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相关链接：克拉拉·蔡特金
笔记摘抄[1]
克拉拉·蔡特金
列宁同志不止一次地跟我谈起妇女问题。他显然非常重视妇女运动，认为这是群众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并且在某种情况下是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在他看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妇女的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当然是个不需要讨论的原则。
1920年秋，在克里姆林宫内列宁的大书房里，我们第一次对这问题作了长谈。列宁坐在他的写字台后面，写字台上满是文件和书籍，这说明了他在进行研究和工作，然而并没有显出“天才的杂乱无章”。
“我们绝对必须在明确的理论基础上组织声势浩大的国际妇女运动，”列宁向我问好后开始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没有好的实践，这是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也必须有最大的原则纯洁性。我们与其他一切党派必须有明显的区别。可惜我们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没有能够讨论妇女问题。问题提出过，但没有来得及表示某种明确的态度。这问题还在一个委员会搁看。这个委员会应该拟订决议、提纲、坚定的路线。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多大进展。你得帮它一下忙才好。”
我早已从旁人那里听到过列宁所说的事情，并对这利|情况表示惊奇。我渴慕俄国妇女在革命中做过的以及为了保卫革命和进一步发展革命而还在做着的工作。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女同志的地位和活动来说，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这方面实在是个模范党。它独自为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有训练的和久经考验的力量，并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范例。
“不错，说得很好，”列宁微微地笑着说。“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这里，在远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其他城市和工业中心，无产阶级的妇女在革命时期干得很出色。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就不会胜利。或者几乎不会胜利。这是我的意见。她们那时多么勇敢，她们现在还是多么勇敢呵！想想她们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艰难吧。她们仍在坚持下去，因为她们拥护苏维埃，因为她们要自由，要共产主义。是的，我们的女工是了不起的，她们是阶级战士。她们值得赞美和热爱。总的来说，必须承认，甚至彼得格勒的‘立宪民主党’的太太小姐们，反对起我们来都比士官生勇敢。”
“我们党内确实有着可靠的、聪明的和不倦地活动着的女同志。她们能够在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以及其它机关担任重要的职务。她们有许多人或在党内，或在无产阶级群众、农民群众中间，或在红军里日夜工作。这对于我们是很有价值的。对于全世界的妇女也很重要，囚为这说明了妇女的能力，说明了她们的工作在社会上的巨大价值。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地为确立妇女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开辟了道路。它正在扫除着社会的偏见，比多少堆发扬女权的书效力还大。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的。我们必须立即开始组织。没有这种运动，我们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党的工作就是不完全的，永远是不完全的。但我们的革命工作是非完全不可的。请你告诉我，国外的共产党的工作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当时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很差很少，我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都讲给他听。列宁把身体略微向前倾，毫不厌烦、毫不焦躁或亳不疲倦地专心静听着，甚至对于次要的细节也极其注意。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善于倾听，有谁能象他这样把听到的话迅速地整理好，并判定其中总的联系。这从他不时以简短而总是正中耍害的问题来打断我的话，从他以后重新提到谈话的某一细节，可以看出来。他作了一点简略的笔记。
当然，我特别详细地谈到了德国的情况。我告诉列宁，罗莎·卢森堡当初怎样重视把最广泛的妇女群众吸收到革命斗争中来。共产党建立之后，她坚持要出版一种妇女运动的报纸。在我和利奥·约吉希斯[2]最后一次晤面时（他遇难前一天半），我们讨论了党的当前工作，他给了我各种任务，其中包括组织女工的工作计划。党在第一次秘密会议上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在战前和战时出名的有训练的、有经验的妇女宣传家和领袖，几乎毫无例外地留在两种色彩的社会民主党内，并把人心浮动的女工群众置于她们的影响之下。但是在妇女中间也已经形成了一个精力很充沛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同志的小小核心，她们参加了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和斗争。至于党，已经在女工中间组织了有计划的活动。自然，一切事情还只是开了个头，但毕竞这是个很好的开头。
“不坏，的确不坏，”列宁说。“女共产党员的精力、自我牺牲精神和热情，她们在秘密时期和半秘密时期的勇气和智慧，为工作的发展开辟了良好的前途。在扩充党和加强党的力量时，争取群众和组织行动是重要的因索。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们在明确理解这个问题的原则和训练方面如何呢？这对于群众工作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我一时想不起谁说过这样的话：‘要想完成伟大的事业，必须富有热情。’我们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还有着真正伟大的事业需要完成。那么怎样才能使你的同志们，德国无产阶级的妇女，富有热情呢？她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如何呢？她们的利益、她们的积极性是否集中在当前的政治要求上？她们的思想主要中在什么上面？”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从俄国和德国的同志们方面听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必须说一说。据说一个有才能的女共产党员正在汉堡出版一种供娼妓阅读的报纸，还要组织她们作革命的斗争，罗莎曾在一篇文章里为一个娼妓鸣不平；那个娼妓在一件什么事上违犯了同她那悲惨的行业有关的警章而入狱。这是她这个共产党员的人道主义的感情和行动。娼妓们是值得怜悯的，因为她们是资产阶级社会双重的牺牲品。第一是它那可恶的财产制度的牺牲品，第二是它那可恶的道德上的伪善的牺牲品。这是明显的。只有残忍的和目光短浅的人才会忘记这一点。然而，理解这一点是一回事，把娼妓——我该怎么说呢？——组织起来，作为一支特殊的革命战斗队，为她们出版一种职业机关报，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难道在德国再没有产业女工可以组织，可以为她们发行一种报纸并且必须把她们吸引到你们的斗争中来吗？这里问题是一种病态的偏差。这强烈地使我想起把每一娼妓画成甜美的圣母样的那种文艺形式。那种形式的起源本来也是健全的：社会的同情，对那体面的资产阶级道德上的伪善的愤懑。但健全的东西遭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堕落了。一般地说，娼妓问题也将给我们提出许多困难的任务。让娼妓回到生产劳动中去，使她们参加社会经济生活。这便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在现有的整个条件下，这是个不容易完成的复杂工作。你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充分显示在我们而前并要求解决的妇女问题的一斑。我们苏俄在这上面还要操不少心。可是现在再来谈谈你们德国的特殊情况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党员这种乱七八糟的行为坦然置之。这会制造混乱，分散力量。而你自己，你曾采取什么行动来反对这种状况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列宁就接着说：
