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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八九岁起就下象棋。他同父亲下(父亲是他的第一个老师),同大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下,后来同我们两个小的——姐姐奥利娅和我下。对我来说,他是老师,而且是个很严格的老师,所以我比较喜欢同父亲下,因为父亲比较随和,允许我悔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了一个很好的规矩,他自己从不破坏这个规矩,也要求自己的对手严格遵守。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悔棋,拿起这个子,就要走这个子。喜欢下棋的人常常不遵守这个规矩,老是悔棋,重走。这个不良习惯对下棋和棋手都非常有害。本来嘛,在没有动子以前,就要仔细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样就会提高兴趣,使人养成确切考虑以后几步的习惯。然而人们往往不加考虑就急于动子,这样就不能平心静气地下棋了。
  我记得在萨马拉的一次象棋晚会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有几局棋同时在下,几个人在一旁观战。有一局棋对局的是两个胖子。他们又是悔棋,又是争吵,十分激动,喧嚷不已。一个人无意中把自己的皇后走了出去,另一个人一下子就把它吃了,把子捏在手中。于是掀起了一场风波,两个人都从桌旁跳了起来。输棋的人竭力想夺回自己的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片大笑声中高喊道:“快把子藏到口袋里去!”
  他通常下棋都很认真,不喜欢所谓“轻松的”棋局。在同最弱的对手下棋时,为了使双方力量平衡,他往往让对方某一个子。当对手出于自尊心加以拒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往就说:“如果力量相等,下棋时不用思考、斗争和解围,那对我有什么兴趣呢!”他甚至宁可使自己的力量比让了子的对手还要弱一些。他让我车,我就常常赢他,于是我要他改让马。他提出条件说:“你连赢三盘,我就改让马。”
  一般说来,谁都喜欢赢棋,即使不怎么费劲也行,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相反,他不喜欢这样。他下棋最感兴趣的是顽强的斗争,能走出一步好棋,能在困难的情况下,有时几乎是在绝望的情况下解围出来;他对输赢是不在乎的。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对手走出了好棋,而不是失着。有时候,当你走了一步蠢棋,因而他轻易地赢了你时,他就会笑着说:“嗯,这不是我赢了,而是你输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能贏父亲了。记得在1885年冬天,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走进餐厅时说道:“沃洛佳,你已经能羸我棋了,你该同某某认识一下,去同他下棋”(我记得,有个叫伊林的人算是辛比尔斯克的第一把好手。他没有到我们家来过)。
  1886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和大哥亚历山大下棋。他们两人进行比赛。比赛的条件和结果怎样,可惜我记不清了。比赛进行得非常激烈,双方都默默地坐着,几个小时都不离开棋盘。那时,我对他们下的棋一点也不懂,简直莫测高深,而且他们在下棋时丝毫不动声色,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甚至连话都不大讲。
  关于他们当时的棋艺水平,从下面的事实可以作出一定的判断。就在那年夏天,亚历山大·伊里奇住在喀山省科库什基诺时,曾同当时在喀山被一级棋手让了一只车的那个棋手下“盲棋”,成绩很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下“盲棋”的同时,亚历山大·伊里奇还在打五个弹子的台球,而且自己计分。
  两位哥哥只在晚上赛棋。尽管那是在假期里,他们两人都空着,但是我记得他们从来不在上午下棋。上午的时间用在正经的功课上。我认为,这一事实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有典型意义,很能说明问题。尤其是那时大哥仅二十岁,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十六岁。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夏天,我们只占用了莫斯科大街上我们那幢房子的一半,即面向斯维亚加河的那半幢房子,另半幢面向市中心的房子租给了房客。两位哥哥之间的棋赛通常是在下面那间面向院子的小房间里进行的。
  顺便说一下,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们俩全神贯注地在这个小房间里坐着下棋,房间里亮着灯,装有铁纱窗的窗户敞开着。我们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透过明亮的窗户,我们看见两个默默地坐着不动的身影。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跑近窗口喊道:“就象犯人坐在监牢里一样”……兄弟俩立即转过头来,面向窗户,严肃地望着那个逃走的小淘气。真正的铁窗风味他们还没有尝过,但他们大概已经预感到,在那个时候,这是必然的和完全不可避免的。
