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同志，你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阿尔弗雷德·库列拉
世界上有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片景色：一栋白色的大厦，绿色的圆顶，顶上飘扬着红旗，楼角一个窗口不久前还是深夜灯光通明，精雕细琢的花岗岩列宁慕，一排黝暗的冷杉树，列宁墓与大厦圆顶之间有一道砖砌的城墙，高高的齿形城垛仿佛是燕子的尾巴。
1919年5月1 自，城墙上，在两个高高的齿形城垛之间，站着一个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居高临下，俯瞰着红场。
城墙脚下，那时候的景象与今天迥然不同。如今是列宁墓的地方，当初是另一个人的墓，才落成不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1]安葬于此。他是社会主义革命伟大领导人中第一个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城墙脚下的。
斯维尔德洛夫墓前搭了一个相当高的、工程很粗糙的台子。台上站看一个人，说得确切些，他不是站着，而是不断前后走动。他忽而劲头十足地向前挥手，忽而抡开胳膊，大动作的手势象是表示疑问或是表示安慰。他的头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摆动很快，仿佛是在强调他某些话的语气。根据他的手势和头的摆动，可以断定他在谈什么问题。
这个演说的人似乎使群众着了迷。他讲话的声音，在一片鸦雀无声中回荡，连站在高处的城墙上也都能听清他讲话的一切语调和节奏。刚才举行了规模不大的阅兵式。士兵们穿着五花八门的制服，根本谈不上什么检阅服，在建筑式样独具一格的瓦西里·布拉任内教堂右面排成方阵。另一部分士兵单行布列在红场上；这些士兵的后面，群众满坑满谷。所有的人都站着，一个紧挨着一个。全莫斯科的人都到这里庆祝五一节来了。演说的人就是在向他们讲话，成下上万双眼睛从广场四面八方看着他。
演说终于结束了。演说的人用两个有力的手势加强语气，结束了他的话，受到徐徐攒动的人群高声的欢呼。
台上的那个人准备踩着梯子的踏级下来。一个塔楼，上面有硕大无朋的时钟，正门大开，驶出一辆朴素的汽车。欢呼的声音稍微低了一些，听得出一个小型乐队奏《国际歌》的乐声。
突然，发生了一件没有预见到的事，当这位中等身材的人从台上下来，汽车驶到他跟前，这时候群众冲破了单薄的警戒线。
人群挤满了整个广场，向这个已经走到汽车跟前的人冲去；士兵们与他们穿工装的弟兄有着相同的愿望，也被卷进工人群。人潮汹涌，越来越挤，越来越密，团团围住这个人，里三层外三层，仿佛是一颗石子掷进水里激起的漩涡。
这个人在慢慢向前开驶的汽车上站了起来，手里拿着鸭舌帽，向人们致意。人们都举起了手，密林一般，向他答礼。围住他的人群中，叫声越来越清处，越来越响亮：“列宁！……列宁！……列宁！……”
所有站在广场上的人，不分老少，不分军民，全都汇合成一个五颜六色的整体。人群继续围住这个漩涡的中心，团团打转，缓慢地向钟塔移动。接着，灰色的汽车驶进了大门，人群顿时平静了。失去引力中心的人群散开了，逐渐分成一小堆一小堆。重新站好了队的士兵们同散开的老百姓一起离开了广场。
这个场面，包括一切细枝末节，我永远难以忘怀。那一天的场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看清。我，一个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仅仅在十夭前才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到了革命的首都。这几天来，我感受无穷。
是的，我住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马上置身于变革世界的运动中心。我每天在人民委员会食堂碰到不少人，我从报上知道，这些人便是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仅仅几天前，我坐在革命领袖列宁的房问里，单独同他交谈一个多小时。而这一切都是在我历尽艰难险阻之后发生的。几个星期来，惊险百出，穿越国境，走乡串村，最后还要偷越几条战线，生命不止一次处于千钧一发之间。这—切，使一个青年人有充分的理由用另一副眼光看待世界。
我们前几个月经历了艰苦的战斗。乍看来，我们是失败了。是在这些战斗中诞生了德国共产党[2]。我们了解德共的成立对于德国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意义；我们明白，这个补偿了近几个月来一切失败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列宁，是他向我们提出了口号，使我们不仅通过宣传鼓动进行斗争，还可以拿起武器。这个口号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抽象”的、“纯理论”的概念来讨论，并且这个概念同当时不但在进步人士中、连在工人运动中也很流行的自由主义观点有尖锐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来讨论，其关系的重大，只有设身于当口的情景才能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仅要成为争论的对象，并且要把它变成斗争的目标。结果果真如此。工人阶级内部关于革命方向和日标的一切热烈的争论，全由这六个字决定了。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成为我们的武库，给我们提供了武器，去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这部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的著作，是1918年夏从瑞士秘密运入德国的。当时我们地下青年运动各小组，书读了很多，进行了研究，以为已经懂得一点马克思的学说。但是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有些新的东西。我刚读了这本书以后的感想，我记得很清楚。坦率地说，我有些沮丧：这个人到底要想说什么？（我想，我这种说法会得到原谅的，我们当时的想法确实如此。列宁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位箸名的革命家，但作为理论家，无非是我们应当明确态度的许多作者之一。）为什么列宁他认为需要向读者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再四再五地重复同一内容呢？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翻来复去地说明呢？但是我又接着读：重读了第二遍。我突然明白，这本书给我提供了论据，让我去回答当代现实提出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历史的进程和劳动大众的斗争，使德国的国家政权问题变成了日常政治紧要的实际问题。