“克拉拉[3]，你的罪状还不止这些。我听说性和婚姻问题是女工读书讨论晚会上谈论的上要问题。它成了关心的主要对象、政治训练和教育的主要问题。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简査疑心我听错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正在同全世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德国本身的形势则要求尽可能地集中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来反击日益猖獗的反革命。但积极的女共产党员们却在讨论性的问题，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婚姻形式问题！她们以为在这些问题上启发女工，是她们最重要的责任。最流行的书，据说是一位维也纳女共产党员写的论性问题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多么荒唐呵！这里面正确的道理，工人们早就在倍倍尔的书里读到过[4]。不过倍倍尔写得不象这本小册子那样枯燥、拙劣，那样图式化，而是引人入胜地进行宣传，全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小册孑引用弗洛伊德[5]学说，看来似乎有‘学术’味道，但实际上全是蹩脚的卖弄。弗洛伊德的理论目前也是一种时髦的怪东西。对于那些文章、论文、小册子等等里的性理论，简言之，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肮脏土壤上滋生蔓延的那种特殊著作里的性理论，我抱着怀疑的态度。我怀疑那些象印度的苦行僧注视着自己的肚脐眼儿那样总是注视着性问题的人们。那些性理论多半是假设，而且往往是十分武断的假设；它们的泛滥，我看是起因于个人的要求，就是想在资产阶级道德面前证明个人在性生活上的变态和亢进是正当的，并想恳求它的容忍。我觉得这种经过伪装的对资产阶级道德的尊崇，和热中于议论性问题一样讨厌。不管这举动竭力想表现得多么狂放、多么革命，归根到底它还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这是知识分子以及与他们接近的那些阶层的特殊癖好。在党内，在有阶级觉悟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内，没有它的地位。”
我在这里插嘴说，性和婚姻的问题在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制度下，引起多种多样的课题、冲突和痛苦，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妇女都要遇到的。战争及其后果正是在性的关系方面大大加剧了妇女的冲突和痛苦。以前对妇女隐瞒着的问题暴露了。此外还加上已经开始的革命的气象。感情和思想的旧世界已经开始动摇了。旧的社会关系正在削弱和遭到破坏，在人与人之间有开始形成新的联系和关系的趋势。对于这些问题感到兴趣，正是因为需要认清形势和重新明确方向。这也表明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变态和欺骗的一种反应。婚姻和家庭的形式在历史上随着它们对经济生活的从属关系变化而发生的变迁，可以当作一个挺合适的办法，用来破除女工心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永恒不变性的迷信。一旦对那些问题抱有批判的、历史的态度，那就一定会导致无情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揭露它的本质及其后果，其中也包括谴责虚伪的性道德。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只要触及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触及显著的社会现象，就一定会进而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私有制基础，结果一定会认识到，“迦太基非摧毁不可”。
列宁笑着点点头。
“原来如此！你为你的同志和党辩护，简直象个律师！当然，你的话是有道理的。但至多只说明了在德国造成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却没有证明那些错误是正当的。错误始终是错误。你能认真地向我保证，在读书讨论会上，性和婚姻问题是从纯粹的、有生命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讨论的吗？这可是需要深刻的、广博的知识，用最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掌握大量的材料。现在你们哪里有这样的力量呢？假如有这样的力量，那么象我刚才所讲的那本小册子就不会用来作为阅读讨论晚会上的学习材料了。现在对那本小册子是散发和推荐，而不是加以批判。这种不合要求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问题，最后将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性和婚姻问题没有被当作主要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来理解。恰恰相反，重大的社会问题倒好象是性问题的一部分，性问题的附属品了。最主要的事情退居为次要的事情。这不仅妨害了对那问题本身的澄清，而些整个搅乱了女工的思想和阶级觉悟。”
“此外还有不是多余的一句话。聪明的所罗门早就说过，凡事皆有其时。请你告诉我，现在是以男女间相互怎样恋爱、怎样追求和怎样接受追求的讨论来成月地占据无产阶级妇女身心的时候吗？当然罗，讨论中还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然后还自豪地把这种做法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必须使女工的全部思想都放到无产阶级革命上。无产阶级革命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条件也会创造出真正革新的基础。可是在目前，其他问题确实比澳洲黑人的婚姻形式和古代的血亲交配的婚姻更为迫切。德国无产阶级的议事日程上仍旧是苏维埃的问题，凡尔赛和约及其对妇女群众的生活的影响、失业、降低的工资、捐税和其他许多事情。总之我仍然认为，对无产阶级妇女进行这种政治、社会教育的方法是错误的，十分错误的。对亍这种情形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响呢？你本来应当运用你的威信加以反对的。”
我告诉我那激动的朋友，我不是没有批评过领导的女同志，没何向她们抗议过，我还在某些地方讲过话。可他自己也知道，一个预言家是永远不会为他本国人或家中人所承认的。由于我的批评，我落了嫌疑，怀疑“我身上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和旧式庸俗作风的余毒很深”。但批评终于发生了效力。性和婚姻问题不再是学习班和讨论晚会上的中心问题了。
可是列宁继续发挥他的思想。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在这方面也有不少人骂我作风庸俗。我心平气和地忍受下来了！刚从资产阶级观点的蛋里破壳而出的黄嘴小鸟总是聪明得出奇的。我们只好让它去，但我们并不打算‘改正错误’。青年运动在性问题上也感染着摩登病，对这类问题过分关心。”
列宁讽刺地强调了 “摩登”这个词，并且说的时候似乎对它嗤之以鼻。
“我听说性问题也是你们育年团体喜欢研究的东西。据说讲这个问题的演讲员勉强够。这种不象话的做法在青年运动中是特别有害、特别危险的。这种做法很容易助长他们某些人在性生活上过分兴奋和过分热中，戕害健康和青春的活力。你也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因为妇女运动跟青年运动有不少接触点。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的女共产党员同志必须同青年们有计划地实行合作。这使她们的母爱从个人范围提高、转化到社会范围。必须鼓励妇女们的一切觉醍的社会生活和活动，她们才能克服自己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心理的狭隘性。可是，这不过是顺便说说而已。”
