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弟兄俩

一弟兄俩①

　　列宁是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和苏维埃政策的制定者。共产主义的思维和方法在他身上具有鲜明而强烈的个性特征。列宁生于1870年4月10日，卒于1924年1月21日。在这将近54岁的一生中，他没有留下一个儿女。但他在全世界却有着许许多多思想上的继承者和千百万政治上的子孙。

　　有一幅列宁在童年时拍的小型照片——他当时只有4岁，圆圆的脸盘，面带着微笑，一头浓密的淡褐色的卷发和一双深深陷进去的眼睛。苏维埃政府把这幅照片散发了几百万张。1962年8月，当帕维尔·波波维奇②绕着地球进行48圈的飞行时，他随身就带着这样一张照片。翌年4月，他把一幅游历宇宙的图画献给了莫斯科列宁中央博物馆。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前，在俄国很多人家的显要地方，都悬挂着圣母像、耶稣像或东正教圣徒像。共产党人欢迎用被电灯泡照亮了的列宁的照片来代替这些圣像。“列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各家苏维埃报纸的报头上都这么写着。如果把“列宁”和“列宁主义”这样的词用于一种政治路线或理论，那就可以大大地提高这种路线或理论的地位，使之不受批评。如果你在与人争论时能引证列宁的话，那你就能战胜对方。克里姆林宫鼓励人们崇拜列宁，它逐渐地使其灌输于苏维埃意识中的列宁的形象具有一种预先确定的形式。

①本书各页的脚注，除注明“译者注”外，均为原作者所加。——译者注
②帕维尔·波波维奇是苏联的宇宙飞行员，生于1930年，曾于1962年8月18日和1974年7月20日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译者注

　　列宁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位经济学教授、有成就的法律学家或棋赛冠军的。无论就他的出身来看，或者是就他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情况来看，并没有任何特征预示着他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位革命家和专政者。但是，他是处于动乱年代和狂暴状态的俄国的产儿，他是深深扎根于俄国的各种土壤之中的一棵大树上结下的果实。

　　共产主义在民族内容方面要求把列宁描写成从种族来讲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人。因此关于列宁的祖宗是非俄罗斯人这个事实，除了那些最富于好奇心的人以外，对其他所有的人都隐瞒了。由彼·尼·波斯别洛夫及其他8位作者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庇护下所写的一部列宁的官方传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传》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共602页），①对于列宁的祖宗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说什么列宁的父亲出身于阿斯特拉罕城的小市民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医生。②这部传记的第2版（1963年）也是写得这么简单。

①《列宁传》1960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上、下两册）。——一译者注
②同上，上册第11页。——译者注

　　其实，用不着到远的地方去找材料，亚美尼亚出生的苏联著名女作家玛丽叶塔·沙金孃在翻阅了成为废物的地方档案和变成了黄色的完税收据之后，在1937年《新世界》杂志1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确切地引用了档案中的一些文件。文章证明，列宁的祖父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乌里扬诺夫，他是一个穷裁缝，大概过去是个农奴，住在阿斯特拉罕（位于伏尔加河流人里海的入口处旁边）这个散发着鱼味的手工业小城市里。当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这个俄罗斯人50多岁的时候，他同一个加尔梅克人①的不识字的女儿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斯米尔诺娃结了婚。这些十分可靠的事实在苏联描写伟大领袖的大量著作中却没有一个地方加以引用。加尔梅克人信奉佛教。他们的脸盘又大、又圆、又平，呈黄褐色。他们的眼睛有着蒙古人的眼眶。列宁那宽宽的颧骨和外斜视跟说明这是混入了亚洲的血统。

①加尔梅克人是一个蒙古民族，在苏联境内过着游牧生活。——译者注

　　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阿斯特拉罕这一对俄罗斯人和加尔梅克人夫妇的第四个儿子，也是他们最小的一个儿子。当父亲67岁、母亲43岁时生下了他。5年之后，父亲去世了。伊里亚的一个哥哥叫瓦西里，是一个赶大车的，后来在一个商人那里当伙计。他比伊里亚大12岁，一生没有结婚。他很关心伊里亚，伊里亚的学习费用都是由他负担的。伊里亚就是列宁的父亲。

