产，而实验室的附属工场按照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规定的任务，必须发展成为工厂。这样，全面贯彻1918年法令的条件逐步成熟了。这个法令规定了无线电实验室的宗旨和任务，指出，无线电实验室“作为组织中心”，应该“统一和联合整个俄国的无线电工业”。
无论是以前的几项法令，还是最近颁布的这项极其重要的法令都指出，建设无线电话网的各项工程“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工程在哪里进行，都应该看作“极其迫切的”工作，都应该“当作重点项目”来抓。决议责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尽快为无线电工程建设人员制订用实物（粮食、衣服、鞋子和生活必需品）支付工资的条例，不受“一般奖励条例”的限制。
最后这一项决议所规定的各项工程的组织工作和监督工作，则由当时的共和国无线电网建设特别委员会负责。我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根据这项决议，对委员会成员作了增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分别派出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交通人民委员部是为了建设本部专用的无线电台网而参加该委员会的。
人民委员会的历次法令为建设者提供了各种特权和优惠待遇：免服兵役，奖励实物，增加口粮；还拨给他们汽车，有权在客车和快车上附挂车厢。但是，在无线电工程建设者所享有的这些优惠待遇中，最珍贵的莫过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対无线电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照顾和关心——他对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这件大事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间断地关心并领导着苏维埃无线电事业。他经常指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并且通过向各部门发布命令，或由劳动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专门决议的办法为它提供直接的帮助。这一切为苏维埃无线电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无线电事业中发生的细小障碍，工程建设中出现的短暂停顿，都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不安。在这种时候，他总要立即打电话或写信催问邮电人民委员部。
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得知无线电话台工程进展不顺利的消息之后，立即于1921年9月2日给邮电人民委员多夫加列夫斯基[8]同志写了一封信：
“请您向我汇报一下，我们的无线电话情况如何。
（1）莫斯科中央台是否在工作？如果在工作，每天几个小时？播送范围可达多少俄里？
如果没有工作，缺少什么？
（2）是否在制造（制造多少？）能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收音机和
（3）能使整个大厅（或广场）听到莫斯科广播的扩音器和装置准备得怎样了？
等等。
我很担心这方面的工作又‘睡起大觉来了’（俄罗斯的奥勃洛莫夫们有一个可恶的习惯，他们总是把所有的人、把一切的一切都
弄得昏昏欲睡”。
[9]
有一段时间，无线电实验室吹玻璃工场的石油气和玻璃供应中断。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持下举行会议，为实验室谋求援助，并于1921年6月24日通过了这样的一项决议：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保证于1921年向无线电实验室供应彼得格勒原里廷赫工厂生产的玻璃和‘石油瓦斯’工厂住产的石油气。供应量为：每月十普特玻璃，五十瓶石油气……”
可是，这项决议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就决定派一个小组去调查玻璃和石油气供应情况不良的原因。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据这个小组的报告，于1921年11月9日通过了一项决定：
“鉴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未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6月24日的决议，特此予以警告；奥斯特里亚科夫同志未及时上报该委员会不执行决议的情况，同样予以警告处分……”
由于接收台缺少收音员，劳动国防委员会又于1921年6月24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下举行会议，给予支援：
“责成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管理总局于1922年3月1日之前培养六百名二级无线电收音员。”
军事工业因军火工产的负担过重，难于完成邮电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高频器材的定货。
于是，劳动国防委员会在6月24日的那个决议中责成“军事工业委员会把定货列入规划；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采取紧急措施，组织生产沃洛格丁教授设计的高频器材的零件（圆盘和轴）……”
我们要在沙鲍洛夫卡架设无线电铁塔，可是缺少铁。我们的人了解到，在某军事部门所属的斯摩棱斯克仓库里储藏着大量槽铁，而且使用不当。我就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的困难情况告诉他。他说：“请您在人民委员会下次会议上提出来。”为了获得铁，我们同已故的斯克良斯基激烈争吵了一场。最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支持下，沙鲍洛夫卡无线电台终于从军事部门的储备中弄到了一万普特铁。沙鲍洛夫卡无线电铁塔就这样建成了，它高耸在莫斯科河南岸，把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要是无线电工程建设者们在粮食供应方面发生困难，弗拉慕米尔·伊里奇就委托哥尔布诺夫[10]同志写信给哈拉托夫[11]同志。哥尔布诺夫同志在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哈拉托夫同志亲启”（1921年12月10日）“无线电实验室的工作仍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您……在上述条件下，对我国这个唯一的技术机构的工作人员改变现行的粮食供应制度是极其不合时宜的；况且，这只涉及到数量极少的特种口粮……请您下达指示恢复无线电实验室原有的供应办法，不要改变您以前规定的定额标准。”
我还可以举出无数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预见到这一事业在今后的作用，立即给予应有的重视。
使用无线电通讯的两个事例
对于通讯（电话、电报、无线电通讯）工作中的故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应往往十分强烈。不管是电话坏了还是直达电报出了毛病，都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恼火。在所有的通讯器材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注重无线电技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实践中深信，无线电具有独特的优点，比有线通讯来得优越。我记得发生过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主张发展我国的无线电建设事业。第一件事发生在“左派”祉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叛乱期间（1918年7月）。波波夫[12]的部队占领了电话局。我奉命从克里姆林宫带一队拉脱维亚士兵去夺回电话局。我们登上架着机枪的卡车向电话局进发。在那里，我们自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撤换”了波波夫的部队，守在电话局里。经过争执，我迫使主任工程师科罗鲍夫切断整个电话局的线路。我手中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我们的”电话号码录，这是波德别尔斯基[13]同志在克里姆林宫交给我的。按照这份电话号码录，我们开始逐个接通线路。整个电话局的线路被切断以后的第一架电话“复活”了，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电话室里的电话。我接通了那里的电话……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喂……喂……”的答话声。我向他报告我们已经占领了电话局，并告诉他，现在只有他的电话可以使用，其他的都不通。“请您立刻按照电话号码录接通我们的所有电话。请您接通莫斯科司令部的电话。”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然后按照号码录检查“我们的”电话是否都已接通。电话局政委，原社会革命党人普普科想进行捣乱。我把他赶出了电话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来电话说：