“在我们这里，也有很大一部分的青年渴望着在性问题上‘改变资产阶级的概念和道德’。我必须补充一句，那是我们很大一部分最优秀、真正有希望的青年。你刚才讲的话不错。在战争的后果和已经开始的革命的环境中，旧的意识形态的价值破灭了，丧失了它们的约束力。新的价值正在斗争中慢慢地酝酿成熟。在人对人的关系上、男对女的关系上，观点止在逐渐革命化，感情和思想也正在逐渐革命化。在个人的权利与整体的权利也就是个人的义务之间，正在树立起新的界线。这是一种缓慢的而且往往是很痛苦的消亡和成长的过程。这一切也表现在两性关系、婚姻和家庭问题上。资产阶级婚姻的腐朽、堕落和肮脏，连同它那离婚的困难、它给予男子的自由、它对于妻子的奴役，以及性道德和性关系的令人作呕的伪善，使那些最优秀的人们心中充满着极大的憎恶。”
“资产阶级国家的婚姻法和亲属法的束缚，加强着这些弊害和冲突。这是‘神圣私有制’的束缚。它尊崇贪财、堕落和淫猥。而其余的一切，则由‘正派’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的伪善来补足。人们正在起来反抗那盛行着的卑污和腐败。当强大的国家在崩溃，旧的统治形式在破裂，整个社会世界在开始没落时，个人的情感迅速变化着，迫切追求各种各样享乐的欲望很容易得到无所拘束的力量。婚姻和性关系的形式，在其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婚姻和性关系方面，一场符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临近了。妇女和青年关心由之产生的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二者在目前性关系的混乱的情况下都特别感到痛苦。青年正在以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激烈举动起来反抗。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没有事情比对青年去宣讲僧侣的禁欲主义和肮脏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尊严更错误的了。然而在这个年龄上，由于生理原因而表现得特别突出，性问题如果成为青年心理中的中心问题，那就未必合适了。后果往往简直是致命的。你去问问里丽娜[6]同志吧。她在各种教育机构中进行过大量的工作，她必定有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经验，而且你也知道她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没有偏见的。”
“青年人对性生活问题的态度的改变，当然是有一定‘原则’的，仿佛是以一种理论为根据的。他们有许多人自命自己的态度是‘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而且他们确实相信是那样的。这并没有使我这个老年人感到佩服。虽然我决不是一个阴郁的禁欲主义者，但是青年人的、常常还有上年纪人的所谓‘新的性生活’，据我看来，却往往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是地地道道资产阶级妓院的变种。这同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恋爱自由毫无共同之处。你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种‘一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简直发狂了。这种理论是许多青年男女的恶劫。信奉这种理论的人硬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谢谢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吧，它把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现象和变化，都直截了当、全部彻底地归诸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完全不是那样的简单。有一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很久以前就已指出了这一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了。”
“我认为这个出名的‘一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在性生活上，不仅表现出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而且也表现出文化的特征，不管它们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7]一书中指出，性爱的发展和提炼是何等重要的事。两性间的相互关系，不单是社会经济与一种生理上的需要之间变动的表现。要想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变化，脱离同整个意识形态的联系而直接地归结到社会的经济基础，那是唯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自然，渴是要满足的。但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或者从几十个人的嘴唇沾过的脏杯子里喝水吗？但，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方面。喝水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可是恋爱牵涉到两个人，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情况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集体的责任。”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对‘一杯水’主义毫无好感，虽然它享有‘爱情解放’的美名。再说，这种爱情解放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你大概会记得，约略在上一世纪的中叶，文艺作品里曾把它鼓吹为‘心灵的解放’。在资产阶级的实践中，它变成了肉欲的解放。那时鼓吹的本领比现在强，至于实践，则我难于判断了。”
“我并不想用我的批评来鼓吹禁欲主义。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共产主义不会产生禁欲主义，只有生活的乐趣和朝气，而这些也是从得到满足的恋爱生活产生出来的。但据我看来，目前在性生活上普遍的亢进，不是给予而是减少了生活的乐趣和朝气。在革命时期，这是恶劣的，非常恶劣的。”
“青年人特别需要生活的乐趣和朝气。有益于健康的运动——体操、游泳、远足、各种身体锻炼——和多方面的智力上的兴趣，学习、研究和调查；这一切尽可能同时并进！这要比那关于性问题的永久不变的报告和讨论以及那种所谓‘充分享受人生’，更于青年有益。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既不是僧侣，也不是唐璜，但又不是处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德国庸人。你不是认识年轻的XYZ同志吗，一个极好的青年，非常能干。可是我仍然怕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几次三番地闹着恋爱。这对于政治斗争、对于革命是不相宜的。我不信任那些把个人的风流事件同政治混淆起来的妇女在斗争中的可靠和坚定。也不信任那些追在女人裙子后面并给每个年轻妇女迷住的男子。不，不！那是同革命格格不入的。”
列宁突然站起来，用手敲着桌子，在房间里走了几步。
“革命要求群众、要求个人集中力量，鼓足力最。象这种对邓南遮[8]的颓废的男女主角说来是司空见惯的放荡情况，却不是革命所能容许的。性生活的放纵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腐化的征象。无产阶级是个正在兴起的阶级。它不需要用陶醉来谋求麻木或刺激。既不需要用性欲的放纵来求得陶醉，也不需婆用酒精来陶醉。无产阶级不敢也不希望忘记资本主义的丑恶、肮脏和野蛮。它从它的阶级地位中、从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得到最强烈的斗争动力。它需要的是清醒、清醒、还是清醒。所以我重说一遍，不要削弱力量，不要浪费力量，不要破坏力量。克己自律不是奴隶主义，即使在恋爱上也必须克己自律。可是请原谅我，克拉拉，我的话跟我们谈话的出发点离得远了。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我的担心使我说远了。我深切地关心我们青年的前途。青年是革命的一部分。假如资产阶级社会有害的现象幵始蔓延到革命的世界——象许多野草的根那样蔓延着，那就最好及早跟它们斗争。我谈到的问题同样也都是妇女问题的一部分。”
