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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的援助[1]
阿道夫·泰米
芬兰革命政府存在三个月的那一段时期以及国内战争（在这场国内战争中，反动资产阶级固有的凶残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工人阶级则为自由奋不顾身地英勇作战），——凡此种种，不参考有关的文献，单凭追忆，是无法记述的，更何况我不是历史学专家。我仅仅谈一下与我个人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的工作有关系的某些情况和事件。
人民代表委员会致彼得格勒俄国人民委员会的呼吁书，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通知人民委员会，芬兰的政权已转入人民手中，我们谨向兄弟的苏维埃共和国致敬并希望芬兰人民和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
3月间，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彼得格勒，请求支援粮食。芬兰资产阶级利用饥荒作为扼杀革命的手段。它准备在我国北部开辟白匪的基地，事先在那里集中了粮食储备；而工业城市众多的南方，粮食被掠夺一空。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向俄国同志求援。俄国本身，特别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样的中心城市，粮食当时也是万分紧张。但我们并没有遭到拒绝。粮食给了。
从人民代表委员会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我负责办理赤卫队的武器、给养及物资供应。2月初，由于在政府中担任教育人民代表的库西宁[2]同志的提议，人民代表委员会的班了稍有扩大。我和哈帕莱宁[3]被任命为陆军人民代表。他负责领导作战，我处理组建、运输及供应问题。
我到彼得格勒去见列宁同志，就是因为这一职务方面的原囚。
2月下半月，从西到东横贯全芬兰的前线，战况异常激烈。当时情况很明显：我们应该扩大赤卫队。我们的部队配置在整个前线，每个地段的兵力都很单薄，几乎没有预备队。人民代表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作了汇报，说明要扩招几万名新战士，因此要补充大量武器弹药，而我们在芬兰又无法解决。
2月21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发给我证明，让我到彼得格勒去见列宁同志。芬兰的革命人民在斗争的艰苦关头，只能指望苏维埃人民的援助。
赫尔辛福斯与彼得格勒之间的铁路全部在我们手里，运营良好。我上了车，第二天便到了亲爱的彼得格勒。
我出站后一路步行，经过库兹涅茨桥，顺着施帕列尔纳雅街走往斯莫尔尼宫。我是1917年5月离开彼得格勒到芬兰的。我觉得，同那时比较起来，街上行人稀少。沿途遇见两三队士兵，不知匆匆开往何处。我还没有看报，不知道彼得格勒正经历着它历史上最惶惶不安的日子。
我在斯莫尔尼宫通行证室交验了证明，值班员马上打电话通知弗·伊·列宁的秘书，说芬兰政府代表来同人民委员会主席谈判。不一会，他得到指示，发给我通行证。
我向秘书作了自我介绍后，他请我稍等片刻，自己走进办公室去报告。不久，门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到秘书前头，快步走进接待室。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老远就向我伸出手，亲切地向我问好。
我说，我奉命首先向列宁同志转达芬兰工人阶级热忱的问候。
“谢谢，谢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请坐下,就坐这里”
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也坐到我旁边，几乎挨着我，问长问短，问我是什么人，在俄国住的时间长不长，为什么俄语说得那么流利。我一一回答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又问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我在彼得格勒都认识哪些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打听这一切情况，一定是为了 了解他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对我的话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
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问我芬兰的局势。他什么都关心：前线战况如何，革命政府通过了什么法律，各类居民的态度怎样，白匪有多大力量，我们懂军事的人多不多，什么东西我们最短缺……
我自然是尽可能准确地告诉了他。他问目前芬兰有多少工会会员。我说约有十六万人。
“要知道 ，这可是一支庞大的预备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你们必须进行最广泛的动员，号召参加赤卫队；这样，你们不仅能防御，还能反攻。”
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就坐在沙发上写了一张便条给陆军人民委员部。便条上这样说：
“泰米[4]同志的请求应全部答应。”
我带了这张便条到陆军人民委员部，发现部里已经知悉我的事，原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通知了他们。当天就给了我领货单，让我到彼得—保罗要塞的仓库以及兵工厂去领取各种武器、弹药和装具。
这些领货单我交给了 一位当时住在彼得格勒的芬兰同志，我自己回到芬兰。不久，就有两列专车先后抵达赫尔辛福斯，满载看我们最最需要的步枪、机枪、弹药、皮靴、大衣及其它军火和装备。
所有这些物资，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代表俄国人民支援正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芬兰人民的。而且苏维埃俄国自己也正处在最艰难困苦的关头，年青的共和国遭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仅仅四天前，2月18 日，德皇威廉的军队突然转入全线进攻，兵临普斯科夫城下，并且分兵两路，直逼彼得格勒。苏维埃共和国当时没有正规军：沙皇旧军队已溃散，新的红军才在组建。2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有历史意义的告人民书：《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5]我从芬兰站去斯莫尔尼宫的路上见到的队伍，便是响应伊里奇号召参军的彼得格勒工人。党的领袖列宁在这些日子里做了大量工作，组织保卫祖国，以抵御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人民委员会给德国政府去电抗议破坏停战，并提出同意签订和约。2月22日我到斯莫尔尼宫去时，还没有收到德国政府的复电。苏维埃政府能否有喘息的机会，取决于这个复电。
我们需要回味一下当时危难之际的形势，才能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最高尚的举动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个举动表现了俄国人民与芬兰人民是兄弟般的团结一致。
援助并不仅仅是从彼得格勒开来了两列专车。不久我接到通知，爱沙尼亚境内各仓库储存的武器弹药，将拨给我们一部分。这是3月间的事，已经开冻，我们装备了两艘轮船，由赤卫队警卫，驶往爱沙尼亚，统统都领到了手，运了回来。我深信，这也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命令拨给我们的。
就在那个时候，3月间，我们又收到列宁同志送来的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一个陌生人来见我；他穿着军装，军帽上缀着红十字。他向我报告，有两列医疗列车，装备及医疗人员齐全，已从彼得格勒抵达此处，归我掌握使用。当天他们就开赴前线，挽救了不少为自由而战的芬兰工人农民的生命。
载于《永垂不朽（同时代人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65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61—165页
[1] 本文摘自阿·泰米所著《往事片断》（1949年彼得罗扎沃茨克卡累利阿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出版社版）第18章。—一编者注
[2]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3] 埃罗·哈帕莱宁（Eero Haapalainen，1880年10月27日——1937年11月27日），早年参加了芬兰社会民主党。1903—1906年任《工人报》编辑。1905年参加了全国大罢工。1907—1911年任芬兰工会联合会主席。1908—1918年任《芬兰工会协会》杂志主编。芬兰革命期间曾任芬兰工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赤卫队总司令。革命失败后流亡苏俄。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 阿道夫·皮塔尼波伊卡·泰米（Adolf Pietarinpoika Taimi，1881年10月3人——1955年？月？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1912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赫尔辛基，参加了芬兰社会民主党，支持革命。芬兰革命失败后流亡苏俄，参与创立了芬兰共产党。1921—1925年任芬共中央委员。此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被芬兰当局逮捕并被长期监禁。1940年苏芬战争后获释并返回苏联。
[5]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5—1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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