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未经雕琢粉饰的真理
克莱尔·谢里登
为了预定举行的展览会，需要完成一件作品，于是我不得不放弃与我的孩子在布雷达共度八月盛暑的乐趣，留在大家四出避暑、为之一空的伦敦。我想完成的作品，是一座胜利之神的雕像。我构思这件作品是因为有一次，一个失明的士兵到我的工作室来后，我满腔悲愤不平。这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传统的胜利之神。不是的。我的胜利之神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陈列在公共场所的。但是这座雕像，我表达了我无法形之于言词的感情……
我决定到俄国走一趟，因而不能参加展览会。我怀疑：我不在场，这个展览会是否能开成。但是，既然有希望创作一座列宁的雕像，其它一切在所不惜。我今后的生涯中还会开展览会，而到俄国替列宁塑像的机会肯定是永远不会再有了……
1920年9月的一天上午，十时三十分，机车在莫斯科火车站上放了气……紧接着，一片汽车喇叭声中，我们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飞速疾驶……不一会儿，克里姆林宫以及它那耸立在城门之上的高高的矩形塔楼呈现在我们眼前……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啊！我们的汽车减慢了速度，让我们向哨兵出示通行证，然后进入了一个院子，四周全是风格独特的大大小小的金顶建筑……
是九月的灿烂的秋日，空气凉爽。克里姆林宫城墙脚下花园中的树木，慢慢飘落看浅黄色的秋叶，仿佛是在预报严寒即将降临。
供我工作的房间，在一座宏大的圆形建筑里，过去一度是法院，而今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的场所，屋顶飘扬着红旗……
几乎每天晩上，我们都是在歌剧院度过的。是通过外交部替我们订的座。大厅面积约略相当科文特花园剧院，金色的雕饰，红色的丝绒椅子面。剧院挤满了工人，工会对他们免费分配戏票。在这里可以看到俄国人的脸与平常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情调。人们把胳膊肘支在包厢的栏干上，身子前倾，完全沉浸在芭蕾舞的场面中。我没有听见咳嗽，也没有听见窃窃私语。这都是些疲劳的人们，经过一天沉重的劳动来到这里；他们应份得到这个享受，他们也确是全部身心都陶醉在其中。他们看芭蕾舞或者听歌剧的那种聚精会神，感人至深。这些人长期来遭受压迫，为他人劳动，被当作奴隶对待，如今生平第一遭获得了以往只属于富人的享受的权利。俄国人的脸，而不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开始影响到我的观点。
过了一两天人家告诉我，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1]要到我这里来……一个人，个子不高，面色苍白，穿着制服，走进了我的房间，有些腼腆地看看我，然后看我的作品。我以为这是一个偶然的过客，没有特别注意他，等着他出去。这时候他说他姓捷尔任斯基。
这个质朴的、没有一点自命不凡的人，样子叫我大吃一惊……一张狭长的脸，一个仿佛是用雪花石膏塑成的鼻子；不时剧烈咳嗽，全身颤动，咳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
我很想同捷尔任斯基聊聊，可惜我只能用德语同他谈，而我的德语知识很有限。不过我还是跟他说成了：如果人们坐得都象他那样安静，美术家的工作要轻松得多。
“耐心和安静可以在监狱里学，”捷尔任斯基答道。
我问他在监狱里呆过多少时间。
“十一年，我一生的四分之一，”捷尔任斯基说。
他的嗓音虽然平静，但很深沉，充满了力量……监狱毁坏了这个人的健康，但他的精神并没有被摧毁。他为俄国而生，为俄国历尽磨难……捷尔任斯基的朋友对他非常崇拜，甚至可以说是五体投地……
住在这样一个大城市很叫人咄咄称怪：这个城市里，窗户老是紧闭着，橱窗老是遮掩着，仿佛才遭到过空袭。城里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只有花店的橱窗摆满了硕大的假菊花……旅馆的房子给国家机关占用了……
城里有许许多多美术馆。老的全都没有遭到侵扰，又成立了新的美术馆陈列原先是私人收藏的艺术品。某些往昔属于私人所有的房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美术学校。士兵和水手们在那里照着真人写生或雕塑。克里姆林宫内钟王对面皇子的宫殿而今是工人俱乐部……
我对共产主义以及引起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不大了解，更谈不上理解（如果不算我从小说中得到的知识）。财产律和资本主义理论对我毫无意义；我既没有财产，也没有资本。虽然我的父亲是经济学家，我却对经济学一窍不迫。（赫·威尔斯[2]有一次对我说过：“克莱尔[3]，你学识不足，真可惜！”）可是我在下意识中是个革命者。我成为革命者并不是通过逻辑推理……
我想留在俄国参加它的重建。俄国符合我的和平主义感情……即使我别无所求，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在这里受教育。我深信（至今深信）……新俄国永远不会进行任何军事侵略。红军之存在，仅仅是为了防御。新俄国根据亲身的体验深信必须有一支军队去保卫国家，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一个俄国红军士兵和这个士兵所有的亲人都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被派到国外去从事侵略活动。
