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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乌里扬诺夫一家在莫斯科的生活
（同德·伊·乌里扬诺夫谈话的速记记录）
1893年春我中学毕业。这一年夏天，我们跟前几年一样，住在阿拉卡耶夫卡田庄。但因为我向莫斯科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书，所以我们要到莫斯科去。
我们是这样决定的：妈妈、我、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妹妹玛尼亚（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到彼得堡去。我们全家一起乘轮船出发到下新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在下新城停留几天，因为他说，他要在那里会见几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只记得有一个姓罗扎诺夫的。这是哪一个罗扎诺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是做外科医生的罗扎诺夫，也不是在《南方工人报》工作的罗扎诺夫。这是下新城的那个罗扎诺夫。
在轮船上，除了我曾经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甲板上下过几盘象棋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
后来他留在下新城，我们则从下新城乘火车去莫斯科。
我们在莫斯科的第一个住所在大巴拉舍夫斯基巷，离绥廷巷不远，属大布隆娜亚和小布隆娜亚区，靠近特维尔林荫路。我记得这是教会的房子。那时莫斯科的房子还没有使用门牌号码，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取笑过这件事，他说：“怎么莫斯科还不编门牌号码，老是写着‘商人某某之寓’或‘商人太太某某之寓’”。他还碰上过这么个地址：“彼得罗夫公园，茅草岗棚附近”。他很不高兴地说：“天晓得这算什么地址，跟欧洲的不一样”。
我们的第一个住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来过。
后来我们搬到了波克罗夫卡的弗罗洛夫住宅。我们把整个住宅都租下来住了进去。也就是住在这儿的时候，妈妈头一回买了一架立式钢琴。这是一架有历史意义的钢琴，以后妈妈一直带着它到处搬家，先是在莫斯科，后来搬到沃洛格达，再后来又搬到萨拉托夫和萨马拉。
我们从波克罗夫卡的这个住所又搬到了沃兹涅先斯克胡同。这条胡同在新巴斯曼街，就在铁路桥的左首。我们是在1894年的春天搬进这个住所的。记得那时马尔克·叶利札罗夫买了第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重五十三俄磅。值得记一笔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用它学会骑车的。
我那时在大学一年级读书，马尔克在铁路局当会计师。我同他一起学骑自行车。1894年夏天，我们——妈妈和叶利札罗夫夫妇在柳勃利诺车站附近租了一所别墅。别墅是与马尔克的同事布朗热合租的。布朗热是个典型的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信徒。例如，他老是戒不了烟，他说他不抽烟，就是说既不买烟叶，也不买卷烟，但别人的烟他是抽的。记得他有时跑来跟我说：“德米特里·伊里奇，给我支烟抽，我牙疼得厉害”。托尔斯泰信徒一家爱打牌，打文特牌或朴列费兰斯牌。他们常常议论人世间的罪孽，说什么天底下的人都不好，只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个人说的是真理，除了他再没有别人了；至于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都是不值一提的。
那时住在这所别墅里的有：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安娜·伊里尼奇娜—叶利札罗娃、马尔克·叶利札罗夫，还有我和玛尼亚。
夏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这里。1893年的冬天他是在彼得堡度过的。因为母亲再三要他来，他就到我们这里来过夏天，同我们一起在别墅里住了个把月。
大概这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家里，因为，好象是在1894年初，他曾经同安娜·伊里尼奇娜和马尔克·叶利札罗夫一起参加过一个晚会，当时“维维”也在场。[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柳勃利诺学会骑自行车的。我选了一条有百米左右坡道的小路，决定在这条路上教他。布朗热也是在那里学会骑车的，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学骑车，并且很快就学会了。有时我们就在郊外骑车，但因为两个人只有一辆车，一个人骑车，另一个人只好步行，所以我们常常不骑车，各人带着一根手杖出去散步。我们常到莫斯科河边的彼烈尔瓦去。
我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们走着，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我们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为什么不着手建立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呢？”——这是因为在我头脑里还有着民意党人思想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猛地停住脚步说：
“干吗要建立这种组织？就算谋刺成功了，杀死了一个沙皇，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怎么没有什么意义，这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什么样的社会？你指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是那个打打牌，吃吃洋姜鲟鱼，对残缺不全的宪法抱有幻想的自由派的社会吗？你指的是那个社会吗？你不应该对这个社会发生兴趣，我们对它不感兴趣，我们应当想到工人，考虑工人们的舆论。马克思在西欧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正是因为工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革命的因素。”
