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列宁的批评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保罗·勒·布朗《不再需要阅读列宁著作的十个理由》（2008）

2．列宁的批评者

　　（在使自由让位给必要性的过程中，马克思）做了他的革命导师罗伯斯庇尔在他之前做过的事，而他最伟大的弟子列宁，在一场由他的教导所激发的最重大的革命中，继他之后做了同样的事情。人们习惯性地把所有这些投降，尤其是列宁的最后一次投降，看作是早已注定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很难对这些人做出判断，我们很难根据他们（特别是列宁）自己本身的行为做出评判，而不把他们仅仅是作为某种运动的先驱者。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列宁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至今并没有一个权威传记，虽然他不仅是一个“更好”的人，而且是一个简单得多的人;这也许是因为他在二十世纪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扑朔迷离和难以理解。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

　　在20世纪革命家中，按照非列宁主义的学者罗伯特·C·塔克（Robert C. Tucker）的说法，列宁“在很多方面都是最杰出的一个，也是最有影响力一个”。^[2]很自然，他因此吸引了无数批评者，有些来势汹汹。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列宁的人来说，有必要通过阅读这些多如牛毛的批评者来了解他——当然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你可以对列宁提出许多批评。然而，批评的性质往往很难与批评家的政治取向区分开来。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主要有四种有影响力的批评角度：

　　•一种保守主义的角度，认为革命本身就不可取，尤其是拒绝社会主义的民主、平等主义的理想，因此谴责列宁对这些事情的承诺；
　　•一种批判角度，包含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主义理想，但批判列宁所谓革命乌托邦主义，因为其结果适得其反，带来了民主和平等的对立面；
　　•一些口头上忠于民主的批评家，他们并不关心民主的实现，与此同时他们试图否认列宁身上存在着真正民主的品质——这种倾向在参加过1946年至1990年冷战反共运动的学术界中尤其盛行；
　　•一种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激进行动主义者有关的批评模式，他们热切关注实现民主和自由意志理想的实际问题，并且认为列宁主义是实现这些理想的障碍。

保守派评论家

　　保守派的斯蒂芬·T·波索尼（Stefan T. Possony），作为许多厌恶列宁的传记作家之一，是这样描述他的：

　　自以为是，粗鲁，苛刻，无情，专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律，狡猾，不宽容，固执，片面，多疑，疏远，不合群，冷血，野心勃勃，目的性强，睚眦必报，怀恨在心，一个只有在认为危险不可避免时才敢于面对的懦夫——列宁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法律，还对此心满意足。

　　一位更著名的保守派人士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29年解释道，尽管他愿意承认列宁身上有着吸引人的个人品质，但是：

　　无论是哪个亚细亚征服者——帖木儿、成吉思汗，都无法与他在造成死亡上的声名相提并论。列宁是一个大否定者。他否定一切。他否定了上帝、国王、国家、道德、条约、债务、租金、利息、自古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有书面的或隐含的契约，以及从根本上来说否定了整个人类社会结构。

　　用波索尼的话说，列宁挑起了“世界上自由与极权的大斗争”。这与丘吉尔1919年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们向文明世界宣战了，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他们的首要条件是推翻和摧毁所有现有机构以及目前在世界上存在每一个国家和政府。他们也想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联盟，但却是一个失败者的联盟，一个罪犯的联盟，一个不健康的联盟，一个叛变者的联盟，一个病态的联盟，一个精神错乱的联盟，一个发狂者的联盟;而且，正如列宁所正确宣称的那样，它们以及我们自历史之初就建立起来的文明秩序之间，既不会休战，也没有协议。^[3]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波索尼和丘吉尔——就像他们的许多思想上的同伙一样——都相信某些个人、某些阶级和某些种族比其他人优越。他们也认为，革命会运用平等和“人民统治”的乌托邦概念的名义来打倒那些知识和文化素质优越的人，破坏文明的基本结构，为混乱和暴政铺平道路。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列宁是一个怪物，他致力于推翻目前的社会秩序，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全新的、彻底民主的社会。^[4]
　　因此，我们当中那些不认同传统、保守的思想的人，有理由对列宁的这种评价提出质疑。当然，对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尖锐批评，并不依赖于丘吉尔的反动口才，也不依赖于波索尼的人身攻击。事实上，那些真正了解列宁的人是不会同意对列宁个人的诋毁的。列宁尖锐的政治对手、著名的孟什维克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Raphael Abramovitch），一个认识列宁本人、在1916年瑞士流亡时拜访过列宁和他的伴侣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的人 ,回忆说：“很难想象有比家庭生活中的列宁更加简单、友善而谦逊的人了”。另一位孟什维克领导人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也表示同意，“列宁的性格中没有任何自我骄傲的迹象”，他寻求的是“与他人在一起时获得知识，而不是找机会炫耀自己”。^[5]有趣的是，这些评论在俄罗斯出生的美国记者艾萨克•唐•莱文（Isaac Don Levine）早期的一本基本被人遗忘的书中得到了记录。莱文是一个反共右翼的著名人物，他对列宁的批评毫不妥协，但他对列宁生活的细节充满了感情。1924年莱文对列宁做出的勾勒（毫无疑问是丘吉尔1929年言论的来源）超越了狭隘的政治界限。莱文评论说，这位共产主义领导人“从与孩子们交往和娱乐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他“对猫有一种女性化的弱点，他喜欢抱着猫玩”。这位知识渊博的记者报道说，列宁的其他爱好还包括骑自行车、业余摄影、下棋、滑冰、游泳、打猎——尽管列宁有时并不喜欢真的射杀动物（“嗯，你知道，它太漂亮了，”他说的是一只狐狸，他拒绝杀死它）。根据消息灵通的英国特工布鲁斯•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的说法，他是“现代‘徒步旅行之父’……他热爱户外生活”。当然，列宁对音乐非常喜爱——与那些说他“放弃了贝多芬”以保持“强硬”、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形象的谣言相反。列文说：“列宁在瑞士生活期间，非常喜欢政治移民们自己即兴创作的家庭音乐会。当一个演奏者或歌唱家真的很有天赋时，列宁会把头靠在沙发上，把膝盖抱在怀里，全神贯注地听着，仿佛他正在经历一件非常深奥而神秘的事情。”^[6]
　　精明的反共人士莱文还强调了其他一些更明确的政治品质，即“言简意赅、行动积极、实事求是”的个性，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尽管“在方法上极其灵活和多变”，“学识”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他“支持自己的论点的能力很出色”。虽然他有能力“欣然承认战术上的错误和失败”，但他从不愿意考虑“他的伟大思想可能是有误的”（比如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列文总结说：