　　从母亲方面讲，列宁继承了德国血统的成分。这个令人感兴趣的家谱方面的细节把苏联的大多数传记作者们惊得目瞪口呆。《苏联大百科全书》在长达19页的介绍列宁的一个词条中提到了他的父亲，但没有提到他的母亲。曾任苏联国民教育委员的普·米·凯尔任采夫在其《列宁传》一书（1939年纽约版）①中也没有提到列宁的母亲。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另一部官方传记（1938年莫斯科版）中只是简单地写道，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另一个介绍列宁母亲的很短的词条也是只谈了这么一点。而这种情况竟出现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无论在沙皇时代，还是在苏维埃时代，每一个人的出生、受洗礼、入学和改变住址等都要随时进行登记并记入档案；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都必须随时随身带上注明有属于哪个民族的身份证。雷伊·科夫纳托尔在其用英文出版的《列宁的母亲》一书（1944年莫斯科版）中也忽视了列宁的德国族系这一点。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在其所写的论述他们的父亲——伊·尼·乌里扬诺夫的一本有72页的小册子②中，对于列宁的祖宗是德国人这一点也是只字未提。但是在由列宁的姐姐安娜主编并加注的一本关于乌里扬诺夫一家的一本书中却肯定地讲：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勃兰克，是一个医生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德国人。③列宁的德国外祖母年轻时就去世了，因此，列宁的母亲，据安娜·乌里扬诺娃说，是由她的严厉的德国姨母对其进行教养的。④列宁母亲的祖父是一个德国商人，叫约甘－戈特利布·格罗斯科普夫，他的妻子是瑞典人，叫安涅一别阿捷·埃尔什捷德特·他们的女儿安娜·格罗斯科普夫，就是列宁的外祖母。

①此书1975年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译者注
②玛·乌里扬诺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1831—1886年）》1931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俄文版。
③D·阿列克谢夫和A·施韦尔《乌里扬诺夫一家在辛比尔斯克（1869——1887）》（由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主编并加注）1925年列宁格勒俄共中央列宁研究院俄文版。
④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回忆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93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3页。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列宁的哥哥。

　　这里提到列宁的两个祖母——德国的外祖母和加尔梅克族的祖母——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与人们对列宁的外祖父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勃兰克医生的种族出身所持的缄默态度相比，话又显得很多了。有些人认为，列宁的外祖父是犹太人。

　　据玛丽叶塔·沙金孃说，在1922年俄国进行普查时曾经向列宁提出了他的外祖父的问题，列宁回答说：“我不知道。”在俄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一个人出身于哪个民族，通常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隐瞒不了的。但是，无论是这次普查材料，还是其他材料，关于勃兰克医生的情况都是含糊的，不明确的。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道：在60年代初，她的父亲伊·尼·乌里扬诺夫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勃兰克。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是一个医生的女儿，这个医生就其出身来说是一个小市民，他是一个思想进步、意志坚强、有独立精神的人，他毫无追求名利之心，极其厌恶奴颜婢膝的行为。亚·德·勃兰克退休后，在喀山省买了一所小庄园……”1958年出版的一本专讲列宁青年时代的文集中有上述这段引文，并对这段引文作了如下一个注释：“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勃兰克生于1835年。她早年丧母。她的父亲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勃兰克于1824年毕业于彼得堡医学院，曾在斯摩棱斯克省、彼尔姆省和喀山省当过医生。妻子去世后他退休了。”①至于退休前他具体在什么地方工作，这一点不清楚。因为他即使在退居自己在科库什基诺的庄园后，还继续行医。他的德国妻子即列宁的外祖母的名字，什么地方都没有提到。

　　列宁的遗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其1938年6月发表于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勃兰克医生出生在马克兰这样一个情况。苏联著名的政论家和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卡尔·拉狄克在1933年4月23日的《消息报》上撰文说，勃兰克是“一个团的外科医生”，并聪明地补充道：“在能够看到的文献资料中，很少能够看到关于列宁的外祖父的材料。他和当时的一切医生一样，大概也倾向于原始的唯物主义，而这种唯物主义是同宗教和睦相处的。列宁的母亲在家里受的是宗教精神的教育，但不遵守治家格言中的规矩。”

①《弗·伊·列宁的青年时代》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页。

　　治家格言是东正教的一部行为法典，写于16世纪，它要求家庭的所有成员在社会方面和宗教方面无条件地服从于家长这个封建主。“不遵守治家格言中的规矩”意味着不遵守东正教的法规。列宁的外祖母是一个德国的路德派新教徒，因此列宁的母亲受到的便是路德派新教的教育。

　　在希特勒上台几个星期之后，拉狄克（他本人是个犹太人）在其发表于《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列宁的父母，即“乌里扬诺夫夫妇造就了这位救世主，是他把无产阶级从埃及人的奴役下拯救了出来。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勃兰克造就这位救世主不只是限于肉体方面。他们在为确立我们这位导师的精神面貌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凡是亲自认识好闹的拉狄克并读过他用讽刺性笔调写出的作品的人，一定能够得出结论说，他说的这些话包含有某种暗示。他把列宁拿来同救世主相提并论的这种比喻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是否指的是在人们不易看到的那些文献资料中保存有某种秘密呢？不过克里姆林宫是不承认这里有什么暗示的。

