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列宁参加瑞士工人运动[1]
美契斯拉夫·勃朗斯基
昆塔尔代表会议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居苏黎世。瑞士党内的斗争当时是轰轰烈烈。斗争的第一个焦点，是承认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瑞士人中，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有格里姆[2]、普拉廷[3]、奈恩[4]和格拉贝[5]。
大家知道，瑞士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中央委员会，拒绝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瑞士同志是作为个别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结束后，瑞士党的执行委员会发表了长篇公开声明，由格雷利希[6]为首的八名委员签名，企图解释它为什么拒绝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除了这个“八人”声明，党的执行委员会内的少数派也同时发表声明，由三名委员（普拉廷、福格尔和斯图德）签名，批判了八人声明，向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致敬。
这两个公开声明揭开了党内拥护和反对齐美尔瓦尔德方针的斗争的序幕。斗争的第一阶段，在阿劳代表大会（1915年11月20—21日）上，以齐美尔瓦尔德派収得相当大的胜利而告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格里姆还是同全体齐美尔瓦尔德派站在一起的。需要补充说一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莫·哈利东诺夫[7]同志争取做到了在关于承认齐美尔瓦尔德方针的决议中加进十分尖锐的提法[8]。结果，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如格雷利希、约翰·西格等人，本来已经准备在口头上承认齐美尔瓦尔德方针，在通过哈利东诺夫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必要性的提法时，又拒绝承认。
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显然出现了一个中派，瑞士代表团有一部分倒向了以格里姆为首的中派方面。从此，瑞士党内的斗争大大地尖锐化了。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在宣言中，在口头上承认齐美尔瓦尔德否定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而是要在瑞士日常活动的实践中同瑞士社会民族主义者的社会爱国主义作斗争。瑞士的社会民族主义者，不仅包括那些连同他们的组织一起进入党内的部分前格留特利派分子[9]，还包括部分社会民主党员。前者在实际活动中，在立法机构内奉行一条社会爱国主义路线；后者在口头上宣布同德国的谢德曼[10]派脱离关系，事实上，在瑞士政治生活中同谢德曼派如出一辙。为了贯彻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瑞士不得不既反对右翼，又同时要反对中派，也就是罗伯特·格里姆和他的拥护者；他们掩护着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叛变活动。
早在1915年11月的阿劳代表大会上，格里姆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站在一起，赞成承认齐美尔瓦尔德的各项决议，赞成哈利东诺夫同志关于号召积极开展革命斗争的条文。但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以后，格里姆开始领导瑞士党内的中派；这一点，在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当讨论党的财政政策以及军国主义问题时，表现得特别突出。
瑞士党内，迫切需要在所谓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基础上组织一个也同中派分子进行斗争的小组。列宁极其积极地参加了组织这样一个小组。在“Eintracht”[11]和青年团的成员中，有相当多的人自觉地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观点。固然，“Eintracht”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到1916年底不得不消散在苏黎世各区。但这倒对巩固同区级组织的联系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有好处。
这样一来，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小组通过我们在“Eintracht”中的同志，同全市党的工人组织，同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都有了联系。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小组中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的领导人，也有前“Eintracht”的成员。我记得有这样几个人：普拉廷、明岑贝尔格[12]、施内夫、里埃格、布赫尔[13]、埃伦博根（妇女组织）、莫茨内（皮革工人联合会领导人）、特罗斯台尔[14]、很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欢迎的工人若夫曼（瑞士人）；在积极参加瑞士工人运动的俄国同志中，有哈利东诺夫、哈利东诺娃、拉狄克[15]等同志。
我们定期开会，一星期一次，地点在小小的工人食堂“Stü ssihof”，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不远。在会上讨论党的政策中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讨论我们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讨论得也不少。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1916年秋到1917年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开展了几次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是在苏黎世党的全市大会上进行市级组织的“夺权”斗争；在台斯（温特图尔城郊）举行的州党代表大会上就“捍卫祖国”的问题争取通过一项决议，以及争取召开瑞士全国特别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当时有遭到右派破坏的危险。
我们小组开始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名义印发传单。第一张传单是致工人的，由施内夫执笔，写得很通俗很有鼓动力，印行散发是用我们自己捐助的钱。第二张同第一张一样，经过详细的讨论，由拉狄克同志执笔，题目是关于同中派斗争的必要性[16]。可惜这张传单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没有印行。
有几次会讨论关于军国主义的提纲以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立场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总是十分积极参加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个小组的名称）的全部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整个瑞士工人运动很关心。党的全市大会，他几乎每次必到，以瑞士党普通党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但从来没有发过言，只有一次例外：1916年10月，在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了贺词，是用德语读的稿子。或许仅仅是由于用德语的关系，这篇贺词才全文登在大会记录上[17]。