　　列宁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把这种不可动摇的、近乎狂热的信念与毫无个人野心、傲慢或骄傲结合起来。列宁十分无私，性格无可指责，生活习惯近乎苦行僧，与人直接接触时极为谦虚和温和，尽管他对待政敌的态度专横而嘲讽，但他的政策却大胆而有煽动性……^[7]

　　事实上，这些政策一直是其他批评者关注的焦点。

社会主义的批评

　　在1962年孟什维克元老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关于俄国革命的描述中，我们没有发现对波索尼等保守主义者来说似乎无比重要的对列宁的个人攻击，而是发现了他指责列宁不够马克思主义：“列宁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观点与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结合在一起。在二月革命（1917年推翻君主制）之后，乌托邦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孟什维克们认为，必须看到“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布尔乔亚性’（也就是资产阶级性）和俄国无产阶级因为历史必然性导致的政治自我限制。”
　　列宁的乌托邦主义包括：永远倾向于“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并且没有意识到，在落后的俄罗斯，“数量上弱小的工人阶级，淹没在一亿农民和城市下层中产阶级的巨大群体中，如果掌权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在取缔了专制主义之后完全没有能力在资产阶级民主秩序的框架内承担权力的负担。相反，到1917年，列宁愚蠢地领导了一场由农民支持的工人革命，在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了激进的民主制度，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步。”
　　当事情不可避免地出错时，列宁的政权急剧偏离了最初的超级民主（super-democracy.）。到20世纪20年代初，孟什维克最杰出的领导人朱利叶斯•马尔托夫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现实已经粉碎了这些幻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式的冒进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激进民主，而是带来了一场大混乱，导致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建立了“官僚主义、警察、一支拥有独立于士兵的指挥官的常备军，以及凌驾于社会控制之上的法院，等等”。^[8]
　　孟什维克的批评——列宁拒绝他们的“工人-资本家联盟”的概念导致了灾难——是清晰而雄辩的，似乎在很多方面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罗斯现实。然而，我们也发现，这种说法并非无懈可击。除了布尔什维克，它还遭到了其他一些人的反对，包括主要的左翼社会革命党成员、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些孟什维克。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有时是列宁的同事、有时是列宁的批评者的人——西蒙·利伯尔曼（Simon Liberman）和安吉莉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
　　利伯曼是孟什维克，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因此有能力监督孟什维克们拟议中工人-资本家联盟中潜在的资本主义伙伴的观点。利伯曼回忆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沙皇政权，把它看作是封建主义的遗毒。他们认为工业资本家是这个政权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接管政权。”这是个好消息——但是立刻被坏消息淹没了：

　　但是，工人阶级才是这场反对沙皇主义及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唯一真正的战斗力量。工业资本家既怕工人，又怕农民。他们公开宣布，他们愿意、也准备与沙皇政权和平相处，以抵挡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的欲望和诉求。^[9]

　　安吉莉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在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第二国际）中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是活跃在欧洲多个国家的俄国革命家，在沙皇被推翻后回到俄罗斯时，她曾与列宁密切合作，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她以坦率的批评家身份与列宁决裂。在193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她解释道：

　　像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接受的训练是社会主义革命会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先锋国家开始，同时列宁对俄国事件的分析在我看来几乎是乌托邦式的。但后来在我回到俄罗斯之后，我完全接受了这种分析。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如果革命者——包括许多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没有说服农民、工人和士兵在俄罗斯进行一场影响更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沙皇主义或某种类似形式的独裁统治就会恢复。^[10]

