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东方的革命家们[1]
弗里茨·普拉廷
……我是在齐美尔瓦尔德才初次见到列宁的。他是个矮个子，一个陡峭的顽强的前额，脸上常常浮起调皮的微笑，质朴谦虚地出现在齐美尔瓦尔德；后来他也是这样出现在克里姆林宫。他的穿著几乎是寒伧，但总是很整洁。这位当代最出色的人受到人们的尊敬，不仅是因为他战斗的目标和方式，也因为他的举止风度。他似乎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因为衣著的寒伧而感到拘束。
在齐美尔瓦尔德历次全体会议上，未必有人象列宁听得那么聚精会神。他自己发言比较少，总是尽量让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发表意见，总是竭力争取使决议做到内容是革命的。对于思想问题上的任何让步，他都是怀着厌恶的心情予以驳斥，常常感到很难过。漫长的、令人疲劳的全体会议一结束，他马上要求他观点一致的同志（一共是八人，而全体代表几乎有四十五人）再加一把劲。少数派声明是在单独的会议上讨论起草的，每次都长达好几个小时。如果有人动摇了，或者出于某种担心离开了我们的队伍，列宁便毫不留情地谴责他，把他看作是最凶恶的敌人。可是他对他的拥护者，也是同样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主席格里姆[2]同志曾斩钉截铁地要求我放弃我的信念，理由是我应当服从本国的多数代表（格里姆和奈恩[3]），从而抛弃少数派（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4]、阿尔曼德[5]、格林隆德[6]、涅尔曼[7]、普拉廷[8]和文特尔）的声明。我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退出会议。列宁立即以八人的名义声明同我站在一起，并宣布，如果这一冲突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将拒绝参加代表会议。在列宁的心目中，要就是朋友，要就是敌人；他对敌人是无限的严峻，而对朋友则是无限的忠诚。
他意识到他自己的重要性，但同样重视别人的思想和劳动。他在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时坚定不移；同时，他在无数次同人民委员、工人和农民会见时，注意吸取他们的经验，尊電、重视他们的意见。他作为苏俄政府的“总理”，关心地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感觉得到俄国人民脉搏的每一次跳动。
……列宁的力量在于他能异常明确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坚定不移地促进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发展，一贯对工人群众的革命创造性充满信心，为之欢欣鼓舞。而我们这些缺乏毅力的人仅仅是惊奇地注意到这种创造性。
……列宁和他的成千上万的战友，把他们的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缺乏毅力的人声称，“对于社会主义，人和条件还不够成熟。”他们企图以此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列宁和他的战友断然否定了这种说法。1919年，列宁有一次对我说过，我们斗胆冲击了资本主义的堡垒，我们遭到了挫折；因为“胆大妄为”地冒犯了这个金牛犊[9]，我们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10]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同列宁在他苏黎世施比赫尔街寓所的那次见面。那是在早晨七点钟。我听到一声刚劲有力的“请进”，走进了一个低矮的长方形房间。列宁正坐在桌子后面，一边看着书，一边看也不看地用匙子舀着燕麦粥喝。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11]当时已身患重病，是位很有教养的妇女。她立即站起来向我问好。因为房间里只有两把椅子，她把她坐的椅子让给我，自己坐到书箱上；这是椅子以外唯一可以朋的东西。列宁托我帮他办理报批他们居住在苏黎世州的手续。几分钟就谈妥了。然后谈到瑞士的工人运动。这场谈话最后竟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舌战。总的估计方面没有什么分歧，在策略方面意见常常不一致。
使我惊奇的是，克鲁普斯卡娅怀着浓厚的兴趣听着我们争论，然而没有插嘴。看得出，住在这里的是两个亲近的人，境况极其窘迫拮据，但他们相互间的关怀减轻了他们共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他的妻子了解党的生活与工作中的一切问题；她追随着她丈夫的生活目的，对她丈夫不仅是敬佩，而且有深刻的理解，可是她在这场辩论中竟没有插一句话，虽然她有权而且也能够象我捍卫我的观点那样坚决地反驳我。我们争论的题目是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纲领。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访问列宁在瑞士的寓所。至于他，一星期有两三次到设在民众文化馆的党书记处来找我，或者到青年团书记处找明岑贝尔格[12]，再不然去看他必须会晤的同志。明摆着，正是由于他和党的积极的干部有着活生生的个人交往，所以他才那么经常，或者不如说，才那么难得出现在会议上。
要不接受他的影响，不同意他那“致人死命”的逻辑，是很因难的。谁只要有一次走错了路，他马上会遭到挫折，或者马上会发现自己是错了。列宁拥有在俄国以及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从事党的工作的丰富经验，否定任何一种不依据事实的抽象的议论；他最多在时间方面偶或有错，而在道路问题上从来没有错过……
载于1922年6月9日及10 日《斗士报》（苏黎世）第130及131号俄译文系初次发表（稍有删节）
[1] 此处刊印的，是同名文章中回忆弗·伊·列宁的部分。——编者注
[2] 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年4月16日——1958年3月8日），出身于印刷工人家庭。1899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07—1909年任巴塞尔州议员。1909—1918年任伯尔尼市议员。1910—1938年任伯尔尼州议员。1911—1943年任伯尔尼州最高法院院长。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1918年任奥尔滕行动委员会主席，并领导了全国大罢工。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195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26年任国民议会副主席。1936—1945年任社民党主席。1946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58年逝世。
[3] 查尔斯·奈恩（Charles Naine，1874年6月27日——1926年12月29日），早年担任钟表匠。1901年起担任律师，同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03年因拒服兵役而入狱。1905—1910年任纳沙泰尔州议员。1911—1926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一战爆发时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持中派立场。1917—1926年任洛桑州议员。
[4]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5] 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 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6] 奥托·格林隆德（Otto Grimlund，1893年12月30日——1969年9月15日），瑞典记者、建筑师。早年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7年发起成立左派社会民主党。1919年创立瑞典共产党。1919—1920年任罗斯塔通讯社驻斯德哥尔摩代表，随后赴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1929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退党，随即返回社民党。此后脱离政治活动。
[7] 图尔·涅尔曼（Ture Nerman，1886年5月18日——1969年10月7日），瑞典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1905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07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08年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1909年回国，参加了瑞典社民党，在党内是左派。1915年起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左翼社会民主党，并担任党刊《政治报》编辑。1924年起支持右翼反对派。1931—1937年、1946—1953年任国会议员。1937年退党。1939年返回社民党。二战期间积极发表反对纳粹的文章，并因此入狱。1953年退出政治活动。
[8]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共产党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
[9] “金牛犊”源出圣经，意为黄金崇拜，此处指资本主义。——译者注
[10] 这次谈话显然是在1919年秋，当时苏俄各条战线的战况极为严重。——编者注
[1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2] 维利·明岑贝尔格（Willi 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10月21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被选为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几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总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尔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扣押，法军崩溃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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