　　难以猜测的勃兰克医生是侨居国外的俄国专家们热烈争论的对象。《回忆列宁》一书（1953年纽约版）的作者尼·瓦连廷诺夫在《新杂志》（1960年纽约版第61期）上写道：“勃兰克生在何处，来自何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而且我已经写过，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另一方面，H·舒布（1948年在纽约出版的一本列宁传记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新杂志》第63期上回答瓦连廷诺夫时坚决认为，勃兰克不是一个俄国人的姓，而是一个犹太人的姓。他还认为，列宁的外祖父亚历山大·勃兰克是敖德萨一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在同一期的《新杂志》上，“一位历史学家”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受到了A·M·布尔吉娜的批驳。布尔吉娜在1961年4月9日的纽约一家日报《新俄国言论报》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封信。她列举了几个不是犹太人出身的人也姓勃兰克的例子。舒布在回信（回信发表在同年4月23日的《新俄国言论报》上）中继续坚持己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尼·瓦连廷诺夫在1961年5月份出版的纽约《社会主义通报》上转入了进攻，他对舒布及其他人关于亚·德·勃兰克是敖德萨的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医士的论据进行了驳斥。

　　从这一切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关于勃兰克医生究竟出身于哪个民族，从来没有宣布过可靠的材料。在庞大的俄国档案馆中，有关的文件肯定是有的，但是布尔什维克认为不需要把它们公诸于世。这只能更加使人怀疑在这些文件中隐藏着什么。

　　克里姆林宫在这方面有所隐藏，而对列宁生平中的其他一些方面却用几万页的篇幅来加以宣扬，这只能说明，他们是想塑造一个列宁的民族形象，把列宁说成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纯血统的俄罗斯人。此外，勃兰克医生当时所拥有的不是一个小农庄，而是一个大庄园，并且在1861年以前，他还有很多农奴。列宁在社会出身方面的这样一个缺陷，对于塑造一个群众所需要的列宁的形象即俄国的救世主的形象来说，是极不合适的。

　　关于列宁的外祖父是犹太人这个假设，可以作为一个未被证实的假设而放到一边去。但是即使是这样，那列宁的族系也是属于欧亚（即从中亚细亚到中欧）混血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和俄国一样，也是架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无论是列宁还是俄国，其本身都是即有西方的特点，也有东方的特点。但是无论是列宁还是俄国，都既不希望自己属于前者，也不希望自己属于后者。

　　“列宁”是一个笔名。列宁作为一个作者、编辑、新闻工作者和领袖，在写作时时常使用“尼·列宁”这个笔名。他还使用另外一些名字：弗·列宁、威·弗雷、克·土林、卡尔波夫等。这里的第一个字母“尼”并没有任何意思，列宁从来没有用“尼古拉·列宁”来署名。作为苏维埃的领袖，他在署名时总是用自己的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同时常常在后面加一个“列宁”，并用括弧括起来。

　　“列宁”这个名字的来源不十分清除。估计他在1901年12月第一次使用的这个姓是从他认识的一个女中学生“列娜”这个名字引伸来的。波斯别洛夫及其他人在那部关于列宁的官方传记（俄文第2版第81页）中写道：据列宁的亲属讲，列宁偶然地为自己选了这个笔名，这个笔名可能是从西伯利亚的一条大河的河名①引伸来的。如果他选用“沃尔金”这个姓的话，那就会使人觉得更自然一些，因为他在伏尔加河畔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②是俄国社会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已经使用了这个笔名，于是列宁为了寻找河流，便只好把目光转向更加遥远的东方。如果我们讨论的对象是“沃尔金主义”，而苏联的政策是“沃尔金的政策”的话，那现在俄国的和世界上的政治著作该会怎样表现为另外一种情况啊。

①这条河就是勒拿河（一译连纳河），俄文是лена，лениа（列宁）这个笔名的前半部分与这一河名的前半部分相同。——译者注
②“伏尔加河”（волга）和“沃尔金”（волгин）这两个俄文词的前半部分也相同，但中文的泽法有所不同。——译者注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在伏尔加河畔度过了自己的一生。1843年他进入阿斯特拉罕中学学习，1850年毕业时获银质奖章。同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1855年5月，他被任命为奔萨贵族学院高年级班的物理和数学教员。当其他一些教员由于进步的观点即由于“旨在破坏基础”的观点而被学院解雇时，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却仍然担负着原来的职务。由于他在科研和教学上勤奋努力，学院在工作报告中曾表扬了他。1861年11月23日，他向学院的听众作了“关于雷和避雷针”的报告。在他作这个报告的8个月之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农奴。但是在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所作报告的题目上并没有政治上的寓意，虽然在报告的题目上适当地指出改革的目的和改革的缺陷也是可以的。