　　当然，利伯曼和巴拉巴诺夫自己也对列宁的观点和政策提出了批评（尽管他们对列宁的目标、智慧以及他积极的人格品质表示了有趣而明显的尊重）。他们的批评集中在他们认为他在可怕的内战时期对苏联政权的独裁堕落负有责任。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对列宁的各种社会主义批评，它们之中都有一个非常务实的关切，即如何增进工人和受压迫者的利益。
　　列宁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批评家、杰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她在1918年写出的深刻批判《论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她在帮助建立德国共产党的几个月前写了这本书，但她很快就在推动德国工人革命的一次冒进努力的失败后牺牲了。她评论说，“只有一个知道如何领导、如何推进事态发展的党，才能在风雨交加的时候赢得支持”，她断言，“一个党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所能提供的勇气、革命的远见和一致性，都在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同志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但她对共产党针对各反对党派的威权主义政策进行了尖锐的反对，坚称“自由永远只属于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只有不受阻碍、充满活力的生活……才能带来创造力”，来“纠正所有错误的尝试”。卢森堡强调，劳动大众需要通过有着“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以及“舆论自由竞争”的“普遍选举”来行使对社会的控制。她进行了一番大胆的剖析：

　　“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才开始的;它并不是作为某种圣诞礼物送给那些在此期间忠诚支持少数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有价值的人。社会主义民主与破坏阶级统治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需要同时开始。这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这不仅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与列宁本人不久前所表达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在全球孤立和外国入侵的影响下，最初扩张的苏维埃民主政体崩溃了，而卢森堡并没有把责任归咎于新的苏维埃政权。她写道：“如果我们期望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召唤出最富有活力的民主、最模范的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么我们就是在强人所难。”急剧削减自由和民主准则的紧急措施是可以理解和辩解的。“危险只是在于他们把情势所迫的权宜之计固化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策略的典范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越来越倾向于妖魔化异见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并将俄罗斯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美化为“无产阶级专政”，这让她发出尖锐的警告：“他们给国际社会主义做出了糟糕的榜样，虽然他们为之奋斗和受苦; 他们想把俄国由于形势所迫而造成的一切扭曲现象作为新的发现，放进它的宝库里。”值得补充的是，这不仅是国际社会主义的糟糕榜样，而且（正如巴拉巴诺夫、利伯曼等更长寿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还使得在陷入困境的苏维埃共和国内建立了一种政治文化，促成了后来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的成形。^[11]

学术界的批评

　　与卢森堡和传统的孟什维克的批判不同，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对列宁的更深层次的批判，尽管肯定受到了孟什维克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潮流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这种新批评常常抱有对自由派、甚至是残余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但它却是在学者和思想家中间发展起来的。与早期的孟什维克不同，这些人不倾向于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而是倾向于在美国领导的为了和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反共产主义运动中找到一个知识分子相对舒适的缝隙。自冷战结束以来，对革命政治活动不感兴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中一直抱有这种倾向——这无疑影响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列宁关于“组织问题”的思想的理解、阐释和误读。
　　拉尔斯•李（Lars Lih）认为对列宁的“教科书式解读”，是从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怎么办?》中的这句受到严重扭曲的话开始的：“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2]这被认为典型地表现了列宁令人震惊的傲慢和严重的精英主义。通过在一项卓越的、庞大的、详尽的研究，他在2006年的《重新发现列宁》（Lenin Rediscovered）一书中，对这段话进行了语境化的解释：

　　列宁讲述了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两股强大的力量如何相互靠拢的故事。一股力量——受社会民主主义启发的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在《怎么做?》的第一章中讨论过了。现在，列宁将告诉我们另一股力量，即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罢工运动。他描述了罢工运动，赞扬工人们日益增长的目的性，并断言工人们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让社会民主主义者信服。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需要，并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相互靠近……^[13]

