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转折
奥托·格林隆德
瑞典南部有个小镇叫特雷勒堡。它同德国之间，有渡轮来往。1917年4月一个寒冷的傍晚，我在这个小镇等待渡轮到来。有一个士兵在站岗，有几个海关职员，此外四周再也没有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今晚是什么人要来。
渡轮终于靠了码头。上层甲板上出现了一个没有戴帽的大个子。这是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弗里茨·普拉廷[1]。此行，是列宁委托他组织的。他身旁站着几十个人。我向普拉廷点点头，马上大家都笑着点起头来了。船梯一放下，我立刻奔上船去。人家按照俄国的传统方式真诚地拥抱亲吻。
有几节卧铺午厢等待着客人，准备立即开往斯德哥尔摩。
列宁走到我面前，我们一起讨论了下一段旅程的安排。在离特雷勒堡三十公里的大城市马尔默，火车要停留几个小时。在马尔默的一家旅馆里已经订好了饭，
不久我们离开了旅馆。旅馆的住客对我们这一行人很感兴趣；我讨厌他们纷纷问我：“这些古怪的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当然谁也不会料想到这些人过半年后成了伟大的俄国的主人。
我们回到火车上后，开始安排过夜。列宁、我以及另外两个同志占一个单间。其它的单间给妇女。妇女一共是十一人，其中两三人带着孩子。
那天晚上谁也没有睡着。开始列宁谈他们从瑞士出发时遇到的困难，谈到他们原来打算取道协约国，可是协约国拒绝签发过境证；还谈到普拉廷在德国的交涉[2]。接着生动地叙述在旅途上某一个车站，代表德国工会运动的德籍瑞典人、社会沙文主义者威廉·扬松[3]企图上车同列宁谈谈。
后来列宁问了我一连串问题：布兰亭[4]及其影响如何（布兰亭是瑞典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我党的状况，党员的人数和斗志，国会中党员的数目，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工作？等等。各工会，它们对于政治派别的态度，它们的财政状况，它们的领袖都是谁，罢工的规模多大？青年团，人数多少，作用如何，采取什么策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过了 一小时，我打算反过来问他，拿出了笔记本和钢笔，问他对欧洲的态度、总的政治形势以及俄国的革命等问题。
这次谈话记录没有发表，至今还在我书桌的一个抽屉里。但对我来说，那天夜里在火车向北行驶、车声隆隆中度过的几个小时，收获不正是一次采访谈话，而是上了社会主义的一课，是在斗争的战场上翱翔，我永远铭记在心。
有些人一定要面对很多的听众才发挥自己的思想。列宁不是那种人。他认为，对小小的瑞典的一个青年记者，也应该阐明他对世界政治形势的看法。
他明确地说明了他的党对俄国革命当前阶段的态度。他嘲笑了克伦斯基[5]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那一夜，列宁扼要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过几天当他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下车后就要公布于众。全部政权归工人苏维埃！给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
我们是早晨到的斯德哥尔摩。俄国人在斯德哥尔摩停留了一天。对于列宁，同瑞典党的领导人见面是很重要的。这次会见安排了。参加会见的有瑞典党的一些中央委员、国会议员中的部分党员。列宁在这次会见中，同夜间和我谈话时一样，发挥了相同的思想。
饭后我们说服了列宁在城里走一遭。我们打算给他买套衣服。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6]走进一家大百货公司，买了一套衣服。这套衣服如今陈列在莫斯科的列宁纪念馆。列宁嘟嚷着，说是那套旧衣服他还能穿一晌。要给他再买些东西，根本就办不到。“我回一家到俄国，不是去开什么时装店的，是去干革命！”他开着玩笑说。
夜间火车继续行驶，经过哈帕兰到达芬兰，然后到俄国，到彼得格勒。我留在斯德哥尔摩。
后来我同列宁又见过面，那已是在俄国了。
1918年1月我到了彼得格勒。
我到时，正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多数代表没有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他们在思想上是敌视布尔什维克的。
立宪会议开幕那一天，彼得格勒因为街上举行示威游行而人心惶惶。我在旅馆里要好房间后，马上到塔夫利达宫去；立宪会议要在那里开会。会议开幕时，吵闹喧哗得无法形容，右边鼓掌，左边吹口哨。
可是喧哗声突然间寂静下来。一个人从边门穿过人群挤了进来。代表们站起身，伸长了脖子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人们辗转相告：是列宁！……一刹那间，掌声雷动，朋友们向新俄国的领袖发出一片表示拥护和致敬的喊声。
我试着从我的位子上看看列宁。他坐在通到主席台的阶梯上。
有半个钟头他就这样一个人坐着，不知沉思着什么。谁也不去打扰他。蓦地他仰起了脸：主意打定了。他向站在身旁的朋友们不知说了些什么。举行投票时，布尔什维克已经离开了会场。会议整整闹腾了一个晚上外带一个通宵，右派领袖们接连发言，说个不停。到凌晨四点钟，塔夫利达宫的警卫人员认为右派们胡扯够了，几个水兵走上上席台，走到主持会议的人跟前，对他说：
“我们想睡觉。最好休会！”
立宪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丢尽了脸面……
两天以后，我在深夜十二时左右见到了列宁。这一小会功夫是他从睡觉时间里挤出来的，可以归他自己支配。在其它的日子，我们在斯莫尔尼宫的小食堂里碰到，只能点点头。尽管在这困难的头几个月，由于混乱，由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艰苦的谈判，操心事真不少，但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笑容满面。
“噢，你们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你们要有信心，我们必定会做到的！”这是列宁的令人惊异的乐观，它感染了周围的人，使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信心和勇气。
我们在1919年也常见面。当时瑞典是新俄国在世界上的一个“通风口”。列宁对瑞典的同志们很关切。我得到过他送的一张照片，上面有亲切的题词。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我作为瑞典党唯一的代表出席了第—次代表大会。那些日子，列宁同往常一样朴实，一样平易近人。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法国作家昂利·吉尔波[7]、弗里茨·普拉廷、我们的朋友斯巴达克派分子阿尔伯特（胡戈·埃贝莱因[8]）和我，决定去看看市容。在楼梯上我们碰到了列宁。
“请允许我当你们的向导，”他说。
我们当场就想同他谈谈。可是他连听都不想听。最后决定，先散一阵子步，再喝咖啡。
于是我们出发了。我们议论了市杜马门前的丹东[9]和卡里亚耶夫[10]的半身像，欣赏了红场上、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城墙和教堂的圆顶上苍白朦胧的月色，然后穿过空荡荡的克里姆林宫回家。列宁在路上愉快地笑着说：
“中央委员会要是知道我在夜间没有坐着工作，倒是去散步，难免不‘议论’我……”
代表大会结束后，过了几天，部分代表到彼得格勒作短期访问。列宁也到了那里[11]。回莫斯科时，我、普拉廷和吉尔波碰巧在火车上见到列宁。简单地吃了噸饭后，列宁邀我们到他的车厢去。开始了一场热烈的辩论。火车上有列宁的妹妹，有铁道人民委员涅夫斯基[12]，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妻子——讨人喜欢的演员安德烈耶娃[13]。
