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毕生难忘
亚历山大·特拉顿伯格
1921年，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饥荒，遍及伏尔加河流域各地。这是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的结果。当时，我在国际妇女服装成衣工会担任经济师兼统计师，同时又是美国工会争取建立美俄贸易关系委员会的秘书。
伏尔加河流域发生饥荒后，美国工会争取建立美俄贸易关系委员会开始募捐，以援助饥饿的俄国兄弟。几十万人响应了我们委员会的呼吁。他们以他们微薄的劳动所得帮助苏维埃的工人农民，捐款购买食物和药品。但是，后来的总统、当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1]对我们横加阻梗。他威胁着要禁止募捐，如果我们不把捐款交给他领导的ARA[2]；这个机构利用救济灾民达到美国资产阶级—定的政治目的。然而，美国工会委员会与苏俄之友委员会及其它进步团体一起，希望直接同苏维埃劳动人民打交道。
我们募集了一笔就当时来说很大的款子——约有一百万美元，——汇到了莫斯科。过不多久，我也去了莫斯科。
我从青年时代便开始对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我研究过工人运动的历史、劳动人民的状况、劳工关系方面的立法。密切注视过俄国革命的发展并拥护它的胜利。早在1918年我担任社会主义学校校长兼劳工问题研究室主任的时候，我出版了弗·伊·列宁的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国际形势和当前任务》[3]，在美国销行了数十万册；这是我过去和现在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1922年我有幸去苏维埃国家，在那里呆了一年多，我不消说是多么幸福。我是工会工作者，对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会议很感兴趣；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我见到列宁并听到他讲话。那是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代表大会从1922年11月5日开到12月5日；当时全国正在欢庆苏维埃政权五周年。大会是在十月革命的摇篮彼得格勒开幕的。我们站在冬宫前，向直到夜晩川流不息通过皇宫广场的劳动人民队伍致敬；我们同千百万人一样地热情奔放。但是我们大家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一两天就要去莫斯科继续开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可是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工作呵！
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操着几十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来到苏维埃国家是克服了千艰万难的，冲破了国际资产阶级设下的道道“防疫”带。大家都想见到革命的伟大领袖列宁（他的著作当时已风行全世界），听到他讲话。我们知道他曾非常积极地参加共产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不过我们也知道列宁身患重病，需要安静休息。
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两种相反的心情在交战。我们担心他的身体，生怕在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会损害他的健康：同时，我们在世界上最向往的便是听列宁的讲话。他的名字时时怀在我们的心中，挂在我们的嘴上。
“怎么样，列宁会讲话不？”我们每天问出席大会的俄国同志。
“不知道，”他们回答我们说，“他已经开始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医生禁止他过于劳累。”
我们听说列宁坚持要在代表大会上讲话，同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见见面，但问题还没有决定。不过我们没有灰心。因为革命刚欢庆了它的五周年，它的领袖不可能不进行总结。我们的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见到了列宁，听到了他的讲话。他是谈革命。那是在值得纪念的11月13日。
上午中间休息时，部分代表站在大克里姆林宫会议厅旁边的休息室里；蓦地，仿佛电波一般，霎时间传开了：“列宁！”大家往前冲去，想亲眼看个究竟，尽量靠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在一群同志、一位医生和护士的簇拥下走着。代表们赶紧到会场各就各位。
我是最先见到列宁的人之一。我向他一个劲儿地拼命鼓掌。我的座位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站在那里演说的讲台很近，因而十分高兴。
列宁通过今天的政府席旁边的一扇门进入会场。在今天的政府席的地方，当初是一个小小的主席台，上面有讲台。一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体代表刷地站了起来，热烈鼓掌，响起了几十种语言的喊声：
“列宁万岁！”
刚才在休息时，把一只轮椅放到主席台上。轮椅上坐着当时患病的克拉拉·蔡特金[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登上讲台，必须从她面前走过。克拉拉·蔡特金是列宁的好朋友和革命斗争的老战友，列宁走过她面前时，亲切地向她问好。这一刹那，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克拉拉·蔡特金握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把他拉到跟前，使劲地吻了他。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由于突如其来，由于不好意思，都脸红了；而仍在那里鼓掌的与会代表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和热烈的喊声。克拉拉·蔡特金的这一吻，包含着许多象征。我们全体与会代表觉得她是代表我们每个人，代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高高的大厅圆顶底下，自发地响起了《国际歌》……
列宁尽管大病初愈，却迈着坚定的步子登上讲台，安详地把几页演说稿摊到面前。我们中间凡是懂俄语的，自然都等着他用他本国的语言讲话，已经准备好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字也别漏掉，然后再把演说词翻译给同志们。当时的翻译技术很原始：每次演说后，会议宣布暂停，以备翻译；全体代表按语言分成几个大组。书面译文要过两三天才能发下来。
列宁说出了第一句话：“同志们！”当我们搞清楚他原来是用很大一部分代表都懂的德语讲话，我们是多么惊奇多么佩服！他在讲话过程中有两三次，冒出一个俄语的“不”，停顿下来，从德国同志提示给他几个同义词中挑选一个对表达他的思想最贴切的字眼，然后泰然自若地继续讲下去。列宁对他用的每一个字都是这样的严肃认真、深思熟虑！我后来有三十八年致力于在美国出版列宁着作的事业。每当我校订伟人列宁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的译文，我总是记起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这个令人激动的情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讲话的时候，以他特有的虚怀若谷的态度说，他因为有病，不能按原计划做《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长篇报告，而仅仅谈这个题目的一部分——新经济政策。
列宁这篇演说虽然不长，却是对新经济政策初期苏俄经济状况作了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当时便已指出，苏维埃国家实行的退却带来了好处。
“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他在设想未来的任务时，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问题。苏联后来打垮了法西斯，生产水平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胜利地征服着宇宙；它的历史鲜明地证明了列宁的指示的正确。
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历史的脚步证明了弗·伊·列宁的学说的正确。社会主义正在地球上胜利地行进。它的胜利，是由伟大的列宁奠定基础的。
4月于纽约
载于1963年4月21日《劳动报》第95号第3版
[1]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美国政治家。1895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14—1917年任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主席。1917—1918年任食品管理局局长。1921—1928年任商务部长。1929—1933年任总统。
[2] ARA（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美国救济署，1919年成立，宗旨是救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害的居民。——编者注
[3] 弗·伊·列宁的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纽约用英文出版时，用的是这个标题。——编者注
[4]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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