这篇讲话很大部分是谈弗里茨·阿德勒[18]谋刺奥地利大臣施图尔克[19]的恐怖行为，从政治上对它作了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说是在瑞士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却仿佛是在指导奥地利工人，该怎样把恐怖行为同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免恐怖行为付之东流。
苏黎世州台斯党代表大会为时要通过一项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起草这项决议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普拉廷参与起草的决议草案写了若干附注，谈护国主义问题。这些附注的原稿已在我的文档中找出[20]。使这次州党代表大会通过我们这项决议，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要在瑞士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通过这项决议，先得进行一番斗争，争取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来讨论军国主义问题。
1916年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曾决定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来讨论军国主义问题。但1917年1月8日，党的执行委员会发表公告，说是党中央决定特别党代表大会暂缓召开。中央解释它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为了让各州党代表大会发表意见，中央答应在报刊上公布各州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在发表这个公告的同一号《民权报》上，登载了一个工人愤怒批评这项决疋的简讯。这一则简讯是我们小组的成员施内夫同志写的。他本人是印刷工人，他一知道党中央的决定，马上自行采取了措施——在同号报纸上登载他抗议这项决定的文章。
问题到此并没有解决：第一，需要在各州党代表大会上动员党的力量；第二，要在工人会议上动员。全国特别党代表大会木来应当在2月召开，现在是延期了，并且格里姆也投票赞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致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委员奈恩的公开信就是谈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在什么报刊上发表过[21]。但这封信的效果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当第二次决定特别党代表大会在1917年6月召开以后，又有人要再次延期；这时格里姆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延期了。不过，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显地不赞成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纲领以及台斯党代表大会上多数票通过的决议。然而，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在1917年6月于伯尔尼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格里姆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等待米留可夫[22]批准他去俄国），以多数票通过了左派的决议；这项决议遭到公开的和隐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空前猛烈的反对。
这是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一次巨大的胜利，但在瑞士以外，并没有在政治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瑞士，对自由表达革命思想的统制，由俄国的二月革命把它打破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很大一部分俄国布尔什维克当时已经不在瑞士。第一批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已在4月间离开瑞士去俄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了更加广阔更加重要的天地，以实现他的革命思想，发挥他的革命精力。他即使在小小的瑞士，在这个国家微不足道的问题中，也看到了重大的世界性任务的反映和表现；他亲身参加，帮助以明确的方向、充分结合世界革命的基本任务来解决当地的问题。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4期第34—39页
[1] 本文几乎全凭追忆写成，未参考当时最重要的出版物（报章杂志），也几乎未同当时亲历其境的人核对。——作者注
此处刊印的是该文直接谈到弗·伊·列宁的后半篇。——编者注
[2] 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年4月16日——1958年3月8日），出身于印刷工人家庭。1899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07—1909年任巴塞尔州议员。1909—1918年任伯尔尼市议员。1910—1938年任伯尔尼州议员。1911—1943年任伯尔尼州最高法院院长。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1918年任奥尔滕行动委员会主席，并领导了全国大罢工。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195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26年任国民议会副主席。1936—1945年任社民党主席。1946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58年逝世。
[3]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共产党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
[4] 查尔斯·奈恩（Charles Naine，1874年6月27日——1926年12月29日），早年担任钟表匠。1901年起担任律师，同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03年因拒服兵役而入狱。1905—1910年任纳沙泰尓州议员。1911—1926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一战爆发时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持中派立场。1917—1926年任洛桑州议员。
[5] 欧内斯特—保尔·格拉贝（Ernest-Paul Graber，1875年5月30日——1956年7月30日），1903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2—1943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6年任《劳动报》编辑。1917年反对十月革命。1915—1917年、1920—1936年任社民党主席。1929—1930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56年去世。
