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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列宁在伦敦
杰尔达·卡恩—科茨
那是在1902年。有一次，又遇到英国常见的那种天气：整整晴了一天，万里无云，蓦地下开了雨。为了避雨，我跑到我姊姊那里。
在客厅，除了我的姊夫和费·阿·罗特施坦[1]，我还见到几位我早先就认识的英国同志和俄国同志。可是他们中间还何一个陌生人。这个人，中等身材，衣著极其朴素，但很整洁。
他的脸是典型俄国人的脸，一个哲学家的宽阔的前额，一对聪明有神的小眼睛。
这是列宁。
我从小就见多了俄国政治流亡者。所以，这位陌生人，要不是他那出色的幽默和感染人的笑声，我是不会特别注意到他的。
他说，他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的房东太太听说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戴婚戒，竟吓了一大跳。
列宁说，房东太太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英语说得蹩脚，便对他们十分怀疑；而且，怀疑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们竟同任何一个使人尊敬的英国家庭一样，居然也是不自己动手操持家务。
后来谈到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列宁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为了回答他的询问，一位英国同志介绍了英国普通铁路工人的生活。
这次见面，最使我吃惊的是，列宁不仅对工资及工作日时间问题有兴趣，并旦也很注意工人家庭生活各种各样具体的细节。
每逢星期日，常常可以在海德公园遇到列宁。海德公园是伦敦最大的公园。当时和现在一样，那里经常有形形色色的露天集会——宗教热心人士、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禁酒运动积极分子、土地国有化拥护者，诸色人等，不一而足。
演讲的人一般站在小小的讲台上，有时直截了当站在长椅上。列宁常常参加这种集会，以便观察普通老百姓对演说家们鼓吹的五花八门的见解和建议作何反应。他最感兴趣的是听众发出的喊声、问题的插话。
在工人区，也常常可以见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们总是很乐意结识普通的英国工人，和他们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那时候，伦敦还有很多市内公共马车。坐在车顶的座位上，可以方便自在地观察城市街头的情景。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乘这种马车漫游伦敦。
列宁几乎每天都到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去；卡尔·马克思当年也总是在那里工作。
※ ※ ※
过了几年，我又有幸亲耳听到列宁参加的一席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是在1905年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的事。许多住在伦敦的俄国侨民同意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意见，认为工人本来不该拿起武器来的；而现在，不管怎么说，工人太疲沓了，不能再发动新的起事。
列宁对这一类议论非常愤懑。
“胡说八道！”列宁说，“这次武装起义是必要的，俄国还会有武装起义。问题仅仅在于这次起义组织得不够严密，武器也不足。
“至于你们所说的疲沓，疲沓的恰恰是你们，孟什维克先生们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
“俄国无产阶级绝对没有疲沓，它精力旺盛，勇气不足。可是俄国无产阶级需要组织，需要有一个坚强一致的、大无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它。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同贫农在一起，一定会胜利。”
当时，我已经积极参加了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工作（这个组织早已解散）。
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印象特别深。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当时的领袖是海德门[3]。对他的思想，我们有争论。
列宁尖锐地批评了海德门，说他把马克思主义降低到教条……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当作一种方法，当作钥匙，通过它去理解历史的真正的运动，去正确地选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策略。
说到这里，有个俄国人笑着插了一句：
“真了不得，海德门老是预言革命马上会实现，用不着等多久。”
列宁相当生气地看了他一眼，反驳他说：
“说到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当怀疑派。我深信，我也好，我们大家也好，只要不过早死于什么意外，不但都能亲眼看到革命，还能亲身去参加。”
我最后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07年。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4]。我作为来宾列席了这次大会。我从来没有在俄国住过，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主要分歧，我略有所闻，可是我先前没有机会参加过俄国党的代表大会。
应该坦率地说，这次大会给我留下了很奇怪的印象。在我们英国党的代表大会上，也有认真激烈的争论。然而不管有什么分歧，我们几乎总是能保持冷静。如果有哪个同志冒出一句尖刻的话，他一定会听从大会主席的指示，马上道歉。
可是在俄国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简直炽烈到极点。
俄国社会民主运动所有杰出的活动家都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别看马尔托夫[5]的演说术是多么高超，普列汉诺夫的俏皮话是何等机敏，其他论敌又是如何的口若悬河，列宁冷静深刻地分析了大会讨论的各个问题的实质，从中可以看出他肯定是远在他们一切人之上。
他対问题的阐述是那么的简单明了；一个人，只有完全掌握了问题的实质，才能做到这样。我听了他第一次发言就明白，这是真正的革命领袖，这个人非常清楚他前进的方向，他有勇气走上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并且吸引其他人跟看他。正因为如此，我对列宁终生难忘。
几年后，我在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批判海德门的社会沙文主义思想；我和罗特施坦以及其他同志，同海德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对我那次发言给予了好评[6]，我十分欣喜，感到浑身是劲。
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确实是幸福的，因为在他们历史的决定性关头，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样的天才、这样学识渊博而英勇无畏的人当他们的领袖。
载《英国盟友》周刊1947年9月7日第36期第11页
[1] 罗特施坦，费·阿·（1871—1953年）——1901年入党的党员。1890年侨居英国，曾参与创立英国共产党。1920年回国。1921至1930年从事外交及学术工作；1939年起为科学院院士。——编者注
费奥多尔·阿罗诺维奇·罗特施坦（Фёдор Аро́нович Ротште́йн，1871年2月14日——1953年8月30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91年流亡英国。1895年加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1906年任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903年以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1年英国社会党成立后，领导党内左派。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同年移居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2年任驻波斯全权代表。1922—1926年期间在共产主义学院工作。1923—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1927—1945年任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委员会委员。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逝世。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亨利·迈尔斯·海德门（Henry Mayers Hyndman，1842年3月7日——1921年11月20日），出身于富商家庭。1865年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1880年起从政，持保守主义立场。1881年受《共产党宣言》影响，立场急剧左倾，1881年发起成立“民主联盟”，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持改良主义立场。1887年参加失业工人游行，短暂被捕。1900—1910年任第二国际执行局委员。1911年发起成立英国社会党。一战期间支持战争，曾任粮食部顾问，1916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自任党主席，仇视十月革命。1921年去世。
[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是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新历5月13日至6月1日）召开的。——编者注
[5]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6] 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158—15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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