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保罗·勒·布朗《不再需要阅读列宁著作的十个理由》（2008）

3．列宁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



　　要仔细地重读列宁。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



　　列宁曾经被描绘成“20世纪极权主义的创立者”，“重大灾难的制造者，甚至是欧洲大陆第一个集中营的创建者”。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榜样，也是毛泽东、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的导师”。[2]在我们决定是否要花大量时间阅读列宁著作之前，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一有力的诉状。
　　其实我们有很多非列宁主义者的证词就足以证明这一诉状是错误的。比如有两个列宁的政治对手大卫·达林（David Dallin）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他们在1947年出版的《苏俄国内的强迫劳动》（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一书中指出：“共产党能夺取政权，是因为他们继承了传统革命运动的遗产，通过崇高的理想和人性化的目标来鼓励人们为其政治事业自我牺牲和勇于奉献。”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说：“列宁最大的失败是，在1917年革命后开始的严酷的国内战争期间，因为劳动群众的民主委员会（苏维埃）——他设想中新革命政权的权力中心——的活力被完全破坏，最高权力转移到党内官僚手里。”[3]
　　至于说列宁建造了人类第一个集中营，阿伦特已经证实恰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在1917年之前很久发明了集中营。他们打着“文明化”的旗号从非洲和亚洲疯狂掠夺财富，为保护他们的帝国，他们就把白人以外的种族驱赶到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在很多方面与极权主义的集中营相似，它们被用来关押那些无法证明其有罪或常规法律无法约束的‘嫌疑犯’。”阿伦特引用了丰富的资料，包括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阿伦特都承认这是一部“非常有见地的著作”），阿伦特指出了许多冷战时期的反共人士拒绝承认的一点：发达资本主义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应对20世纪极权主义带来的独裁与残暴负责。近年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帝国主义更现代化的变种，也就是去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直到今天也带着野蛮性。列宁是帝国主义最为犀利的批评家和反对者之一，他强调了从事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主导世界的重要性，并给予了支持。[4]
　　同样地，达林和尼克拉耶夫斯基也证实在当时的俄国，也不是列宁第一个发明了政府性的劳改营。这些劳改营早在列宁出生以前就有了，沙皇体制建立和维持着它们，而列宁是其绝对的敌人。而且在列宁时期集中营本质上也不是变得更糟糕。达林和尼克拉耶夫斯基提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集中营里最多关押着3万名囚犯，这个数字在1917年革命前急剧攀升至5万。在列宁时期集中营继续存在。有人或许会就此提出批评意见，但集中营确实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大规模扩展。即使到了1928年，根据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r）《大灾难》里的统计，集中营里的人数是3万人。[5]
　　列宁还被说成与1918-1921年间国内战争时期的“红色恐怖”相关联，其中许多政策遭到很多认可列宁的革命同情者的坚决反对。但实际上正如反共学者罗伯特·康奎斯特指出的那样，“列宁的恐怖政策是战争与暴力时期的产物，社会和政府秩序崩溃，统治者如同骑在洪水上一般绝望地争夺控制权和生存权，这些都是列宁恐怖政策产生的根源。”“斯大林则相反，他在当时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这些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斯大林开启的新的一轮苦难，完全归咎于他冷血、故意和无端的决策。”斯大林邪恶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在1930年初推行土地强制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到1930年为止就强迫了60万人，后来达到数百万人，进入集中营（根据康奎斯特的统计）。虽然新的证据已经将康奎斯特的数据由700万人降为一两百万人，但康奎斯特的研究方法已经被多个不同派别的严肃学者认同。他们的研究已经证实，1930年代的集中营比1920年代和1917年以前的集中营更加残暴和致命。[6]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努力把列宁与列宁主义和他们的残暴政权绑在一起，而今天的反共人士很愉快地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但是，在那个“自上而下革命”的时代中雄辩的事实却完全相反：最后的重要反对派之一（反对斯大林），曾经是布哈林的追随者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N·柳琴（Mikhail N. Riutin），观察到：“列宁的同志们大多都被调离了领导岗位，一些人被抓进监狱和流放，一些人屈服了，一些人意志消沉和蒙羞，痛苦地苟活着，最后还有一些人彻底堕落，转而成为独裁者忠实的仆人。”他认为，“即使是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最厉害的反革命分子和奸细也没有斯大林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破坏更大。”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就是创造了一个被千百万人憎恨的令人忍无可忍的所谓“社会主义”。[7]
　　与现在那些诽谤列宁的人不同，为了发掘列宁及其思想的本来面目，我们不得不推开这个荒诞而凶残的官僚暴政以及其反列宁的“列宁主义”。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列宁的观点，远比那些贫瘠的讽刺画描写来得更加有生命力、更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

