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芬兰部长回忆录摘抄
卡尔·易德曼
1917年12月下旬，记得是26日，我接到芬兰参议院的指令，叫我到赫尔辛基。我到芬兰后得知，原来是芬兰政府想请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承认芬兰独立。芬兰宣布独立已有三个星期，但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某些国家根本不愿承认我国独立。据我国派驻国外的某一位代表说，国外有这样一种观点：俄国应率先承认我国独立，然后其它国家才能承认。因此，俄国的承认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参议院决定恩凯尔和我应会晤列宁，并探明：如果我国向人民委员会提出请求承认芬兰独立的话，人民委员会将持何种态度。
初访斯莫尔尼宫
斯莫尔尼学院原是为贵族小姐开设的前帝国学府。这是一座石结构的大厦，两旁连接着侧翼建筑。大厦前有广场。正面是一个有防雨顶的大门。我们走进一个又高又宽敞的门厅。长长的走廊入口处，站着两名持枪的士兵，防止闲人入内。来访的人在进入斯莫尔尼宫时，先要到左首的一个房间；在那里发放通行证。通行证上注明获准通行的人可以进入的房间号码。可是我们并不需要通行证。斯米尔加[1]有长期通行证。他对警卫说明我们是芬兰参议院的代表，由他陪同。
大厦宽阔的走廊里蔚为奇观，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里有海陆军士兵，有工人，有赤卫队员，有妇女，甚至还有孩子。人群中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人们到斯莫尔尼宫来办的事真是五花八门……十月革命初期，各种问题都汇集在斯莫尔尼宫，在这里解决。
总之，五花八门的原因使人们来到这个红色革命的司令部。至于我们到这里，是为了获取承认芬兰独立的文件。走廊里摆了几张长条桌，放着共产党人出版的书报杂志。
斯米尔加把我们领到二楼。我们穿过几个由赤卫队警卫着的房间，最后到了列宁的接待室。斯米尔加请我们稍等片刻，他自己走进办公室去报告我们到来。我们在等待斯米尔加的时候，观察接待室里的情形，打量不断来来往往的人们。一等等了三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那位殷勤关切的陪同者来找过我们两次，因为列宁不能马上接见我们而请我们原谅。列宁本人也到过接待室，同一个女打字员以及一个瘦瘦的青年人不知谈些什么。这位青年人原来是政府秘书哥尔布诺夫[2]。列宁一定已经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这是从他的门光看出来的，他打量了我们几次。我们根据照片认出了他，也好奇地端详着他。
我们等了半晌，明白不会马上接见，于是打算坐得舒服些。接待室右角，靠窗放着一张破旧的长沙发。有两名士兵在沙发上打瞌睡，其中一个是带班的。我们也坐到这张沙发上。坐在这里，整个接待室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有人以为这个房间有一丁点象办公室的模样，那他就错了。四壁空空，不知什么时候粉刷成白色，可是由于岁月的侵蚀，已经发了黑。两张普通的木头桌子，几把椅子，两台打字机，一个衣架和一张长沙发，——这个宽敞的房间，陈设尽止于此。
这个房间的常驻人员，除了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士兵而外，有两位妇女、一个青年人以及一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两个女炊事员走进接待室，请打字员打一份她们支用的食物报单。这个请求照办了。炊事员的报单打得那么认真，似乎打的是政府的文件。有一个女打字员同哥尔布诺夫争得不可开交，因为哥尔布诺夫要她把一份公文重打一遍。这位妇女威胁着要到一个什么委员会去告她上级的状。哥尔布诺夫仍坚持公文要按一定的格式打字，而女士则斩钉截铁地说，对此并没有规定任何格式。这场争论的结局如何，我已经记不清了。一日间，有形形色色的人为了形形色色的事到接待室来。
我要请读者原谅，读者只好和我们一起等着，等到斯米尔加终于来把我们领去见列宁。等这么长时间，显然是因为参议院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同人民委员会打交道。应该提一下，我们开头慌了神，不知道该不该把大衣脱掉。在斯莫尔尼宫，大家部是把全副行头穿在身上，甚至还穿着套鞋。我们最后为了礼貌决定脱掉大衣。我们被领到隔壁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门通到里间，门前站着一个卫兵，他的乱蓬蓬的鬈发从皮帽底下露出来，披在额头上。我们一进这个房间，列宁便迎着我们快步走来。我突然一阵张皇失措。因为这个人，不管我们对他的学说是什么看法，他对他广袤无垠的祖国有那么大的影响，而他本人看来竟是如此的质朴。他是中等个子，秃顶，有少许浅火红色的鬓发，颔下蓄一把短而稀疏的浅火红色胡子。从一双锐利聪明的眼睛中可以看出这个人有巨大的意志力。他说话同他的举止一样朴实自然。不知道他的人，怎么也料想不到这是一位多么强有力的人物……
列宁很友好地接待我们，为我们久等而道了歉。
我们置身其中的房间，用木板隔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列宁请我们进另一部分。这里显然是“最神圣的圣地”。不过，这个房间的外表同斯莫尔尼宫其它房间没有任何区别，同别的房间一样朴素：刷白了的墙壁，一张木桌子，几把椅子。
我们坐下后，恩凯尔便十分详细地报告芬兰在十一月革命后局势的演变以及局势是如何导致宣布独立的。他也解释了芬兰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即找苏维埃政府。是在等立宪会议召开。俄国以往历届政府声称，只有立宪会议有权认可我们的愿望。可是现在，因为不知道立宪会议是否会召开，即使召开，能否存在下去尚属未定之天，所以芬兰参议院决定向人民委员会提出请求。
列宁回答，立宪会议当然最近即将召开，“但参议院应自行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向谁提出请求”。如果参议院向人民委员会提出请求，人民委员会肯定会立即承认芬兰独立。按照现行立法程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须经工兵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列宁相信，在这方面也不会行任何障碍。我们同列宁又商量了其它许多问题，最后我们保证把他的答复报告芬兰政府，便告辞了。
承认芬兰独立
第二次彼得格勒之行，除我和参议员恩凯尔以外，还有参议院长兼总理斯文胡伍德[3]参加。