　　然而，在反共学者的“教科书解读”中，却传播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本1962年出版的有关冷战的初级读物，作者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 V. Daniels）曾断言，列宁的小册子反映了“一个对党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的独特的、全新的概念”。列宁的政党不是一个致力于阶级斗争的民主的群众工人党，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专业革命家’团体，致力于推着革命群众前进。”他们声称，列宁主义的前提是“人民如果任其发展，就不会革命”，而“工人阶级运动只有通过有创见的知识分子的领导，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维模式传授给工人，才能实现革命”。A·J·珀兰（A.J. Polan）在他1984年的著作《列宁与政治的终结》中更简洁地总结了这一点，他声称列宁1902年的小册子“认为一个革命党必须与人民的意识作斗争，并为他们提供科学的、革命的政治思想”。^[14]
　　亚当·乌拉姆（Adam Ulam）所著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 1965）中，作者借列宁之口宣称：“工人中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意识。”这用来支持以下观点：列宁认为只有像他本人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才适合领导无知的、无法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被李（Lars Lih）对列宁观点的解释和重述所化解了：“发动19世纪90年代中期英勇罢工的俄罗斯工人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意识，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当时会有。”这是对19世纪的具体状况做出的观察。然而，在乌拉姆笔下，列宁却认为工人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如此。这一奇怪的概念在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中都出现过——例如，阿尔弗雷德·G·迈耶（Alfred G. Meyer） 1956年的著作《列宁主义》（Leninism）告诉我们列宁“一般来说的观点是无产阶级没有意识，也不可能有意识”，詹姆斯·D·怀特（James D. White）最近在《列宁，革命的实践与理论》（Lenin,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Revolution；2001）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始终游离于工人阶级之外，因为工人阶级永远无法超越其狭隘、物质的阶级利益”。^[15]
　　这毫无道理。在列宁的著作和传记中，以及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都有大量的材料来反对这样的论断。从逻辑上讲，如果列宁认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天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那么他怎么可能把他的著作和一生都奉献出来为社会主义（人民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统治）而战呢？如果列宁的思想和组织对他们如此蔑视，人们能解释为什么大批有思想、有能力的工人会被吸引到列宁的党内来吗? 如果他列宁真的抱有冷战批评者所说的这种意识形态，他的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变成一个有能力发动革命的大众工人党的。然而，与社会主义批评家相比，学术批评家更关心列宁的负面品质，而不是列宁的观点在争取工人解放和克服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中是否有意义。这显然加重了他们的批评，并展现了他们分析中的不足之处从何而来。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量社会历史学家进行了一系列更为严肃的研究，他们认真对待革命工人运动并把列宁和他的政党置于这一背景下分析，并对“列宁主义”的含义提供了重要的见解——既有积极的，也有批判的。^[16]
　　然而，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史学界对俄国革命的解读出现了强烈的反弹，不仅重新激活了旧的冷战思维，而且理查德•派恩斯（Richard Pipes）的《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91）等作品更注入了一种辛辣的保守主义。彼得•科涅斯（Peter Kenez）总结说，派普斯的书中认为列宁是“头号恶棍”，从青年到去世都被描绘成“一个傲慢、反社会、野蛮的怪物”。确实，科涅斯指出，“作者对革命者的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不再是一名历史学家，而是成为了革命者的起诉人。”派普斯对大多数人的看法符合典型保守主义的模型：“（人是）被‘愤怒、嫉妒和各种各样的怨恨’驱使的非理性生物”，终于掀开了压制他们的“由敬畏和恐惧做成的盖子”，但最后却沦为被列宁和其他革命知识分子操纵的棋子（这是罗纳德•苏尼（Ronald Suny）的恰当总结）。派普斯的视角比大多数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学者都要更加偏向右翼。但是，如果说到帮助我们理解如何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理解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和失败的话，他和很多其他学者的观点都乏善可陈。^[17]

激进行动主义者的批评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激进的行动主义者对列宁主义提出了很多的批评。有意思的是，他们与经常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前文提到的其它对列宁的批评中的部分或者全部。他们的批评经常看起来很肤浅，很无知，而且（就像来自学术界和冷战意识形态战士的批判一样）不是特别一致。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其他的思潮被当代行动主义者借鉴，而它们的思路更清晰、观察更透彻。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亲历者对列宁最有力的批评之一就是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雄辩的回忆录《布尔什维克的神话》（The Bolshevik Myth, 1925）；最出色的对俄国革命采取批判性态度的历史学家之一保罗·阿维利奇（Paul Avrich）所著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The Russian Anarchists）和《喀琅施塔得1921》（Kronstadt，1921）是必读书目，这两本书带有的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使得它们的学术严谨性不减反增。批判的重点集中在内战造成的灾难和战后的独裁。这些观点与一些如巴拉巴诺夫、利伯曼、甚至包括亲布尔什维克的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等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意见有所交叉。他们批判的东西主要是列宁主义后来的发展历史，而非列宁主义的早期历史。甚至可以说，列宁的核心思想本身，和对1917之年之后的种种问题做出的批判，二者并不是不能兼容的。这一点我们在导言的后面专门论述。^[18]
　　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某些方面重合的另外一种批判，把矛头对准了列宁更为核心的思想：（a）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斗争的决定性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b）工人（或任何革命力量）的目的就应该是夺取国家政权。相反他们认为坚定的行动主义者应该与各种受压迫的人民站在一起阻止资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全球化”，努力去创造“自由空间”、自由地带、自由的绿洲和社区，并使其不断地增殖复制，互相连接从而产生一个越来越美好的世界。这种思想是否就能比列宁的观点更有效、更持久呢？答案仍未可知。^[19]
　　还有一种对列宁主义其他核心方面的批评，来自曾经是列宁主义阵营的一份子的行动家们。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位女权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行动主义者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她针对列宁主义政党和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以及一些党外功能性团体（如工会，社区组织，女性解放组织，反战联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一个成员同时面对某一自发团体和（列宁主义）组织的时候，将会面临忠诚取向上的分裂。理论上讲，政党的地位更重要。他面对的选择就是要么离开政党组织（这好像就是主动脱离社会主义阵线）、或者忽视中央的指令（这样就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要么就必须接受党的纲领（即使你感到这样做将会伤害这个自治团体）。因此，无论这位社会主义者有多么非宗派主义，他或她都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残酷的选择，以满足一个认为遵守党的纪律高于帮助他人自主活动的政治意识形态。”

