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会见列宁札记
约翰·法因贝尔格
一
我曾幸运地参加那次决定采取措施以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会议。1919年1月，我接到通知，说是会议定于晚上举行，我被邀出席会议。
在规定的时间，我到了克里姆林宫。我被引进一间昏喑的大房间。一个有电灯照明的角落，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用一面豪华的屏风同这个房间的其它部分隔开。我由于好奇，往屏风后面张了一眼，叫我十分吃惊，我看见一张穷奢极欲的床，顶上还有华盖。决定成立共产国际的会议，原来是在末代沙皇尼古拉的寝殿里举行……
出席会议的，统共只有几个人。我们坐在屋倚角的桌子旁边。唯一的一盏电灯，它的光线似乎仅仅是使影子和我们周围的黑暗更显得黑魆魆。整个情调烘托出一种神秘而阴森森的庄严的气氛。
其实，这次会议没有一点特别的秘密——两天后，全世界都从无线电里得知了会议作出的决定。房间里所以昏暗，无非是因为当时莫斯科不得不节约用电。但我到俄国才几个月，革命给我的最初印象犹深，因而有某种程度的浪漫主义的倾向。
会议讨论的问题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遭受反革命势力密集包围的情况下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斗争。这个包围圈以外，在其它国家，无产阶级起义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势已经动摇。第二国际各党在世界大战中背叛了无产阶级，如今公开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救星，亲手扼死杀害工人，企图用工人的尸体筑成一道城墙以阻挡革命的冲击。在德国，“斯巴达克联盟”英勇地抗击着屠夫谢德曼[1]；在奥地利，无产阶级正在起义。甚至在伦敦，也有士兵公开闹事，在政府区白厅举行示威。仍想忠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原则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及其分部，在这个漩涡中一筹莫展地挣扎，对运动失去了任何控制。
在这种状况下，列宁同志得出结论，认为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开始的工作，如今完成它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第二国际的面目已被彻底揭露。国际无产阶级已经没有丝亳怀疑，认定第二国际和国际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竭力搞垮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号召无产阶级坚决同这个叛徒组织决裂，在新的、革命的国际纽织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个新的组织要能率领全世界的工人去进行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场斗争已经由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开了头。
列宁同志按照这个精神说明了召集这次会议的原因。他提出了一份应通过无线电告知全世界工人的宣言的草案，并着重指出，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俄共（布）的代表以及一切赞同此事的外国党目下正在莫斯科的代表。
列宁同志的提议稍经讨论便通过了。同时通过了邀请书草稿。邀请书应分发给一切反对第二国际的党。它们被邀派出代表参加第三国际成立代表大会。根据本次会议的决议，成立代表大会将在当年3月于莫斯科召开。
虽然我的党——英国社会党——没有授权给我参加建立新的国际，我仍在宣言上签了名，深信我的党会赞成我这样做。英国社会党在开除假爱国主义者海德门[2]及其追随者之后，曾同资产阶级在其社会民主党走狗帮助下灌输给工人阶级的战争热作斗争。我党响应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及昆塔尔会议革命派的号召，只是因为实际上不可能派出代表，才没有直接在那两次会议上支持革命派。我离英赴俄的时候，党指示我要表态，同俄共（布）完全团结一致。因此我深信党必定会赞同我的路线，于是我代表我党签署了为第三国际成立奠定了基础的文件。
宣言及邀请书在无线电中广播了，莫斯科开始筹备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
二
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同以后几次代表大会不一样，倒确实是按时或者差不多按时召开的。但同样与以后几次代表大会不一样，从国外来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只有很少几个人，不过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实际上，直接从国外来的代表，我能够举出的只有“斯巴达克联盟”的代表埃贝莱因[3]（阿尔伯特）同志、美国宣传同盟及荷兰社会民主党某分部的代表鲁特格尔斯[4]同志，以及芬兰的几位同志。其它外国党，人多由这些党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党员代表它们出席这次大会。
我曾在大会邀请书上签了名；出于相同的原因，我自动代表英国社会党出席了代表大会。后来的事件证明我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由于英国社会党的倡议，英国各革命党派举行了联席代表会议，以建立共产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参加共产国际的英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三月代表大会上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这次大会到底是否应成为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是否应在这次大会上成立共产国际；这次大会应视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抑或是讨论共产国际成立问题的预备会议。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以及占压倒多数的与会代表赞成立即成立共产国际。“斯巴达克联盟”的代表却叫人失望，踌躇犹豫，不愿投票赞成这一提案，因为他没有得到他的党的指示；他坚持留待下届会议作出决定。这是个严重的障碍，因为“斯巴达克联盟”是俄共（布）以下最大的无产阶级组织，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新成立的共产国际，如果少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比起有“斯巴达克联盟”加入，影响要小得多。