国家的心领导是被推翻了，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国家是个什么国家，“国家机器”到底是什么？该怎么对待它？关于这一切当务之急的问题，每一番思考，每一次辩论，都必然落脚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条分界线。今后每一项决定，都取决于此：对这个问题是肯定还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的变革，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确实需要整整一个时期，从而也需要有相应的国家形式。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的争论中，在席卷了最广大的工人舆论界的热火朝天的辩论中，列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其内容的丰富表现得一露无遗。我们当时连自己也没有察觉，学会了用完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
除了对唯物主义辩证法有了这个初步认识以外，创造性地研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以后，我们还学到了其它某些东西：这本书使我们真正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但我们读后的感受是零星而不完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部分在我们的概念中没有任何的内在联系；主要的是，我们过去所了解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很难在其中找到直接的指示和论据来解决历史向我们提出的实际问题。列宁向国际工人运动充分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思想，他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广袤无垠、无所不包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的体系，这是列宁向人类历史作出的最伟大的功勋之一。
1919年我荣幸地接受党的委派赴莫斯科之前，已经初步接触并了解列宁的思想世界。我一到莫斯科，就见到了列宁，很快投入工作；这项工作使我长期直接了解到共产国际领袖列宁的活动范围。
我是1919年4月20日抵达莫斯科的。几天后我接到通知，说是列宁想同我谈谈。这一邀请，我有些感到突然，但我猜到请我去的原因是什么。我在路上的时候（我的历尽艰险的旅程整整用了一个月），巴伐利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3]。当时，莫斯科与外界的联系很差。列宁显然是听到了报告，说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使者到了莫斯科。这个来自慕尼黑、在慕尼黑领导共产党青年组织的人是个活材料，可以补充原先得到的消息，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巴伐利亚发生的事件。这次头一遭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列宁果真是尽量向这个“活材料”打听情况，这是谈话的基本内容。但是，从我的嘴里结果没有打听出太多的东西。
我就住在克里姆林宫，所以人家接我去的时候，用不着走很长路。我走进政府大厦间不大但很明亮的房间。这个房间后来靠了无数的照片和绘画，广为世人所知。我一进屋，列宁就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我们坐到屋角里一张小桌子的旁边。列宁坐在靠墙的一张沙发上。桌子的位置使我们彼此都能看得很清楚。列宁忽而向后靠到沙发角落里，左于扶着沙发背；忽而向前俯身，双手按住膝盖，微微偏着头。每当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总是坐在沙发边边上，双肩稍稍佝偻着；而当我花很多时间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斜眼看着我。总的来说，我一直感觉得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是一种细心审视的目光。他的目光似乎能猜透人们的思想，因为往往我正打算谈某些具体问题而还没有开口，他就问到我了。
至于我，我去见列宁时的那种幼稚的自信，一点点地消失，变成了窘态百出。倒不是囚为列宁生什么法子叫我明白他的权威；恰恰相反，他马上察觉到我的窘态，强调我们在谈话中彼此平等。可是，他这样说，只是使我更没有信心。列宁本人对慕尼黑的了解，对巴伐利亚事件和德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以及他希望从我嘴里再打听到的东西，都远远超出我的知识和我的经验。