　　她还说：“如果你认可高度的集中制，并把自己定性为以夺取政权为首要任务的职业革命者，你必然就会削弱广大群众性自发团体的自主和自信。”^[20]
　　尽管有很多列宁主义者或将来变成为列宁主义的团体是有着某种程度的严格的管理，但这不代表存在着某种“列宁主义管理的铁的法则”。事实上，还有很多相反的案例：开放、诚实、有创造力、有原则的列宁主义者积极帮助工会或社会运动等团体。
　　1930年代的美国劳工斗争就为罗博瑟姆女士提供了这些相反的案例。有一位妇女紧急旅（Women’s Emergency Brigade）的老兵，她曾参加过1937年的“弗林特静坐大罢工”（Great Flint Sit-Down Strike），并帮着组建过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多年以后她回忆说：“我知道有一个社会主义党和一个共产党参与其中。我虽然不属于哪个政党，但我感觉如果没有他们给我们的培训和诀窍，我们就不可能做得那么好。”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是关于托洛茨基派的邓恩兄弟（Dunne Brothers）的，他们曾经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市帮着组建了卡车司机工会。后来在1934年该市工人大罢工中担任领导人的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回忆道：“我对于格兰特·邓恩（Grant）和迈尔斯·邓恩（Miles）两兄弟在罢工期间的表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做什么事情，并勇敢地去做……我推测如果当时我也加入过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我就也能像他们那样了。”邓恩三兄弟中的老大文森特·雷蒙·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实事求是地解释说：“我们的策略就是组织和建立强有力的工会，以便工人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推动现有社会秩序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的记者和目击者查尔斯·拉姆福德·沃克（Charles Rumford Walker）评论说，足足有四五百名认识邓恩本人的工人都认为他非常“诚实、聪明、无私，是个棒得很的卡车司机工会组织者。大家一直知道他是个赤色分子，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们还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这些积极正面的案例，但这确实也抹杀不了那些有问题的案例。关键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自然结果。^[21]

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与民主集中制

　　我们已经提到过冷战时期的学术界特别关注列宁在组织建设方面的观点，并经常有所歪曲。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干扰到我们近期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批判讨论，因此我们在导言里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阿尔弗雷德·G·迈耶在其1956年发表的影响广泛的《列宁主义》一文里说，虽然“列宁总是嘴上使用‘民主’这个词，热切希望向大家表示他没有抛弃民主的传统，”但事实上“他不相信任何的讨论，认为讨论是在浪费时间，会削弱党在行动中的团结。”罗伯特·丹尼尔斯在其《共产主义的本质》（The Nature of Communism,1962）一文中也附和道：列宁虽然想表现得很民主，但他更希望“革命政党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秘密精英团体。”据迈耶的说法，“列宁建立的处理问题的准则非常著名，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它希望“党作为一个纯粹的集体主义组织，党员们要自由、自愿和愉快地服从高级党员强加其上的领导。”丹尼尔斯还说：“列宁是不会受到民主障碍的约束的”，“民主集中制”，其中集中要远高于民主，它是列宁糅合理想与现实的准则。^[22]
　　这些观点继续在21世纪回荡，一些有名且受人尊敬的学者将之付诸大学教育的课本，这自然就会影响到那些学生行动主义者。迈克尔·科特（Michael Kort）在其《苏联巨人》（The Soviet Colossus, 2006）一书中写到：“列宁的职业革命者被组织到一个秘密的、集中管理且等级分明的网络中”，“政党可以发号施令告诉工人阶级做什么，党的中央委员可以统治全党” ，这个领导团队按照在1905年首次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行，但事实上“集中远胜于民主。” 约翰·古丁（John Gooding）在《俄国的社会主义》（2002）一书中写道：“由于工人阶级没有能力成为一支有效的革命力量，”列宁就强调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人数较少，纪律严明，组织秘密，等级森严，其成员必须是职业化的、彻底忠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来领导被动的工人阶级”。大卫·马普尔斯（David Marples）在《列宁的革命》（2002）中认为，“民主集中制这种管理体制要想发挥作用，必须要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形式由少数负责的、经验丰富的革命者来做出重要的决定。居于工人阶级之上的这个少数人政党最终导致了独裁。”^[23]
　　这些都是神话，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想法不是这些学者说的这样。
　　为这些学术成果（尤其是冷战时期的）说句公道话，那个时代“列宁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例子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它对“列宁主义”的解读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完全听从于斯大林及其同伙的荒诞曲解。按照斯大林的解读，列宁的组织原则是：

　　“（a）相比于无产阶级的其他组织，如工会，互助社，政府组织，党是无产阶级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它的职能就是推广并指导其他组织；（b）只有党成为领导力量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c）只有唯一的政党——共产党才能完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d）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粉碎压迫者和将阶级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就不可能实现。”^[24]

