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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姆林宫访问列宁
艾萨克·马克·布雷德
我去会见列宁[1]。我在约定时间前十五分钟左右，快步走到了克里姆林宫门前。克里姆林宫是警卫森严的政府所在地。两名俄国士兵检查了我的证件，带我过了一座桥。桥上有一个人，穿着便衣，发给我一张出入通行证。
我登上一个小山丘，向一座大厦走去：列宁就住在这座大厦里，他的办公室也在那里。一个大房间里有许多男女职员，都坐在写字台或打字机后面。在里间我见到了列宁的秘书。他告诉我：
“列宁同志过几分钟就有空了。”
这时是三点差五分。有一位职员给我一份1919年9月2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并请我坐下。
我正在看社论的时候，秘书请我到隔壁房间。我在那里见到了列宁。他等着我，脸上带着笑容。这时是三点十二分。
“见到您很高兴。让您久等，请原谅，”列宁说道。
列宁是中等身材，将近五十岁，体格很好，虽然1918年8月被刺后身体里还留下两颗了弹，动作仍然很灵便。头很大，脖子粗壮挺直。脑门很高，大嘴；一对眼睛分得很开，常常闪烁着感染人的笑意。头发、颔下一把修尖的胡子和上唇的白髭都是淡褐色的。脸上皱纹密布，有人说，是由于笑造成的，可是我觉得这似乎是辛勤劳动以及多年来遭受迫害和流放生活的艰难困苦引起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贬低他的幽默感——一个没有幽默的人不可能象他那样克服这么些困难。
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间，他的目光一次也没有旁顾。他的目光，不是一个经常小心提防的人那种留神专注的目光，——他的眼睛流露出由衷的兴趣，仿佛在跟我说：“我们可以彼此谈谈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我相信你是个朋友。不管怎么样，我们好好谈一场。”
他把圈椅移过来些，紧靠着桌子，脸朝看我，膝盖几乎抵住我的膝盖。一开始他就问我美国工人运动的情形，后来又提到其它国家的工人状况。他对最近的动态也了如指掌。过了一会我表示，应当由我问他，而不是他问我。我告诉他，许多国家的报纸上说，苏俄的专政是少数人的专政。他答道：
“让那些相信这种蠢话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同群众厮混在一起，他们就会了解真相的。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人以及至少一半的农民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情愿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
“您说，”他接着说道，“您到过西部战线。您自己说，没有人阻拦您同苏俄的士兵谈话，阻拦您进行观察。您有过很好的机会，能够研究群众的情绪。您见过成千上万的人天天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只喝些茶，吃些黑面包。我想，您在苏俄看到的苦难，是您始料所不及的。这些苦难都是人家强加于我们的一场非正义战争造成的，是经济封锁造成的；而在经济封锁方面，贵国的作用并非是无足轻重的。您意下如何，这是少数人的专政吗？”
我只能回答说，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不能相信：这些人过去曾有足够的勇气推翻沙皇暴君；而如今，如果他们不信任政府、不愿意捍卫这个政府的话，竟会甘心情愿忍受这样的贫困苦难。
“关于媾和和外国租让企业，您有什么看法？”我问。
“常常有人问我，”他答道，“美国那些反对同俄国打仗的资产阶级人士，希望在媾和后不仅同我们扩大贸易联系，还希望我们把企业租让给他们；这些人士的想法是否对。我再说一遍，他们是对的。持久的和平将大大减轻我国劳动大众的困难，所以我国劳动大众肯定愿意为此作出某些让步。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的条件下，依照合理的条件提供租让企业，作为向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取得技术援助的方法之一，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对于我接下去提的一个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他答道：
“至于苏维埃制度，它在全世界劳动大众中间深得人心：些人已经明了它的意义。各国群众都摆脱了以往的领袖、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影响，认识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腐败，认识到苏维埃政权、劳动大众政权的必要性以及为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人类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不管世界资产阶级多疯狂多嚣张，苏维埃政权终将在全世界以得胜利。”
“资产阶级想把俄国淹没在血海之中，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唆使谋求恢复资本的桎梏的反革命分子起来反对我们。资产阶级支持经济封锁，援助反革命势力，使俄国的劳动大众遭到空前的浩劫；但是我们已经击溃了高尔察克[2]，正在讨伐邓尼金[3]，坚信即将胜利。”
他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原定谈十五分钟，结果谈了一个多小时，于是我站了起来。我本来还想问他“妇女国有化”问题。原先我就不相信这种说法，而且已通过我本人的见闻证实了这是谣言，但想问问这种无稽之谈是怎么产生的。然而，我一见到列宁，我们一开始谈话，他脸上有种说不出的神情使我张不开口。这个问题终于没有提出来。
我亲眼目睹苏俄对妇女要比其它国家尊重得多。在其它国家，表面上的礼貌常常掩盖着政治、经济和家庭中的压迫。俄国的妇女，一切都和男子平等，比之于其它国家，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安全。
我们恳挚地握了手，然后我就走了；路上我搜遍枯肠，想着哪一个政治家可以同他并驾齐驱。可以同列宁比类的，只有我们的林肯。我之所以想起林肯，或许是由于我看到列宁衣着俭朴。一双工人穿的皮鞋、一条旧裤子、—件衬衫，系一根黑领帶，穿一件廉价的上衣，他的脸和整个模样既严肃又慈祥，——他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
他每天工作十五至十八小时，接见来访者，出席会议，发表演讲，随时都愿意帮助别人，替人家出主意。
他和他妻子的住所和他的接待室同在一座房子里，占两个陈设简朴的房间[4]。
俄国大多数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心向往之，真心实意拥护。他们的心目中，列宁是苏维埃政权最高的化身。他们信任列宁，热爱列宁。人们告诉我，多少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从边远的地方来见他，人数之多，使他无法一一延见。他们给列宁捎来了面包、鸡蛋、水果，可是他都交给了公家。
不管苏俄将来如何，总有一天要写列宁的全传，列宁将与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活动家齐名，永垂史册。
载于《各国人民友谊》杂志1959年第4期第178—179页
[1] 布雷德曾于1919年12月17日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列宁访问记。访问记中说，列宁是1919年9月底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马克·布雷德的。——编者注
[2]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3]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4] 弗·伊·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伊·乌里扬诺娃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是一套四小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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