我们谈话一开始，我就万分惊奇：列宁竟问到我慕尼黑的风土人情。他不仅知道英国花园以及园中的莫诺普铁卢斯和中国式塔等名胜，还知道奥梅斯特和翁赫列尔巴德（当时我不知道列宁早先到过慕尼黑）。他很了解慕尼黑的大企业，而我却只知道其中最重要的几家；他了解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干部状况，而我却只知道个大概。我对他问题的答复是极不全面的；而谈到共产党在青年中间的影响，我有些言过其实。这一点，列宁马上觉察到了，以一种善意的揶揄更正了我的话。谈话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袖，应该有多么丰富的知识，而我们（我是就当时我在慕尼黑党内的大多数同事而言的）对重大的原则问题知道得太少了。
但是，我所能谈的——对慕尼黑左派各个活动家的评价以及对他们简短的介绍，似乎列宁都很重视。他听着我讲，忽而微笑着表示赞许，忽而严肃地点点头。有一个问题，列宁显然很感兴趣，那就是巴伐利亚农民的政治情绪以及我党对农民的影响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是一筹莫展，狼狈不堪。我已经谈了很多了，列宁突然提到这个问题。我才说几句，说到“左派情绪”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列宁就惊奇地看着我。我谈起“农民苏维埃”，他的眉毛越扬越高；到后来我提到罗森海姆的一个农民苏维埃，他打断了我的话：
“罗森海姆？那不是在到库夫施泰因的铁路线上吗？那可是个城市啊！……”
我想对我的话稍作些更正，可是列宁立刻问我：“同志，您的职业到底是什么？”我的答复不完全符合事实：我说是“大学生”；列宁一听，马上“啊” 了一声，再也不问我巴伐利亚农民状况了。他问我在莫斯科住在哪里，生活如何，有什么计划，如果不久就要离开俄国的话，能不能捎封信到巴伐利亚。列宁当时正在为了写《致巴伐利亚工人的信》[4]收集情况；我们这次谈话，目的是提供一些补充材料。他关了我个人的问题，我一一简单扼要地作了答复，不一会我便向列宁告辞了。
我第一次同列宁的谈话，结局不太光彩，我久久不能释怀。起初，我并没有觉得我对巴伐利亚农民问题的知识同我的职业和社会出身有什么关系。只是到了后来，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才明白一个人的社会出身对他的眼界并从而对他推理的主观条件有多大的影响。一整套亲身的感受、观察和判断，都得之于一定的、范围有限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坏境的影响下，青少年时代便形成了个人的反应和联想，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色彩”。一个人的思想方式，在幼年和青少年时代便已具有这种社会“色彩”，直至老耄，它仍有所流露。生活的经验帮助我到后来明白了这样一件事：俄国共产党，以后是全苏联，为什么在想尽量了解一个人的观点和性格时，不仅仅是重视他眼前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活动，而且要注意到他的社会出身。列宁暗示他不指望一个德国大学生很了解巴伐利亚的土地问题，当时我没有马上理解他完全不是笼统针对“大学生”的，并没有任何乌弗里埃拉主义[5]的味道，没有一点点那种工联主义典型产物、长期来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起着坏影响的精神仇视。列宁“啊” 了 一声，勾起了我的疑团，促使我常常回过头去探讨“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在列宁的天才著作《怎么办？》一书中才找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锁钥[6]。
我初次会见列宁后，于同年——1919年——第二次会见他。这次会见与前一次迥然不同。
5月间，由于列宁的倡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状况，探讨是否有重建青年国际的可能。我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研究后起草的文件，曾数次向列宁报告，后来，加上他批注的意见退回给我们。到5月底，不久前成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依据列宁有关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一些最重要的指示，发表呼吁书，建议把一切现有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和青年工人组织（这些组织的绝大多数在战时站在革命立场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青年共产国际。匈牙利青年团当时也有代表在莫斯科，它出面邀请一切组织到匈牙利参加预定8月中旬举行的会晤。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意派出两名代表到会。我们决定在7月底动身，几条路线分头走；这样，我们至少有一个人能抵达目的地。临行前，我们再一次应邀去见列宁。
这一次谈话，一开始也是提了许许多多问题。列宁对这方面的情况很了解，这我倒并不奇怪。我知道他在侨居瑞士的年代曾非常认真地研究过青年运动问题。我们要谈谈对我们任务的认识。列宁作了多处纠正。我们由于青年人的幼稚，同时，以为反正委员会的文件中对一切问题都有了挺出色的提纲，因此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在告辞的时候，我们在政治策略方面，又上了短短的一堂课。
当时和以往一样，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是动员尽可能多的力量拥护明确的、毫无妥协余地的、以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革命纲领。在青年运动中，承认阶级斗争同样是一个原则问题；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是”或者“不”。但列宁立即警告我们，青年运动的参加者仅仅承认纲领中这个理论性条款，还不足以成为判断其真正政治态度的决定性准绳。他特别要我们注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可能采取的态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年运动中的代表是奥地利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他们在纯理论问题上会让步，怎么都行，只要能回避解决运动的实际问题并保持自身的行动自由。