　　斯大林主义中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员们可以“民主地”向领导层报告主意和信息，可以“民主地”讨论如何执行领导层的决策。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一个发言人V·G·索林（V. G. Sorin）曾解释说：“党的执政者是领导人，如果说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么领导人们就是先锋队中最为先进的成员。”他还强调：

　　“共产党的特征就是严格的纪律性，党组织发出的所有指示，全体党员都要无条件地严格服从。严密而毫不松懈的纪律，不仅在地下工作和反沙皇斗争中是必须的，而且在在国内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是必要的。”

　　索林总结说：“纪律越严格、党越强大，资产阶级就越害怕。”^[25]
　　“民主集中制”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完全走到了本意的反面，而且这个词也根本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少数派（列宁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的发明。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对手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将这个词引入社会主义运动中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扩大工人阶级基础，而两派也走得越来越近。
　　孟什维克的一份提案里说“社会民主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组织”，“事关组织整体的行动……必须征求全体成员的同意”，“下级组织（如党支部）的决议如果与上级组织（如国民议会，党代会）的决议相违背，就不能执行。”一个月后布尔什维克也提出了一份提案，称“鉴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毋庸争辩”，我们呼吁应“讨论选举原则的广泛应用”。“虽然我们允许被选举的中央在宣传和实际行动中全权负责，但同时他们必须可以随时被召回，行为要被广泛公开，而他们要严格（对党员）负责。”^[26]
　　列宁总结说就是“讨论自由，行动一致”（freedom of discussion, unity of action）。在列宁看来，革命政党“必须要团结，但是在团结的组织内部，允许对党的问题展开广泛而自由的讨论，允许同志式的自由批评和对党内生活发表意见。”1906年他总结道，也就是要“保障所有少数派和所有忠诚的反对派的权利，……确保党的所有公职人员都是经选举产生的，对党负责并服从于党。”他解释说：“民主集中制和地方党组织自治的原则都普遍允许广泛和充分的自由批评，只要它不影响具体行动中的统一性。”因此虽然党要求党员要忠诚于党，服从党纲，但它的组织原则已经为地方自治和自由批评提供了空间和制约。^[27]
　　列宁关于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组织上的观点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八点（关于它们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详见《列宁与革命党》一书）：
　　1．工人政党必须首先要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纲领，必须在推进社会主义斗争的行动中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2．党员们必须认可党的基本纲领，并在行动中共同发展和实施党纲，以一个集体共同管理组织；
　　3．只要可能（即使在沙皇时期），党应该公开地、民主地运行，从上到下都实行选举制；
　　4．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全体党员代表大会，代表们必须是由每一个地方党支部民主选举产生。党代会必须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但开会前必须要把党员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内部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板报讨论或者展开专门的会议）；
　　5．在两次党代会之间，由党代会选举并对党代会负责的中央委员会，要以党纲和党代会的决议为基准，确保党的凝聚力和统筹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可以设立一些下属的临时机构（如政治委员会、组织部）每周甚至每天监督党组织的运行情况。这些党的领导机构有责任向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传达全党的经验、活动和决议，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也有责任向领导机构告知他们的经验和活动；
　　6．假如在革命纲领的框架内，党内在一些理论、方案、策略和具体实践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党要针对这些问题组织开放性的讨论和辩论，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尤其要这样。受限于时间、地点和客观局势，这些不同意见应当广泛公开。要确保所有党员都能积极参与到讨论过程中，并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向全党发出自己的声音。讨论时可以按照某个观点进行分组，甚至某些成员会提出一些全面的纲领试图让全党采用。这样就为不断推进党内政治的透明度和党纲的发展创造了基础，这对于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7．所有问题都应该通过民主投票决定，多数人赞成的即为通过，此后少数不同意见者依然要保持对党的忠诚，尤其避免破坏已通过的民主决议。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要在具体实践的检验中学习成功的、部分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8．党的基层组织虽然要在党纲和党代会决议的框架内开展活动，但它仍享有自治权和对成员的民主管理权。
　　以上就是列宁详细阐述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含义，一个革命先锋队组织就应该照此执行。这些原则，或多或少也是1920年前布尔什维克真实运行的写照。^[28]
　　我们还需要追溯列宁主义的实际倾向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它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击败和歪曲的，还要考虑它在几十年之后可能产生的影响。

^[1]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论革命》（On Revolution）（伦敦: 企鹅出版社，1990），65页。

^[2] 罗伯特·c·塔克（Robert C. Tucker），《列宁与革命》（Lenin and Revolution），收录于罗伯特·C·塔克主编《列宁选集》（The Lenin Anthology）（纽约: 诺顿出版社，1975年），第25页。

^[3] 《列宁: 强迫性的革命》（Lenin: The Compulsive Revolutionary）（芝加哥: 亨利·雷格里公司，1964年），斯蒂芬·T·波索尼（Stefan T. Possony）著，第392页;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战后: 1918 - 1928年世界危机》（The Aftermath: The World Crisis 1918–1928）（纽约: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1929），64-66页;马丁·吉尔伯特，《温斯顿·S·丘吉尔，第四卷: 1916 1922，罢工的世界》（Winston S. Churchill, Volume IV: 1916–1922, The Striken World）（波士顿: 霍顿·米夫出版社，1975），903页。