列宁和马克思主义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列宁没有继承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念必须由一个革命理念的政党来执行，并且社会民主党（他曾经改造的）应当遵循军事化的纪律。”这是亚当·乌拉姆在其有名的著作《布尔什维克》中提出的看法。它告诉我们列宁“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革命的烈火和阴谋的纪律性”，而且“列宁的大部分同志早在1902年就感觉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里有一些新的东西。”[8]
　　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就更加精确，比如尼尔·哈丁（Neil Harding）在其批判性研究著作《列宁主义》里指出“列宁主义深深扎根于俄国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识形态直到1914年才出现”，“列宁主义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源于它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所有基本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真诚地希望准确理解列宁的思想的话，这一点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这么说就意味着我们只有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观点才能找到列宁思想的核心。[9]
　　马克思教导说，革命性的变化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把我们星球上的不同区域连接在一起，并创造了足够的社会财富或产品，足以让社会的每一个人过上有尊严、有创造力的自由生活并获得有意义的自我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与积累的过程相关（这是资产阶级需要追求越来越多的利益），并会损害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因此有必要转入另外一种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而且，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趋势就是会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创造一个占绝对多数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特性就是使社会主义变得可能和必然。说其“可能”，是因为一个对资本主义来说必不可少的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阶级，它有能力掌握科学技术和经济资源，并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说其“必然”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必然要确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全人类都能享有生存权，过上有尊严的自由生活。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革命者能够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有清晰的理解，理解了它为社会主义创造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才能够赢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帮助其他人，特别是成长中的工人阶级，来认识这一现实。在工人阶级之中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多数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要通过严肃的斗争让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提高自己的境遇（包括改善生活水平和扩大民主权利等）。这不仅将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将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和能力进行变革，他们在组织能力和阶级斗争方面积累的经验，将使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更富有成效。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阶级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不能只是从事经济斗争，还要从事政治斗争。而且工人阶级还要在政治上独立于资产阶级的以及其他各种自由、保守和混合型的上层阶级的党派。工人阶级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工会、改革团体和政党来争取政治权力。一旦工人阶级赢得政权（它必须要比资产阶级政权的组织形式更加民主），就意味着工人阶级革命的成功，接下来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利用革命的力量将经济结构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性质。在所有这些进程当中，工人阶级必须要团结所有的劳动者（包括农夫和农民）以及所有被压迫者，这些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政治纲领的一部分。
　　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化的体系，因此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生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必须是全球性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必须是在全球范围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内在属性导致其全球化的扩张和剥削，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阐述的很清晰。世界各国的工人们只有团结在多元化的国际运动中才能获得更为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认为组织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根据《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是工人运动中最先进、最坚决、始终推动他人的部分，因为在理论上他们是工人阶级中认识最清晰的一部分，他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有着明确的理解。这就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组成的民主、有凝聚力和高效的组织来扮演这个角色。在工人阶级从事斗争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自然的、自发的激进观点和好战情绪。但更严肃的工作是需要引导并深化这些观点，使之成为长久的阶级意识，将这些浪潮予以鼓励，并引导至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持续的阶级斗争中。[10]

列宁的胜利


　　列宁在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清晰地指出斗争的方向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大多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多。对于认真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列宁是很重要的人物，因为列宁思想的核心，就像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强调的那样，是对“革命的现实性”（the actuality of revolution）的深刻信念。与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列宁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现状当作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他的出发点完全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才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了基础。这不是说革命随时都可能爆发，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也必须被放在推动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的视角下看待。正如卢卡奇所说，像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要用自己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套稳固的指导原则，来指导日常斗争中面临的全部问题，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理论的还是策略上的，鼓动或组织方面的。”[11]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人的列宁也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会在落后且农业占主导的俄国爆发，这个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已经被沙皇君主专制和土地贵族的双重枷锁折磨的日渐憔悴。俄国1905年革命时，列宁和孟什维克一致认为（特立独行的革命者托洛茨基持不同意见）“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这次俄国的民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增强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甚至还可能让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革命的结果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会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列宁和其他人也认为“这次民主革命……也为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准备好了战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的斗争，只是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阶段之一，最终还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12]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很多孟什维克在1905年乃至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分歧是，列宁坚持认为不能寻求建立一个工人与资本家的联盟来共同推翻沙皇专制，工人阶级不能指望剥削他的人来为工人们争取利益。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列宁看来，就只会与君主和反动势力签署“卑鄙的条约”（1848年革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反，他提出可以建立一个工人-农民的联盟。他说：“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革命永久的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工人阶级才能成为民主革命胜利的战士。”[13]他认为工农联盟将会持续而彻底的摧毁沙皇体制，并产生一个工农联合政权（他称之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后的问题就是，这个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要引导生产转向为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服务，越来越多地推行民主，直到在工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转变为社会主义体制。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厮杀，所谓“正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列宁曾想以它为标准组建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一样，对本国的战争行为妥协了。这次战时背叛促使列宁重申评估和审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中，加深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可以说，这极大地帮助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让他对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以及被压迫民族自决的权利）形成了犀利的看法，对国家与革命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14]尤其引人注目地是他深化了对革命民主的信念，以及它和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不可分割性。和托洛茨基在1906年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描述类似的是，列宁构思出了一个把改良斗争融合进革命战略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最终导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斗争的概念。他也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屠杀必将在全世界人民群众中酝酿一股强烈的反抗力量，反对把他们引入灾难的领导人和制度，并在很多国家创造出有利于革命起义的社会条件。[15]
　　在某些方面，这一预言甚至比列宁的设想来的更为精确。在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二月份，我们就看到士兵、海员和工人群众参与的人民大起义就把沙皇体制推翻，新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权力中心，一个是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组建的民主委员会（苏维埃），一个是亲资产阶级政客们组建的临时政府，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参与其中。
　　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列宁描绘了他未完成的理论蓝图《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这本著作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卓越贡献，它还重新发掘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真实观点。列宁描绘了一个工人政权的蓝图，它的政府直接并真正地“由人民来管理”——古代雅典民主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版本，[16]这与其在1917年关于民主共和惊人而激进的著作与辩论是一致的。
　　列宁及其同志坚决地推进“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并在10月份通过第二次革命将口号变成了现实。苏维埃取得政权实际上是由多元力量共同促成的，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一些孟什维克，当然还有革命的独立力量、工人及其在军队里的同盟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托洛茨基称为“穿制服的农民”）。城市里的起义得到了农村骚乱的支持，也被帝国内受压迫民族的激进主义的帮助。[17]临时政府被推翻后，列宁就向全俄国的劳动群众呼吁：“同志们，工人们，士兵们，农民们，全体劳动者们！请立即把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你们手里……在取得广大农民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将一点点地，坚定而不动摇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这样才能增强最文明国家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力量，为人民提供持久的和平，把每一个被奴役和被剥削的人解放出来。”[18]
　　与有人说虚构布尔什维克有意建立一个新的暴政相反，起初这个新政权是非常民主的。孟什维克西蒙·利伯曼（Simon Liberman）后来回忆说，苏维埃政权“首先就废除了死刑（实际上在10月革命前就已经废除了）。各种政治色彩的反对派报纸继续发行，每天都有批评列宁政府的言论。反对派政党依旧存在并比以前运行的更好。”不久之后我们会看到事情会发生剧烈的转变，但利博尔曼说“十月革命两个月后，契卡或苏维埃的秘密警察局成立了，它被授权调查政治犯，但不能惩罚。”[19]当然几个月后，由于局势严峻，契卡的对“政治犯”的定义扩张了不少，而且他们将要做的比仅仅是“调查”多多了。
　　列宁领导的新生革命政权是否能够生存仍然不得而知。并且布尔什维克政权每天都会犯一些可怕的错误。“当然，我们犯错误。没有错误就不会有革命。”列宁对利伯曼说。“但是我们一直在在从错误中学习，并很高兴地改正它们。……或许我们的政府不会持续很久，但这些法令将会是历史的一部分。未来的革命者可以从中学习。”参考了短命的巴黎公社以及1871年工人起义的成果，列宁说：“我们一直都把巴黎公社的法令当作我们参考的模板。”[20]
　　列宁及其同志确信革命政权生存和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把革命推广至欧洲及其他地区。如今有些人反驳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设想。这使我们想起一个最后变成保守主义者的美国共产主义者伯特伦·D·沃尔夫（Bertram D.Wolfe），他在年老之时已是一个反共人士，但回忆起1919年他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对于美国各种激进主义而言，在从全面战争到全面和平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机会。数百万的士兵正在被遣散，想想他们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但在家里等待他们的却是失业。欧洲正处于混乱之中，王冠落地，古老的帝国倒塌。各种性质的革命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都爆发了，甚至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都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士兵们从前线带回了武器，目前他们想要什么就得给他们什么。我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正席卷全美：由于造船厂的关闭，西雅图爆发了大罢工并变成了抗议活动，劳伦斯纺织厂罢工，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奇迹中的奇迹是波士顿警察罢工；钢铁工人大罢工有35万人参与；许多工厂的工人斗争的目的是要求工资不得低于高昂的生活成本，要求雇主结束对劳工运动的战时管制，建立或恢复雇佣工会会员的自由商店。直到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才再次显示出这么大的战斗性。”[21]

