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和最谦逊的人（费·亚·格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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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和最谦逊的人

费·亚·格蒂耶

　　不管什么人，只要一生中哪怕能有一次见到列宁并和他讲过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感到幸福的是，有五年时间能十分经常地在弗拉卑米尔·伊里奇的家庭环境中，在他的家属中间度过，因而能直接了解他。在列宁患病期间我和他住在一起将近有八个月。我起初获得的深刻印象逐步扩大，变成対这个具有伟大精神和纯洁心灵的人的崇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已经十一年了^[1]，然而他的音容笑貌现在还在我的眼前，我能清楚地想象出他的身形，他的脸容，他的快乐的、亲切的、慈和的微笑，他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翔，就好象几天前我还会见过他似的。
　　我已经成了习惯，在遇到每一件不平常的事情时，不管它是涉及到国家的，或是医院的，以及甚至是我个人生活的，自然而然就会在思想上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教，设想如果他处在这个地位，会怎样对待这件事，会采取什么态度，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我，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过去是，今后也永远是我们生活中和斗争中的典范……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19年认识的。我被请去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治病。介绍我去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密友弗·亚·奥布赫^[3]。奥布赫本人对我了解得也很少。
　　很长一段时期，大概有一年光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只保持工作上的接触。我到他那里去，给病人作检查，给予治疗，并向他报告病人病情的变化，这样我每次的出诊也就结束了。显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仔细地观察我，只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比较随便地叫我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而不再一本正经地叫我“格蒂耶同志”。
　　同时我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对我更亲切、更热诚了，而且除了正式的报告病情以外，我们开始谈起家常来了。我获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任，一直保持到他逝世。
　　顺便提一下，这种信任表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交给我些任务。这些任务就是：给这个或那个党员干部检查身体并告诉他，为了恢复健康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在多数情况下，正如我当时所说的，这是一种“苏维埃”病：我发现他们工作负担太重，劳累过度，神经衰弱。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汇报。
　　“那么需要采取些什么措施？”他问道。
　　这个人需要暂时休息，要把他送往某地；要给那个人减轻部分工作，但他不同意，等等。
　　“不行，你说的话，他应该照办。”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张纸条：免除某人某项工作，把某人送往某地……这些纸条很快送到了哥尔布诺夫^[4]或者福齐也娃那里。
　　对待同志这样关怀备至，使我感到惊讶和感动，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关怀表现在对待亲近的同志，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
　　但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地址，要我去看一个病人，而且象往常一样还附有这样一些话：“我们将为他尽最大的努力：需要休息，就给他休息，需要送疗养地，我们就送，需要送往国外，就送他去国外。”
　　我照着地址去了。碰到的是一个我以前认识的化学教授，但忘记了他的姓。他感到惊奇。我对他说，我是列宁派来的。我详细地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谨慎地打听他是否很早就入党了，但得到的回答是：
　　“我是个非党人士。”
　　“你早就认识列宁了？”
　　“我本人和他不认识。”
　　列宁就是这样关怀那些非党的专家的！
　　过了不久，我又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去给另一个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专家检查身体，他也是一个非党人士。
　　从上面列举的事实中，除了对工作人员的关怀外，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如此繁忙，怎么会有时间和记忆力去记住和关心这些生活“小事”。
　　我再举一件与我个人有关的事。这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的。它使我非常惊讶和感动。1933年10月我从一个党员那里获悉，出版了一卷新的列宁文集（第23卷），里面收集了弗·伊·列宁在1921年期间就有关国家经济的各种问题与一些人的通信，那里提到了我的姓名。
　　我极感兴趣，设法弄到了这本文集。真的在里面（第331页）找到了与我有关的几行字。我把它逐字逐句地引在下面。

“谢马什柯^[5]同志：
　　格蒂耶先生叫我采取措施让下列人员去治病：（1）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6]（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好把他送到莫斯科附近的疗养院去……
　　（2）洛佐夫斯基 ^[7]（最好送到国外，送到德国去）。他有心脏病，而且一到冬天就恶化。

您的列宁

　　至于格蒂耶本人，他不要钱。可是现在什么都得花钱。他在给很多人看病。是否可由中央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规定工资，每月多给一些？请以我的名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并给我写封简短的回信。

　　12月9日　列宁”^[8]

　　我要重复一遍，关于列宁给尼·亚·谢马什柯的信一直到1933年为止我一点都不知道，因而在1921年12月接到克里姆林宫卫生管理处的公文，说根据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的命令任命我为克里姆林宫医院的顾问，我感到非常奇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这是根据他的命令办的。
　　这最后一个例子，对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性格也是十分典型的：他为很多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情，但总是让别人出面去做，而自己默默地退让在一边，以致有关的同志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恩惠，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但我想，上面列举的事实已经足以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对待人们的，是怎样对待工作人员的，不管他们是党员还是非党人士。
　　我感到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写作才能，无法十分鲜明地刻划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我们大家，凡是亲身接触过他的人，都应该把他一生中哪怕是最琐碎的事实收集起来，以便让未来的擅长写历史题材的艺术家能够为这个具有伟大思想和伟大心灵的人塑造出完美的形象来。

载于1935年1月21日《莫斯科工人报》第18号第3版
（金宗美译　张草纫校）

^[1] 本文写于1935年。——编者注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бух，1870年3月25日——1934年6月14日），苏联医学家。1892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二月革命后在赤卫队工作，参加了十月革命的活动。1919—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任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教授。1931年退休。

^[4]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5]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6] 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Радченко，1874年10月10日——1942年5月1日），早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0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21—1922年、1923—1931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2年逝世。1954年平反。

^[7]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遇害。1955年11月22日平反。

^[8] 《列宁文稿》第9卷第735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