列宁讲得很兴奋，很有说服力。我觉得每一个字都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而他面部的表情更加强了那种感觉。有时，一个有力的手势强调了一种思想。我感到惊异的是：虽然列宁面临着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他却还能这样重视个别的现象并加以分析。不仅是苏俄的，而且还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一些现象。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个别事物（不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同大事，同整体联系起来领会，把个别事物对于整体的意义作出估计。他的意志和他毕生的目的全部地、象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那样不可动摇地指向一件事：促进作为群众的事业的革命。所以，他无论评价什么事情，都要看它对革命的自觉战斗力量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何。不管这力量是民族的还是国际的。因为他总是充分顾到齐个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历史上既定的特点，同时，他面前经常摆着那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同志，没有让成百成千的人听到你的讲话，我感到多么遗憾啊！”我嚷道。“你知道我用不着你劝说。但让朋友和敌人听听你的意见，那倒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善意地笑了。
“或许有一天我会讲讲或写写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但要到以后，不是现在。现在我们的一切时间和精力都必须集中在其他问题上。有更重要更艰巨的事要办。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离结束的日子还远。対波战争的结局，我们还得尽可能顺利地对付过去。弗兰格尔[9]还在南方。但我确信我们不久就会消灭他的。这就好让英、法帝国主义者及其小的仆从们考虑一下了。可是我们往后还有我们的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那就是建设。在建设当中，性关系的问题、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也将成为重大的问题。而目前，如果需要的话，你必须随时随地从事斗争。你不能让这些问题被人们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解释，造成成为涣散纽织的倾向和腐败的土壤。最后我要谈谈你的工作。”
列宁看了看表。
“我的时间已经一半过去了，”他说。“我聊过头了。你得写一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指导纲领。我知道你的原则立场和实际经验。所以我们对这项工作只要简短地谈一下。开始动手吧。你对这些纲领是怎样考虑的？ ”
我简单扼要地向他说明我的想法。列宁再三点头表示同意，没有打断我的话。讲完以后，我以询问的目光望着他。
“你说得很对，”他说，“关于这项工作，你同季诺维也夫再谈谈。假如你能在党的妇女领导同志的会议上把这问题作个报告并讨论一番，那也是很好的。可惜，非常可惜，印涅萨[10]同志不在这里。她生了病，上高加索去了。讨论以后，把纲领写出来。经委员会审查，最后由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我只想在讲话时讲几个要点，在那几点上我跟你的观点完全一致。据我看，这几个要点对于我们现时的鼓动宣传工作也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想组织成功的行动和顺利的战斗的话。”
“纲领必须着重强调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必须认真分析妇女作为人和社会成员的地位同生产工具私有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牢靠地与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划清界线。这样也就奠定一个基础，使我们把妇女问题当作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的一部分来看待，从而也就可以把妇女问题跟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牢牢地联系起来。共产主义的妇女运动必须本身是个群众运动，是总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不仅属于无产阶级，而且属于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制度或其他统治关系的一切受害者。妇女运动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历史性的创造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有充分根据可以自豪的是，妇女革命家的精华是在我们党内，在共产国际内。但这还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必须吸收城乡下百万劳动妇女参加我们的斗争，特别是参加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事业。没有妇女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也决定了组织措施。决不能有女共产党员的独立组织！女共产党员同男共产党员一样，是党的一个成员，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任何不同的意见。然而，我们不对以无视这样的事实，就是党必须要有机构——工作小组、各种委员会、部，不管叫什么名称吧，——专门负责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使她们跟党保持接触，使她们受党的影响。为此，我们当然必须在妇女群众中间进行充分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必须训练我们所唤醒的妇女，并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把她们争取过来和武装起来。我指的，不仅是在工厂里工作或在炉灶边操劳的无产阶级妇女。我还指农妇、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她们也是资本主义的牺牲品，从战争以来尤其如此。这些妇女的非政治的、非社会的、落后的心理，她们被隔绝了的活动范围，她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事实。如果忽视它们，那是荒谬的，绝对荒谬的。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机构以便在她们中间进行工作，需要特殊的鼓动方法和组织形式。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保卫‘女权’，这是实际的革命合理手段。”
我告诉列宁，他的话给了我宝贵的支持。许多同志，而且是很好的同志，竭力反对党设立专门机构以便在广大妇女群众中间从事有计划的工作。他们把它斥之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以及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的复活。他们竭力主张，各国共产党既然在原则上彻底承认男女平等，那就应该亳无区别地在劳动群众中间工作。对妇女应当同对男子一样。在鼓动上或组织上，对列宁所举出的情况加以任何注意，都被持反对意见的人说成是机会主义，说成是背叛和放弃原则。
