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三次同列宁见面[1]
乌姆贝尔托·特拉奇尼
一、在郊外的寓所里
我从1921年7月到1924年1月，曾三度见到列宁。在这以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和著作。就我耳闻到的，他主要是革命家，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知名的。就连他那革命家的名声，我也是才听说不久。今大，我回顾我的一生，以我的记忆，以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侃侃而谈整整半个世纪来的意大利及国际工人运动；而在当日，由于年轻，由于长期服军役，我确实是还不可能了解我国以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事件。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第二国际各党的历史、派别斗争、各个领导人不同的立场，等等，我都一概不知。
到1916年9月，我刚满二十岁，才第一次听说列宁，听说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说得确切些，是在《前进报》——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报道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时候，我才听说的[2]。大家知道，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意大利社会党和所谓中派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列宁的提案。列宁的提案强调了必须争取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可是书报检查机关把上述报道删改得面目全非，同时刊载的编辑部文章又尖锐地批评了列宁的立场，还在那出高唱“向战争发动战争”的口号。意大利社会党是利用这个口号来进行反对参战的斗争的。
我当兵的时候为此吃过苦头，以涣散军心的罪名被判过刑。因此我不能立即很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所采取的立场的革命意义。但在两年后，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列宁的立场便十分清晰地、充分地向我展示了它们的经验的伟大。它们的经验就是布尔什维克斗争的经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月与11月之间争取变资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争取在和平口号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经验。
传奇般的革命
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的第一天，各种政治力量便在彼此间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各自向俄国人民大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纲领。对这场斗争，意大利社会党倒是没有任何动摇，作出了公正的估计。《前进报》支持布尔什维克争取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斗争，介绍了各个领导人的姓名和为人。他们原先在意大利默默无闻，此时比谁都要出名。
同时，工人阶级先进的活动家热心地把他们的著作找来阅读，从最早的、写于俄国祉会民主运动初期的作品到最近的作品都有。他们的著作从理论上规定并说明了各项互相联系着的决策的策略。这些决策导致了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史上的新时代。
但是，意大利人民大众主要是落后浅陋的老百姓，而不是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他们大多把苏维埃革命看成是别具一格的英雄传奇，把这场革命的主要人物视为英雄，把这些人的画像挂在他们简陋的房子里，同传统的民间木版画挂在一起。
屈指行程十二天
1921年6月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充满了这样的想法。代表团成员中，没有一个知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其部分原因是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窝那分裂时，这个党的活动家，也就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工会及合作社运动的重要政治领导人，没有一个加入共产党的……
因为这个缘故，代表团与其说是对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感兴趣（大会后来通过了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指示，从而具有重大的意义），倒不如说是抱着一种由于天真而热烈非凡的希望——想在苏维埃首都尽可能多见识见识。在苏维埃首都可是能见到革命的领袖们、斯莫尔尼宫和克里姆林宫的人们，能见到列宁啊！
但，是不是真的能见到列宁，同他谈谈？我们从意大利到莫斯科的长得没有尽头的路途上（延续了十二天），这个问题经常向陪同我们的那位苏俄同志提出。这位同志的化名叫尼科利尼[3]。他秘密居住在意大利，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的真名叫什么，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都始终没有打听出来。五花八门的问题更是把他纠缠个不休：一个那不勒斯的鞋匠郑重其事地在箱子里藏着两双鞋，谁也不让看；鞋是他亲手做的，一双男鞋，一双女鞋，准备送给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4]。另一个是卡塞塔的理发师，他対列宁的胡子有他一定的看法，打算在这方面给列宁出些主意。最后是一个托斯卡纳的雇农，从尼科利尼嘴里听说列宁仿佛爱喝“吉扬蒂”酒，于是在柏林的意大利商店里买了一瓶。
我们到了莫斯科，在特维尔大街上的“豪华”饭店下榻。安顿就绪后，我和杰纳利[5]、都灵的几个工人和米兰的两个工人立即投入紧张的代表大会准备工作，出席各委员会的会议，同其它国家的代表会晤。
