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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列宁
威廉·皮克
莫斯科，1921年10月29日。工会大厦的大厅（过去的贵族俱乐部如今成了工会大厦）。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列宁在谈新经济政策。一位朋友给我翻译他讲话的内容。列宁态度朴实，没有提高声音，没有多余的手势，解释采取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同志们凝神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固然，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偶或有人插嘴反驳，但列宁根本不去管它。他的讲话突然结束，坐到主席团长桌后面。掌声。拉林[1]发言，反对。列宁在结束语中作了答复[2]。他的话带着讥嘲讽刺。会议的气氛完全变了。鼓掌时间长了，起劲了。列宁征服了对新经济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听众。
1921年11月10日。克里姆林宫中列宁的办公室。赫克特[3]和我坐在列宁的办公室里，向他谈德国党内的状况，谈由于列维[4]的信徒作祟而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的危险。极左派。弗里斯兰德[5]集团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正在扩大的头脑不清的极左反对派。我们向列宁谈了我们在这些事上的忧虑。他专心听着我们讲，一次也没有打断，——这是列宁精通的艺术。我们讲完后，他以他特有的质朴鼓励了我们。俄共党内已经克服了更大得多的困难。他眼睛里含着调皮的笑意和亲切的光芒，向我们略讲了一二。不知不觉，一小时过去了。列宁的秘书焦急地提醒我们该走了。列宁热诚地祝我们党取得胜利，向我们伸出手道别。此去一别，竟成了永诀。当天晚上，我们动身回德国。
1924年1月22日。莫斯科，“豪华”饭店中的房间。上午十时三十分。电话铃声。一位朋友问——听说列宁已不在人间，昨天晚上去世了，消息是否属实？不，不可能是真的。前一天我才听说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我没有多加考虑，便打电话给克拉拉·蔡特金[6]，想问问清楚。克拉拉还一点也不知道。人家害怕跟她说，担心这个消息会对她产生不好的后果。过了几分钟，克拉拉通知我，带着痛哭的声音，说是消息属实。列宁逝世了。不一会，大街小巷挤满了哀悼伟大的列宁逝世的人群。工人们，男男女女，象潮水一般从工厂涌到了市中心。他们一群群默默站着，悲痛象铅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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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3日。列宁在那里逝世的哥尔克村住宅。从莫斯科坐火车一个半小时。清晨，俄共、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领导人和枳极分子便汇集在这里。深深的雪覆盖着平原。是一个晴朗寒冷的冬日。
列宁的遗体还在他逝世的那个房间，躺在灵柩里。他的脸苍白如纸，变瘦了，几乎没有一道皱纹。很难相信他已经溢然长逝。在国内战争中身经百战的人们默默地、含着热泪把他的遗体抬了出来。悲痛的人群跟着他们已经逝世的领袖，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穿过白雪皑皑的田野，来到车站。铁路沿线到处站着人，有老有少。响起了俄国葬礼进行曲的旋律，感人肺腑。
莫斯科。几十万人川流不息地拥向工会大厦。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停放着装殓列宁遗体的灵柩。老布尔什维克们、列宁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首先守灵。其中有政治局的委员们。克鲁普斯卡娅[7]同志肃立在她的已经长眠的生活伴侣身旁。吓人的严寒。零下三十多度。一眼望不到头的人群日日夜夜拥向市中心，几小时几小时地站在街上。篝火火焰照天，好让冷得发抖的人们多少暖和一些。几十万人蜿蜒不绝的队伍四天四夜瞻仰了列宁的遗容。这一切，都是沉重得叫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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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6日。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追悼大会。大剧院虽然有宽广的池座和四层楼座，仍被代表们挤得水泄不通。在开阔的舞台上，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讲了几句，话极简单，但扣人心弦，勾起了忧虑不安：同时，境界十分崇高。加里宁[8]讲话，苏维埃的代表们——工人农民，有男有女——讲话。然后，大会代表瞻仰列宁遗容。他们悲伤地、忧虑着明天，走过了列宁的灵柩。
1924年1月27日。红场。在克里姆林宫城墙中段——列宁安息的地方。下午四时。炮声和克里姆林宫各塔楼的钟声[9]齐鸣。工厂鸣笛。整个俄国停止了呼吸。列宁的葬礼。在宽广的红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肩并肩地站着。合唱俄国的葬礼进行曲《你们已光荣牺牲》，深沉有力的歌声回荡在广场上空。晚上，当我已坐在驶往德国的火车上，歌声仍萦绕在我耳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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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10日。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长长的队伍等待着克里姆林宫塔楼上钟敲五下。列宁墓开放一小时。每天有工人和农民来瞻仰已经长逝了的列宁。如果说，人们当初没有足够的艺术和知识去保存列宁的生命，那末，他们现在想尽办法去保存他的遗体。在玻璃罩子底下，列宁长眠着。但他的事业长存！他缔造的伟大共产党长存，并胜利地进行着斗争。
载于《威廉·皮克选集》1956年莫斯科国家书籍出版社版第24—26页
[1]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 日——1932年1月14 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61—78页、79—85页。——编者注
[3] 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 Carl 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当过流动工人，1908年至1911年间先后在柏林、不来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在开姆尼茨领导建筑工人工会，并认识了布兰德勒。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派组织，独立党成立后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1921年成为中央委员，在中央的工会部门任副负责人。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的萨克森政府中任经济部长。后成为德共右派成员，参加过中派倾向，1928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担任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后来逝世于莫斯科，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4]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5] 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受伤被俘，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里工作。返回德国后参加德共，被任命为柏林支部第一书记。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德国中部的起义，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2年被开除出德共。不久后加入独立党，后返回社民党。1931年至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纳粹上台后被迫辞职，被关进集中营。被释放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二战结束后回国，1948年至1953年任西柏林市长。
[6]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7]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8]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
[9] 作者大概是指斯帕斯克塔楼上的自鸣钟声，因为当时克里姆林宫各塔楼已没有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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