“这种话既不新也经不起考验，”列宁说，“你不要受它的欺骗。为什么在哪一个国家——连在苏俄也一样——我们党内的妇女都没有象男子那么多？为什么被组织在工会里的女工人数这样少？这些事实促使我们去思考。否认需要有专门机构来从事我们在广大妇女群众中间的工作，这种思想是和共产主义工人党中我们那些‘亲爱的朋友们’的非常原则、非常激进的观点类似的。根据他们的意见，只可以有一种组织形式，即工会。我了解这一点。许多革命的但是思想混乱的人，‘一旦脑子不够用’，就是说，当他们不去注意那些必须加以考虑的清醒的事实的时候，就去求助于原则。这种‘原则纯洁性’的保卫者，怎么能适应历史逼着我们在革命政策中采取的必要措施呢？所有那种空谈，在无情的必要性面前都会烟消云散：除非有千百万的妇女跟我们在一起，否则我们就无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法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我们必须设法接近她们，必须多加研究和多方努力找出接近的方法。”
“所以，我们提出有利于妇女的要求，那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最低纲领，不是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口味的改良纲领。这不是承认我们相信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永久性甚或长期性。这也不是企图用一些改良的办法来安慰妇女群众，使她们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这和改良主义的欺骗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要求，只是我们从资产阶级制度下毫无保护、毫无权利的妇女的迫切需要和可耻屈辱中得出来的实际结论，我们以此证明，我们了解这些需要，感到妇女的被压迫和男子的特权地位。证明我们憎恨，是的，我们憎恨并决心废除一切压迫着和折磨着女工、工人的妻子、农妇、小人物的妻子，在许多方面其至有产阶级的妇女的东西。我们为妇女向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权利和社会措施，证明我们理解妇女的地位和利益，并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考虑。当然不是采取以保护人自居、不让她们自己去活动的办法。不，当然不是；而是要作为革命家，号召妇女以平等的地位自己去为改造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工作。”
我向列宁担保说，我同意他的见解，但它们一定会遭到反对。心无主宰的胆小的人们会以为这些意见是“危险的机会主义”而加以拒绝。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时替妇女提出的要求，可能会被误解和曲解。
“这是什么话！”列宁几乎发怒地说，“我们一言一行都有那种危险存在的。假如我们害怕危险，不敢去做那正确而必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简直就变成印度的柱上苦行者了[11]。别动，可千万别动，这样我们才不致从我们的原则的高柱上跌落下来！我们不仅关心我们所提要求的内容，而且也关心我们提出要求的方式。我以为我已讲得够清楚的了。不消说，我们在宣传中不应当好象数着念珠祷告似地为妇女提出要求。不，我们必须根据当前的情况，时而为这些要求斗争，时而为那些要求斗争。并且，当然永远要跟无产阶级总的利益联系起来。”
“当然，每一次这样的斗争，都使我们同体面的资产阶级一伙发生冲突，同他们的一样体面的改良主义仆从发生冲突。而这些仆从，不是给斗争逼得在我们的领导下同我们共同奋斗——这是他们不愿做的，——便是被迫撕下他们的假而具。这样一来，斗争就明显地突出了我们，表现出我们的共产主义面貌。广大妇女群众感到自己为男子的统治、为雇主的权力、为整个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剥削、所奴役、所压迫，而斗争则为我们争取到她们的信赖。受尽欺凌蔑视的劳动妇女会开始认识到她们必须与我们共同斗争。难道我一定要再向你发誓，或者让你发誓，说我们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必须同夺取政权、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目标联系起来吗？这始终是我们目前的基本问题。这是明确的，非常明确的！但如果我们始终只是提出夺取国家政权这一项要求，无论怎样大声疾呼，广大劳动人民的妇女们也不会感到非参加我们的这个斗争不可。不，不！必须使妇女群众也认识到我们的号召同她们自身的苦痛、需要和希望之间的政治上的联系。她们必须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对她们意味着：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在家庭、国家、社会中同男子完全平等；资产阶级政权完蛋。”
“苏俄证明了这一点，”我插嘴说，“那将是我们的伟大榜样。”列宁接着说：
“苏俄从新的角度提出了我们在妇女方面的要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那些要求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一个目的，而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砖瓦。这件事给别国的妇女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意义。必须突出地强调我国妇女和别国妇女地位的差别，你们才能争取到妇女群众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通过明确地理解原则和在坚实的组织基础上对妇女进行动员，是关系到共产党生死成败的问题。但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各国的支部还仍然没有正确理解这一问题。面临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劳动妇女群众运动的任务，他们却消极等待。他们不理解：这样一个群众运动的发展以及对这个运动的领导，是党整个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甚至是党的总的工作的一半。他们偶然承认组织强大的、目的明确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必要性和价值，那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口头上的承认，而不是把它当作党的经常关怀的事情和责任。”
“他们把党在妇女中间进行的鼓动宣传工作，把妇女的觉醒和革命化，认为是次要的问题，认为是仅与女共产党员有关的事情。那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不快也不活跃，挨骂的是女共产党员。这是错误的，根本错误的！真正的分离主义，象法国人所说的à la rebours女权主义即颠倒了的女权主义！我们各国支部错误态度的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且不说苏俄。）归根到底，那不过是低估了妇女和她们的工作。的确是这样！‘搔破一个共产党人的皮，就发现原来是个市侩’，不幸地，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们许多同志还是恰当的。当然，你必须搔着痛处，就是他们对于妇女的心理状态。要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是：男子心安理得地眼看着妇女在琐碎的、单调的家务上弄得疲倦不堪，她们的体力和时间都浪费掉，她们的心眼儿变得又狭窄又消沉，她们的心跳得有气无力，她的意志变得薄弱。当然，我并不是讲那些把包括照顾儿童在内的一切家务都推给佣人的资产阶级太太们。我所讲的话，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妇女，适用于工人们的妻子，即使有些工人的妻子整天站在工厂里自己挣工资。”
“简直没有几个男子——甚至在无产者中——想到，只要他们肯在‘女人的活’中帮一下忙，他们就能减轻甚至完全免掉妻子的多少负担和操心。可是不行，那是何损于‘男子的权利和尊严’的。他们需要自己的安宁和舒适。妇女的家庭生活是每天在千百桩微不足道的琐事中牺牲自己。丈夫的旧日的统治权依然暗中存在着。客观上，他的奴隶也暗中进行她的报复。妇女的落后，她们对丈夫的革命理想的缺乏了解，减低了他在斗争中的朝气和决心。她们象小小的蛀虫样，不知不觉地、慢慢地、却是着实地破坏着和侵蚀着。我了解工人的生活，不仅从书本上。我们共产党的妇女工作，我们的政治工作，包含着很大一部分在男子中间的教育工作。我们必须彻底铲除旧日的奴隶主思想。在党内、在群众中间都要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之一；同时迫切需要由一批在理论和实践上认真训练过的男女同志组成一个司令部，去进行和推动劳动妇女中间的党的工作。"