我自从生了狄克[4]以后，我的心一直对战争充满了惊悸和恐怖。如果有朝一日他被拉去当炮灰，或者被人当作懦夫而遭到社会的白眼，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有朝一日他生不如死——双目失明，毒气中毒，终身残废，那该怎么办呢？……每当我听见士兵们行进的脚步声，我总是想到狄克，想到威尔弗雷德[5]。威尔弗雷德上了天大的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一个水月镜花的希望——希望这是最后一场战争，是一场“消弭一切战争的战争”……
这是我当初极其模糊的、不连贯的想法；它们一天天获得了新的色采、新的轮廓，最后终于形成了比较明晰的形态……
赫·威尔斯走后第二天，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告诉我，明天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我可以在列宁的办公室里工作。我一夜没有合眼。
上午鲍罗廷[6]领我到克里姆林宫。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在路上对我说：
“你要记住一件事：你现在要创作一件你有生以来最出色的作品。”
我们从哨兵把守着的边门进入了克里姆林宫。我知道列宁住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一部分，常常猜测这个伟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哪一个窗口、哪一个门。门窗可是真多啊！
我们上了三楼，穿过了几重门和走廊，最后来到一个里外两间的房间，有几个女秘书在里面办公。米哈伊尔·鲍罗廷把我交给了一个少女——列宁的私人秘书。然后他同我握了握手，祝我工作顺利。
我的感觉好象是又回到了上小学的日子。我一阵恐惧同时又是万分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今后还要创作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件作品。
女秘书向我指指一扇蒙着白色毡呢的门，请我进去。门没有上锁，轻轻便开了。
列宁坐在非常明亮的房间里，坐在大写字台前面。写字台上堆满了书籍和文件。我进去的时候他看看我，笑了笑，穿过整个房间来迎接我。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很快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请他原谅我不得不打扰他。他笑了，用英语对我说，在我以前另外有过一个雕刻家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营扎寨，工作了几个星期……
三个士兵把架子和粘土拖进来。这当口，列宁向我说明，我在这里需要干多少时间可以干多少时间，但有一个条件：他要坐在写字台旁看书。
房间里寂静无声，列宁看书看得入了神……甚至我在他身旁打转，企图测定从耳朵到鼻子的距离，他都好象没有发现有我这个人。他似乎立即忘却了一切，一心一意地工作，全副精神都用在工作上。
我工作到差一刻四点。我从来没有不间断地工作过那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列宁一直不吃不喝，连烟也没有抽过一支。秘书们拿着信件进来过几次。他把信拆开，把信纸摊到面前，一面看也不看、机械地在信封上做个记号便还给秘书。只有当电话铃低声嗡嗡叫起来，写字台上方的小灯泡同时亮起来，——只有这时候，他的脸才略略有些兴奋的神情。
我想同列宁谈谈话，但没有得到同意的表示，我意识到我在这里就已经够他厌烦的了，所以不改坚持。我坐在窗台上休息，暗自说个不住：这一切可都是真事，我确实是在列宁的办公室里，完成我的使命……我一遍又一遍地暗自念叨：“列宁！列宁！”仿佛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不是身在梦中。
他真是坐在这里，坐在我眼面前，安详沉默，个子矮小，前额宽阔。列宁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的天才。他要是愿意同我谈谈，那该多好！但……他憎恨资产阶级，我可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他憎恨温斯顿·丘吉尔，我可是他的外甥女……他准许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我应当做我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白白浪费他的时间：他同我没有什么可聊的。当我鼓足了勇气问他英国有什么新闻时，他递给了我几份《每日公报》。
四时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工作了六个钟头没有休息。
午饭我错过了，晩饭要到九时才开。米哈伊尔·鲍罗廷来找我，我们一起喝了茶。他问我情况怎么样，劝我早些就寝，以便明日精力充沛……
第二天，列宁象第一次一样亲切地接待了我……不过，时间仍然是在沉默中度过。突然，他的视线离开了摊在他面前的书，看看我，仿佛是初次见到我。他又看看我正在创作的他的塑像，宽厚地笑了。大人对正在搭纸房子的小孩子，就是这么个笑法的。接着列宁问道：
“你到俄国来，你的丈夫是什么态度？”
“我的丈夫在战场上被打死了，”我回答。
“在哪一次战争？”
“在法国。”
“啊，当然是罗。”他恍然想起，点点头，“我总是忘了你们只打过一次战争。我们除了帝国主义战争，还有过国内战争，还为保卫国家、反抗干涉者打过仗。”
列宁谈到英国人于1914年参战时的自我牺牲精神，认为他们是空抛了一片赤诚；他劝我看巴比塞[7]的《火线》或《光明》。然后他转了话题，问我在伦敦对工作是否持之以恒，每天工作多少小时。
“平均七小时。”
列宁对我的回答看来很满意……