可是有一天，我们的同志，那个鞋匠，急急忙忙地冲进我的房间。他腋下夹着那两双鞋，用一块黑布整整齐齐地包着。鞋匠们一般都是这样把鞋送到顾客手里的。他非常激动，要我赶紧准备。过一个小时，尼科利尼就要把意大利人带去见列宁。
老实说，我听说后觉得很奇怪。列宁在工作这样紧张这样忙碌的时候——代表大会行将召开，国内和国际局势向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大量课题，——居然能为我们挤出时间（哪怕是一小会儿也不容易），来满足我们代表团中文化程度很低、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同志的请求，满足他们感人至深但很天真的愿望。
但，我见到了列宁，才明自我原来并不了解他。我们乘着汽车一路疾驶，到了郊外的一座房子（可能就是在哥尔克村）。刚走进一楼的一个大房间，他便利落地从写字台后面站起身，朝我们走过来。听到客人们热烈的致敬，他笑逐颜开，由衷地感到高兴；理发师热泪纵横，向他扑过去，钦佩地握他的手，他流露出喜悦的激动；见到鞋匠献给他的鞋——一双鞋跟很高，一双是漆皮舞鞋，鞋底绝薄，——我听见他有些尴尬地笑了一声；他一见那瓶托斯卡纳红葡萄酒——酒瓶是照老规审用草编的套子套着的，——说了声“好”。我见到听到这些，便明白我原来并不了解列宁。
我和列宁素未晤面，神交以来，我在他身上确实领略到了人类社会生活最复杂过程明察秋毫的考察者的崇高才智；从一定的前提出发，与既定目标相比较，作出合情合理的推断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在争取达到目标与探索相应的策略上不屈不挠的惫志。我所理解的以及我所知道的他的生涯，说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耿耿忠心；为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任何考验下，他都愿意毫无保留地牺牲他的一切。但，如果没有通情达理作为支撑，这些最伟大的才能又将如何呢？在列宁身上，这些最伟大的才能同通情达理交融在一起，前者得到后者的支撑，因而加强了一百倍。此时此刻，列宁的通情达理从内心深处进发出来，一刹那间仿佛推开了直接的现实，推开了他作为国家首脑和伟大的党的领导人的无数职责，让他抽出片刻时间来同普通人打交道。
我同列宁的初次见面，便是接触他那伟大的心。
他异常亲切地握了握我的手。他看过我在里窝那发表的那篇演说，简单地说了几句。他知道过几天我们将在公开的政治斗争中再度相逢，但对此他只字不提。
二、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
第二次见面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前皇宫的豪华的金銮殿上。白色描金的华盖底下，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大桌子，旁边是讲台。对而，稍偏左一些，前三排坐着意大利的代表。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团坐在会场远处——右首后排。分配给我们的是荣誉席。意大利共产党是在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成立的，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正不懈不怠地注视着这些事件。
此外，参加这一次代表大会的还有意大利社会党派来的一个小型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要发言反对把该党开除出共产国际，反对承认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支部。预见到将有一场热烈的争论，这个事实引起了所有代表团对我们的兄弟般的同情。但，在全世界先进劳动者可敬的代表举行的这个庄严的集会上，我们的代表团虽然没有知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却受到重视，这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我们代表团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代表团一道，对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提交大会的关于策略的提纲提出了一系列修正。大家知道，这个提纲是列宁亲自定稿的。
我要代表提出修正案的各国代表团，在大会讲台上为修正案辩护。有意思的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竟胆敢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武器去反对一位精通这种武器的行家。
列宁在讲台上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凡是稍微学过一些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都知道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的提纲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大多数共产党从事于抽象的宣传鼓动；而在这个提纲中，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是胜利地夺取政权的斗争最必要的条件），抛弃了抽象的宣传鼓动，代之以循序渐进的、在政治上立足于每个国家具体环境的斗争的方针。但我们在意大利还过分醉心于反対塞拉蒂[6]中派主义的激烈争论，不能立即领悟这个新提法的决定性意义。就象列宁后来在谈到修正案时所说的，我们稍稍越过了一条界线，把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变成了游戏，以致幵始损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名誉。
列宁登上了讲台。我记得这是在1921年7月1日。我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地把他的演说[7]读了又读。他是用法语讲的，为的是让我们能马上明白他的意思，立即对他的演说作出反应。他的发音很清楚，他的措词隐含的语气我们全部都领会了。但是，在他的演说中每每象重音感叹词似的出现的我的名字，他是照意大利的读法读的，没有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Ч”这个字母也念得比较软。
坚决的进攻