我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住在别墅楼下的布朗热家有一架“明顿”打字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来了一份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及其注释，他把纲领译成了俄文。我就到楼下去，在打字机上打这个文件，那只是为了给自己看看而已。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
“你到楼下去，是在那里打字吗？这样做不合适，我再也不把纲领交给你了。”
“为什么不合适？”
“人家是跟我们毫不相干的外人，而你却跑去打字。很清楚，这是一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样做会泄密。要是能把打字机搬到这儿来，我就给你，要是拿到下面去，我就不给。”
我把打字机搬了上来。记得我们两个常常很晚还不睡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在打字机上嗒嗒地打起字来。他尽量打得飞快，我说：“这样会打错的。”
“不要紧，错了就改嘛。打字就要打得快，否则我还不如用钢笔写呢。
※ ※ ※
离开别墅后，我们就住在库尔斯克车站附近的雅柯夫列夫巷巴让诺夫住宅里，离卡尚内依巷不远。1894年的整个冬天，我们就住在那里。住的还是那几个人——叶利札罗夫夫妇和我们三个：母亲、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我。当时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还在中学里读书。
1895年初春，我们收到沃洛佳的来信，说他病了，医生诊断是肺炎，开始是流行性感冒，后来半边肺发炎了。母亲动身到彼得堡去。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恢复了健康——他的病不算很重。
1895年4月，他来到莫斯科我们住的巴让诺夫住宅。
他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同拉拉扬茨见了面。拉拉扬茨是他在萨马拉认识的一个同志，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十字”监狱蹲过一年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给我们讲解《资本论》第三卷，他读的是德文版，因为那时还没有俄译本。记得莫斯科委员会的马斯连尼科夫也到我们家里来过。这是安娜·伊里尼奇娜的同志，他跟我们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追求的平均利润率，谈到了地租以及所谓的级差地租问题。
这时别尔托夫的书[2]刚出版不久，我们有的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有的刚开始读这本书，大家津津有味听他讲解《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 ※ ※
1895年夏天，还是我们那几个人住在库尔斯克铁路布托沃车站的一所别墅里，离莫斯科二十九俄里。
这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完全合法的身分凭护照出国。他在国外会见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他带回来一只历史上有名的夹底箱子，里面装着秘密书刊。虽然冒了很大的风险，但他认为带这些书刊回来是必要的。他认为，每一个出国的人，不管怎样都应该带些秘密书刊回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国外回来后，曾到过我们住的布托沃车站的那所别墅。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他一起到莫斯科，在尼古拉车站送他返回彼得堡。
记得我们坐在“热情”街心花园里喝着酸牛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看见这个人吗？”
“看见。怎么啦？”
“他的脸庞的下半部分很象普列汉诺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但他总是称道别人的长处，比如说，对普列汉诺夫就是如此。他对普列汉诺夫的作用特别重视，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895年冬天我们住在曼苏罗夫巷的洛西科夫住宅。当时我在大学三年级读书。
这年冬天12月份，我们获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关在什帕列尔街的拘留所里。
先是母亲，接着是安娜·伊里尼奇娜赶往彼得堡，安排给他送吃的东西，而主要是送书。安娜·伊里尼奇娜安排给他送统计资料，供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用。
1896年夏天，我在斯摩棱斯克省教书，而妈妈、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则住在芬兰的一所别墅里，靠近白岛车站，这样可以离彼得堡近些，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近些，因为他还继续在坐牢，她们要为他安排送东西。
这年秋天，我到彼得堡住了几天，曾去拘留所探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时隔着两重栅栏，在栅栏中间有个看守人站着或来回走动。他不许会面的人用外语讲话，并监视会面的人，不许他们传递任何东西。这一切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监狱是什么样子的。不用说，它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十分沉重的。
