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1970)

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所作的报告

(1925年1月)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我在这里谈一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其中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具有坚定的目的性,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活动都服从于一个明确的目标。
  他认识到,思想一掌握了群众,就变成物质力量。
  然而在深入群众之前,他决心在理论上狠下功夫。
  最小的哥哥坐牢的时候,伊里奇写信给他说:“……一般地‘读书’,没有多大好处。”[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有系统地进行学习,他深入钻研书本,随手作摘录。
  他善于学习,从不白白地浪费时间。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出发去西伯利亚流放地之前(他获准自费前往流放地并在莫斯科逗留几天同母亲会面),他也利用了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去鲁勉釆夫图书馆查阅他写作上需用的书籍。
  在国外时,他也常去图书馆里埋头用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没有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头往往很拮据),而主要是由于在图书馆里他能安静地,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工作。在那里没有来访者和其他人去打扰他。
  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是一位有多种生活爱好的人。郊游是他喜爱的一种休息。他总是设法寻找从未到过的、风景优美的地方,主要是人迹稀少的地方,骑自行车去郊游。这使他能摆脱脑力工作,解除在侨居生活环境中因分成不同集团、派别等等而经常引起的神经紧张,从而得到真正的休息。
  在国外时,除了短时期到乡下去休息(当然,在这期间他也不中断政治活动)之外,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月,甚至有哪一天他不为党操心,不为党所经受的挫折而痛苦,不为党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之后,医生一再嘱咐他要多加休息。我看到他不好好听从医嘱,就提醒他,可他总是对我说:“我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要考虑。”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不能起床,医生看到他的心情很郁闷,就建议他跟一些同志见见面,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准谈政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不同意这个条件。“这些怪人,”医生离开之后,他对我说,“他们竟以为政治活动家在久别之后能够不谈政治,而去谈别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致力于革命工作,革命工作中的任何挫折都使他感到万分难受。在帝国主义战争年代,连那些革命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也沾染了沙文主义,这使他感到恼火、痛苦和愤慨。要充分理解他的心情,就得重温他当时写给施略普尼柯夫[2]和柯伦泰[3]的那些信件。他竭力要撕下这块帷幕,哪怕能撕下一点也好,以提醒工人们注意。但是这种机会是那样的少,同国内的联系又是那样薄弱。于是他不断写信给为数不多的通讯员,催促他们,坚决要求他们。
  例如,1916年3月19日他在寄给柯伦泰同志的信中写道:“请您张罗、打听、査问、责骂、催促、注意一下!”[4]
  后来,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胜利了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他同样要求令出必行并检査执行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联系群众,他经常了解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并通过这一途径来检查苏维埃政权和党的各种措施的执行情况。
  在刚刚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他甚至常常跑到彼得堡的小饭馆里去,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听到工人们的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要求。
  他在流放地也继续同群众保持接触。在那里,他在法律事务方面给当地农民出主意,通过各种方式同他们建立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年侨居国外,他经常向每一个刚到国外的人详细询问各个方面的情况,他特别喜爱同直接与群众接触的工人交谈。


  最初载于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4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08—110页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杜第2版第107—109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27页。——编者注

[2]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3]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

[4]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84—385页。——编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