加里宁[8]主席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列宁车过身子去同加里宁说话。我见到他以来，他第一次脸朝着窗户。他由于受到光线的照射，明暗的配置与原先不同。列宁同加里宁谈个不停，这倒很投合我的心意。他的静止不动的脸，完全不是我所要刻画的。而他同加里宁谈得热烈时，时而高高扬起眉毛，时而紧皱着。似乎列宁陷入了沉思，他脸上的神情既严肃又充满幽默。他的锐利的目光谛视着加里宁，仿佛能猜透加里宁的心思；加里宁会对他说些什么，仿佛他预先便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还不止于此。
加里宁是农民推举出来的一个农民。他有一张庄稼人的善良淳朴的脸。农民爱戴他。人人都可以随便去见他。人们成群结队地来找，或是有所请求，或是来告状，他任劳任怨地操心着每一个人的事。在加里宁的言语和动作中，处处都可以感觉得到他対列宁的敬爱。
他们谈完后，加里宁看看胸像，说了声“好”，说罢问列宁的看法。列宁笑了，说他一窍不通，无法评论，但可以肯定我塑得很快。
加里宁走后，又剩下我们两人。此时我鼓起勇气请他坐在转椅上。他答应了，虽然他大概觉得这很滑稽；他说他从来没有坐得那么高过……
我看到列宁对我更和气了，于是拿出几张我的作品的照片请他看。虽然他说他对艺术是十足的门外汉，但仍对“资产阶级艺术”作了极其明确的评价；他说“资产阶级艺术” 一贯追求形式的美。美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想，他是否定的。我赋予我的胜利之神的美，他说他以为是没有道理的。
“军国主义和战争是丑恶的，只能引起憎恨，”他说，“连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也不能使它们成为美的。资产阶级艺术的弊病在于它一贯进行雕琢粉饰。”
接着列宁看了《狄克的头像》雕刻的照片，他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神情。
我问：
“这也是过于雕琢粉饰了吗？”
他摇摇头，笑了笑。然后他走回他的大写字台，匆匆忙忙的，因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他坐到圈椅上。霎时，我和我的作品都被他抛到了脑后。
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列宁集中精力的本事。他的宽阔的前额也给我留下了同样强烈的印象……
他的脸部表情说是威严，倒不如说是流露出深刻的思想。我觉得他是思想家的有血有肉的化身（但不是罗丹[9]式的）……
他看起来病不轻……曾有一个女人谋刺列宁，子弹至今还留在他体内。
有一次我见到他手臂用绷带吊着。他说“没有什么”，可是脸色蜡黄。他从来不散步。他只能呼吸到少量的新鲜空气，是安在窗户上部的一架小通风机吹到他办公室里来的。这样他就满足了。有时候列宁好象还是到郊外去过上一天。有几次听说列宁打猎去了。不过这显然是极其难得的事，因为人们说起列宁打猎，都是把这当作一件特别的新闻来谈的。
当胸像终于塑好（这是就当时那种复杂的条件而言的），列宁亲切地握了握我的手，说我塑得很好，他的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然后，应我的请求，他在一张照片上签了名……
※ ※ ※
11月6日晨，人家告诉我，火车今天开……当天寒冷的晚上，月色如水，满天星斗……我凝视着我亲爱的克里姆林宫。它仿佛比任何时候都更美更壮丽……斯帕斯克塔楼上的自鸣钟凄切地敲了六点三刻……我恋恋不舍，悲伤难过……俄国已经深深印在我的心坎上。我如今要回到另一个天地，我在那里注定要长久地格格不入，虽是故土，却是异乡……
我一到斯德哥尔摩，便突然遭到新闻记者的包围，又惊讶又尴尬。几个陌生人用汽车把我带到电影制片厂，给我拍了片子。后来我在银幕上看到过我自己……
这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怎么也搞不明白；我想猜个究竟，我到英国后是不是也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半夜轮船一到纽卡斯尔，记者便争先恐后地向我采访。他们是伦敦来的，已经在这里等了我两天。他们手忙脚乱，慌慌张张，因为他们要及时把报道发往伦敦，以便早上见报……
与此同时，海关关员对我万般粗暴，似乎我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坚持要我把几口大得象棺材的箱子打开，虽然我向他说过，箱子里除了雕塑品什么也没有。他把手臂伸进麦秸和刨花里去翻腾……
“我没有带香水，也没有带烟草；我们在俄国是没有这些玩意儿的。”
“我们不是找那些东西，”他怒气冲冲地回答。
我当时不可能想到他们是在找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这我后来才明白……
我分身乏术，在关员和记者之间忙个不停，他们两方面都要我费尽口舌，——这时候，火车开车的时间快要到了。箱子总算重新钉好，一个记者提出用车子把我送到火车站。到了车站,另一个记者等着我，手里擎着“柯达”照相机，镁光灯一闪，迎面给我照了个相。
“难道我真的干了什么事，值得那么大的轰动？”我问《每日邮报》的记者。
“还用说！”他笑着答道……
在伦敦，人们对我的态度各各不同，一言难尽：有称赞有责难，有祝贺有咒骂，有吹嘘有谴责……我才知道我家里的人在我走后曾大发雷霆……温斯顿[10]宣布他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了……
第二天，我的日记在《泰晤士报》上整整占了一栏。街头巷尾的海报上，红字赫然映入眼帘——《谢里登夫人日记》……
我的家庭生活叫我备受煎熬。我的父亲一见到我，脸上就摆出一副默默的痛苦和愤怒的神情，叫大家都闷闷不乐。我的姑妈们一有机会就骂我数落我，无休无止地攻击我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布尔什维克朋友”，借此来刺儿我。我常常不得不替俄国人说话。他们曾热情地款待我；他们自己所有不多，但慷慨地同我分享。只有在我把我的愤懑和火气发泄光以后，才学会了保持平静，对四面八方向我袭来的无知无识的闲话置之不理。一个星期过去，伦敦把我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作用之大，连莫斯科也望尘莫及。