……翌日晚，我们再度去斯莫尔尼宫，可是我们在那里又等了二个小时。尽管时间很晚了，斯莫尔尼宫仍是热闹非凡。人们川流不息。这一次，我们在各个接待室里不仅见到了工人、赤卫队员、海陆军士兵、他们的妻子及其他妇女，还看到了很小的儿童。我们由此推断，有些工作人员是常住在这里的。否则，儿童们不至于那么晚还呆在斯莫尔尼宫。我们走过的某些房间里，看见有士兵睡在长条桌上。等候的时间拖得很长。房间里很冷，尽管我们穿得很厚实，还是不停地活动，让身上稍微暖和些。
按照我们的历法，当天恰好是除夕；当时的俄历比我们晚十三天。我们怀着好奇的心理等着，看看人民委员会会在哪一年——是在1917年还是1918年——作出决定。
半夜前几分钟，门开了，邦契—布鲁耶维奇[4]走进接待室，把一份由各人民委员签名的文件交给我们。文件中说道：“……人民委员会完全赞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兹决定：
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如下:
1）承认芬兰共和国的国家独立：
2）按照与芬兰政府的协议，由两国代表组成特设委员会，以拟订芬兰脱离俄国而独立的实际措施。”[5]……
当时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的伊·施泰因贝尔格[6]，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人民委员会成员签署这—文件的经过：
“我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签署了承认芬兰独立的文件，特别感到欣慰。我们当然知道芬兰当今的英雄斯文胡伍德，他当初曾被沙皇流放，而如今却是我们彰明昭著的公敌。但，既然我们把芬兰从俄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世界上总是少了一件历史非正义行为。”
交给我们的决定，打印在一张结实的四开绸纸上。
我们拿到文件时稍微有些惊讶，因为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取得承认。
当时，拿到这个承认芬兰的第一份文件，不必说我们是多么满意多么喜悦。芬兰全体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我们心头自然涌起了一股感激列宁政府的心情；它不加任何条件便承认了我们民族的独立。我们希望向列宁本人表示感谢。恩凯尔把我们的请求告诉了邦契—布鲁耶维奇。然而他起初不同意。列宁正在开人民委员会会议[7]。恩凯尔再次请求，说列宁或许能挤出一两分钟出来见见我们。
过了一小会，列宁出来了。他微笑肴问我们满意不满意。“甚至非常满意，”斯文胡伍德答道。列宁与斯文胡伍德的会见，同另一世界的两国领导人的会见比较起来，无疑是极其别致的。列宁一出来，我们走到他跟前；当时在场的海陆军士兵及其他人马上拥到我们周围，好奇地听着我们谈话。他们从我们的谈话中立刻明白人民委员会刚刚承认了芬兰独立，也知道了在这里呆了几个钟头的外国人原来是芬兰参议院的代表团。
大家都很欣喜，都来同我们握手，表示为“列宁的措施”感到高兴。
俄国承认芬兰独立一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本人促成的。列宁对芬兰的态度，二十年来一直很友好。
斯文胡伍德当夜乘专车回赫尔辛基，随身带走了由我和恩凯尔签字证明的承认书副本。
在往昔的历史上，一个国家承认它的属国独立是很罕见的。芬兰的确有理由感激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我国独立。我国得以独立，要感谢俄国全体学者、法律学家、记者及其他人。他们在旧政权下始终捍卫芬兰的权利，始终认为剥夺芬兰独立是不合法的。
载于《新时代》杂志1959年第5期第13—15页
[1] 斯米尔加，伊·帖·（1892—1938年）当时任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编者注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伊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2]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3] 佩尔·埃温德·斯文胡伍德（Pehr Evind Svinhufvud，1861年12月15日——1944年2月2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7年加入青年党（Nuorsuomalainen Puolue）。1907—1914年任芬兰议会议员。1907—1912年任议会议长。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芬兰。1917—1918年任总理，1918年5月27日至12月12日担任摄政，任上残酷镇压了芬兰革命。1919—1919年任司法部长。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于1930—1931年再次担任总理。1931—1937年任总统。1937年退休。
[4]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5]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1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1页。——编者注
[6] 艾萨克·扎哈洛维奇·施泰因贝尔格（Исаак Захарович Штейнберг，1888年7月13日——1957年1月2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1910年流亡德国。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乌法。二月革命后历任乌法苏维埃委员、全俄民主会议议员、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议会）委员。1917年10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并担任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1917年12月9日至1918年3月18日任司法人民委员，后因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而辞职。1919年短暂被监禁。1923年流亡德国，在第二半国际工作。1933年流亡英国。1939年流亡澳大利亚。1943年流亡美国。1957年死于纽约。
[7] 1917年12月18日（新历31日）晚至12月19日（新历1918年1月1日）凌晨，弗·伊·列宁主持了人民委员会的会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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