其他代表花了好多时间，费尽口舌，劝说埃贝莱因同志改变他的立场。但是，正如他所说的，他出于对他组织的责任心，不能从他的立场上后退。不过，列宁的逻辑比埃贝莱因的逻辑更有力更有远见。列宁深信不疑地说，如果成立共产国际，“斯巴达克联盟”不可能不加入。因此，尽管埃贝莱因同志有所保留，列宁仍提议正式宣布第三国际成立，他坚信“斯巴达克联盟”及其它一切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会团结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
与会代表热烈欢迎这个提议。第三国际宣布成立，本届会议被确认为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列宁同志关于其它国家革命无产阶级组织对共产国际的态度的预言，不久便证实了。一年多以后，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世界各国的代表[5]。为了到莫斯科开会，代表不怕翻越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通过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设下的封锁线。另一方面，这些革命组织加入共产国际时掀起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而这阵革命浪潮也卷进了 一些已经瓦解的第二国际的残渣余孽。但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二十一条，作为避免不良分子混入的防护措施。以后几次代表大会又进行了认真的清洗，把所有那些连防护筛也没有挡住的分子从共产国际中清洗出去。
共产国际自从在十五年前成立以来，许多人随着革命的涨潮和退潮而成为来去匆匆的过客。但是共产国际的核心，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岿然不动，如同岩石一般，屹立在列宁奠定的基础上。
三
我同列宁不仅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见过面。每次见面，我都对列宁的精细明察十分惊奇：他虽然身负重任，对任何事情的任何细节都极为留意。
1918—1919年，我从事出版传单及一份小报《The Call》[6]，以便在摩尔曼斯克及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的英美干涉军中散发。每份传单列宁同志都看过，凡是他认为不妥的地方，他都提出修改的意见。有一段时间，美国著名革命漫画家罗伯特·迈纳[7]和英国著名自由主义记者菲力浦斯·普莱斯帮我做这项工作。迈纳如今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普莱斯当时对苏维埃政府极为同情，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可是以后又退党参加了工党。
有一次，列宁同志请我们三人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以便讨论我们的工作。他对这项工作显然很重视；他于1920年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到它[8]，由此也可以证实他的重视。
那次会潮时，列宁同志关于我们今后应该采取的工作作风，提了不少建议。话题从这个又转到英美两国的状况以及如何使工人了解苏俄真相的方法。大家知道，当时苏俄被紧紧包围在封锁圈中，世界上其它国家都得不到苏维埃国家的真情实况，苏维埃国家的思想也无由渗入。列宁同志不厌其详地向我们竭力说明，书报应如何印刷、包装及寄送，才能通过最严密的防线。他看来是热切地想把他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革命经验，传授给我们这些完全是在合法工作坏境中培养出来的人。
列宁对来访者平易近人，一派同志式的态度。任何见过列宁的人对他这种作风自然是十分倾倒。你不管对他多崇拜多尊敬，你在他而前很快就会感到无拘无束。可是，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个人由于対列宁的谦虚发生了错觉，企图在他面前摆架子，结果列宁毫不费力地使他甘拜下风。
1919年，当时被认为是“左派”而如今是工党领袖的乔治·兰斯伯里[9]到了苏俄，求见列宁，达到了目的[10]。我陪兰斯伯里去见列宁。
略事寒暄之后，列宁同志向兰斯伯里问起英国的局势以及英国工人对苏俄的态度等等。兰斯伯里摆出了他惯常的那副慈父的派头，仿佛他是一肚子的慈爱，不惜降尊纤贵，向列宁解释英国的情形有所不同，英国工人的干法也不同，要比较文明；他们或许现在不会行动，但是将来是要有所行动的，等等。他象往常一样，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卖弄他的小聪明。这时候列宁坐着，胳膊肘支在圈椅的扶手上，头和上身朝前倾向兰斯伯里，一手握紧拳头支住下巴，右眼微微眯缝，专心倾听兰斯伯里的话。
兰斯伯里继续摆着他那种架势，洋洋自得地谈个不停，但是慢慢地，在列宁的凝视下，他似乎开始有点狼狈。他压低了嗓子，说话越来越慢，结结巴巴，最后索性不吱声了，显出一副俯首贴耳的神情。到这时候，列宁同志开始讲话了。他使兰斯伯里惊讶不已，原来他对英国的情形了如指掌；列宁还坦率地谈了他对英国工党右派及“左派”领袖们的看法。
我们出来后，兰斯伯里对我说：“我这一辈子，述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过如此强烈的印象。”而兰斯伯里一生可是见过很多伟人的。
另一次我曾有机会观察列宁是如何判断人的：他判断人，不是看他们的外表，而是看他们实在的性格和政治态度。
1920年，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询夕，第一个英国工党代表团到了苏俄。代表团中有当时的运输工人、铁路工人及矿工联合会总书记罗伯特·威廉斯[11]。这个联合会前不久胜利地击退了资本家对矿工的进攻[12]。威廉斯自命为共产主义者，是共产国际的拥护者。他因为三工会联合会不久前取得的胜利而感到骄傲，摆出一副“了不得的革命家”的样子。他不可一世，可能以英国未来的独裁者自居。
列宁同志听说威廉斯是共产主义者，想同他见见面。我陪威廉斯去见列宁。
请你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面：胖乎乎、爱嚷嚷的鲍勃·威廉斯[13]，摊手摊脚地坐在一张矮矮的皮面圈椅上，拖长了声音，向列宁大谈特谈自己的丰功伟绩，谈他对英国革命运动直接目标的看法。他明显是在自吹自擂。列宁还象平常那样坐着，仿佛被威廉斯的话打动了心。这一次，列宁说话很少，只是偶而提几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庸俗鄙陋的牛皮客打动了我们的领袖，心中很难受。列宁同志听得懂英语（也会说英语），难得要我帮忙。不过我当时以为威廉斯所以能打动列宁，还是因为列宁没有完金听懂他的话。因此，我们向列宁告辞时，我冒昧地用俄语问他：