我问起苏俄现时在这方面的情况，列宁回答道：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当然正在会同共产党和工会，想尽办法努力克服男子和妇女的落后思想，从而消灭旧有的非共产主义心理的基础。不用说，在法律上男女是完全平等的。各方面都可看出要想实施这种平等的真诚愿望。我们正在使妇女参加苏维埃经济和各管理机构的工作，参加立法和政府。各种训练班和学校，我们都向她们敞幵了大门，使她们可以提高自己职业上的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我们正在设立公共厨房和公共食堂、洗衣坊和修理工场、保育院、幼儿院、孤儿院、各种敎育机构。总之，我们正在认真地实行我们纲领的耍求，把各个家庭的经济上和教育上的职能移交给社会。通过这个办法把妇女从旧日家庭的奴役和对丈夫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妇女在社会上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至于儿童，给他们提供的条件要比家庭里的条件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女工保护法，由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予以实施。我们止在设立产科医院、妇孺之家，正在组织妇幼保健站，组织婴儿和幼儿保育的讲座以及宣传母亲应如何照料自己和婴儿的图片展览等等。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以抚养乞活无着落、没有工作的妇女。”
“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这跟劳动妇女群众的需要比起来还很不够；要做到她们的真正解放，这是远远不够的。可是跟沙皇资本主义俄国的情况相比，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甚至跟资本主义为所欲为地统治着的国家的情况相比，也算是做了很多事。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还要始终如一、全力以赴地继续把它发展下去。你们在国外的人可以相信这一点。因为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每一天都更清楚地证明：我们离开千百万的妇女是不能前进的。想想看，这在农民足足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家里意味着什么！小农经济就是个体家庭经济，就是对妇女的束缚。在这方面，你们比我们好得多，容易得多。但当然要有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无产阶级群众终于能抓住客观的历史时机来夺取政权、争取革命。我们对此并不绝望。我们的困难愈多，我们的力量也愈大。在解放妇女群众方面，实际的必要性也将逼着我们去寻求新的途径。与苏维埃国家结合在一起，同心协力会起很大的作用。当然，那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同心协力，而不是象改良主义派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同心协力，那些改良主义派先前的革命热情早象廉价的醋一样蒸发掉了。个人主动精神必须与同心协力同时并进，这是一种逐渐变成集体活动并和集体活动溶合起来的个人主动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妇女将通过共产主义的实现而获得解放，在农村也是如此。我把我对这方面的最高希望寄托在我们工农业的电气化上，那是多么宏伟的事业呀！实行起来的困难是大的，非常大的。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必须发动、培养群众的强大的力量。千百万妇女应当参加这个事业。”
在最后十分钟内，有过两次敲门声。但是列宁继续讲了下去。这时他打开了门，向外面喊道：
“我马上就来！”
然后，他转向我，边笑边接着说：
“你知道，克拉拉，我将利用我是和一位妇女谈话的这样一个事实。当然，我要提到人所共知的妇女的爱说话，用这个借口来解释我的迟到。虽然，实际上这次话讲得这么多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说真的，我应当证明你确实善于认真地倾听。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我这样滔滔不绝的吧。”
列宁一边这样打趣着，一边帮我穿上大衣。
“你必须穿得更暖一些，”他关心地说。“莫斯科比不得斯图加特。对你必须看着点儿。别着凉。再见！”
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 ※ ※
大约在两星期之后，我跟列宁作了另一次关于妇女运动的谈话。列宁来看我。他的访问几乎每次都是没有预料到的，是临时安排的，是这位胜利的革命领袖极其繁重的工作中间暂休的时候进行的；这次也是这样。列宁看起来非常疲劳，心事重重。弗兰格尔[12]还没有彻底击溃，而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就象一个无情的斯芬克斯似的面对着苏维埃政府。
列宁向我问起提纲进行得如何。我告诉他，庞大的委员会开了一次会，目前在莫斯科的所有著名的女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并且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纲已经草成，现在则要由一个小的委员会来加以讨论。列宁说，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应有的认真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13]。单凭这个事实就可以克服许多同志的偏见。总之，此外，女同志们必须首先做起来，而且要认真做起来。
“不要象和善的老太婆那样含含糊糊地讲话，而是要象战士那样的讲得响亮，讲得清楚！”列宁兴奋地嚷道。“代表大会不是沙龙，妇女们可以在那里面以其魅力而出风头，象小说里所说的那样。代表大会是一个战场，我们在那里面为了取得进行革命活动所需要的知识而战斗。要证明你们能够战斗。当然，首先是对敌人，但必要时也得在党内战斗。这可是关系到广大妇女群众的问题。凡是有助于争取她们的建议和措施，我们俄国党都会赞成的。假如她们不和我们在一起，反革命势力或许就能领导她们来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
“我们必须把妇女群众争取过来，不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遭遇多大的困难，”我接着列宁的思路说。“在这里，在这个革命中心，由于它那沸腾的生活，它那迅速有力的脉搏，我产生了一个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劳动妇女群众国际活动的计划。特别启发我想到这一点的，是你们大规模的非党妇女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我们本来应当设法把你们的那些会从一个国家的会议变成国际的会议。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深深地震动了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广大妇女群众，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她们开始彷徨了，她们动了起来。她们对于怎样维持生活和怎样充实生活感到忧心忡忡，她们面临的问题是她们大多数人先前几乎没有想到过的，只有少数人才清楚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办到。我们必须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广大妇女群众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筹备一次非党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
列宁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似乎转向内心，嘴紧紧地闭着，下唇微微突出，他考虑着我的建议。