　　1863年，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勃兰克在奔萨结了婚，然后迁到下诺夫哥罗德这个伏尔加河畔的工商业城市去住，这里每年都有一次著名的集市贸易。他在这里进行教学工作一直到1869年为止，这时他被任命为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视察员，并被调往辛比尔斯克。列宁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诞生的，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第一个三分之一的岁月。

　　辛比尔斯克这个死气沉沉的沿河小城市，起初是一个要塞。1648年时，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命令在伏尔加河的高岸上建筑一个内城，即用圆木构筑的一个堡垒，上面有一些高高的木塔，周围是一道沟壕和一片田野。这样，辛比尔斯克就成了防御线上的一个锁钥要塞，它保护着莫斯科国家①的东南边陲，抵御着来自亚洲的侵袭。1650年时，15000名哥萨克和警卫队在这里阻止住了游牧民族的强大侵袭。鞑靼人和蒙古人的进攻一直继续到17世纪末。

①莫斯科国家是在历史文献上所使用的俄罗斯国家的名称，即莫斯科大公国。——译者注

　　到1870年列宁诞生时，辛比尔斯克已经失去了它以往在军事上的作用，因为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已被俄国侵占。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靠河的港口，经营着粮食、鱼、羊毛和硝石的贸易。全市3万居民中大部分是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及其他一些非俄罗斯人，他们是一些纤夫和装卸工人。辛比尔斯克一只脚站在伏尔加河那属于亚洲的低低的左岸上，另一只脚站在那属于欧洲的高高的右岸上。一座铁路桥把它的两部分联结了起来。它的右岸中心坐落在伏尔加河和它的支流斯维亚加河之间。列宁小时候常在弯弯曲曲的斯维亚加河里游泳和钓鱼。

　　辛比尔斯克的房屋多半都是一些深灰色的一层小木房。有些小木房有顶楼。两层的房屋不多。列宁就出生在一个叫普里贝洛夫斯基家的厢房里。稍后乌里扬诺夫一家搬到了他家的楼上去住。自1874年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被从视察员提升为总监，到1878年他们在莫斯科大街48号买下一座木房，这个期间，乌里扬诺夫家搬过几次家。列宁在这座木房里一直住到17岁。

　　弗拉基米尔（家里人亲昵地叫他沃洛佳）有5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安娜（生于1864年）、亚历山大（生于1866年）、奥丽珈（生于1871年）、德米特里（生于1874年）和玛丽亚（生于1878年）。1873年出生的弟弟尼古拉夭折。

　　弗拉基米尔很像父亲。两个人都是高高的前额、淡红褐色的胡子、谢顶的头和短短的腿。两个人都在某些辅音之后发不出“P”这个字母的音来。两个人都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都是始终不渝地把这种精力用于严肃的、炽烈的和忘我的劳动中去。两个人都去世得早：列宁还没有活到54岁，父亲只活了55岁。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虽然没有被解剖，但医生认为他是死于脑溢血，而列宁则是死于脑硬化。

　　1874年当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担任视察员时，辛比尔斯克全省一共只有20所设备简陋的学校。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建立新学校、修缮旧学校和培养教师的工作。由于在十多年的工作中，他在这方面勤奋努力并取得了成绩，便被提升为四等文官，也就是像玛丽叶塔·沙金孃所说的，被提升为“文职将军”。他的新的官级，即在十四级的官级表中的第四级，使他成为一个世袭贵族。①到1886年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逝世时，辛比尔斯克省已有2万名初级学校学生、434所初级学校和好几所有几百名学生的中学。

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官级表”这一词条（第2版第41卷第446页）介绍，1856年12月9日颁布的一项法律对提升为世袭贵族规定了更高的官级，即对于文官来说，要提升为世袭贵族需是第四级。四等文官就是第四级官员。

　　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因公务四外奔走，常常是一连几个星期，有时是一连几个月都不在家。他不是沿着铁路，就是坐着四轮马车，或者是坐上雪橇，去到归他视察地段的最遥远的地方。但是即使他从各地视察回到家里之后，他还是给儿女们留下了某种依然处身于远方的印象。在家里，总是他的妻子即娘家姓勃兰克的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居于主要地位，她是一位卓越的妇女。在苏联对她引证不多的作品中，她总是作为一位“以其坚强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而与众不同”的妇女出现。列宁的姐姐安娜在关于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从农村教育出来的母亲，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经过敏”。接着安娜·伊里尼奇娜谈到勃兰克医生时放低笔调写道：“外祖父没有给自己的几个小女儿请教师，像他在另一种环境下对自己的几个大女儿所作的那样。他不赞成贵族女子中学的那种教育。”因此，列宁的母亲就由她的德国姨母来教育。德国姨母禁止她喝茶和咖啡，认为这些饮料会刺激人，对人有害，但是姨母却很有成效地指导她学习。虽然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学习过，但她的笔试却及了格，并获得了学校女教师的文凭。她通过自学学会了英语和法语，她还能讲标准的德语和俄语。在她的桌子上放着原文版莎士比亚全集和梯也尔①编的法文版多卷本《法国革命史》。在她的指导下，儿女们出版了一份手抄的家庭杂志《星期六》。她亲自用“辛格尔牌”缝纫机为儿女们做衣服。乌里扬诺夫家有一架立式钢琴，母亲就教沃洛佳在这架钢琴上演奏。沃洛佳还常在母亲和妹妹奥丽珈的伴奏下歌唱。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后来回忆道，沃洛佳当时曾歌唱过海涅的抒情歌曲和古诺②的《浮士德》歌剧中的瓦连京咏叹调。

