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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商人阿烈菲也夫打的一场官司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三十多年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碰上过这样一件事，现在我来讲一下。
这件事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论对那些大事，还是对那些我下面要讲的小事，都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和坚毅的精神。一件事要是已经开了头，那就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什么障碍，他都要把它进行到底。
九十年代初，我们全家和母亲一起住在萨马拉。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助理律师。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中学读书。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她的丈夫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叶利札罗夫。我记得他那时在省税务局里工作，职位不高。
1892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叶利札罗夫一起到了塞兹兰。他们打算从那里到别斯屠热夫卡村去住几天——马尔克·叶利札罗夫的哥哥[1]在那儿务农。因此要摆渡到伏尔加河的左岸去。
那时，塞兹兰富商阿烈菲也夫承租包下了伏尔加渡口的营业权。他用一条小轮船拖着一条驳船给行人、马匹和车辆摆渡。这个商人竭力维护他独家经营的权利，禁止别的船夫摆渡。所以每当船夫运送乘客的时候，阿烈菲也夫就命令轮船追上小船，把所有的乘客拖回原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愿等候轮船。他劝说马尔克·叶利札罗夫乘小船过河。船夫们害怕商人，都不愿运送他们，说最终商人还是要把他们拖回原处的。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说服了一名船夫把他们送过河去，并且坚决表示，如果阿烈菲也夫把小船拖回来，他就向法庭控告这种不法的行为。
他们坐上小船渡河了。阿烈菲也夫正坐在码头的凉台上喝茶，他看见后就向马尔克（他们是同乡，所以认识）大声喊道：
“马尔克·季莫费耶夫，别胡来！您知道这个渡口是我花钱租来的，我不允许别的船夫把乘客渡到对岸去。最好还是把您的那位熟人带来同我一起喝茶吧。反正你们得乘轮船过去，我要吩咐把你们弄回来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更加坚决了，他坚持继续前进，不去理会这个专横的家伙。船夫垂头丧气地说：
“反正要给弄回去的，白花力气。轮船马上就赶上来了。他们会用篙子把我们的小船钩在他们的船舷上，叫你们坐到轮船上去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您要懂得，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如果他拦住小船，强迫我们回去，他就会因这种不法的行为而坐牢。”
“他这样干过多少次了，可从来没有坐过牢。谁会跟他打官司呢，他在塞兹兰神通广大，大概那些法官都是他的自己人。你不是听他说了，他在城里买下了伏尔加河，一直付租金，对我们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虽然已经很清楚，阿烈菲也夫是要把自己那番威胁的话付诸实现的，但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持下，小船继续开往左岸。小船刚到河中心时，就听到了轮船的汽笛声；轮船脱开了驳船，飞快地向小船追来。
“喏，你们去摆渡吧！”船夫说，“现在要回去了。什么法庭都不管用，他总是有理的。”
轮船追上小船后就停下车来。两三个水手熟练地用篙子把小船钩到轮船的船边，要乘客坐到轮船上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船员们说，他们无权阻拦乘客渡河，如果他们横行不法，就要受到法庭的审判，那就有坐牢的危险。
他说：“阿烈菲也夫租了这个渡口，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他的事，跟我们不相干。租了渡口决不等于他和你们有权在伏尔加河上横行不法，强行拦人。”
船长反驳说：
“这我们不管。船主命令我们干，我们就得服从，就得执行他的命令。请快换船吧，我们不会让你们继续往前走的。”
他们只好服从。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场把参与拦船的船员，还有船夫和其他证人的姓名都记了下来。
他们只好在塞兹兰河岸上呆着等候摆渡。这时又听到阿烈菲也夫得意洋洋地发表他的议论，说什么他付了租金，船夫无权在此摆渡，所以他要阻拦小船，把乘客拖回原处。
不用说，人们早就看到这个商人横行不法，但他们不敢，也不想去跟他打官司。一些人认为经济上不合算；另一些人嫌麻烦，怕法庭上的拖拉作风等等。由于无所作为和“俄罗斯人的”惰性，大家都不愿进行斗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这死水般的庸俗环境只打了几个小时的交道，就要从根本上触动它，就要惩办罪魁祸首，并教会船夫如何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回到萨马拉后没有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对阿烈菲也夫的不法行为提出了控告。这一案件的实质是一清二楚的：任何—个法学工作者都不能否认商人确实横行不法，而根据当时的法律，横行不法是要坐牢的，而且不能用罚款来代替。
然而，做到这一点却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花费不少精力。这一案件由塞兹兰附近某地的一位地方长官审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原告，必须到离萨马拉一百俄里以外的那个地方去。尽管案情十分清楚，但地方长官却制造借口，拖延审理。第二次确定开庭审讯的时候已是深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一次到那里去。但这一次地方长官又玩弄伎俩，借口手续不全，拖延审理。
显然，阿烈菲也夫知道自己处境不妙，罪责难逃，就通过各种关系大肆活动，想尽量使案子拖延下去。他和他的辩护人都认为，这个找麻烦的人最终会放弃到一百俄里以外地方去的念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对他毫无裨益，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不懂得，这个人是不能用他们所能理解的常情来衡量的。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障碍越多，他的决心就越大，越坚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第三次开庭的传票时已经是隆冬季节，将近1892年年底了。他就准备上路。火车要在清晨，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深夜开出，因此势必通宵不能睡觉，而且还得索然无味地在地方长官的审判室里和车站等地方等候。我记得很清楚，母亲曾极力劝阻哥哥，叫他不要去。
“别去管这个商人的事啦，他们又会拖延审理，你又会白跑一趟的，这只会使自己吃苦受累。另外，你要注意，他们在恨着你呢。”
“不，既然已经开了头，那就得把事情做到底。这一次他们再也拖不下去了
他安慰了母亲一番。
果然，第三次地方长官再也无法把案子拖下去了：他和阿烈菲也夫的辩护人碰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个对这场战斗作了充分准备的厉害的对手。地方长官不得不依法作出判决：坐牢一个月。
上面所讲的这件事过后两年，我乘火车经过塞兹兰附近，在车厢里偶然遇见了马尔克·叶利札罗夫在塞兹兰的一个熟人。在交谈中他问起了马尔克·叶利札罗夫及其一家的情况，特别问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那个阿烈菲也夫确实在拘留所里呆了一个月。不管他怎样到处活动，还是没有能免掉。他的这桩丑事啊，弄得全城都知道了。在码头上，那议论就更多了。直到现在大家还一直记着呢。”
最初载于1924年2月24日《真理报》第45号
按德·伊·乌里扬诺夫：《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68年其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3版第35—38页刊印，根据报纸作过校订
[1] 指巴·季·叶利札罗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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