列宁建议我们在纲领草案中不仅要包含承认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并且要提出新的青年国际应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不久后，在1919年8月于维也纳举行的预备性会谈中看得很清楚，列宁的这个指示是多么重要。情况确实是如此，以丹奈贝尔格[7]为首的“维也纳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就象俗话说的，可以“强咽下肚”，但坚决反对承认第三国际，宁愿分裂，结果他们在局势进一步演变的过程中陷入了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泥潭里。
在青年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8]上，我们为了落实列宁的指示，作了多方的努力。甚至在某些国家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也存在着反对共产党领导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意见和情绪。
一年半后我又见到了列宁。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当时设在柏林。1921年2月底，我作为执委会某专门委员会委员赴莫斯科进行政治商谈。列宁早在1919年夏叫我们注意的问题，再度提了出来。我们讨论了青年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是否应从柏林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在地莫斯科的问题。列宁没有参加谈判。但我曾有机会作为来宾列席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的。我在会上听了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9]和一部分讨论。讨论的问题是这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几项决议（关于粮食税，关于党的团结）。
1921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辩论，决定执行委员会迁到莫斯科。
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也参加了。在这次大会上，我同列宁有过接触。后来我担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除个别时候外经常住在莫斯科，更是不止一次地同列宁个别接触。这主要是在各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屡次把列宁的讲话翻译成德语和法语；或者是在列宁也参加的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这几次见面的细节我已经忘了。但是每一次讨论，只要我听到列宁阐明他的观点，都对我政治上的进步裨益甚多。
载于《难忘的列宁（回忆文集）》195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8—68页
[1]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 德国共产党是在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于同年12月成立的。——编者注
[3]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是1919年4月13 日宣布成立的。——编者注
[4] 作者可能是指《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90—291页）。——编者注
[5] 乌弗里埃拉主义系指向工人阶级灌输仇视知识分子的做法。——编者注
[6]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13—500页。——编者注
[7] 罗伯特·丹奈贝尔格（Robert Danneberg，1885年7月23日——1942年12月12日），1903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8—1914年任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8—1934年任维也纳市议会议员。1919—1920年、1920—1934年任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2年任维也纳市议会主席。1934年2月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获释后继续参加地下运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企图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未果。1938年被捕并被关进达豪集中营。1942年转入奥斯维辛集中营，12月12日遇害。
[8] 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于1919年11月20—26日在柏林举行。——编者注
[9]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9—18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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