①阿道夫·梯也尔是法国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71年2月任资产阶级政府首脑，是镇压巴黎公社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后任第三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②查理·法朗莎·古诺（1818--1893）是法国作曲家，抒情歌曲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所作的歌剧有《浮士德》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译者注

　　列宁的姐姐安娜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沃洛佳小时候“活泼，伶俐，快乐……喜欢喧嚷、玩耍、乱跑。他与其说是玩弄玩具，不如说是弄坏玩具”。他总是面带笑容，喜欢淘气，喜欢逗弄别的孩子。5岁时他就学会了读书，后来由一位家庭教师教他学习，这位教师在他9岁半以前一直给他补习功课，准备上中学。

　　沃洛佳在玩耍方面最亲近的朋友就是他的妹妹奥丽珈。虽然她比沃洛佳小一岁半，但她已经学会了同他一起读书。据安娜。伊里尼奇娜证明说，奥丽珈“非常爱好劳动。我记得沃洛佳在中学的最后面一个教室里听到奥丽珈在隔壁的房间里无休无止地在钢琴上演奏练习曲时，他对我说：‘瞧，她的这种工作能力真叫人羡慕’。沃洛佳认识到了这一点，便来发自己劳动能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大家对他的劳动能力是无不感到惊讶的”。

　　热爱劳动是乌里扬诺夫家中的一个特点：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用新的方法改造了全省那落后的学校制度。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料理着全家的家务。他们两个都强烈地主张要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他们两个都热爱劳动。他们的儿女们全都继承了这些品质。

　　沃洛佳在中学里轻而易举地使各门功课获得了很高的分数。在他的中学毕业证书上，4分只有一个，而5分是十个。在公布分数的那些日子里，他从中学回来后，走过父亲的书房时，高声地说：“我的希腊文得了5分，拉丁文得了5分，神学课得了5分，数学得了5分，还有其他的课程。”说完他就跑到上面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或者是跑进隔壁萨沙的房间去观察萨沙搞化学实验，有时候也帮助萨沙搞化学实验。

　　父亲常同萨沙和沃洛佳这两个大儿子打槌球。他还教他们下象棋。象棋子是他自己旋制的，后来他送给了沃洛佳（多年之后，列宁把父亲送的象棋给弄丢了）。不久两个孩子就开始战胜父亲。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其《回忆录》中用很大一部分篇幅来谈论象棋。①据他说，沃洛佳9岁时开始同父亲和萨沙下象棋。后来他同奥丽珈和德米特里下。德·伊·乌里扬诺夫回忆道：“对我来讲，他是老师，而且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师，所以我比较喜欢同父亲下，因为父亲态度随和，允许我走回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了一条规矩，他自己任何时候都遵守，也要求自己的对手严格遵守，这条规矩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走回棋——拿起哪个子，就走那个子。”

①列宁家属的回忆，他的医生、战友、司机、家庭女工及其他很多人的回忆被收集在一起，出版了一种大开本的四卷本，书名为《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共555页；第2卷（1957年），共734页；第3卷（1960年），共384页；第4卷（1963年），共643页。德·伊·乌里扬诺夫关于列宁和象棋的回忆，见第1卷第62-63页。

　　据德米特里说，年轻的列宁下象棋时很认真。在同较弱的对方下棋时，他往往让对方某一个子，当对方出于自尊心加以拒绝时，他就说：“要是双方势均力敌，下棋时用不着去思考，去斗争，去设法摆脱困境，那对我来讲，下这样的棋又有什么意思呢？”德米特里在沃洛佳让他一个“车”的情况下开始赢沃洛佳，于是他便请沃洛佳把“车”换成“马”。沃洛佳提出的条件是：“如果你连赢三盘，那我就改让‘马’。”一次他们下盲棋（像德米特里写的那样，“看不见”），但是列宁不喜欢这种下法。他也不喜欢棋书——他看棋书只是为了学习传统的开局和残局。德·伊·乌里扬诺夫写道：“无论如何，他从来不试图去系统地研究象棋理论。”