“他说的，您全听懂了吗？”
列宁亳不迟疑地回答：
“他脑袋里是一锅粥。”
过了一年，在煤矿老板第二次进攻矿工的时候，三工会联合会[14]，包括罗伯特·威廉斯在内，出卖了矿工；1921年的一个“黑色的星期五”，标志着罗伯特·威廉斯的“革命”前程的结束。
载于《列宁和国际工人运动（回忆录）》第1集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46—55页
[1]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
[2] 亨利·迈尔斯·海德门（Henry Mayers Hyndman，1842年3月7日——1921年11月20日），出身于富商家庭。1865年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1880年起从政，持保守主义立场。1881年受《共产党宣言》影响，立场急剧左倾，1881年发起成立“民主联盟”，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持改良主义立场。1887年参加失业工人游行，短暂被捕。1900—1910年任第二国际执行局委员。1911年发起成立英国社会党。一战期间支持战争，曾任粮食部顾问，1916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自任党主席，仇视十月革命。1921年去世。
[3] 胡戈·埃贝莱因（Hugo 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0年或1944年），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入选中央，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Neukölln)区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 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倾向，1928年同调解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在被引渡给德国之前因哮喘病逝世（另一说死于1944年）。后获平反。
[4] 塞巴尔德·尤斯蒂努斯·鲁特格尔斯（Sebald Justinus Rutgers，1879年1月25日——1961年6月14日），荷兰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美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5年成立社会主义宣传同盟（Socalist Propaganda League），这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他是美国社会党（Socalist Party of America）左翼理论领袖之一。1917年俄国革命后前往苏俄，1922年至1926年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地区领导建立“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
[5]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有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编者注
[6] 《呼声》。——编者注
[7] 罗伯特·巴克利·“鲍勃”·迈纳（Robert Berkeley "Bob" Minor，1884年7月15日——1952年？月？日），美国记者、政治漫画家。1907年加入社会党。1911年起在报刊工作。1912年转向革命工团主义，并在法国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18年先后赴俄国和德国报导革命。1919年赴法国工作，因呼吁法国铁路工人阻挠法军向白军运输弹药而被捕并被引渡到德国。1920年获释回国，参加了美国共产党。1922—1945年任美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任苏俄之友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1年任美共中央代理总书记。1952年逝世。
[8]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351—353页。——编者注
[9] 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1859年2月21日——1940年5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早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1885年加入自由党。1892年退党，转而加入社会民主联盟。1903年退党，转而加入独立工党。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支持俄国革命。1910—1912年、1922—1940年任国会议员。1927—1928年任工党主席。1929年任第一工程专员。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任国民工党主席。1937年任“和平誓言联盟”主席。
[10] 作者此处有误，兰斯伯里到俄国不是在1919年，而是1920年（见本卷第282页）。——编者注
[11] 罗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1881年？月？日——1936年2月1日），1897年加入工会。1910—1912年任议会议员。1912年当选为国家运输工人联合会第一书记。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他支持十月革命，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1920—1925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主席。1921年被开除出党，随即返回工党。1931年加入国民工党。1936年自杀身亡。
[12] 罗·威廉斯是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总书记；运输工人联合会与铁路工会及矿工工会共同击退了煤矿老板对矿工的进攻。——编者注
[13] 鲍勃是罗伯特的小名。——译者注
[14] 指三工会联合会的领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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