我在提出修正案时说话很平和，但我的激动心情也免不了有所流露。我毕竟是第一次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讲话，且当着那些享有权威马克思主义者盛名、在革命斗争中卓著功勋的活动家。我承认，当列宁以他的朴实（不了解他的大会把他的朴实误认为低声下气）回答我的发言，才说出他的演说的头一句——“同志们，很遗憾，我只好实行自卫了，” 一刹那间，我的虚荣心油然而起。
可是，刚说完这句话，从他的口中马上吐出了猛烈进攻的言词，越来越厉害。他的演说把我们的一切都打乱了，彻底粉碎了我们用公式和概念搭起来的短命的理论。是自卫吗？不！相反，是坚决的进攻，因为“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末，整个运动就会注定垮台……我们俄国人对于这种左的词句早已厌恶得要作呕了。”[8]
我坐在第一排，正对着讲台；我的周围都是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他们大多不懂法语，不明白列宁在说什么，只知道列宁有十来次提到了我的名字。他们大概以为列宁是在鼓励我表扬我。不过，在我们后面，离我们不远，坐着意大利社会党的三个代表——马菲[9]、拉查理[10]和里博尔迪[11]。他们可是懂得法语的。他们得意扬扬地微笑着，满心希望这篇火力猛烈的起诉书到最后会判决意大利共产党有罪，接受他们社会党的要求。
列宁继续往下说。他出于他的老习惯，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前前后后踱来踱去，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会场。每当他的目光扫到了我，他都能从在场的人中间把我认出来。一刹那间我甚至想，我前几天若是不去哥尔克村就要好些。但是，坦白地说，这仅仅是一刹那间的想法，因为我马上明白，投向我的目光并不是要叫我伤心、叫我屈辱，而是要激励我鼓起勇气，振作精神。我好象领悟了他的目光寻找我的意思：他是想告诉我，他那铿锵有力的言词中严厉的谴责，是为了最高的责任——拯救我，拯救我们大家，让我们改正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成为不可挽回的，可能会毁了我们，不仅如此，还可能会葬送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最伟大最光辉的社会解放事业。
这个责任很折磨人，然而很崇高。外科医生也常如此。为了治好病人，他有时不得不在病人的身体上开刀。一念及此，我就平心静气了，不再注意列宁关于我们的修正案说了哪些尖锐的话，而是全神贯注地听一堂论据精采、极其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课。这堂课的起因是我的发言，教材也是我提供给列宁的。我后来作为共产党员斗争了四十年，我认为这堂课对我四十年来的斗争是大有益处的。
会议结束时，我劈面碰见了列宁。 “特拉奇尼[12]同志，”他友好地、安详地微笑着，用法语对我说，“需要灵活和明智！”到他已经离开，混杂到楼梯上的人群时，他举起手，又重复了一遍：“要灵活明智！”
三、在红场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列宁，和他永别，是1924年1月在红场上。当时，克里姆林宫红墙脚下还没有那座精雕细磨的深色大理石列宁墓。紧靠着红场的入口，低低的木台子上停放着暗红色的灵柩。灵柩开着盖，前面稍稍抬起。列宁的头枕着红色的枕头。
他似乎透过闭着的眼睑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在一片无垠的凝固的寂静中，只听到大堆篝火发出的噼啪声。成千上万的人围着篝火取暖；他们来自各地城乡，来一掬悲痛的眼泪，在灵柩面前行个礼。
灵柩四面站着守灵的人，每十分钟换一次班。守灵的有老布尔什维克、科学院的学者、男女工人、党中央委员、工会领导人、胡子上结了霜的农民。该轮到所有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了。下午四时，冬日的薄暮已开始降临宽广的红场，我也同克拉拉·蔡特金[13]、福斯特[14]和片山潜[15]一道，登上几级覆盖着雪的踏级，肃立在灵柩旁，在列宁的脸的左侧。
他同世界、同历史、同未来的伟大对话结束了。从此，一切热爱他、听过他的教导、在思想上受到过他的教育的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继承他的事业，进行下去，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全部精力。
我同片山潜、蔡特金、福斯特向小小的梯子走去，准备下来；这时我朝他的宽阔的苍白的前额瞥了一眼。“是的，”我对我自己说，“你也是个共产党员。”
载于1960年2月12日《真理报》第43号第3版
[1] 本文稍有删节。——编者注
[2]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是1915年9月5—8日召开的。——编者注
[3] 尼科利尼——柳巴尔斯基，尼·马·（1887—1938年）——编者注
尼古拉·马尔科维奇·柳巴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аркович Люба́рский，1887年？月？日——1938年3月11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起先后流亡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美国。1917年回国。1918—1919年任苏俄驻瑞士代办。内战期间任俄共（布）中央驻雅罗斯拉夫尔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1919—1920年任共产国际西欧局秘书。1920—1921年化名“尼科利尼”（Niccolini）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意大利社会党代表。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1922—1923年任驻蒙古全权代表。1929—193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农业研究所编辑。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4]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5] 杰纳利，埃吉迪奥（1876—1942年）——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意共中央委员，曾一再被选入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编者注
