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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
费利克斯·柯恩
听说没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普列汉诺夫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中撤回了，任命列宁代替他。
1907年，我刚到斯图加特，就有人把这个奔走相告的消息告诉我。
当时我同列宁不大熟，虽然早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前十年，在流放地已经同他初次见过面。不过，我从《火星报》上，从他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他是了解的，知道他在群众中间享有多么高的声望。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对布尔什维克包括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是由布尔什维克那个“宗派分裂分子”的名声决定了的。第二国际的国际执行局对于分裂分子，不管分裂的实质是什么，总是一致反对的。
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由于波兰社会党[1]内的分裂，说得确切些，是以约瑟夫·皮尔苏茨基[2]为首的沙文主义分子从波兰社会党内分裂出来，国际执行局要讨论决定代表证书的分配问题。国际执行局活动家们脸上那副傲慢愤怒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对分裂这件事的本身就很厌恶。他们甚至不想去了解为什么会发生分裂。他们不管那个。他们反对任何分裂。我提请读者注意，列宁是怎样对待分裂的。“分裂是一件沉痛的事情。但是有时它是必需的，在必须分裂时，一切软弱、一切‘温情’……都是犯罪。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止这些错误。德国工人党甚至曾去纠止象倍倍尔这样伟大的领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但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如果他们为了维护错误而组织集团，践踏党的一切决议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全部纪律，那末分裂就有必要。”[3]
列宁永远采取这样的立场，同反对任何分裂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立场截然相反。
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这些“领袖”们既做“只供本店”也做“外卖”的生意。在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在“外卖”的演说中，是令人惊讶的“团结一致”。只有到委员会的会议上，才能看出第二国际内存在着一片简直是巴比伦式的混乱。
在斯图加特，列宁既没有在全会上发言，也没有在委员会上发言。他和志同道合的代表一起研究所有的问题，其中也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4]以及某些外国人。但是他一次也没有错过委员会，并专心地听着所有人的发言。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大卫[5]和万—科尔[6]之流的公开的机会主义者放肆透顶。这一次，这些老爷们甚至在全会上坚持文明民族有“权”压迫并剥削不文明民族。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决定，确认以往历次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决议：一百二十七票对一百零八票，十票弃权。要不是俄国人和波兰人参加这次投票，暗藏的和公开的伯恩施坦分子本来会得到多数票的。虽然取得了多数，但我们可以从军国主义问题的辩论中看出这个多数的质量。这场辩论中，最“左”的是臭名昭著的爱尔威[7]。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后，他从激烈的反军国主义者的队伍一跳跳到了极端的沙文主义分子阵营。
爱尔威提出以下的决议：''考虑到资本主义剥削不论带着何种民族烙印，于无产阶级均无区别，代表大会否定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制造了同一个国家的居民具有共同利益的假象。代表大会声明，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团结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并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至于从各个方面威胁着欧洲和平的外交谈判，代表大会号召全体同志以罢战来回答任何宣战，不论战争以何种形式宣布。”
“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列宁总是严格区分真正的革命者和玩弄革命词句的人；他起草他的决议草案时，甚至没有同爱尔威商量。列宁一下子便看透了这个好说漂亮话的人，没有邀请爱尔威参加他和罗莎·卢森堡倡议召开的部分代表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都是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顺便说一句，这样的同志并不多。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任务很艰巨——对决议提出修正，以便拔掉决议中的机会主义的毒钉子。
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建议：“一旦战争迫在眉睫，各当事国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应竭尽全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一切手段，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战争终于爆发，他们应争取尽速结束战争。”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合力争取对这个决议稿作了重大的修改。
列宁是这样提的：如果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就掀起革命，换句话说，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但对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这个提法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倍倍尔坚持措辞要较为谨慎些。
为了保全内容，不得不牺牲形式。不过，这个作了重大修改的决议终于一致通过了。
这个决议的最后两段如下：“在战争有爆发的危险的情况下，各当事国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应借助于国际执行局的团结各国工人阶级的活动，竭尽全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至于采取何种手段，自然应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以及总的政治形势而定。一旦战争终于爆发，工人的责任是争取尽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促使人民觉醒，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