　　正是为了帮助引导这些能量转向成功的革命，列宁与其同志才在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来组织和支持全世界的革命政党。但是成果却与列宁的设想不一致。虽然诸多新生的共产党吸引了数百万工人、农民和其他人共同在镰刀锤子的旗帜下战斗，在一些国家还书写出了英雄般的史诗，但是这些起义并没有将革命俄国抱以希望的新同伴带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德国）虽然被革命巨浪震撼，但仍然留在了资本主义世界。[22]
　　正是由于在列宁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革命取得成功，所以激进民主的苏维埃政权被证明也不能持续数个月。

列宁的悲剧


　　我们都知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极其恶劣的环境，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把所有的困难都集中到一起，民主秩序所需要的任何前提条件都被破坏。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指出“列宁对苏维埃的期望不得不由于革命和内战的局势被迫做出修改。如果情况更加有利的话，布尔什维克是否能够实现列宁的一些期望，这将是一个未知数。”[23]
　　阿尔诺·梅耶（Arno Mayer）在其重要的比较性研究《复仇女神》（The Furies）一书中利用革命与反革命的辩证法，对比了法国和俄国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他不像别人那样只会谴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野蛮暴力，他明白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野蛮也绝不更少。他评论说布尔什维克“对危机的严重性缺乏准备”，而且“没有认识到各方（包括自己）都被复仇女神突然袭击了”“可能就是因为最后造成的损失与残暴，打赢这场内战仿佛就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分娩时执政的原罪或原始推动力。”[24]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1915-1917年间最突出的优点就是革命战略与革命目标的一致，与之相匹配的是充满生机、毫不妥协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状态、造反的精神和激进的民主。在叙述与分析的伟大交响乐章中，革命马克思主义最优秀的代表诞生了。列宁成功的巅峰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
　　列宁的战略在1918年与实践产生脱节，不仅仅是因为野蛮的暴力，还有就是当抽象的观点遭遇具体的现实后，“工人民主”的简单法则出现了问题。在1918年及以后的混乱状态下，工厂及其他地区的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已经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也同样缺乏技能、实际经验和资源来在全国范围内制定并执行全国性的经济决策，提供充分的社会公共服务，制定连贯的外交政策，甚至也无法正常管理一个工厂。尤其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内社会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各种各样无情的外国军事干涉，国外对苏俄的经济封锁，以及内战。
　　在内战中至少有一百万人死于战斗和暴力，有几百万人死于疾病、饥饿和寒冷——因为来自英法美三国的大量援助，都被供给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和邓尼金将军的反革命军队，而且也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经济禁运。温斯顿·丘吉尔曾任当时英国的国防部长，并在苏俄内战中负责协调盟军打击布尔什维克。几年后他在哀叹没有能够颠覆革命政权的同时，仍然辩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他说“在1919年布尔什维克完全陷入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冲突，他们的精力都投入内战之中。” 他说道：“这为俄国西部新生的自由国家争取到了不可估量的呼吸空间”。 他强调指出： “到1920年底，欧洲用以抵抗布尔什维克病毒的防疫区已经建成，它拥有了健康的机体活力，排斥疾病，并因有了反击病毒的经验而具备了免疫力。”[25]
　　但是丘吉尔没有提到，他所赞扬的这些“有活力”的反共政权（他的政府帮着建立的）实际上就是暴力的右翼独裁政权（他们还向俄国派遣反革命军队），他们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大规模的反人权暴行，镇压工人组织，甚至还系统性地反对犹太人。丘吉尔除了对反犹政策略有皱眉，但他却很高兴地接受其他全部思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与共产主义的“亚人主义和超人暴政”[26]（sub-human doctrine and superhuman tyranny）相比，他曾经赞赏“墨索里尼富有远见的现实主义”及其在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
　　面对着各种反革命势力的干涉、猛攻和经济的崩溃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就建立起了一个一党独裁专制。言论、出版、机会和结社的自由被取缔，以防止传播混乱情绪，提出超前但却不可行的革命方案，甚至是煽动反革命的情况发生。总之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和右翼社会主义革命者、自由派、牧师等团体都被压制，只有共产党的专制才是允许的。
　　虽然自1918年初就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统治）和共产党垄断等同的倾向，但这一发展的逻辑最清晰地确定下来是在1921年初，列宁对“实物税”评论说：首先“面对巨大的困难，在绝望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培养出一支胜任管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创造了并已经成功地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他还指出在政治层面有三种力量：“唯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钢铁般的先锋队；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比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持左翼意见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米留可夫们（Milyukovs），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在国外蛰伏着，被全世界资产阶级资助着。”列宁认为“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做出稳定而实际的选择。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布尔什维克左翼的批评者和反对派事实上是在传播混乱情绪，破坏工人阶级统治的团结性。“毁灭、短缺和生活上的困难条件都会产生摇摆不定的情绪，今天拥护资产阶级，明天拥护无产阶级，只有钢铁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抵制和克服这种摇摆不定。”[27]
　　这虽然反映了当时局势的真实性，但也是充满可怕矛盾、滥权和犯罪的野蛮政策的辩护词。布尔什维克曾经的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英勇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Maria Spiridonova），在监狱里写过一封公开信指出了这场道德灾难：“你们的政党身负伟大的任务，并且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局。我们并肩战斗的十月革命注定是会成功的，因为它的根基和口号扎根于当时的现实并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坚决拥护，”但1918年11月以后这一切都变了：

