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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过伊里奇的讲话
路易吉·隆哥
1922年，我作为意大利代表团团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苏共当时的名称叫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我在那里结识了它的全部主要领导人，也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我有幸听到伊里奇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最后—次演说；那次，大会收到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发来的电报，说是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批残军已被赶下海去，全场热烈欢迎，正如《真理报》的报道中所说的，响起了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解放，意味着国内战争结束，意味着十四个帝国主义列强反对胜利了的革命的武装干涉结束。这是苏维埃政权彻底的、最终的胜利。这是——终于在和平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我们胜利了。”——列宁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亲自这样说道。
四十五年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自然是局势动荡，但人心振奋，至少在共产主义运动及工人运动的行列里士气昂扬，层出不穷的革命事件激起了一片炽烈的热情。然而，就在当时，天空上已乌云密布，不仅有匈牙利革命的失败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垮台，还出现了法西斯的残酷血腥的威胁。
确是如此，我们代表团一行从米兰抵达柏林，在火车站上便听那位来迎接我们的同志说到“罗马进军”。在“罗马进军”的日子里，陶里亚蒂[1]同志[2]被堵在党报编辑部，叫靠墙站着，打算枪毙。他翻出窗口，从毗邻的房子的屋顶上逃跑，才算得了救。
我当时是初次出国，初次到柏林这样的大都会（尽管德国战败，柏林仍不失为一个大都会）。我第一次带着一份崭新的护照出门，护照上填着我自己的姓名。可叹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后来二十二年多，我足迹遍及全欧，用的都是别人的名字——忽而意大利人，忽而瑞士人，忽而法国人，忽而西班牙人甚或芬兰人。
我们终于到了莫斯科，见到了它那低矮的木房子、宽阔的林荫道和坐在雪橇前座、裹着皮大衣的马车夫。
在宽广的红场上庆祝了十月革命五周年。几年来第一次在庆祝十月革命时不用担心前线的战况，因为各地的战事都已经停止了。
红场上高耸着一座长长的主席台，搭在克里姆林宫城墙前面。到处是红旗、横幅、画像、标语，装饰着宫殿的正面、街道和商店的橱窗。
庆典在苏维埃领导人到达广场后开始（但其中没有正在逐步康复的列宁）；先是检阅红军部队。士兵们穿着革命初年典型的军服：灰绿色的长大衣，几乎拖到脚踝，质料和颜色相同的尖帽盔，长长的步枪上着刺刀。传统的“乌拉”声犹如一阵阵响雷，渐轻渐远，消失在远处。部队首先通过主席台，开始是正规部队。士兵们排成长长的横排，每排有几十名，第一排照俄国式平持着步枪。他们过后是骑兵，铃铛和笼头上的金属号牌擦得铮亮，叮当直响；在军乐队军号齐鸣声中，战马合着音乐的节拍迈着步子。
然后，仿佛是河堤决门，人的洪流从大街小巷拥向广场：有的步行，有的坐大车，有的乘汽车，挥舞着红旗，红旗，一眼望不到头的红旗。这样欢腾了好几个小时。游行是十时整开始，下午四时还没有结束。当我回到高尔基大街（当时叫特维尔大街）上的饭店的时候，街道上还挤满工人，等着轮到他们通过红场。
这次庆典対我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是可想而知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俄国人民的灵魂和热情。他们经历了五年（不算三年沙皇战争）血流成河的艰苦的斗争、难以形容的苦难和牺牲。一年前，旱灾引起了饥荒、真正的饥荒，结果在俄国广大的地区有几十万人死去。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严重破坏了旧社会遗留的、本来就极其有限的工业资源。我记得我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去参观了汽车“工厂”（当时叫“莫斯科汽车公司”）；几个破破烂烂的工棚，安着几台车床和冲床……自从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商店里的食品比过去稍许多了些。
但，生活仍然是困苦不堪。卢布的贬值比德国马克还要快。我到莫斯科的时候，苹果卖五十万卢布一公斤；不到两个月，当我离开时，已涨到一百五十万卢布。
然而，革命是胜利了，彻底胜利了。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全体人民仍因为胜利而感到骄傲，信心十足、精神振奋地团结在自己的政府的周围，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周围，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社会。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以最高的权威表达了这个信心，深信苏维埃各族人民必将达到较高的文明与福利水平。
他主要是谈卢布的稳定。他说，我国现在流通的卢布数量已经超过亿兆以上。“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这里甚至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数字的意义。”他谈了稳定卢布对于革命前途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而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经济放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并在坚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因为卢布的稳定“对于商业、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的小生产者有极重大的意义”。[3]