[6] 赫尔曼·格雷利希（Hermann Greulich，1842年4月9日——1925年11月8日），瑞士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早年担任装订工人。1870年参加工人运动。1888年发起成立瑞士社会民主党。1890—1893年、1896—1899年、1901—1925年任苏黎世州议会议员。1892—1925年任苏黎世市议会议员。1902—1905年、1908—192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一战期间投票赞成军费预算。1918年反对全国大罢工。1919—1922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5年逝世。
[7] 莫伊塞·马尔科维奇·哈利东诺夫（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Харитонов，1887年3月1日——1948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被捕，后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同列宁回国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书记。1918年进入红军任职。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新反对派”。1925—1927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此后曾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4年被捕。1935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4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在集中营逝世。1958年平反。
[8] 哈利东诺夫的附加条文如下：“党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通过的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平；党深信，这种和平的取得，不是靠继续战争，而只能是靠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见《代表大会纪录》第99页）。——作者注
[9] 各组织合井时，部分格留特利派分子留在统一的党之外，组成了纯社会民族主义的政党。——作者注
[10]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
[11] “Eintracht”（“Ferein Eintracht”〉——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黎世活动于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编者注
[12] 维利·明岑贝尔格（Willi 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10月21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被选为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几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总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尔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扣押，法军崩溃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13] 阿道夫·布赫尔（Adolf Bucher，1878年11月18日——1977年12月6日），早年担任弹药工人。1910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10—1918年任图恩市政委员会委员。1917—1933年任瑞士五金工会图恩分会书记。1918—1933年任图恩市议会议员。1918—1934年任伯恩州大议会议员。1919—1927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4年退休。
[14] 维利·特罗斯台尔（Willi Trostel，1894年11月14日——1942年7月1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17年加入社民党，并当选为苏黎世州议会议员，同年因参加大罢工被捕。1921年发起成立瑞士共产党。1923—1926年、1929—1935年、1939—1940年任苏黎世州议会议员。1925—1931年任苏黎世市议会议员。
[15]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16] 确切的标题是：《Warheit und Kiarheitü ber die lage in der Schweizerischen Sozialdemokratie》(《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状况真相》）。这张传单的腹稿，在我的瑞士问题文档中找到了；但，第一张传单虽然印出来了，在我处却没有找到。——作者注
[17]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0—123页。——编者注
[18]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 Wolfgang Adler，1879年7月9日——1960年1月2日），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任《斗争》（Der Kampf）杂志编辑，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21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Karl von Stürgkh），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他曾任总书记，时间长达15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46年退出政界，1960年死于苏黎世。
[19] 卡尔·冯·施图尔克 (Karl von Stürgkh，1859年10月30日——1916年10月21日)，奥匈帝国政治家。1909—1911年担任教育大臣，1911年11月3日出任奥匈帝国首相。1916年10月21日被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暗杀身亡。
[20] 作者大概是指的下列文件《在弗·普拉廷的决议草案上所做的修正、着重号和旁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第56—65页）以及1916年12月初给美·亨·勃朗斯基的信。弗·伊·列宁在这封信中主要提出五点他的意见应把这五点包含在左派的决议中（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381—382页）。——编者注
[21] 弗·伊·列宁的这封侑首次发表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4期第243—250页。（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24—233页）——编者注
[22]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