然后他说：“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这是个好的计划。但是好的计划，即使好到绝顶，如果不好好地实行，仍然是不起作用的。你是否考虑过实施的办法？关了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
我把我的想法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列宁。我们必须与共产国际各支部保持经常和密切联系，首先成立一个由各国女共产党员组成的委员会，来筹备、召开和利用代表大会。这个委员会是否应该立刻正式地和公开地开始工作，那还要考虑，看看是否适宜。总之委员们的首要任务，将是同无产阶级妇女政治运动的被组织在工会里的女工的领袖们，各种类型、各种派别的资产阶级妇女团体，以及著名的女医师、女教师、女作家等等，不断地保持接触，并在各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非党的筹备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应由各国委员会的委员推派代表组成，它负责筹备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决定它的议事日程以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我认为，代表大会应首先讨论妇女的就业权利。其中将包括失业问题、同工同酬问题、法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女工劳动保护法问题、工会组织问题、妇孺的社会俣护问题、帮助家庭主妇和母亲的社会措施问题等等。其次，议事日程还应包括：妇女在亲属法和婚姻法中以及在公法、政治法中的地位。我详细解释了这些建议，然后继续谈下去，建议各国委员会通过会议和报刊上有计划的运动，充分做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种运动具有特别重耍的意义，它要尽可能唤起最广大的妇女群众，推动她们认真研究提出讨论的问题，促使她们注意代表大会，从而促使她们注意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各国党。这个运动应该面向社会各阶层的劳动妇女；它必须保征各有关团体的代表们以及公开的妇女会议上产生的代表们能出席大会并进行合作。代表大会必须“代表人民”，它与资产阶级议会的意义截然不同。
当然，在筹备工作中，女共产党员必须不仅是推动的力量，而且是领导的力量。我们各国支部必须大力支持这项工作。当然，这一切也同样可以应用于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代表大会本身的工作及其广泛的利用。在议事日程的一切问题上，都应该向代表大会提出共产党的提纲和相应的决议草案，这些提纲和决议草案要做到原则明确，善于说理和科学地概括社会事实。这些提纲应先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和通过。共产党的决定和口号必须成为代表大会工作的中心，公众注意的中心。代表大会之后，必须通过宣传鼓动把这些口号传达给尽可能广泛的妇女群众，使它们决定妇女今后的国际性群众行动。要做好工作，必要的先决条件当然是要让女共产党员在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上团结成一个坚强紧密的整体，根据明确的原则和不可动摇的计划性实行同心协力的合作。谁也不准自行其是。
在我讲话的时候，列宁频频点头表示同意，或简短地插两句话表示赞成。
“据我看，克拉拉，”他说，“你对这问题的政治方面，对组织方面的要点，都考虑得很周密。我完全同意，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个代表大会是能做重要工作的。它使我们有可能把广大的妇女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特别是大批的各种职业的妇女——产业女工、家庭女佣人、女教师和其他女雇员等等。这就好，很好！我们想想形势吧。在大规模经济斗争或政治罢工的时候，妇女群众自觉地起来反抗会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多少力量！当然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要懂得怎样争取和团结她们。好处是大的，甚至是非常大的。可是有几个问题你是怎样考虑的呢？也许有些政府当局会非常恶意地看待召开代表大会的事情，会设法加以阻挠。但它们未必敢粗暴地实行镇压。无论如何，你是不会被吓倒的。可是你怕不怕你们这些女共产党员在各国委员会里，在代表大会上会被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派的代表们在数量上压倒，被她们必然比较灵活的手法搞垮呢？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对我们女共产党员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训练是否确实有把握，是否相信她们能组成一支光荣地斗争到底的突击队呢？”
我回答列宁说，各国当局不见得会对代表大会采取什么暴行。以冷讽热嘲和粗暴的攻击来对付代表大会，只会起到替代表大会宣传的效果。非共产党分子的数量和机灵，我们对付得了，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在概括和阐明社会问题方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优越性，我们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要求始终一贯，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利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工作。个别同志在训练上的欠缺和不足，可以用有计划的准备与合作来弥补。在这方面，我对俄国的女共产党员抱有最大的期望。她们将成为我们整个队伍的钢铁核心。有了她们，我就敢放心大胆地干，岂正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而且，即使我们在投票表决时遭到失败，我们从事斗争这样一个事实本身也会把共产主义推到显著的地位，也有极好的宣传价值，同时便于建立以后工作上的新的据点。列宁听了哈哈大笑。
“你象以前一样，对俄国的女革命家始终那么热情。是的，是的，昔日的爱是忘不掉的。我想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一番顽强的斗争，即使失败也有好处，也是为劳动妇女未来的成果做了准备。大体说来，这是件值得冒险的事。我们决不至于完全失败。不过我当然是希望胜利罗，从心底里希望胜利。胜利将人人加强我们的力量，扩充并巩固我们斗争的阵线，胜利将给我们队伍带来新的生气、动力和活力。那总是有好处的。而且，代表大会也会在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朋友们的阵营中引起更大的不安、动摇、矛盾和冲突。想想都有谁将与‘革命的暴徒们’共聚一堂，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还将在‘暴徒们’的领导之下共聚一堂；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参加会的将有以谢德曼[14]、迪特曼[15]和列金[16]为最高领导的、诚实而驯良的社会民主党妇女；受过教皇祝福的或信奉路德学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真正的枢密顾问官的女儿以及刚任命的政府参议的太太们，文雅得象贵族夫人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和热情的法国妇女参政运动拥护者。这么一个代表大会将会反映出怎样一幅资产阶级世界的混乱和分崩离析的情景啊！将反映出怎样一幅毫无出路和无望的情景啊！这么一个代表大会将加强反革命势力的分化，因而削弱它的力量。敌人的力量每一次的削弱，都等于是我们的力量增强。我同意召开代表大会。你同格里戈里谈谈。他完全会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我们将大力支持。那就开始干吧，愿你们斗争顺利！”
我们还谈了德国的情况，特别是旧的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左派[17]之间即将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谈完以后，列宁就匆匆离去了。走的时候亲切地问候了他必须经过的一间房间里几个正在工作的同志。