　　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在其《回忆录》中肯定地讲，无论是萨沙，或者是沃洛佳，在上中学的时候都对政治不感兴趣。父母都持着自由主义保守派的观点。母亲不去教堂作礼拜，父亲常去。列宁有一次回忆道，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被杀害后，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悲哀地穿上文官制服，到辛比尔斯克的大教堂去哀悼这位专制君主，他把这位专制君主看做是“救星一沙皇”。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里，有时候电线杆上会贴出一些恐怖分子的传单：“害死沙皇！”有时候不满的农民烧毁了地主的房屋和粮食。这些事件是否引起了乌里扬诺夫家的孩子们的注意，对此是值得怀疑的。苏联的一些作者为了寻找能够证明乌里扬诺夫一家人在那个年代里进行了什么革命活动而竭力去仔细搜查沙皇的档案，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材料足以说明当时警察曾经对乌里扬诺夫家的人进行过监视。

　　外部世界很少闯进乌里扬诺夫家的那种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去。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只是偶尔接见一下同事，同他们谈一谈学校方面的问题。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很少去拜访别人，因为她的家务够多的了。可能她也认识到，在她这个出身于德国路德派新教的、有文化的、进行自修的妇女同那些虚荣心很强的小市民，即同辛比尔斯克这个省城里那些好讲是非的妇女之间是没有任何共同兴趣的。

　　辛比尔斯克的偏僻环境只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部分则是向四周延伸开来的无边无际的田野，散发着一种腐朽没落的气息。因为尽管农奴制废除了，但是地主们却仍然在谈论着“农奴”，他们用很贱的价钱从自己原先的农奴中雇佣一些来为自己作雇农。有些地主虽然收藏了一些很好的书籍，但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过的是一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他们对劳动像对任何变动一样，也是仇恨的。他们宁愿无事闲坐，也不想去劳动一会，他们玩乐常常玩到疲惫不堪的程度。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辛比尔斯克的两个地主要经常见面，以便共同去打猎、玩牌和喝酒。每个地主在自己的庄园里都有一枚大炮。当这个地主想请邻居那个地主到自己家里来作客时，他就朝着邻居的庄园里打出一发炮弹。如果邻居接受邀请，对方就也打出一发炮弹作回答。如果对方打出了两发炮弹，那就表明情况相反，表明是邻居要请他这位朋友到自己家里去作客。如果双方继续坚持己见，非要表示自己的好客精神不可，那双方的大炮就继续打下去，直到炮弹打完，然后两个地主就在两家庄园的交界处见面，以便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是著名的辛比尔斯克人，他是1859年问世的《奥勃洛莫夫》这部小说的作者。从那时到今天，“奥勃洛莫夫”这个名字在用来形容具有烦闷无聊、犹豫不决、萎靡不振、不知道如何消磨时光、回避生活斗争等特点的俄国人方面，已经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冈察洛夫出生于一个有钱的商人家庭，他先是给辛比尔斯克省省长当秘书，后来给一个海军上将和在圣彼得堡财政部当秘书。这样看来，他显然是不倾向于激进主义的。但是他在《奥勃洛莫夫》一书中，通过细致入微的解剖，分析了一个伏尔加河流域的地主所具有的那些萎靡不振、死气沉沉、当寄生虫等特点，并且把这样一个地主拿来交由全民进行评论。奥勃洛莫夫习气被认为是俄国人的第二天性。“奥勃洛莫夫卡①是我们的祖国”。——一位当代俄国评论家谈到奥勃洛莫夫之流的世袭领地时这样写道。这位评论家认为，在每一个俄国人身上多多少少都能够找出奥勃洛莫夫的影子来。

①“奥勃洛莫夫卡”是《奥勃洛莫夫》一书中虚构的地名。——译者注

　　列宁读过这部书，并且在自己的演说和文章里常常引用这部书。这种对19世纪的俄国如此典型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亚历山大和弗拉基米尔这两位有才能的少年的注意。当他们在外祖父勃兰克医生那个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科库什基诺庄园里度夏时，是会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但是这种现象并不一定能够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连冈察洛夫本人在他这部精彩小说出版才一年之后还接受了政府书刊检查员的职位呢。对社会腐朽没落现象观察的结果，并没有促使他去进行积极的反抗。

　　奥勃洛莫夫习气在一个俄国人身上表现的多少决定于这个人的气质和生活经历。列宁的气质是一种极其热烈的气质，而他的哥哥萨沙被处以死刑，对他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生活经历。