列宁简短地提到了饥荒，说“饥荒是内战的恶果”，一年前“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接着列宁列举了说明经济形势好转的第一批数字。至于轻工业，他说，“在这方面有了普遍的高涨”，“……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重工业“仍然处于很困难的状态”。他说，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一向借不到任何外债。可是我们必须有重工业。为了有重工业，我们“必须厉行节约”。列宁透露了一个重要事实：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半以来，“……我们的商业已经使我们取得了一些资金。诚然，这还是很少的，才两千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4]
列宁的演说有一点很叫人奇怪：他虽然有公认的权威，却很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他的意见和提交大家讨论的建议常常加上“我想”、“我觉得”、“我认为”、“据我看”等等的字样。他说，我们在1918年天天匆匆忙忙地——说不定是过于匆忙了——采取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当时我们的经验不如现在，“……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他立刻作了补充：“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到底是完全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干了蠢事，不过等于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资本家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干了蠢事，就等于他们说‘二二得烛’了。”[5]
列宁在演说中无情地批评了 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决议。他说，我觉得，我们在这项决议上犯了个很大的错误。“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我们没有了解，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同志。决议中所讲的一切都成了死条文。”[6]
这一切，列宁讲得很快，紧凑扼要；一个词、一个概念，常常一再重复，以便说清楚它们的确切的意义；没有任何演说术上的花样。但，他的言辞由于他讲话的热情而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他的话都发自他的内心，他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需要——需要对自己对旁人都做到真实明确。
正在莫斯科进行看辩论的时候，法西斯在意大利捣毁共产党组织的房舍，以恐怖手段来对付任何反抗的企图。11月上半月，都灵约有十位同志在屋里或在街上遇害。我的表兄当着他的妻儿被刺二十三刀。家里给我打来了电报：“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回家，法西斯分子正在搜捕你。”我确实没有回家，而是去米兰。
除夕深夜，我同波尔迪加[7]一道，秘密越过国境。波尔迪加高大肥胖，老是陷到新雪里，好不容易拔出脚，气喘吁吁的，骂不绝口。1月1日傍晚，我们到了米兰。再见了，学习！再见了，我的家！
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生活——党的工作者和领导人的生活，用过各种名字：“阿列拉莫”、“杜埃列”、“戈塔”（这是我母亲的娘家姓），在抵抗运动时期还用过这些名字在高卢意大利方言中的各种不同的叫法，直到民族起义胜利，我才能恢复真名实姓——路易吉·隆哥[8]。许多在我青年时代不认识我的人，都以为这又是一个新的化名。
载于《在国外》杂志1968年第17期第5—7页
[1] 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
[2] 陶里亚蒂，帕尔米罗（1893—1964年）——杰出的意大利和国际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1926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编者注
[3]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1、382页。——编者注
[4] 同上，第383、384、385页。——编者注
[5] 同上，第388页。——编者注
[6]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8—389页、389页。——编者注
[7]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
[8] 路易吉·隆哥（Luigi Longo，1900年3月15日——1980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阿列桑德里亚省（Alessandria）富比内镇（Fubine）。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加洛”（Gallo），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后改任国际纵队总监察员。1939年2月撤回法国。二战爆发后被关押在法国集中营，1941年被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后，于1943年7月25日获释，负责组建意大利共产党的武装。1964年，帕尔米洛·陶里亚蒂逝世后，隆哥继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72年退休，改任意大利共产党荣誉主席。1980年在罗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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