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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列宁同志的会晤[1]

弗朗契斯柯·米齐亚诺



  写列宁,是一项艰巨重要的任务。几千几万几十万的人为他写过无数的文字。俄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美国、乌拉圭、刚果——世界各地千百万人怀念他,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满怀他的言词和学说点燃起来的伟大的希望。
  关于列宁已经写过说过那么多了,我又能补充些什么呢?谁也比不上列宁那样受人赞扬又受人咒骂,谁也比不上他那样被人们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和那么多的坏话。在对待列宁的态度上是没有中庸之道的,他不是一切德行的化身便是一切罪恶的化身。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他是无限的善良;按照另一些人的说法,他是极端的残酷。
  这些说法反映了列宁所规定的那条明确尖锐、泾渭分明、不可调和的阶级界线。在对待他的态度上没有中庸之道,是因为他本人就没有中庸之道。没有任何妥协折衷;在公开的、残酷的、无情的阶级斗争中,有进攻,有冲击,有隐蔽战,有迂回,有退却,但决不投降。列宁没有超阶级的感情,不能简单地说他善良或者凶狠。对于他,不能笼统地使用这种或那种概念,他是善良的,如果他的阶级利益允许他这样做;他是凶狠的,如果他的阶级利益要求他那样子。在其它一切方面都是如此。
  我还记得列宁在苏黎世时的情形。我那时常到民众文化馆附设的餐厅去。那个餐厅的饭分三等: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贵族级”;七十五生丁——“资产阶级级”;五十生丁——“无产阶级级''。第三等是两盘饭菜:一盘是汤,一盘是一块面包和土豆。列宁老是吃第二等的,一顿饭花五十生丁,也就是半个法郎(按当时的外汇比率,约合十八戈比)。
  同志们指给我看这个模样又象思想家又象地下工作者的怪人。他老是坐在餐厅角落里,看着书报,沉思着,在摊在他膝头上作为桌子使用的纸夹上作笔记。
  但凡有人进来,他总是飞快地瞅一眼。如果见是同志,他立刻浑身来了劲,伸出右手,食指一勾,把来人叫过去。半时,周围的人还不大注意他。他质朴,他落落寡合,仿佛是在养精蓄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是在蛰居,等待实现他的伟大的理想。走过他的身旁,觉察不到蕴藏在他身上的瑰珍瓖宝——社会和革命的智慧。当时,在周围的人的眼睛里,列宁还没有成为目今的列宁。
  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同他重逢。当代表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从意大利赶到。我一进安德烈耶夫大厅,马上就打听列宁。“他马上来。”——人家回答我。我坐到我们代表团的桌子后而,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突然全场都站了起来——是列宁。他从后门进来,登上五级踏级,到了主席台,在主席团中就座。我目不转睛地看看他。还是那个苏黎世时代的质朴的列宁,那个吃十八戈比一客无产阶级饭的人。没有因为今昔地位的不同而有丝毫的变化……
  休息了。我走到列宁而前。他微笑着招呼我,立刻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最新消息?同志们在干什么?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我们站在主席团的桌旁交谈。我背朝着会场,靠着桌子。关于意大利的工作,列宁给了我许多指示。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能说小,闪烁着柔和的光芒,洋溢着智慧和活力,生气勃勃,同他那大大的、不大转动的头和严峻的嘴型,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列宁说话越来越快:
  “转告意大利的同志,革命并不是到处都象俄国那样轻而易举的。在俄国,当初有一半的军队同我们站在一起,资产阶级的力量又很弱。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醉心于空中楼阁,要考虑实际情况。转告波尔迪加[2]等人,请他们善自珍重。必须竭尽全力不让领袖们落入我们敌人的魔掌。瞧瞧德国的情形吧。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其他优秀分子牺牲了。德国党没有了领袖,不能行动了。要保护领袖,”他又说了一遍,“别去管敌人怎么说。被敌人甚至被同志们当成懦夫,比无谓的牺牲,常常需要更大的勇气。”
  列宁说着话,他的脸越来越挨近我。我稍稍往后退了退,可是桌子挡住了我。他说得兴起,伸出头,离我越来越近。本来我同他隔着二十公分、十五公分,逐渐缩到十公分、九公分、八公分。距离一近,他的眼睛便显得有些浑浊。我的视线投向他那张大的瞳孔。他的瞳孔再也没有了光芒,没有了调皮的神气,由于紧张的思维而发了呆。他急于把他的思想表达给我。临到快结束,他的目光逐渐收敛,放松了,又出现了光芒和笑意,眼睑慢慢地垂下,颧骨变得高了些;这位思想和意志的伟人、敬爱的领袖、导师和同志,又显出聪明调皮的眼神看着我,和蔼地、含着鼓励地看着我,向我伸出了手……

载于1925年4月23日《汽笛报》第91号第2版





[1] 本文稍有删节。——编者注

[2]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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