  1888年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下棋,还同一个表哥[1]到俱乐部去下棋。那时我们住在喀山第一山上的奥尔洛夫住宅。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试试自己下盲棋的水平。他把我叫到房间里对我说,他要跟我下盲棋,但一个子也不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着法,认为这玩意儿一定难得不得了。我满怀信心地坐下来,打算用不平常的棋步安下各种“钉子”把他杀败,因为他是看不见的。他坐在床上,口述自己的棋步。尽管我施展了种种手法,但还是很快就被杀得一败涂地。一般说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喜欢这种着法的。我记得他以后没有再下过盲棋。顺便应该指出,这种着法虽然有它的效果,但十分有害,它无疑会降低下棋的水平,同时会使脑子非常紧张。
  就在这一年冬天,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叶利札罗夫组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萨马拉的强手安·尼·哈尔金[2]两人通信下棋。棋步是用通信的方法(通常用明信片)来告知对手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了某一步棋以后,在等候回信期间,曾不止一次地摆弄棋局,他说:“我倒要看看现在他怎么办,怎样摆脱这个困境,至少我目前还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对付办法”……等了很久,回信终于来了。棋局马上又摆开。那时我已经对他们这局棋发生了兴趣。哈尔金的这步棋我认为走得很荒唐。起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感到迷惑不解,但后来马上就估计到即将出现的局势,他说:“是啊,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棋手!”应该说,哈尔金的确是一位象棋大师。在八十年代他击败了莫斯科的好些优秀棋手,后来同契哥林比赛时也战绩辉煌。虽然哈尔金没有参加过大型循环赛,但契哥林认为他是俄国最优秀的象棋手之一(可参见丘弗连译作中契哥林[3]加的注)。在通信下棋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输了。后来,从喀山迁往萨马拉后(1889年春),他与哈尔金见了面,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哈尔金让他一个马。过了一两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赢了。以后他们就改为让卒和先手。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是输的。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哈尔金是个律师,酷爱下象棋,他订购了很多外国的棋书,他能接连几小时一个人坐在棋盘面前。据他说,他之所以学了一手好棋,是因为他曾经到过一个偏僻的地方,有很多空闲时间,那时他便整天整天地看棋书,研究象棋理论。在这一年或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他没有同任何人下过棋,经过这一段蛰居生活,他在同契哥林对局时,就显示出第一流棋手的水平了。
  1889年冬我们全家住在萨马拉紧靠伏尔加河的工厂街上的卡特柯夫住宅。在这段时间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喜欢下棋。他主要同哈尔金下,但也同萨马拉的其他棋手下。曾经组织过一次有八到十个人参加的循环赛。下棋时要让子,因为参加的人棋艺水平不一。甲级(等)的只有哈尔金一个人;乙级的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另一名棋手;其他都是丙级和丁级的。这次循环赛的优胜者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等奖好象是十五卢布左右。他们没有买什么奖品,一个参加者就把这些钱送给得奖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断然拒绝接受,根据他的建议,这笔钱捐献掉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到哈尔金那里去——开初主要去下棋,后来,当他通过法律系的考试并注册当哈尔金的助理律师以后,共同的法庭事务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比哈尔金更好的象棋对手是再也找不到的了。当然,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真研究棋书,如果,比如说,在阿拉卡耶夫卡度过的那几年的夏天花在下棋和研究象棋理论上,那末,他是有可能很快赶上并超过哈尔金的。凭他坚持不懈的钻研精神,凭他的智力,他在几年内就能成为象棋大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只把象棋当作娱乐和游戏。记得在中学读书时,由于受到味同嚼蜡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折磨,我在有一次下棋时对他说,最好在中学里不学这些老古董,而用下象棋来训练智力。他回答说:“嗯,照你这样做法,就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只会越来越糟。不要忘记,象棋毕竟只是一种游戏,而不是正经事。”大家知道有关象棋的书是很多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他熟知的几种残局和那时常用的几种开局法外,这些书他几乎碰也不碰。总之,他从来没有想要系统地研究象棋理论,而这一点对每一个象棋高手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在对象棋的评价这一点上,他同卡尔·马克思和威廉·李卜克内西[4]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当时也非常喜欢这种游戏。著名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的文章中写道:“总之,象棋这项游戏对我们说来己退居次要地位,因为我们重新开始了正常的工作。我自己虽然在小团体中享有棋手的光荣称号,但我相信莱辛[5]对象棋的评语是正确的,他说:‘作为一种游戏太严肃,作为一件严肃的事游戏味又太浓。’我曾受著名棋手的邀请去观看比赛,在他们这些专门家的集体里,我很快就明白了,我引以为骄傲的那些我所发明的棋步,在几百年以前就已被人熟知了。我所处的情况就跟从比利牛斯山来的那个农民一样,他在路易—菲利普[6]时代重新发明了四个世纪以前就已被人发明的高楼壁钟。我了解到有很多棋书,而如果我想要在象棋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那就必须研究这些书籍,专心从事象棋这一行。但要把象棋当作毕生的事业,我却不能下这个决心……”