这一段，在我一生中是个转折时期。所谓的“朋友” 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犹如乍寒骤冷时节的枯叶。只有几个老朋友始终不渝，他们的友情倍觉可贵……
可是我也得到了很多新朋友。一天，我独自一人在雕刻室，响起了敲门声。我开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高高的男子，穿一身破旧的衣服，戴一顶布帽子，鸭舌直戴齐眉……他说话有种说不出的口音，不知是爱尔兰的还是苏格兰的。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有共同的熟人……这是威廉·加拉赫[11]，英国共产党人，正在躲避警察的搜捕……
我收到一个电报，请我到美国各地去作巡回演讲……我平生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过话。但——但如果需要，应当学会……
为了一试，我先答应了在伦敦东区一个地方的白朗宁俱乐部里向工人演讲……主席把我介绍给听众并致了短短的开场白。然后他坐下了，响起了掌声，接着便鸦雀无声。我只好站起来……大气不出，心砰砰直跳。
可是听众对我很好，听得很专心，不咳嗽，也没有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有几次他们笑了。这给了我信心。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我的几个听众眼眶里噙着泪。于是我再也不去注意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全神贯注地讲。时间过得很快。四十分钟不知不觉过去了。我讲完后，他们非但鼓掌，还登上讲台同我紧紧握手；我还没有摸着头脑，所有的听众便上来围着我……
这时候只剩了两个星期——两星期后，就要把翻好砂的苏维埃领导人铜雕像运往莫斯科。至于列宁的胸像，我自作主张，是用大理石雕刻的……
载于《外国文学》杂志1961年第4期第 179—184页
[1]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年9月21日——1946年8月13日），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3] 克莱尔·康索洛·谢里登·内·弗雷文（Clare Consuelo Sheridan née Frewen，1885年9月9日——1970年5月31日），英国作家、雕塑家，温斯顿·丘吉尔的堂姐。1920年访问苏俄，为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和加米涅夫制作雕像。回国后不堪压力，于1921年移居美国，期间访问白军领导人叶夫根尼·米勒。1923年再次访问苏联，对革命幻灭，旋即被驱逐出境。1925年流亡阿尔及利亚。二战期间与丘吉尔抛弃前嫌。1956年回国。1970年逝世。
[4] 克莱尔·谢里登的儿子。——编者注
[5] 谢里登的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编者注
[6] 鲍罗廷（格鲁森贝尔格），米·马·（1884—1951年）当时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编者注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年7月9日——1951年5月29日），原姓格鲁森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被捕，1908年流亡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5月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1927年7月回国，他是共产国际的右倾路线的具体执行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1949年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
[7] 阿德里安·古斯塔维·亨利·巴比塞（Adrien Gustave Henri Barbusse，1873年5月17日——1935年8月30日），法国作家。189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一战爆发后入伍。一战结束后参加和平主义运动。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曾为斯大林撰写传记。1935年在莫斯科旅行时逝世。
[8]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9] 罗丹——法国著名雕刻家，作品中有一尊《思想家》。——译者注
[10] 丘吉尔。——编者注
[11] 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1881年12月25日—1965年8月12日），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5—1950年任议会议员。1956—1963任英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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