^[4] 罗素·柯克（Russell Kirk）的《保守思想: 从伯克到艾略特》（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芝加哥: 亨利·雷格里公司，1960年出版）是保守主义观点的经典阐述。波索尼的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在纳撒尼尔·韦尔和斯蒂芬·波索尼的《智力的地理》（The Geography of Intellect）（芝加哥: 亨利·勒涅里出版社，1963）中被“科学地”解释出来，参见第144,147,266,267,268,271,288,289页。关于丘吉尔，请参阅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丘吉尔》（Churchill）（伦敦: 辛克莱-斯蒂文森出版社，1994）中的大量引文和文献。

^[5] 这两句话都引自伊萨克·唐·莱文（Isaac Don Levine）《列宁》（The Man Lenin）（纽约: 托马斯·萨尔茨出版社，1924年）,13页，36页

^[6] 同上，157,160,176页。有关反音乐的传说更广泛的研究，参见保罗·勒·布兰克（Paul Le Blanc），《马克思，列宁，和革命经验: 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和激进主义研究》（Marx,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Studies of Communism and Radic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83-85页。

^[7] 列文（Levine）：《列宁》（The Man Lenin），179、192、193。列文的保守主义历程（原因来自于幻灭的自由主义而非传统的精英主义）在理查德德-基德-鲍尔斯（Richard Gid Powers），《不是没有荣誉——美国反共主义》（Not Without Honor——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Anticommunism）一书中有所记载。（纽约：自由出版社，1996），99，149，229，230页

^[8] 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Raphael Abramovitch）: 《苏联革命》（The Soviet Revolution）（纽约: 国际大学出版社，1962年），210、214、216页; 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少数人的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Minority），收录于欧文·豪（Irving Howe）编《社会主义基本作品》（Essential Works of Socialism）（纽约: 矮人书出版社，1971年），第261,262页。亚伯拉罕·阿舍尔（Abraham Ascher）在《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一书中对1903-1921孟什维克及其著作的片段进行了调查。也见齐瓦·加利利（Ziva Galili）精彩的著作，《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领袖: 社会现实与政治策略》（The Menshevik Leader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ocial Realities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1917年之后孟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史可以在安德烈·利比奇（André Liebich）的《彼岸: 1921年后的俄罗斯社会民主》（From the Other Shore: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After 1921 ）一书中找到（剑桥，MA: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9] 西蒙·利伯曼（Simon Liberman），《建设列宁的俄国》（Building Lenin’s Russia）（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5年），第55-56页。

^[10] 安杰莉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我的反叛生活》（My Life as a Rebel）（布卢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3年），144页。

^[11]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载于玛丽·爱丽丝·沃特斯（Mary-Alice Waters）主编，《罗莎·卢森堡讲话集》（Rosa Luxemburg Speaks）（纽约: 新路社出版社，1970年），374-375、389-390、391、393-395。在他们的有价值的选集中,《罗莎·卢森堡读本》（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2005）,编辑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和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与反共的伯特伦·D·沃尔夫（Bertram D. Wolfe）意见相同，认为了卢森堡在一战前对列宁的批评（当时她参与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派系斗争）和她后来的批评之间有强烈联系。沃尔夫的要点可以在他对罗莎·卢森堡的介绍，《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的11、16和22页中找到。（密歇根州安娜堡: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年）。在我看来，这一解释似乎没有事实依据，参见我的论文《卢森堡和列宁论组织》（Luxemburg and Lenin on Organization），收录于保罗·勒·布朗（主编），《罗莎·卢森堡，思考和著作》（Rosa Luxemburg, Reflections and Writings）（纽约，阿默斯特: 人类书籍，1999）。

^[12] 拉尔斯·李，《重新发现列宁：对<怎么办？>的语境化解读》（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6），375页。

^[13] 同上，645页

^[14] 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 V. Daniels），《共产主义的本质》（The Nature of Communism）（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62年），19-20页；A.J.波兰（A.J. Polan），《列宁和政治的终结》（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伦敦：马休出版社，1984年），第9页。

^[15] 亚当·乌拉姆（Adam B. Ulam），《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纽约: 麦克米伦公司，1965），179页; 阿尔弗雷德·G·迈耶（Alfred G. Meyer），《列宁主义》（Leninism）（纽约: 弗雷德里克·a·普拉格出版社，1962年），29页; 詹姆斯·D·怀特（James D. White），《列宁，革命的实践与理论》（Lenin,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Revolution）（贝辛斯托克: 麦克米伦出版社，2001），第60页，重点补充;《重新发现列宁》647-648

^[16] 最经典的调查仍然是罗纳德·G·苏尼（Ronald G. Suny）的《十月革命的社会史》（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载于《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9卷，第1期，2月，1983年。样本可在丹尼尔·H·凯泽（Daniel H. Kaiser）（编辑）的《1917年工人们的俄国革命：从下面向上看》（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7: The View From Below）（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17] 理查德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纽约: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1990），26;彼得·克涅斯（Peter Kenez）: 《对苏联历史的控诉: 对理查德德·派普斯的批判》（The Prosecution of Soviet History: A Critique of Richard Pipes）；《俄罗斯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载于《俄罗斯评论》（The Russian Review），第50卷，第3期。1991年7月，346,348页; 罗纳德·G·苏尼，《1917年史学的修正与退步: 社会历史及其批判》（Revision and Retreat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917: Social History and Its Critics），《俄罗斯评论》，第53卷第2期。1994年4月2日，171页