埃吉迪奥·杰纳利（Egidio Gennari，1876年4月20日——1942年4月12日），早年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1918年6月18日至11月20日期间任社会党中央副书记。1921年参与创立意共。1923—1926年任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6年任国会议员。1927—1928年任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后多次担任共产国际驻拉丁美洲国家代表。1940年流亡苏联。1942年逝世。
[6] 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
[7] 《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7月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5—465页）。——编者注
[8]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5页。——编者注
[9] 法布里齐奥·马菲（Fabrizio Maffi，1868年10月2日——1955年2月23日），早年担任医生，并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1913—1926年任国会议员。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24年加入意共。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1943年获释。1945—1955年任参议员。
[10] 康斯坦丁诺·拉查理（Costantino Lazzari，1857年1月1日——1927年10月3日），早年担任手工艺者。1882年发起成立意大利工人党（Partito Operaio Italiano）。1895年发起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是中派。1912—1919年任社会党中央总书记。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1年是最高纲领派，反对开除改良主义者，同年参加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率社会党左派开除了屠拉梯领导的改良主义者。1924年未跟随塞拉蒂加入意共。1927年逝世。
[11] 恩佐·里博尔迪（Ezio Riboldi，1878年8月28日——1965年？月？日），早年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1914—1917年任蒙扎市长。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9—1926年任国会议员。1921年支持最高纲领派，反对开除改良主义者。1924年加入意共。1926年被捕。1933年改为软禁，同年被开除出党。1940年获释。战后重新入党。1963年因反对中苏交恶而退党。1965年逝世。
[12] 恩贝托·艾利亚·特拉奇尼（Umberto Elia Terracini，1895年7月27日——1983年12月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6年因参加反战游行而被捕入狱，并被强征入伍，1919年初与葛兰西等人合办《新秩序》杂志，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1924年当选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并被判刑22年。1939年曾因强烈反对苏德密约而被开除出党，1943年被游击队解救后重新入党。1946年当选立宪会议副议长，次年任议长。1956年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但又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逝世前一直被选为众议员，并曾于1962年和1964年参选意大利总统。
[13]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14] 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1901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09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1911年退出，支持辛迪加主义。1919年领导了钢铁工人罢工。1923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25年与坎农结盟成为党内领导。1926年在莫斯科干预下丧失领导地位。1929—1932年任美共中央总书记。1932年因病重放弃政治活动，前往苏联疗养。1945年美共重建后担任领导职务。1957年退休，被授予荣誉主席一职。1961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5] 片山潜（Sen Katayama，1859年12月3日—1933年11月5日），早年参与工人运动。1895年建立劳动组合（工会）期成会”，积极筹备创立工会；并创办机关刊物《劳动世界》，由自己担任主笔。1898年2月参加和领导日本铁路系统400多名工人参加的铁路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之后成立了“日铁矫正会”（工会）。1898年10月和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11人，以研究社会主义为目的，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1月发展为“社会主义协会”。1901年5月建立日本社会民主党，但当天被勒令解散。1904年参加在欧洲大陆举行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1906年2月另组日本社会党，自任评议员，但1907年社会党即被取缔。1911年底领导了东京市电车工人大罢工。1911年5月因骏河海员和消防队员等举行罢工而被捕，入狱九个月。1914年流亡美国。1921年到苏俄，1922年7月创立日本共产党。1933年病逝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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