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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领袖[1]
阿瑟·兰塞姆
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不管他的敌人对他作何想法，连他们也否认不了，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同他短短的一席谈，为什么我要记下，原因何消说得。据我看，那次谈话很能说明他的智力的性质。
他同我说到英国的工人运动缺少理论家，此时他记起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听到肖伯纳的讲话。
“肖伯纳，”列宁说道，“是个正派人，偶然和费边派走到了一起。他比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左得多。”
列宁对肖伯纳的《道地的瓦格纳派》一书一无所闻，我把书的内容讲给他听后，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当时在场的一个人插了进来，把肖伯纳说成是小丑；列宁生气地顶了他：
“在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来说，他可能是小丑；但在革命派中不会把他当作小丑。”
他问我：
“悉尼·韦伯[2]是不是自觉地为资本家效劳？”
我回答，我深信不是这么一回事。列宁说：
“那末说，他主要是勤奋，而不是有头脑。他的学识肯定很渊博。”
……关于苏维埃，列宁说道：
“起先我以为苏维埃纯粹是俄国的形式，将来也是如此。可是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苏维埃在各国都应成为革命的工具，尽管名称各各不同。”
他表示，英国不会让我说出俄国的真相；作为例子，他谈了美国是怎样逼迫罗宾斯[3]上校沉默的。关于罗宾斯，他问道：
“他是不是真的对苏维埃政府很友好？”
我回答：
“是的，不过仅仅是象运动员那样，赞赏苏维埃政府不屈不挠、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
我引证了罗宾斯的话。罗宾斯说过：
“我不能同一个婴儿打仗，在这个婴儿的摇篮旁我度过了六个月。可是，如果美国一旦发生布尔什维克运动，我会拿起枪随时同它干。”
列宁说：
“这是个正派人，比许多人都有远见得多。我一直很喜欢他。”
列宁想到婴儿的形象，爽朗地笑了：
“这个婴儿的摇篮旁，还有几百万人坐着呢。”
……谈到外界轰传的对俄国的诽谤，列宁说，这些诽谤主要是歪曲了事实，倒不是纯属臆造；他举了一个例，说了一个不久前他曾予以批驳的谣言。
“您可知道这个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他问，“我打电话给一个熟人，向他贺年；我说：‘我们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比在过去的一年少干些蠢事。’不知道谁听到了这句话，不知道又告诉了谁。结果有家报纸宣称：‘列宁说：我们正在干蠢事。’什么都是打这儿起的头。”
我觉得列宁看来是个幸福的人，这种印象在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我从克里姆林宫回来，一路上想：我过去可曾看到过哪个人有他那种气魄，有他那种乐观愉快的气质？我一个人也没有想起。这个身材不高、秃顶、脸上皱纹密布的人，身子在椅子上微微摇晃，不断地笑着，一会儿因为这，一会儿因为那：同时，他随时准备给每个人认真地出主意，而且他的主意总是有根有据，以致在他的信徒心目中，他的主意比任何命令都更有力。他脸上皱纹的形成，是由于笑，而不是由于苦恼。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因为他是第一个彻底否定了本身个人作用的伟大领袖。他毫无沽名钓誉之心。不仅如此，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运动充满信心，相信不管有他还是没有他，人民运动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所以他很超脱，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伟人都要超脱。人们对他的信任，主要的不是由于他说的话，而是由于他那种显而易见的内心的超脱，由于他那种突出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情操。他从他的哲学观念出发，任何时候也不容许一个人的错误贻误全局。据他的看法，他自己在那些同他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的事件中，仅仅是个参加者，而不是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
二
为庆祝第三国际成立而举行的红场检阅及庆典以后的第二天，我去见列宁。[4]
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
“我担心英国和法国的琴戈派[5]会利用昨天的事作为口实，再度兴风作浪来反对我们。”
他谈起契切林[6]最近的一个照会，说俄国对这个照会寄予很大的希望。巴尔福[7]在什么地方说过：“让火自己灭吧。”这是不行的。但是，要在俄国恢复正常的局面，最迅速的途径当然是缔结和约并与盟国达成协议。“我深信，只要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愿望，我们是能够达成协议的。英国和美国，如果不是被法国束缚住手脚的话，可能会同意。从广义上说的外国武装干涉，目前未必可能。盟国应当明白，他们永远也无法象对付印度那样对付俄国；派军队到这里来，等于是派军队到共产主义大学上学。”
我谈了一些外国敌视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一般情况。
列宁说：
“您告诉他们，让他们各自筑一条万里长城，把他们本国围起来。他们不是有海关关员，有国界，有海岸警卫队嘛。他们不是想收拾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可以收拾谁嘛。革命并不取决于宣传。如果没有革命的条件，任何宣传既不可能加速革命，也不可能推迟革命。战争在各国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我肯定，即使俄国今天被大海吞没，或者完全从地球上消失掉，欧洲其它部分的革命会照常发展。你们可以把俄国藏到水底下，藏它二十年，就这样，你们也满足不了英国厂工会会员们的要求，丝亳满足不了，片刻也满足不了。”
我不止一次对俄国大多数人说过，这次我也对他说，我不相信英国会发生革命。
列宁答道：
“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他自己得了伤寒，自己却可能不知道。二十来年前，也许是二十年前，我得过伤寒，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直到我躺倒才知道。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已经传染上啰。您可能以为英国没有事，可是微菌已经侵入它的机体。”