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赞成我的计划。我高高兴兴地、满怀希望地开始了筹备的工作。但是，由于德国和保加利亚女共产党员们的态度，召开代表大会的想法破灭了，她们当时领导着苏俄境外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她们不同意召开代表大会。
当我告诉列宁的时候，他回答道：
“可惜，非常可惜！这些同志错过了为广大妇女群众提供一个出色的新前途的绝好机会，也就是错过了使她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谁知道不久是否还会有这样一个有利的机会呢？打铁必须趁热。可是任务本身还存在着。你们必须继续设法接近那些已给资本主义逼入可怕的苦海的妇女群众。你们无论如何要这样去做。这种必要性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有组织的群众活动，那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因此，苦难深重的妇女群众最后也总是会动起来的。”
※ ※ ※
革命的无产阶级失去列宁的第一年过去了。这一年已经证明他的事业的巩固，证明了这位领袖的非凡天才。礼炮的轰鸣声宣告哀悼的时刻到了，一年以前列宁就是在这个时间永远闭上了他那高瞻远嘱的眼睛。我看见悲伤的蜿蜒不绝的男女劳动人民，排着队去瞻仰列宁的长眠之处。他们的悲病就是我的悲痛，千百万人的悲痛。心头升起的痛苦非常强烈地激起了回忆，勾起了往事，冲淡着目前的悲哀。我听见列宁在谈话中讲的每一句话。我看见他脸上表情的每一种变化。我必须写，必须……旗帜在列宁墓前垂下了，那些染着革命战士鲜血的旗帜。花圈被放下来了。没有一个花圈是多余的。而在这些之外，我又加上了这几页微不足道的文字。
1925年1月
载于克拉拉·蔡特金：《论列宁（论文及回忆文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序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67—96页
[1] 本文中译文基本采用《列宁印象记》（马清槐译自英文，三联书店版），曾据俄文修改。——译者注
[2] 利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叫列昂·梯什卡（Leon Tyszka），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3]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4] 系指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编者注
[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6] 兹拉塔·伊诺夫娜·里丽娜（Злата Ионовна Лилина，1882年1月15日——1929年5月28日），季诺维也夫的第二任妻子。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瑞士。1914—191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伯尔尼委员会秘书。二月革命后回国。1925年起是“新反对派”成员。1926—1927年期间是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出版社儿童部门工作。1929年逝世。
[7] 见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编者注
[8]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年3月12日——1938年3月1日），意大利颓废派作家、诗人、剧作家、记者。1889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897年加入天主教保守派（Cattolici Conservatori）。1897—1900年任国会议员。1900—1906年期间支持社会党。1901年加入共济会。1904年移居法国。1910年加入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协会。1915年回国，支持战争，并应征入伍。1919年参加右翼准军事组织，并支持墨索里尼的活动。1921年退休。1925年签署了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1934年起公开反对纳粹主义。1937年反对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合作。1938年去世。
[9]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10] 阿尔曼德·印·费·（1874—1920年）——1901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著名的国际工人及共产主义运动女活动家。——编者注
[11] 柱上苦行者是一种极其虔诚的苦行僧，站在很小的柱头上或在十分狭窄的修道室里修行。——编者注
[12]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13]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21年7月8日的会议上听取了克拉拉·蔡特金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以下两项决议：1）《共产党妇女工作的方法和形式（提纲）》；2）《共产主义妇女工作的形式和方法》。——编者注
[14]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
[15] 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家具木匠，1898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当上记者，1912年当选为议员。反对一战，特别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免，11月和12月间任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在独立党内是右派领袖，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
[16] 卡尔·鲁道夫·列金（Karl Rudolf Legien，1861年12月1日——1920年12月26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参加工会运动，1889年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参与创建第二国际。1890年起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主席，1913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s Confederation）首任主席，1919年任全德工会联合会首任主席，1920年发动总罢工抵抗卡普暴动。1920年6月出任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曾于1893—1898年和1903—1920年当选国会议员。
[17] 斯巴达克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1916年1月组成，领导人是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利·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中派主义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时保持了组织上的独立性。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与独立派决裂，当年12月成立德国共产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主义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大会上成立。1920年10月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与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组党，沿用旧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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