　　“你们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摧毁了革命所有的道德成就。各省的契卡，全俄的契卡，做了很多令人哭声震天的事情。它就像人们精神与肉体的吸血鬼，滥用酷刑，鼓励背叛，然后是——谋杀，只依据告密、不经调查就杀害，不等候任何犯罪证据就杀害，到处是无休止的杀戮。”[28]

　　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也承认这些。目击者美国的新闻记者阿尔伯特·莱斯·威廉姆斯（Albert Rhys Williams）在其1921年写的《穿行于俄国革命》（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写道：

　　“敌人们高呼：‘压迫、暴政和暴力。他们取消了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和自由结社权。他们大规模地强制征兵和强制劳动。他们的政府无能，工厂低效，他们让苏维埃服从共产党，他们抛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改变了自己的党纲，并已经与资产阶级妥协了。’”
　　“上面有些指控是被夸大的。有许多是可以解释原因的。但它们不可能都被解释清楚。苏维埃的朋友们为它们感到悲伤。而他们的敌人已经把全世界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进行恐吓和抗议……”
　　“尽管国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将其越来越视为‘文明的敌人’，但正是这些布尔什维克在拼尽全力挽救俄国面临全面崩溃的文明。”[29]

　　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认为更贴近现实的核心问题是官僚主义，它吸收了布尔什维克，将自己成为共产党人，并且正朝着与革命目标不一致的方向前进着。列宁在1922年说“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经济力量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的顺利过渡”，但是他又补充“当前管理机构中的共产党人严重缺少文化。如果我们接管需要4700名共产党人担任领导岗位的莫斯科，如果我们接管这个巨大的官僚机器，这一大坨，我们必须要问：究竟是谁指挥谁？我表示非常怀疑现在能不能说是共产党人在指挥这一大坨。说实话，共产党人不是在指挥，而是被指挥。”[30]
　　维克多·塞尔日后来回忆：

　　“‘极权主义’作为一个词并不存在的时候，它就事实上已经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在压迫着我们了。随着政治垄断，契卡（秘密警察）和红军的出现，我们理想中的‘公社国家’变成了一个仅存于理论中的神话。战争、对抗反革命的内部压力、饥荒（创造了一个官僚配给体制）已经杀死了苏维埃民主。它怎样以及何时才能重生？当前这个党已经有了共识，即使是对其权威最轻微的放松，都会让反动派取得上风。”[31]

　　列宁最后几年好像已经远离了他在1890年代至1917年的政治轨道。但是他从未否认过一直指导他的革命民主思想。尽管很矛盾（这是现实中的矛盾导致的），列宁一直坚信社会主义是要扎根于政治自由的。这是他后来试图挑战和清除斯大林影响的基础，尽管这个野蛮而病态的个人根本不是问题的根源。列宁也试图让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参与政府，尤其充当政府职能运转的监督人；但最终的结果好像成效甚微，反而为日益增长的官僚机器增加了一层。政权面临的窘境就是它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之上，但却演变为一个官僚专制体制。这一点列宁也承认，他认为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把革命推广到先进的工业国家，将它们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基础。
　　但是，因为其他社会主义革命被阻碍，日益增长的矛盾完全压倒了革命的俄国。一些人坚持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开放更民主的政治空间，但实际上这些矛盾却是被政府和党内的新阶层（也包括一些旧体制的腐败分子）解决了，他们以斯大林为领导核心，准备逐步抹杀掉政治自由的核心理念，也准备除掉那些不愿意这么做的同志或其他人。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官僚阶层继续利用已经变异的马克思主义，在1924年及以后又利用刚刚死去的列宁作为其正在建立的新政治秩序的象征。这个新秩序既扩大了同时也从根本上破坏了1917年的胜利成果，并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摩西·列文（Moshe Lewin）认为“1924年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的终结”，他说：

　　“几年来一个又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团体都在前赴后继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努力纠正局势的发展进程，但他们扎根于俄国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的政治传统和组织很快就被大批新的党员和组织结构赶到一边去，而社会结构转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党转变成工具（职业化，纪律化、等级化、政治权力被剥夺）的进程，对1924-1928年的反对派而言绝对是忍无可忍的。但是，他们过去的党已经死去了。人们不应该被旧的名字和意识形态所误导：因为在一个流动的政治环境中，名字往往要比它所代表的实质存在得更长久。”[32]

　　有人会提问，为什么1924年斯大林主义的专制独裁取得胜利是无法阻挡的？有深刻观察力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

　　“无疑，列宁遭受了最大的失败的时候就是，由于内战的爆发，他最初想集中在苏维埃的最高权力被明确地转移到了党内官僚手中。这一进程（可悲的是，这是革命的需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