“尼古拉耶夫[14]同志，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电报局。请您立刻同霍登卡无线电台联系，并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各接收台：匪徒们已占领中央电报局……从某时起，一切电报命令均应视作敌人的阴谋。”
我匆匆起草了一份无线电报稿，在电话里取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然后给霍登卡的值班报务员打电话：
“我是尼古拉耶夫。请您拍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的通令，现在我给您口授通令。”“不行，我怎么能确定您是尼古拉耶夫同志呢？声音可能相似；我们这里已经接到过电话，所以我不能在电话里接受命令。政委不准我这样做。”我请他叫政委听电话，政委不在。最后，我突然想到：今天我到过电台，给一位党员报务员交代了一件秘密任务，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就请这位报务员来接电话。幸好，他在电台值班，为即来听了电话。看来，已经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因此，他马上对我说，电话里不能转达这样的命令。“难道您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听起来似乎象，但万一是敌人的阴谋呢？”于是，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我向他暗示了我们之间的那次秘密谈话。“现在您总该相信是我了吧！”“对，现在相信了。”“那么，请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无线电报的电文，并尽快拍发出去。”
我打了个电话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报告我在执行他命令时所遇到的困难。他夸奖了报务员，并对我说他将打电话给莫斯科司令部，命令他们派遣一支队伍去保卫无线电台。他说：“电台将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接着，他指示我怎样接通电话号码录以外的电话。他说，克里姆林宫将有三个人值班，包括他自己在内。“声音您都熟悉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熟悉的。”“您要把每一只通报户名的电话告诉克里姆林宫。我们将通过莫斯科司令部查核用户的情况，然后再通知您接通线路。其他问题您自行处理。”
就这样，我们差不多干到天亮才把“我们的”电话一个个接通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克里姆林宫的电话里一会儿听到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5]的声音，一会儿又听到不知疲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声音。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电话联系完全被掐断了。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谈起这件事。他指出，由于使用了无线电通讯设备，他才及时地把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中央电报局的消息通知各地执行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代表。他令人信服地强调说，我们必须利用一切资源，动员所有的无线电专家，来发展无线电通讯事业。
第二件事发生在德国革命时期。
“假如没有无线电，我们会长时间不了解德国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无线电收听到关于德国革命的第一批消息时这样说。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霍登卡截听到德国无线电台拍发的电报，获悉德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奋起拦截火车，武装工人正在向德国首都挺进。晚上，霍登卡方面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我，我立刻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了电话。他要我到他那里去，并直接到他办公室旁边的电话总机室去找他。我去后，他要我详细叙述截听到的无线电报的内容，为此，我建议直接给电台通电话，把报务员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我们就这么办了。我跟无线电台联系上以后，得知他们又收到了来自德国的最新消息。他们在电话里向我转述收听到的内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在旁边作记录：“武装起来的前线战上和工人的队伍拦截火车”……接着是武装冲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呼起来：“这是我们的七月[16]！”我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高呼声和他那容光焕发的神情。后来，他忍不住说：“把听筒给我，我自己听，自己记，这样快一些。”我懂得，他想直接从无线电台听到这些对世界革命命运具有巨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二十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张小桌子上记录看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初步胜利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一手拿着铅笔，一手拿着电话听筒，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他不时抬起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我，嘴里重复着无线电报中最精采的语句，好让我听到。有时，他插话说：“其他人会跟他们走的”，“一切都很好！”写了几句后，他又说了这太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脸部表情反映出他的全部内心感受：大胆而坚定的信念、欢乐、兴奋……突然间，他皱起了眉头。我想：“不要有什么不祥的消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止了记录。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他打断了向他口授的报务员的话，说：“同志，请等一等。我听不清楚，请把前面的那句话重复一遍”……每当听到来自德国的新的好消息时，他就兴高采烈。他在小桌子上写字非常不方便，坐在椅子上很不舒适。我一直在等他站起来，在这小房间里快步走动，搓搓手，谈谈展现在我们前面的远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声读着无线电报的某些段落。我被他的兴奋情绪所感染了，目不转睛地望看他。永世难忘的领袖啊，你那充满激情的脸庞是多么的美好！