通过决议时的“一致”，并没有引起对投票人真实的社会面貌产生丝毫幻想。一年后，列宁关于机会主义者这样写道：“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种情形当然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还会继续存在……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列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预言，“即我们同修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现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问题的实践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8]这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的事件的预见。
当时在斯图加特，这个修正主义的锈病已被列宁看透。除他而外，其他未必有人看得那么清楚。
为了消除思想分歧引起的摩擦，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有一套从资产阶级世界学来的手法，个别找人谈“私房话”，举行宴会。
这种宴会在斯图加特也开了一次，是在郊外。啤酒、葡萄酒，五花八门的美酒佳肴，想打通关系，使人们“近乎”起来……这次宴会上最受人注目的中心人物是奥古斯特·倍倍尔。
倍倍尔作为第二国际威望最高的领袖以及传统的维护者，在宴会上郑重其事地绕场一周，同每个代表团都寒暄了一阵。不管对谁说话，他都用“Kinder”（“孩子们”）这个字眼。跟某些人，他慈父般地开开玩笑；对另一些人，他数落几句；还有些人，他则是指点迷津，规劝他们走上正路。随从在倍倍尔左右的善男信女，使他的绕场兜圈子看起来更加庄严隆重。
倍倍尔走到哪里，哪里便鸦雀无声，向这位年高德劭的领袖致敬。当倍倍尔往俄国代表团走来的时候，我正在俄国同志中间。
热情款待我们的匍萄酒和啤酒来了劲……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9]，今天是誉满全球的红色外交家，那时候是一个最淘气的布尔什维克，他突然挡住了倍倍尔的路，问了一个叫倍倍尔张皇失措的问题：“Warum lieben Sie uns nicht？” （“为什么您不喜欢我们？” ）。伟大的倍倍尔慌了神。他明显地厌恶这种不讲礼貌、不守成规的行为……
目睹这个场而的人睁大了眼睛，有的看着问问题的人，有的看着倍倍尔……倍倍尔沉默了片刻，然后不无尴尬地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对大家都喜欢，一视同仁，不过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Kinder Krankheit”（“幼稚病“）。
我掉头一看，列宁正站在长椅旁，盯着倍倍尔，脸上浮着调皮的、讥讽的微笑，眼睛闪烁着熟习的光芒；每当伊里奇看透了一个人，发现了那个人小心翼翼加以隐蔽的东西时，这样的光芒总会在他的眼睛里出现。
这个场面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现在，当我再度回想起它的时候，这两个工人阶级的领袖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个领袖，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他，随着将把资本主义致了死命的最后一次决战日益迫近，他日益丧失他的革命性：另一个领袖是革命群众的伟大组织者，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思想家。
我因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脸上那副当时使我惊讶的神情，没有注意这场小小的风波是怎么结束的，也没有注意倍倍尔怎样仍象方才一样庄严地走到孟什维克那里，接受马尔丁诺夫[10]毕恭毕敬的致意……可是，不管倍倍尔是怎么向李维诺夫解释的，即使他愿意坦率相告，他也回答不了李维诺夫的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国际领袖们对布尔什维克本能的嫌恶，因为这些领袖，苴中包括最杰出的倍倍尔，还没有意识到在自觉与不自觉的修正主义者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11]
载于《列宁和国际工人运动（回忆录）》第1集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5—10页
[1] 波兰社会党（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系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创建于1892年。——编者注
[2] 约瑟夫·克莱门斯·皮尔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3]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60 页。——编者注
[4] 尤里安·巴尔塔扎·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Baltazar 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5] 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 Heinrich Rudolph David，1863年6月11日——1930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 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在1919年6月21日至1919年10月3日之间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6] 亨德里克斯·休伯图斯·（亨利）·万·科尔（Hendrikus Hubertus（Henri）van Kol，1852年5月23日——1925年8月22日），1871年加入第一国际荷兰支部。1876年赴荷属东印度群岛进行秘密商业活动。1885年发起成立比利时工人党。1894年发起成立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起是第二国际右派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897—1909年、1913—1922年、1923—1924年任国会议员。1925年因车祸去世。
[7] 古斯塔夫·爱尔威（Gustave Hervé，1871年1月2日——1944年10月25日），早年加入激进党。1905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1910年起持激进反军国主义立场。1912年起逐渐转向支持战争。1914年一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1918年被开除出党。此后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立场，1922年支持墨索里尼。1933年支持纳粹党。1940年法国沦陷后拒绝支持维希法国。1944年逝世。
[8] 《列宁全集》第15卷第21页。——编者注
[9]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10]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11] 作者在本文另稿中有如下的补充：“我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回国，与列宁同在一节车厢，我和他谈了许多问题，也提到这个一致通过的决议（见本卷第73页）。第二国际能否贯彻这项决议，伊里奇对此不抱任何幻想。此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列宁。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肯定了斯图加特决议：巴塞尔代表大会又庄严地、几乎是信誓旦旦地作了保证，庄严地举了手。我不知道列宁是如何看待这些事的，但是我毫不怀疑：有些人后来投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他们道貌之庄严井无不及，而行动之积极则过之，——对于那些人，列宁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见《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5期第25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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