　　她在考察过20世纪20年代年代早期各种试图纠正的努力后认为：“在列宁去世的1924年，道路仍是大开的。当时的社会结构，工人、农民以及（在新经济政策中觉醒的）中间阶级，不会必然产生像欧洲资本主义那样的阶级斗争。农业的发展可以采用集体制、合作制或私有制，国民经济也可以自由地采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的模式。所有这些选择都不会破坏这个国家新的经济结构。”[33]
　　严肃的历史学家仍然在继续关注这些事情，并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尽管他们的思路各不相同。这本书想要呈现的是对列宁政治思想的一种审视，它让我们了解到列宁政治思想的不同脉络，也忠于他的理论和实践中深刻的民主主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可怕而复杂的现实沉重的打击了他的理论和实践。

列宁思想的本质


　　无论你最终是拥护或者反对列宁，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对马克思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列宁：“今天研究他的著作，反思我们关心的问题，都将有利于我们产生有用的观点和解决方案。”[34]
　　正如我们在列宁一些早期的作品里所看到的那样，列宁的出发点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要和工人阶级及劳工运动密切结合。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如果不采纳社会主义全部的目标，建立一个归社会所有、受到民主控制以满足全体人民需要的经济体制，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充分捍卫自己的实际利益，解除全部的压迫。这与他对“工人阶级本来面目”（the working class as it is）的基本理解不可分割，体现了对工人阶级经验和意识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的认识。
　　这就要求在实践中发展一种可行的革命方法，郑重地与工人阶级各个行业和阶层密切结合，要了解能够接近并吸引住这个或那个工人及其团体或行业或阶层的不同方法和目标。这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教育性、鼓动性的文字资料，进行各种形式的演讲和讨论，与工人阶级的不同经验相结合，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发动或支持他们各种形式的实践斗争。要将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或先锋队员组织起来，不是为了狭隘有限的目的（本着经济主义或将简单而纯粹的工联主义精神），而是为了增强团结和共同的事业，引导整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事争取集体利益的斗争。基本的原则就是以本书中列宁所说的观点为基础。我们在列宁的著作里能找到这些的关键思想：
　　1．要理解工人阶级在从事政治与社会斗争中保持政治独立的必要性，也要理解在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2．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都要认识到帮助所有被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3．一个关于组织的完善理念，即三大原则：切合实际、民主、革命；
　　4．积极发展联合阵线的策略，为了共同的目标要团结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革命的组织不能削弱自己推翻资本主义现状的力量；
　　5．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要保持严肃性，杜绝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6．把改良斗争融入到革命战略中的方法；
　　7．把民主斗争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非凡见解；
　　8．致力于建立工农联盟；
　　9．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深刻分析；
　　10．充满活力的革命的国际主义态度。

　　全世界历代革命积极主义者都从这些思想中受益匪浅，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诞生。詹姆斯·P·坎农（James P.Cannon）后来回忆说，在1917年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观念”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觉醒的美国左翼激进主义者带来的深刻影响，“俄国人在早期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组织形式，而是它的意识形态。通过解释而不是命令，这些人改变、重塑了美国年轻共产主义者们的思想。这些影响起到了澄清和启发的作用，对美国的运动是完全有益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领袖“大比尔”·海伍德（“Big Bill”Haywood）在接受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采访时说，列宁的政党和美国激进主义在核心理念上是一致的，“你还记得我曾说过，我们需要是的5万个真正的IWW成员，然后再加上背后一百多万工人的支持？这不就是一个差不多的主意吗？至少我一直认为最必要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由懂行的人（those who know）构成的组织。”[35]
　　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受列宁的思想及其成功案例的鼓舞，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在尝试建立“懂行的人”的革命组织，其中一些尝试在各国的历史上书写了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光辉历史，不过后来它们中很多都被世界共运中的斯大林主义所打击，甚至完全屈服。
　　然而目前即使是一些准列宁主义组织（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曾称之为“玩具布尔什维克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经常暴露出自己不同于或者比不上1917年的革命民主的布尔什维克。这使我们对列宁思想的使用和误用有了一些总结意见。

小心


　　左翼学者赖特·米尔斯在1960年《给新左翼的一封信》中切实而诚恳地建议：“重读列宁（务必要小心）！”[36]大家可以对这句话有很多种解读，但有一点肯定是题中应有之意，那就是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列宁的列宁主义”和我们所直接面临的现实有着深刻的不同。把列宁及其时代的文本生搬硬套到现代，只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混乱。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产生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是一个广泛的全球工人组织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激进劳工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了这样的环境去刻意创造的一些现代版列宁政党，既不会像早期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运转，也不会向1920年代或1930年代的共产党那样运转。在1950年代，花了几十年试图把列宁观点引入美国实践的坎农评论说：

　　“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在工人阶级本能和自发的运动中充当‘酵母’……酵母可以帮助面团膨胀并成为面包的一部分，但它本身并不能成为面包……一个小型革命政党的思想，不管直接或间接，只要不关心或偏离了阶级斗争中实际的工人运动，想搞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就是狭隘的宗派主义。”[37]

　　这一观点和本书总摘录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观点一致。1950年至今（2008年）许多深受列宁影响的激进主义者的经验证明，脱离或偏离工人运动创立的列宁主义政党最终都退化为一个小宗派，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与工人阶级相隔离。
　　如果“列宁的列宁主义”之类的东西要产生的话，就必须存在一种被有助于培养一定程度阶级意识的亚文化所渗透的工人阶层。真正的革命先锋组织不能脱离这种现实而抽象地存在。只有通过发展广大的先锋队及其文化，才能再造一个能够促进革命先锋政党的发展的环境——一个21世纪版布尔什维克政党，与此同时它也会反思1917年之后痛苦的教训。[38]
　　与此相关的是希拉·科恩（Sheila Cohen）最近提出的观点，她在英国和美国的劳工行动主义方面都有经验

　　“首先，无论在哪一方面，在哪一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斗争都是持续的、不容置疑的现实。因此（革命者们）不会撇开现实及现实中一些令人不舒服的影响，那些试图复兴工人运动的革命者们应该从工人们面临的具体状况开始，然后建立组织抵抗并回应这些具体状况，要让这些机构、“堡垒”、普通人民的抵抗包含在直接民主和阶级斗争当中。他们提倡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厂里的积极分子要相互团结，不要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内部建立起一支有阶级意识的领导层，为未来的运动高潮做好准备。或许在这一环境内更好地被武装起来的工人才能在未来夺权的斗争中进行独立而统一的行动。”[39]