我告诉他，我国的罢工具有一种模糊、孤立的性质；我国的罢工运动如果有什么政治色彩的话，那也是属于自由主义性质，与社会主义性质相对立；这种自由主义性质叫我想起1905年俄国的情景，而不是1917年的俄国；我相信一切都会寂灭。
“是的，很可能，”列宁说，“也许目前还是在教育时期。但，就在这教育时期，英国工人仍然会意识到他们的政治要求，会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力量当然很弱。你们的社会主义运动……你们的社会主义政党……我在英国的时候，尽量到处看看，能去哪里就去哪里，就一个拥有如此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太无足轻重了……街头巷尾的一小撮人……客厅里……学校教室里……的集会，都是无足轻重的。可是您不应当忘记，1905年的俄国与今日的英国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我们的第一个苏维埃是在革命时期成立的，而你们的厂工会委员会已经存在很久了。它们没有纲领，没有方向，可是它们将要与之交锋的反对派会迫使它们制订纲领。”
他谈到伯尔尼代表团即将到来一事，问我认识不认识麦克唐纳[8]：在最近几封通知代表团将到的电报中，麦克唐纳的名字代替了韩德逊[9]。列宁说道：
“我很高兴，来的是麦克唐纳而不是韩德逊。麦克唐纳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至少对理论感兴趣，因此可以推断他会竭力了解这里的情形。除此而外，我们别无所求。”
然后我们谈了一会我很关心的问题，即：共产主义理论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艰苦的过程中，是如何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同战争根本无关。我们谈到了“工人监督”的变化；目前的“工人监督”同起初给工作增加了困难的自发的委员会完全不同。后来我们谈到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反感的问题，谈到战时共产主义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我问，城市的共产党员和满脑子私有制思想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什么样子，他们之间何没有交恶的危险；同时我说，我很快就要离开俄国，感到很遗憾，因为我看不到共产主义理论的弹性将如何经受农民的必然的压力了。
列宁指出，在俄国，富农和贫农之间有相当大的区别。
他说，我们在俄国交锋的唯一的反对派，是直接或间接地同富农联系着的。贫农一旦摆脱富农的政治统治，就诂到我们一边；目前，贫农占庞大的多数。
他问我打算不打算重访俄国，他说我可以到基辅去观察革命，象我曾在莫斯科观察革命那样。我说我很不愿意去想：我这次来，是最后一次到我热爱得几乎象我的祖国一样的国家。他笑了，说了一句恭维话来回答我：他说，虽然我是“英国人”，但对布尔什维克争取达到的目标多少有所认识，他将很高兴再次见到我。
载于《各国人民友谊》杂志1959年第4期第176—178页
[1] 本文稍有删节。——编者注
[2] 悉尼·詹姆斯·韦伯，第一代帕斯菲尔德男爵（Sidney James Webb, 1st Baron Passfield，1859年7月13日——1947年10月13日），英国经济学家。1884年加入费边社。1885年起担任律师。1892年与贝阿特丽丝·韦伯结婚。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22—1931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自治领事务大臣。1929—1931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1931年麦克唐纳政府垮台后脱离政治活动。
[3] 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1873年9月17日——1954年9月26日），美国作家、经济学家。早年在期货交易所工作。1905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12年加入进步党，曾任进步党伊利诺伊州中央主席。一战期间在红十字会工作。1917年赴俄国考察，反对俄国革命，但支持与苏维埃政权建交。1954年病逝。
[4]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的大会（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1919年3月6日在大剧院召开。
庆祝第三国际成立的莫斯科红场检阅，是1919年3月7日举行的。弗·伊·列宁接见阿·兰塞姆也是在3月7日。——编者注
[5] 琴戈派是英国主战派沙文主义分子的绰号。——编者注
[6]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7] 阿瑟·詹姆斯·巴尔福，第一代巴尔福子爵（Arthur James Balfour, 1st Earl of Balfour，1848年7月25日——1930年3月19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74—1922年任国会议员。1885—1886年任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1886—1887年任苏格兰事务大臣。1887—1891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902—1903年任掌玺大臣。1902—1905年任首相。1902—1911年任保守党党魁。1915—1916年任海军大臣。1916—1919年任外交大臣。1919—1922年、1925—1929年任枢密院议长。1922—1930年任上议院议员。
[8]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
[9] 阿瑟·韩德逊（Arthur Henderson，1863年9月20日——1935年10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母亲是佣人。曾当过铸工，1892年参加工会运动，曾任纽卡斯尔、达灵顿、达勒姆市议会议员，1903年当选达灵顿市市长，同年晚些时候作为工会议员进入下议院。他是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三任工党下院领袖（1914，1921—1923，1925—1927），1908—1910年和1914—1917年任工党主席，1911-1934年担任工党书记这一更重要的职务。 一战爆发后支持英国参战，战时曾任教育大臣，主计大臣、政府劳工问题顾问和不管大臣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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