安德烈耶娃把我们卷进一场热火朝天的辩论，辩论现代艺术问题。列宁只是笑着，显然他是在考虑别的什么问题。
不一会，他同铁道人民委员谈起来了，谈得专心一意。运输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城市粮食供应问题迫切需耍解决。凌晨四点钟左右，我们躺下小睡片刻。可是列宁还在继续讨论调整铁路运输的问题……
载于1963年9月13日《消息报》第219号第4版
[1]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共产党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
[2] 实际上是同德国驻伯尔尼公使交涉。——编者注
[3] 威廉·扬松（Wilhelm Jansson，1877年5月29日——1923年8月1日），瑞典裔德国工会活动家。1897年加入德国园丁协会。1904年起在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工作。1905年加入社民党，支持修正主义。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7年作为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代表搭乘“密封车厢”赴瑞典，企图与列宁见面，但被拒绝。1919—1921年任瑞典驻柏林公使馆社会专员。
[4] 卡尔·贾马尔·布兰亭（Karl Hjalmar Branting，1860年11月23日——1925年2月24日），1889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1894—1925年任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897—1925年任国会议员。1908—1925年任党主席。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1920年3月10日至5月27日、1921—1923年、1924—1925年期间三次担任首相。1921—1923年兼任外交部长。192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25年逝世。
[5]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6]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7] 昂利·吉尔波（Henri Guilbeaux，1884年11月5日——1938年6月15日），早年支持无政府共产主义。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同罗斯默、莫纳特等人密切合作。1916年参加了昆塔尔会议。1917年移居瑞士。1918年被捕。1919年被驱逐出境，后流亡苏俄。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19—1929年期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3年起公开反对斯大林。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回国。1938年在巴黎逝世。
[8] 胡戈·埃贝莱因（Hugo 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0年或1944年），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8年11月入选中央，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Neukölln)区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 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倾向，1928年同调解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在被引渡给德国之前因哮喘病逝世（另一说死于1944年）。后获平反。
[9] 若尔日·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1759年10月6日——1794年4月5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
[10] 伊万·普拉东诺维奇·卡里亚耶夫（Иван Платонович Каляев，1877年7月6日——1905年5月23日），1898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9年因参与罢工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罗斯拉夫尔。1903年流亡瑞士，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05年2月4日用炸弹炸死了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当场被捕，后在法庭上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拒绝宽大处理，5月23日英勇就义。
[11] 1919年3月12日，弗·伊·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到彼得格勒参加马·季·叶利札罗夫的葬礼（叶利札罗夫是老布尔什维克，是列宁的姊姊安·伊·乌里杨诺娃—叶利札罗娃的丈夫）。弗·伊·列宁于3月14日回到莫斯科。——编者注
[12] 涅夫斯基，弗·伊·（1876—1937年）——1898年入党的苏共党员；1918—1919年任交通人民委员。——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76年5月2日——1937年5月26日），1894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铁路人民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19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19—192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2—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13] 安德烈耶娃，玛·费·（1868—1953年）——190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1918—1921年任彼得格勒剧场事务专员。——编者注
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安德烈耶娃（Мари́я Фёдоровна Андре́ева，1868年7月4日——1953年12月8日），苏联艺术家。1886年开始在剧院演出。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与高尔基同居。1919年起在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年与高尔基分手。1926—1928年任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处雇员。1931—1948年任莫斯科“科学之家”剧团主席。1953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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