　　同样的观点也来自于南非的一个工人阶级镇区行动主义者（township activist）特雷弗·恩格瓦内（Trevor Ngwane），他曾是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先锋人物，他观察到：“在反全球化的运动中，有些人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过时了，社会运动或者说‘公民社会’成了领导变革的新生力量。但是认真来说，有些社会运动除了一个办公室和来自某处的一笔大拨款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只需找一个团队，雇人参加活动，提供好的饮食，然后写一份报告就算完事。他们没有任何根基。”他还认为抽象的“公民社会”一词问题更多，它可能涵盖“竞标政府外包服务的商业机构和非政府机构。”[40]
　　恩格瓦内分析了包括对话、信息分享以及（像他自己那样）的各国间激进分子的协调世界正义运动（比如说世界社会论坛）的内容——但他还是强调“工人阶级……仍然是任何左翼战略的核心要素。”大部分的工人不在工会里，工人们面临的问题也往往在工厂以外，因此阶级斗争必然要比工会斗争的内容更为广泛。他补充说：“在这里，高失业率是真正的问题，这使得工人们行动很谨慎。我们需要团结失业和在职的工人，克服资本家分而治之的策略。”作为一个镇区行动主义者，他强调“最终我们不得不要正视最基本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底层人民面临的问题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在索维托（Soweto），是电，在别的地方是水。我们也经认识到，你要真正地去进行组织——挨家挨户地去谈，去联系广大群众。”但是对恩格瓦内来说，这些举措是和“政治权力问题”连在一起的，最终的目标仍是“向国家权力开战”。关于从草根阶层进行组织的讨论，他总结说“我们必须要描绘一幅蓝图，从第一天起我们就认为电力短缺是私有化造成的，私有化……反映的是全球资本的需求……如果我们不去为更大的目标而斗争，我们最终无法赢得眼前的斗争。”最后他又回到了关键点上：“但是在日常工作中直接着手于和普通人密切联系的问题，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方法。”[41]
　　恩格瓦内与科恩和多年前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观点一致。她发现部分列宁的同志们声称革命斗争不包括“纯粹改良的斗争”，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因为这就是说放弃所有具体的工作，远离群众而不组织他们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回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她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与恩格瓦内、科恩同样的观点），“1905年革命前的恶劣环境下，布尔什维克注意充分利用法律上的每一个可能性，提前酝酿并带领群众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从最初的为茶水服务和通风条件而斗争，逐步使自己能够领导起全国性的武装起义。”在工人与受压迫群众为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原则与实践的相互作用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要首先使自己能够适应最恶劣的环境，然后再站起来，使自己保持高尚的操守，这才是列宁主义的传统。”[42]
　　对于研究俄国以及1917年革命的学者，以及希望在21世纪改变世界的激进主义者而言，要想准确地理解“列宁的列宁主义”，首先就要理解这些过程。不理解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及其实践，学者们就当然不可能理解20世纪的历史。未来的希望，或许就寄托在那些能够充分汲取列宁主义积极经验与消极教训，并将之应用于21世纪的斗争的人身上。



[1] 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新左派》（The New Left），收录于《权力、政治与人民》（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Collected Essays），欧文·l·霍洛维茨（Irving L. Horowitz）编（纽约: 巴兰坦图书公司，1963年），259页。这一节的部分内容取材于保罗·勒·布朗，《马克思，列宁和革命的经验》

[2] 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时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世纪伟人: 一百位上世纪的男人和女人（纽约: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9年），50页。

[3] 戴维·达林（David Dallin）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苏联的强迫劳动》（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新海文，CT: 耶鲁大学出版社，1947），154页;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 子午线出版社，1958年），318页。

[4]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440页,148页,123-302页;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伦敦: 劳特利奇、凯根和保罗出版社，1953年）。把列宁的分析运用到近现代的现实中，有哈里·马多夫（Harry Magdoff）的《帝国主义: 从殖民时代到现在》（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约翰·里斯（John Rees）的《帝国主义与抵抗》（Imperialism and Resistance）（伦敦: 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赤裸的帝国主义: 美国对全球主导地位的追求》（Naked Imperialism: The U.S. Pursuit of Global Dominance）（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2006年）。列宁的关键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论民族解放的文章，收录在本选集当中。

[5] 达林和尼科拉耶夫斯基，《苏联的强迫劳动》，191页;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大恐怖: 重新评估》（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311页。

[6] 康奎斯特，《大灾难》（The Great Terror），251页。关于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的新研究和修订的数据以及相关事宜，见摩西·列文（Moshe Lewin），《俄罗斯，苏联，俄罗斯: 一个超级大国的起起伏伏》（Russia, USSR, Russia: The Drive and Drift of a Superstate）（纽约: The新出版社，1995），和奥列格·V·克列夫纽克（Oleg V. Khlevniuk），《古拉格的历史: 从集体化到大清洗》（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From Collectivization to the Great Terror）（纽黑文，CT: 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

[7] 弗拉基米尔·布罗夫金（Vladimir Brovkin），《列宁之后的俄罗斯：1921年-1929年的政治、文化和社会》（Russia After Leni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伦敦：劳特利奇，1998），209页；罗伯特·W·瑟斯顿（Robert W. Thurston），《斯大林治下俄罗斯的生活与恐怖》（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新罕布什尔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页。关于柳琴的《斯大林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Stalin and the Crisis of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见J.阿奇·盖蒂（J. Arch Getty）和奥列格·V`瑙莫夫（Oleg V.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年》（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纽黑文，CT: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年），54–58页。

[8] 乌兰姆，《布尔什维克》，177 – 181页，也许是为了保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受强大的后共产主义“再见列宁”冲动的影响，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流行,自1991年以来,众多马克思学者坚持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鸿沟,他们的立场常与之前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有关——尽管这会遭到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安东尼奥·葛兰西和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反对。