　　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于1886年1月12日去世。埋葬时萨沙不在场——他正在彼得堡大学学习。严父的去世能否使两个儿子抛弃从前曾无形之中约束过他们的那些东西呢？列宁在回答1922年调查中向他提出的问题时写道：“我从16岁起是个无神论者”（也就是说他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成了一个无神论者）。顺便说一下，这个事实推翻了人们时常提到的一个说法。说什么列宁是在听到神甫建议他父亲如果孩子不信神就打孩子之后，才从身上摘下了他贴身戴的那个十字的。但是这种说法现在还仍然存在于苏联的神话中。大致与此同时，萨沙·乌里扬诺夫加入了“民意党”组织，该党的一些成员在彼得堡大街暗中放下一枚炸弹，于1881年3月1日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二世虽然在20年前废除了农奴制，但这并没有抑制住恐怖分子对专制制度的仇恨。他的横死也没有使恐怖分子们平静下去。恐怖分子们刚刚炸死了沙皇这个“解放者”，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谋害他的儿子——身材魁梧的、面色浮肿的亚历山大三世了。继承了父亲的贵族封号的萨沙·乌里扬诺夫自告奋勇来进行这一谋害。

　　在广阔的涅瓦大街的尽头，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竖立着一个革命前安放的马的塑像。马的花岗石的台座有埃及金字塔上的一个石块那么大。这匹马像一头犀牛：身躯又重又长，为了驮起重量很大的骑者，4只短腿叉开得很宽。亚历山大三世，也就是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同全家一起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命令被枪毙了）的父亲，骑在这个动物上面，一顶鞑靼式的帽子像一张薄饼似地戴在他那圆圆的脑袋上。脖子很短的身体、大猩猩般的胸部和短桩似的两条粗腿使他的整个外貌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幅对沙皇制度的讽刺画。这个纪念像的短小、死板和笨重反映了竖立它的专制制度的粗野和愚蠢。因此布尔什维克虽然保存了这个纪念像，却在它的底部用大型印刷体字母刻上了纸老虎这个词，而在这个词的下面又刻上了克里姆林宫的诗人兼奖金获得者杰米扬·别德内依的一首小诗：

　　我的儿子和我的父亲在世时都被处以死刑，
　　我却得到了死后遭受耻辱的不幸：
　　我在这里被生铁铸成了一个纸老虎，
　　竖立在一个永远摆脱了专制制度压制的国度。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打算用一枚炸弹（这枚炸弹是一个化学爱好者制造的）炸死的正是这位举行了加冕礼的俄国倒数第二个统治者。他的密谋刚刚准备好，他和他的姐姐安娜（实际上她并没有参与）就在1887年3月1日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被捕了。

　　列宁的母亲一接到他们俩被捕的信，就急忙去到塞兹兰（从辛比尔斯克到塞兹兰有60俄里，而她当时已经52岁了），从那里坐火车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她向沙皇递交了一份呈文，要求同监禁在凶险的施吕塞尔堡要塞中的萨沙见面。亚历山大三世作了书面批示，准许她同儿子见面。3月30日在见面时，萨沙抱着母亲的双膝，哭个不止。几个身居要职的官员告诉她，如果萨沙表示悔过，并请求君主予以赦免的话，他的性命是可以保住的。萨沙向母亲解释说，他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他就得讲出密谋的底细来。他说：“我可怜你，妈妈，请宽恕我吧。”——母亲后来追述道。她又补充说：“既然这样，我就不再坚持了，不再打算要他回心转意了。我知道要他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

　　母亲出席了法庭审判。15个被辩护的人中，5人被判处死刑，两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余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流放期不等。

　　法庭判决后母亲又同萨沙谈了二次话，恳求他也像他的一些同案人所做的那样，向沙皇交份呈文要求赦免。他回答母亲说：“既然我在法庭上讲了那一切话，我就不能再这样作了。因为这样做是不真诚的。”他还说，他愿为自己的国家而死。

　　当母亲离开时，他请求母亲把海涅的一卷诗给他拿来。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母亲把海涅的诗交给了他，并在告别时吻了吻他。他于1887年5月8日被处以绞刑。当时母亲一边送他走向断头台，一边讲着鼓励他的话：“要鼓起勇气来，鼓起勇气来！”这时他刚满21岁。①

　　在苏联官方写的各种传记中流传看一种说法，说什么列宁在听到哥哥被捕后说：“不，我们不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②这种传说的惟一的根据，也是不可靠的根据，就是玛丽亚·乌里扬诺娃的回忆，而她当时才9岁。她第一次谈到这一点是在1924年2月即在列宁逝世后不久所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③当然，与哥哥被处死刑有关的一切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记住这些话，她就应当理解这些话。这些话应当证明：列宁当时已经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民意党人和民粹派分子所采用的恐怖手段，因此他选择了一条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不是个人投掷炸弹的道路。

　　尽管有玛丽亚·乌里扬诺娃的那种回忆，但是，她的那种说法是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此外，真实情况还表明：在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和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之间存在着分歧，在这个表面上颇为安静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着不和。这一真实情况也说明了俄国革命运动所走的曲折道路。