后来我们三个人——马尔克、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我，住在莫斯科斯摩棱斯克花园街的米什克住宅。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拍照。当时马尔克养着一条弗里德种的森贝拿尔狗，他把那条狗也带去了。拍照时我们穿着家常便服，尽管摄影师表示反对，但我还是穿着乌克兰式衬衫，上衣的钮扣也没扣上，马尔克甚至没有戴上衬领。这次拍照十分随便，连那条狗也拍上了。我们把这张照片寄到监狱里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看了觉得十分满意，他说，这不是一张正式的照片，但却是一张很好的家庭留影。马尔克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都照得很好。
在等候妈妈和安娜·伊里尼奇娜从彼得堡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在索巴奇亚广场罗曼诺夫斯基住宅租了一个寓所。我们在这个寓所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897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拘留期满，于1897年2月获释，接着就要到西伯利亚去。他获准经由莫斯科去西伯利亚，并在莫斯科停留几天。他在那里超过了停留的期限，多住了两三天，但祖巴托夫终于设法把他赶走了。
他住在索巴奇亚广场我们那个寓所里，每天一早就到鲁勉釆夫博物馆（现名列宁图书馆）去，因为他要利用那里的资料供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用。他把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也带去了，让她帮助作摘录。
这一著作（就象是篇出色的论文），是一部独创性的巨著，对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作出了分析和研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当他得到通知要他收拾东西，离开拘留所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让他完成这部著作。他的工作已经上了轨道，现在却不知道，要到哪一个流放地去进行这项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途经莫斯科时，就已经知道，他要到叶尼塞斯克省去，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总督报到。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商人的私人图书馆[3]，他曾利用过这个图书馆的藏书。
家里人送他到图拉，我因有事（现在记不起是什么事了）没能去送他。妈妈、叶利札罗夫夫妇——马尔克和安娜·伊里尼奇娜，还有玛尼亚都去了。他们送他到图拉，然后郁郁不欢地回到了家里。
1897年夏天，母亲派我到科库什基诺去，处理一些经济上的事务，因为当外祖父亚·德·勃兰克去世时，他的产业分给了几个女儿。
1897年冬天，我们仍住在索巴奇亚广场的那个寓所里。1897年11月，警察对我进行了搜査。在1896年到1897年，我开始在工人小组中进行革命活动。
如果知道要进行搜查的话，通常总会有所准备的。但这次搜査却完全是突如其来的。
我们家里有间前室，前室有一道门直通我的房间，右首的一道门是通往餐室的，家里其他人都住在餐室的那一边。
当时我家的女工正站在院子里寓所的门边，这扇门没有关上。一个穿便衣的人问她我在不在家，并立即跑了上来，后面跟着警察。女工甚至来不及通知我一声，他们就直接冲进了我的房间。我看见警察进来，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的房间里，在那挂圣像的地方，挂着一具颅骨—— 因为我是学医的。一个警察问：“要把颅骨摘下来吗，阁下？”头子回答：“对，摘下来看看，虽然那个地方你大概是什么也找不到的。”我就说：“你们要在死人脑袋里找革命思想吗？”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装金属杂物的口袋——那里装的是学生制服上的钮扣。“啊，这下可找到重要的物证了，这口袋里大概是铅字吧。”他们连忙打开口袋，里面原来是钮扣。
我被送进了监狱。这一天是11月7日。一直到1898年8月，大概有十个月时间，我先被关在特维尔警察分局，后来在“塔甘”监狱坐牢。我在那里经受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我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门口写着：“秘密国事犯”。
我们一家在莫斯科时期的生活大致就是这样。
1938年5月9日于哥尔克
最初载于德·伊·乌里扬诺夫：《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64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4—51页
按德·伊·乌里扬诺夫：《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68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3版第56—63页刊印
[1] 参见本卷第34页脚注①。——编者注（“维维”即瓦·巴·沃龙佐夫。——译者注）
[2]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这本书是在1895年用“恩·别尔托夫”的笔名出版的。——奥·乌·注
[3] 指格·瓦·尤金的图书馆，列宁在去流放地途中停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期间，曾利用过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奥·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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