[9] 尼尔·哈丁（Neil Harding），《列宁主义》（Leninism）（达拉谟, 纽约: 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6）， 17 页，18页， 272页。列宁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和谐,列宁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思想家，这样的观点在最近的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比如塞巴斯蒂安·布金（Sebastien Budgen），亚历克斯·卡里尼可斯（Alex Callinicos）, 斯塔西斯·库菲拉基思（Stathis Kovelakis）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拉尔斯·李（Lars T. Lih），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奥古斯特·M.尼姆茨（August M. Nimtz），布莱恩·帕尔默（Jr., Bryan Palmer）,约翰·里斯（John Rees），齐泽克（Slavoj Žižek）和其它人。这一立场也出现在一些较老的著作中，如: 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 《理解卡尔·马克思，对革命的解释》（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纽约: 约翰·戴公司，1933年）;利奥·胡伯曼（Leo Huberman），《人的世俗财产》（Man’s Worldly Goods）（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1963年）;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纽约: 法勒、斯特劳斯和吉劳克斯，1972年）;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列宁与俄国革命》（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纽约: 维京/企鹅出版社，1978年）;恩斯特·费希尔（Ernst Fischer）和弗朗茨·马雷克（Franz Marek），《列宁的本质》（The Essential Lenin）（纽约: 西伯里出版社，1972年）;E·H·卡尔（E.H. Carr）《从列宁到斯大林的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纽约: 自由出版社，1979年）;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Marxism in History）（大西洋高地，新泽西: 人文出版社，1994）。

[10] 以上的摘要主要来自迈克尔·d·耶茨（Michael D. Yates），“与保罗·勒·布朗的访谈”，MRzine, 2006年8月28日（https: //mronline.org/2006/08/28/interview-with-paul-leblanc/）。关于这一观点的有用著作包括: 恩斯特·费希尔（Ernst Fischer）和弗朗茨·马雷克（Franz Marek），《如何阅读卡尔·马克思》（How to Read Karl Marx）（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1996年）; 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马克思的革命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6卷本（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1977 -）; 奥古斯特·M.尼姆茨（August M. Nimitz），《马克思和恩格斯: 他们对民主突破的贡献》（Marx and Engel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奥尔巴尼: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0）;保罗·勒·布兰克，《从马克思到葛兰西，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本》（From Marx to Gramsci,A Reader in Revolutionary Marxist Politics）

[11]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 《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研究》（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9-13页。

[12] 列宁，引自保罗·勒·布朗，《列宁与革命党》103-104页

[13] 同上，104页

[14] 参见迈克尔·罗伊（Michael Löwy）的《从黑格尔的伟大逻辑到彼得格勒的芬兰站》（From the Great Logic of Hegel to the Finland Station in Petrograd），收录在1976年春季号的期刊《批判》当中，重印于他的《改变世界: 政治哲学论文集，从卡尔·马克思到，沃尔特·本雅明》（On Changing the World: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Karl Marx to Walter Benjamin）（《大西洋高地》，新泽西州: 人文出版社，1992年）;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研究》（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厄巴纳: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5）;约翰·里斯（John Rees）的《革命的代数学，辩证法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 The Dialectic and the Classical Marxist Tradition）（伦敦: 劳特利奇出版社，1998）、170 - 171、184 -192。在《列宁回忆录》（纽约: 国际版）中他的终身伴侣纳德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叙述了这是他思想发展的决定性时期。

[15] 见保罗·勒·布朗《从马克思到葛兰西》，这本书探讨了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之间的政治共同点和相互关系。近期有见解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学术探索，包括一些关于列宁的讨论，可以在比尔·邓恩（Bill Dunn）和雨果·拉迪斯（Hugo Radice）合编的《不断革命论的一百年：结果与展望》（100 Years of Permanent Revolution,Results and Prospects）（伦敦: 冥王星出版社，2006）中找到。

[16] 有关列宁作品的讨论，请参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Lenin’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着，收录在《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政治论文集》（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Political Essays）（伦敦: Verso出版社，1983年），154-166页。关于雅典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化，见理查德·N·亨特（Richard N. Hunt），《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第一卷（匹兹堡: 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82页-84页，以及第二卷（匹兹堡: 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53-256页，还有C.L.R.詹姆斯的《任何厨师都能治理国家》（Any Cook Can Govern）（底特律: 比威克，1988年）。

[17] 例如: 约翰·里德（John Reed），《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纽约: 国际出版商，1926年）;列夫·托洛茨基: 《俄国革命史》，三卷本第一册（纽约: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36年）;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Alexander Rabinowitch），《布尔什维克掌权: 彼得格勒1917年革命》（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 Petrograd）（纽约: W.W.诺顿出版社，1976年版）。雷克斯·A·韦德（Rex A. Wade）的《1917年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汇集了大量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这一场景进行了出色的调查。我对事件的总结，可以在Encarta在线百科全书中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找到。

[18] 引自里德，《震惊世界的十天》，363-364页。

[19] 利伯曼（Liberman），《建设列宁的俄罗斯》（Building Lenin’s Russia），第4-5页

[20] 同上，7-8页

[21] 伯特伦·D·沃尔夫《跨越两个世纪的生活: 自传》（A Life in Two Centuries: An Autobiography）（纽约: 斯坦因和戴，1981），228-229页。德国国际革命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预期是基于实际的可能性，这记录在皮埃尔·勃鲁埃（Pierre Broué），《德国革命1917-1923》（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莱顿/波士顿: 布里尔，2005），这本书解释了德国革命的可能性，革命没有实现的原因，以及革命的失败如何为希特勒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22] 要了解这些现实的概貌，请看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在列宁统治下的莫斯科》（Moscow Under Lenin）（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赫尔穆特·格鲁伯（Helmut Gruber），《列宁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一份文献历史》（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Era of Lenin, A Documentary History）（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 福塞特,1967）。有关更详细的细节和极其丰富的信息，请参见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等《列宁为国际革命而斗争，文件: 1907-1916，筹备的年份》（Lenin’s Struggle for a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Documents: 1907–1916, The Preparatory Years）（纽约: 莫纳德出版社，1984）;《德国革命与苏联权力之争: 文献1918 – 1919，筹备制宪大会》 （German Revolution and the Debate on Soviet Power: Documents,1918–1919: Preparing the Founding Congress）（纽约: Monad出版社，1986）;《建立共产主义国际: 1919年3月第一届大会的会议记录和文件》，（Founding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First Congress, March 1919） （纽约: Monad出版社，1988年）;《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1920年共产主义国际第二次大会会议记录和文件》，（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2卷本（纽约: Monad出版社，1991年）;和列夫·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前五年》，（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两卷本（纽约: 新编出版社，1997年）。

