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列宁访问记[1]
威廉·古德
记者要访问列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倒不是他有架子——他平易近人，对人率真，而是因为他的时间很宝贵。他老是在工作，工作比其他人民委员还要多。
但是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从我的住所出发，穿过全城，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门。我刚到莫斯科，便未雨绸缪，打点我的通行证，所以省掉了我向官方人士和警卫部门办理手续，使我能进入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自然有警卫把守着门，因为它是政府所在地。但是进门的手续并不比进英国的白金汉宫或下议院更繁复。非军人的来访者需经过一座桥，桥前有一栋小小的木房子，站看几名士兵——普通的俄国士兵，其中一人检查通行证，这就是我在这个大门口可以看到的全部情形。老是有人说列宁是由中国人保卫的。这里可没有中国人。
我进入大门，登上一个土丘，向列宁居住的大厦走去，路过一个巨大的犁像底座，原先上面有沙皇亚历山大像，如今已去掉了。大厦底层，楼梯旁站着两名士兵，是俄国小伙子，也不是中国人。我乘电梯到了楼上，又见到了两名年轻的俄国士兵，又不是中国人。我到克里姆林宫去了三次，一次也没有见过中国人。
我在前厅把帽子和大衣挂好，走过一个职员们办公的房间，到了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大厅，换句话说，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会议厅。
我准时到了地方，分秒不差。陪同我的同志先走一步，穿过一排挨着的房间，替我向列宁通报。然后我被引入列宁办公的房间，等他等了有分把钟。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叙一下，所有这些房间根本谈不上什么富丽堂皇。房间布置得挺舒服挺俭朴。会议厅舒服得令人赞赏不已，一切都是那么朴素，同时可以感觉得到紧张工作的气氛。我过去常常耳闻这里是何等浮华，但我没有发现一丝一毫浮华的影子。
我才注意到这种情形，列宁就进来了[2]。他是中等个子，五十来岁，动作灵便，身材匀称。脸型乍一看，有些象中国人；头发和颔下一把修尖的胡子都是红褐色的。头型很优美，脑门又高又宽阔。
谈话时，他脸上神情和蔼，列宁的举止很使人有好感。他吐字清楚，疾徐有度，声调变化不大，整个谈话过程中一次也没有结巴，一点也没有忸怩的样子。我确实极有把握地敢肯定，我面前的这个人，头脑清楚沉着，绝对能控制自己，十分了解他所谈的事情；他性格鲜明，令人吃惊，也令人耳目一新。
陪同我的人坐在桌上那一边，一旦需要，他可以替我们当翻译，但没有用上。我自我介绍后问列宁，我们用哪种语言：用法语还是德语。列宁回答，如果我不反对的话，他想最好用英语；如果我说得慢些清楚些，他都能听懂。我同意了，结果正如列宁所说的，三刻钟中他只有一次对某一个字不明白，而且也只是一刹那的工夫，他马上就领会了我说的是什么。
我在这里应当说明，这次谈话的主题偏离了我到俄国访问的目的。我本来想了解许多事情。我脑中有几十个问题。如果我访问列宁时一开始就提出这些问题，那么要谈好几个钟头才能得到解答。我的许多问题，是到后来我一个月的工作将结束时才得到解答的……列宁在两次重要的会晤之间抽空同我谈话，我应当尽可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我克制了我的好奇心，仅仅提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首脑列宁本人才能作出权威性的答复。列宁很清楚我是什么人，但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事先他并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我只同一个人谈过，就是陪同我的那位人民委员。他很烦恼，他猜想列宁不会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列宁竟迅速、简单、断然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使他真心地感到惊奇。谈话结束后，他天真地向我表示了他的诧异。
这次谈话，是我问他答，我马上开始提问题。我很想知道，布利特[3]先生在巴黎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是否仍然可以接受。列宁回答，那些建议仍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考虑到战局引起的变化。稍停一会他补充了一句，与布利特达成的协议中曾附带说明，如因前线战况发生变化，协议也应有所修改……
然后我又掌握了主动权，问：对于脱离俄罗斯帝国而宣布独立的弱小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如何？
列宁答道，1917年12月即承认了芬兰独立。正式承认芬兰独立的文件，是列宁他亲手交给当时的芬兰共和国首脑斯文胡伍德[4]的。列宁还说，苏维埃共和国在前此稍早一些的时候便已宣布它的士兵决不手持武器越过国境；苏维埃共和国决定在其领土与爱沙尼亚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地区或地带，并将正式宣布这一决定；承认一切弱小民族独立，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原则；最后，苏维埃共和国不久前承认巴什基里亚共和国自治，而巴什基里亚人，列宁加了一句，是一个弱小的落后民族。
我第三次发问：一旦西方各国终于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対于不在西方各国人民中进行官方宣传，有什么保证？列宁答道，苏维埃共和国已向布利特声明，愿签署不进行官方宣传的协定……至于法国的出版自由，他说他刚看了昂利·巴比塞[5]的《光明》，书中有两处被书报检查官删去。“自由民主的法国竟对小说都要检查！”
我问他是否有一般性的声明要发表。对此列宁回答，他所要说的最主要的话是：苏维埃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英国的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只要了解了它，便会接受。他希望缔结和约后英国政府不阻碍苏维埃宪法文本在英国发表。他说苏维埃制度在道义上目前已经取得胜利；各“自由民主”国家对苏维埃书报的窒扼，便足以说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我的会见时间过了。我知道别处还等着列宁去，我站了起来，谢谢他。我穿过会议室、职员们办公的房间，下了楼梯，来到有年轻俄国哨兵站岗的院子里，坐上马车，横穿整个莫斯科，回到我的住处，对同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会见好好思索一番。
载于《列宁之页（文献·回忆录·随笔）》1960年莫斯科《消息报》出版社版第112—115页，曾按Wm.T.Goode.Bolshevism at work. London,1920p.17-22校订
[1] 本文是威·古德《Bolshevism at work》《布尔什维主义在行动中》，1920年伦敦版）一书中的一章；曾经删节。——编者注
[2] 弗·伊·列宁接见威·古德是在1919年8月20日。——编者注
[3] 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1891年1月25日——1967年2月15日），美国外交官。1917—1919年任美国副国务卿。1933年任国务卿助理。1933—1936年任驻苏联大使。1936—1940年任驻法国大使。1967年逝世。
[4] 佩尔·埃温德·斯文胡伍德（Pehr Evind Svinhufvud，1861年12月15日——1944年2月2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7年加入青年党（Nuorsuomalainen Puolue）。1907—1914年任芬兰议会议员。1907—1912年任议会议长。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芬兰。1917—1918年任总理，1918年5月27日至12月12日担任摄政，任上残酷镇压了芬兰革命。1919—1919年任司法部长。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于1930—1931年再次担任总理。1931—1937年任总统。1937年退休。
[5] 阿德里安·古斯塔维·亨利·巴比塞（Adrien Gustave Henri Barbusse，1873年5月17日——1935年8月30日），法国作家。189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一战爆发后入伍。一战结束后参加和平主义运动。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曾为斯大林撰写传记。1935年在莫斯科旅行时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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