^[18] 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布尔什维克的神话，1920—1922的日记》（The Bolshevik Myth, Diary 1920–1922）（纽约: Boni and Liveright, 1925）; 保罗·阿维奇（Paul Avrich）《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纽约: 诺顿出版社，1978年）;保罗·阿维奇（Paul Avrich）《1921年喀琅施塔得》（纽约: W.W. Norton, 1974）。无政府主义的局限性在保罗·勒·布朗，《马克思、列宁与革命经验》第199-219页中有所提及。

^[19] 在这个方向上绘制远景的重要工作包括: 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霸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战略: 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第二版（伦敦: 维索出版社, 2001）;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不掌权也能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第二版（伦敦: 普鲁托出版社,2005年）;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帝国》（剑桥，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

^[20] 这段话摘自保罗·勒·布朗，《列宁和革命党》（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阿默斯特，纽约: 人类书籍, 1993）， 353-354;罗博瑟姆（Rowbotham）的评论在文章《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The Women’s Movement and Organizing for Socialism）中，收录在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梦想与困境，文集》（Dreams and Dilemmas, Collected Writings）（伦敦: 男人婆出版社,1983）,316 – 338页。

^[21] 妇女紧急旅老兵的这句话可以在Lorraine Gray和Lyn Goldfarb制作的纪录片《与婴儿和旗帜：妇女紧急旅的故事》（With Babies and Banners: Story of the Women’s Emergency Brigade）（妇女劳工史电影计划/新日电影公司, 1978年）中见到。Sol Dollinger和Genora Johnson Dollinger合撰《不自动：妇女和左派在锻造汽车工人工会的过程中》（Not Automatic: Women and the Left in the Forging of the Auto Workers’ Union）（每月评论出版社, 2000年）可以作为补充。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 Rebellion）（New York: Monad/Pathfinder出版社，1972），页24-5。；V.R.Dunne和Walker的话被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引用，其后者的《美国工人阶级简史：从殖民时代到现在》（A Short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99), 页85。亦可参看保罗·勒·布朗〈1930年代的美国革命先锋队〉（Revolutionary Vangu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1930s）刊于John Hinshaw 和保罗·勒·布朗合编《美国世纪：工人阶级斗争和叛乱的研究》（U.S. Labo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Struggle and Insurgency）(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0)，艾伦·沃尔德（Alan Wald）〈非裔美国人，文化和共产主义：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African Americans, Culture, and　Communism: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Socialism）刊于保罗·勒·布朗编《黑人解放与美国梦：为种族与经济正义而斗争》（Black Liberati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Struggle for Racial andEconomic Justice）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3)。Fred Halstead《走出来：参与者对美国反越战运动的描述》（Out Now: A Participant’s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Movement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Monad/Pathfinder Press, 1978).

^[22] 梅耶（Meyer），《列宁主义》（Leninism），92-93页，96页;丹尼尔斯，《共产主义的本质》，88页。

^[23] 迈克尔·科特（Michael Kort），《苏联巨人，历史与后果》（The Soviet Colossus, History and Aftermath），第6版（阿蒙克出版社，纽约: M.E.夏普，2006），64页，65页，66页;约翰·古丁（John Gooding）《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列宁和他的遗产，1890-1991》（Socialism in Russia: Lenin and his Legacy, 1890–1991）（纽约: 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37;戴维·马普尔斯（David R. Marples），《列宁的革命: 俄罗斯，1917-1921》（Lenin’s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21）（哈洛，英国: 朗曼,2000）,第9页。

^[24] 约瑟夫·斯大林，“与第一个访问俄罗斯的美国劳工代表团的谈话”，列宁主义是什么?（纽约: 国际出版社，1926年），46页。

^[25] 引自保罗·勒·布朗，《列宁和革命党》，第五页；见V·索林（V. Sorin），《列宁有关党的教导》（Lenin’s Teachings About the Party），收录在《党的组织者》（Lenin’s Teachings About the Party），1931年5月，6月，7月刊。

^[26] 摘自保罗·勒·布朗，《列宁与革命党》，128-129页。

^[27]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列宁全集》第10卷（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1962）,380页,442 – 443页;列宁的《社会民主工党和杜马选举》，《列宁全集》，第11卷（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1962年），434页。

^[28] 保罗·勒·布朗，《列宁与革命党》，127-141页。有关这些问题的实质性讨论，请参阅厄内斯特·曼德尔《先锋党》（Vanguard Parties）和《列宁主义组织理论》（The Leninist Theory of Organization），《20世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现实》（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史蒂夫·布卢姆（Steve Bloom）主编（大西洋高地，新泽西州: 人文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