[23]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Marxism and Politics），（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141页。

[24] 阿尔诺·梅耶，《复仇女神: 法国革命与俄罗斯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The Furies: Violence and Terror in the French and Russian Revolutions）（普林斯顿，新泽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第230页。

[25] 罗纳德·苏尼（Ronald G. Suny），《苏联实验: 俄罗斯、苏联及其后继者》（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56-95页;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战后》（The Aftermath）,288页。

[26] 阿尔诺·梅耶，《为什么天堂没有变暗?历史上的“最终解决方案”》（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The ‘Final Solution’in History）（纽约: 万神殿图书公司，1988），64-89页;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战后》,487页。

[27] 列宁: 《论粮食税》，《文集》第32卷（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1965年），360,361。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yukov）是自由立宪民主党（liberal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Kadets）的亲资本主义领导人，也是前临时政府的领导人，革命后流亡，后来成为试图推翻苏联统治的内战党派。

[28] 艾萨克·斯坦伯格（Isaac Steinberg）《斯皮里多诺娃，革命恐怖主义》（Spiridonova, Revolutionary Terrorist）（弗里波特，纽约: 图书馆图书出版社，1971），235-236。有关详细文档，请参见乔治·莱格特（George Leggett），《契卡: 列宁的政治警察》（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牛津: 克拉伦登出版社，1981）。从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来看，参见维克多·塞尔日的《革命回忆录》（伦敦: 作家和读者，1984年）和他的精彩小说《征服城市》（伦敦: 作家和读者，1978年）。还可以在《故事集》（Collected Stories）（纽约: Meridian出版社，1971）中看到红色骑兵老兵艾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撰写的毁灭性记述。

[29] 阿尔伯特·里斯·威廉姆斯（Albert Rhys Williams）《穿行于俄国革命》（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1967年），276-277页,278页。

[30]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27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1965年），288页。

[31] 塞尔日（Serge），《革命回忆录》（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132-133页。一个有用的，批判性的概述，见史密斯（S·A·Smith），《俄罗斯革命简短介绍》（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一部强调1917年“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的革命”本质区别的开创性著作，是凯文·墨菲（Kevin Murphy）的《革命和反革命: 莫斯科一家金属工厂的阶级斗争》（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纽约：Berghahn出版社,2005）

[32] 摩西·列文（Moshe Lewin）《苏联世纪》（The Soviet Century）（伦敦: Verso出版社，2005），308页。在批评列宁1921年加强独裁统治而不是开放民主空间的列宁主义者中，最突出的是欧内斯特•曼德尔——例如，在他给我的书《列宁和革命党》写的导言的第23至32页。

[33]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318-319页。阿伦特的观点得到一位彻底反列宁主义的学者弗拉基米尔·布罗夫金（Vladimir Brovkin）的支持，参见他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列宁之后的俄罗斯》（Russia After Lenin），222页，有学术价值的包括以下部分: 戴安P.科恩克（Diane P. Koenker），威廉G.罗森伯格（, William G. Rosenberg,），和罗纳德·格里高尔·苏尼（Ronald Grigor Suny）（合编），《俄罗斯内战期间的党、国家和社会：探索社会历史》（Party,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ussian CivilWar: Explorations in Social History） （布鲁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9）;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Alexander Rabinowitch）和理查德德德·斯蒂茨（Richard Stites）（合编），《新经济政策时代的俄罗斯: 对苏联社会的探索》（Russia in the Era of NEP: Explorations in Soviet Society）（布鲁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R.W.戴维斯（R.W. Davies）（编辑），《从沙皇统治到新经济政策》（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伊萨卡，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1年）。

[34]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马克思主义者》（纽约: 戴尔出版公司，1961年），第35页。

[35] 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美国共产主义的头十年》（First Ten Years of American Communism）（纽约: 莱尔·斯图尔特，1962），304页,317-318页。布莱恩·帕尔默（Bryan Palmer）的《詹姆斯·坎农和美国革命左翼的起源》（James P. Cann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Left）（厄巴纳: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7年）是最近学术界关于这一现实的杰出研究成果。

[36] 米尔斯，《权力，政治和人民：论文集》（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Collected Essays），259页

[37] 詹姆斯·p·坎农，《恩格斯和列宁论政党》（Engels and Lenin on the Party）（致邓恩（V.R. Dunne）的信，1955年1月14日），登载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第19期，1985年6月29-30日

[38] 这三段和前面三段都引自于保罗·勒·布朗《马克思，列宁，和革命经验》（Marx, Lenin,and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150-151，以及保罗·勒·布朗《列宁和革命党》（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344,348 - 349。

[39] 希拉·科恩（Sheila Cohen），《抵抗的壁垒: 工人失去权力的原因以及如何找回它》（Ramparts of Resistance: Why Workers Lost Their Power and How to Get It Back）（伦敦: 冥王星出版社，2006），221页。

[40] 特雷弗·恩格瓦内（Trevor Ngwane）《城镇中的火花》（Sparks in the Township），收录在汤姆·默茨（Tom Mertes）（主编），《运动的运动: 另一个世界真的可能存在吗?》（A Movement of Movements: Is Another World Really Possible?）（伦敦: Verso出版社,2004）,132 – 133页

[41] 同上，133页，144页。在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上，参见包含恩格瓦内的著作的一卷，还有何塞•科雷亚雷特（Jose Correa Leite），《世界社会论坛: 抵抗的策略》（The World Social Forum: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芝加哥: Haymarket图书，2005）。

[42]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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