  上面已经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亚历山大在比赛期间,上午是不下棋的,上午他们都用来看书和做笔记。下午,有时是晚上用来下棋。以后也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阿拉卡耶夫卡时,上午多半在看比较难懂的书。在古老、荒芜的花园里,在茂密的绿叶丛中,放着他的桌子和凳子,一清早他就把书摊开了,附近的草地被他踩岀了一条十到十五步长的小路,他经常在这条小路上踱步,思考书中的内容。这里谈不上什么象棋和娱乐。在这里应该工作、学习;不是为象棋作准备,而是为了另一种更加严肃的斗争作准备。我们住在阿拉卡耶夫卡的整整五年中,我好不容易才能回忆起有那么三四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破了惯例,没有坐在花园里那张桌子旁边看书,没有在那条踩出来的小路上踱步。
  从1893年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花在下象棋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关于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7]、斯塔尔科夫以及勒柏辛斯基[8]下棋的情况,可以看潘·尼·勒柏辛斯基写的文章[9]
  1903年我在日内瓦最后一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象棋。那时,他家里甚至连副象棋都没有,我们找了一家咖啡馆,在那里下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想喝什么,我说喝慕尼黑啤酒。他向女招待要了一杯啤酒和一杯黑咖啡。“我不大想喝啤酒”,他眼睛里带着俏皮的神情说……这一局棋下了四个多小时,而且精神非常集中,以致到了最后,周围的人都嘲笑起我们来了。
  革命胜利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完全不下象棋了,他说下棋太累人。在空闲的时候,他宁愿去玩击木游戏,去散步或者去打猎。


  最初载于《探照灯》杂志,1926年第3期(总第73期)第19—21页
  按德·伊·乌里扬诺夫:《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68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3版第39—45页刊印,根据杂志作过校订




[1] 指阿·亚·阿尔达舍夫。——编者注

[2]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哈尔金(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Харди́н,1842年9月14日——1910年2月6日),俄国律师、国际象棋棋手。

[3]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契哥林(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Чигорин,1850年10月31日——1908年1月12日),俄国国际象棋棋手。

[4]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5] 戈特菲尔德·艾菲拉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年1月22日——1781年2月15日),德国戏剧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

[6] 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1773年10月6日——1850年8月26日),1785年任奥尔良公爵。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支持革命,参加了雅各宾派。1793年叛逃到奥地利帝国。1800年流亡英国。1809年流亡西西里。1814年路易十八复辟后回国。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被拥戴为法国国王,实行君主立宪制。在位期间先后镇压了巴黎共和派起义和两次里昂工人起义。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被推翻下台,随后流亡英国。1850年在英国病逝。

[7]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任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8]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申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9] 见《回忆列宁》第一卷,195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20—221页。奥·乌·注(小开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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