“完了吗？谢谢你，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着话筒讲。然后，他对我说：“无线电报收录完了。”接着，他要我在截听到德国的任何新消息时，随即打电话给他。我们还讲定把电台收听到的所有国外消息都立即转送给他。此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急于要走了。我知道，他想尽快把这振奋人心的最新消息告诉他的亲密战友们。我多么想听到他对德国事件的评价！这场革命必定会加速和深化我国的革命，巩固我们初步取得的胜利！可是，我不便留他。“是啊，这是德国人的七月！我们等着瞧，他们将如何向十月革命过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心思才这么说。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无线电真是个绝妙的东西……”
上述两件事发生以后，列宁对无线电工程建设和无线电通讯事业更加重视了。他毫不间断地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常常作出极其珍贵的具体指示予以指导。他是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实际领导者。他有时也责备我们疏于职守，但他从不忘记鼓励这个困难重重的部门中成绩卓著的优秀工作人员。
载于阿·马·尼古拉耶夫著《列宁与无线电通讯事业》193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3—36页
（谢载福 译 顾柏林 校）
[1] 指斯·伊·博廷和他试图利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爆破的试验。但是，他的试验没有取得成功（见《列宁文稿》第8卷第142—144，165、223、261—262、271、296页）。——编者注
斯捷潘·伊万诺维奇·博廷（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Ботин，1892—1937），苏联电气工程师。1920年曾研究用电磁波远距离引爆问题，但实验没有成功。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2] 海因里希·丹尼尔·伦可夫（Heinrich Daniel Ruhmkorff，1803年1月15日——1877年12月20日），德国物理学家。
[3] 根据回忆转述。——作者注
[4] 《列宁文稿》第8卷第165页。——编者注
[5]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6] 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苏联无线电工程学家，从1918年起领导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编者注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88年2月21日——1940年3月7日），苏联无线电工程师，无线电技术奠基人之一。1906年起参加无线电工作。1912年入伍。1918年创建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1921—1922年期间设计了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电台的建造方案。此后曾任教于下诺夫哥罗德大学、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和列宁格勒通讯工程学院。1940年逝世。
[7] 格奥尔格·威廉·亚历山大·汉斯·格拉夫·冯·阿尔科（Georg Wilhelm Alexander Hans Graf von Arco，1869年8月30日——1940年5月5日），德国物理学家、电机工程师。
[8] 瓦列里安·萨弗拉耶维奇·多夫加列夫斯基（Валериа́н Саве́льевич Довгале́вский，1885年9月11日——1934年7月14日），苏联外交家。1904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苦役。1908年越狱并流亡比利时。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列日小组书记。1911—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图卢兹小组书记。1917年回国。1918年加入红军。1919—1920年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副邮电人民委员。1924—1927年任驻瑞典全权代表。1927年3—10月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27—1934年任驻法国全权代表。1934年在法国逝世。
[9]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9页。 ——编者注
[10]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11] 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 Багратович 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波波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опов，1892年？月？日——1921年5月1日），1914年加入波罗的海舰队。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并策划了刺杀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叛乱失败后逃往乌克兰。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20年被契卡逮捕。1921年被处决。
[13] 瓦季姆·尼古拉耶维奇·波德别尔斯基（Вадим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дбельский，1887年11月25日——1920年2月25日），出身于流亡革命者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法国。1907年回国。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5年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20年因血液中毒逝世。
[14] 阿基姆·马克西莫维奇·尼古拉耶夫（Ак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1887年8月8日——1938年3月？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先后流亡瑞典和瑞士。1908年秘密回国从事地下工作。1910年起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919年秘密回国，在士兵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1924年任邮电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无线电委员会主席。1918年7月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5—1927年任驻挪威副商务代表。1927—1930年任驻法国副贸易代表。1929—1931年任电器设备进口公司经理。1931—193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6—1938年任全苏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5]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16] 指1917年7月俄国彼得格勒工人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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