　　据安娜·乌里扬诺娃在其《回忆录》中说，沃洛佳在童年时处处模仿萨沙，“无论你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总是只有一个回答：‘像萨沙那样。’”但是实际上，弟兄俩无论在性格上和作风上，或者在道德原则上，甚至在外表上，彼此并不相似。相反，倒有根据认为，萨沙也和安娜一样，他们都不大喜欢沃洛佳。

①安娜在关于亚·伊·乌里扬诺夫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一点。1963年2月18日《真理报》上刊载的列宁的妹妹玛丽亚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据编者按说，是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1937年初，即在她逝世前不久写的。这篇文章本应当在乌里扬诺夫被处死刑50周年时（1937年5月8日）刊登出来。可是该文只是在过了26年之后才发表出来。什么原因没有说明。可能是由于斯大林反对颂扬谋杀沙皇的人吧。斯大林总是害怕别人谋害他，因此关于国外发生的一些政治谋杀的报告不是根本不予发表，就是在报纸上不显著的地方登载一两行。密谋者是列宁的哥哥这一点只会使斯大林更加不同意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因为斯大林竭力转移人们对列宁的注意力，而力求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②《列宁传》196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上册第21页。——译者注
③她这次演说的一些片断发表在1963年4月49日的《消息报》上。

　　安娜在关于大弟弟的《回忆录》中写道，孩子们是成对地相好的：她同萨沙相好，萨沙比她小两岁；沃洛佳同奥丽珈相好，他们俩年龄相差一岁；德米特里同玛丽亚相好。一位研究过乌里扬诺夫一家人的照片的人类学家根据一个特征——头的形状把他们全家人分成两类。长头形的：母亲、安娜、萨沙和德米特里；圆头形的：父亲、列宁、奥丽珈和玛丽亚。

　　安娜指出，父亲有一次对几个孩子作了评定。他说安娜的气质属于多血的气质，沃洛佳的气质属于易怒的气质，而奥丽珈的气质则属于忧郁的气质。安娜说沃洛佳是一个“爱玩闹的孩子”。她写道：“1885—1886年冬，我经常同沃洛佳一起散步、谈话。最后一个夏季的情况也是这样。”据她说：“沃洛佳当时正处在过渡年龄，在这种时候孩子们变得特别急躁，特别好惹是生非。他总是非常活泼，非常自信，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在父亲去世以后更是如此。因为父亲在世时，他的行动总是对孩子们起一种抑制作用。”

　　1886年秋，安娜问萨沙对沃洛佳的看法怎样。萨沙回答说：“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我同他合不来。”安娜写道，他讲这话时，口气“既坚决又肯定”，以至于使她甚至认为，萨沙讲的是“根本合不来”。

　　“‘为什么？’——我自然要问他。

　　“但是萨沙不愿意回答。他只是说：‘是这样的’，而让我自己去猜测。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的解释是，萨沙不喜欢沃洛佳的那些性格特点（这些特点也曾使我感到难堪，不过显然要轻一些）：他非常喜欢嘲笑人，对人没有礼貌，态度傲慢，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他有时对母亲也很不客气，父亲在场时他是不敢这样的。我记得萨沙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流露出一种对沃洛佳不赞成的目光。”

　　1887年夏，即在萨沙牺牲之后，母亲对安娜说：“有一次沃洛佳同萨沙在下象棋，她提醒沃洛佳去完成一项他未曾完成的要求。沃洛佳听后抱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没有很快去完成。母亲显然被激怒了，坚持要他去完成……沃洛佳的回答仍然是采取一种漫不经心和嬉笑的态度，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沃洛佳，你得马上去作妈妈要你作的事，否则我就不再同你玩啦。’萨沙当时讲这话的口气虽然很镇静，但是却十分坚定，使得沃洛佳不得不立即站起身来去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事。”

　　接着，安娜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萨沙（1930年）：

　　“把这种说法同我个人的印象，以及同沃洛佳当时的表现和他感兴趣的东西加以对比，使我更加确信：萨沙在说出自己对沃洛佳的看法时指的正是沃洛佳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对萨沙来说……任何嘲笑别人、愚弄别人的事，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对沃洛佳来说，嘲笑别人则简直是他所固有的一个特点，而在这个过渡年龄期间，他的这种表现尤其突出。可是萨沙在父亲去世后的这个夏季，当他要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决心显然已经下定时，在他具有一种特殊情绪的情况下，他是决不会对事物采取任何轻率浮夸的态度的。”

　　据安娜说，尽管沃洛佳从早年起就对萨沙无限尊敬并竭力模仿，但是他们彼此从来也不亲密。在萨沙在世的最后一年，这弟兄俩之间在政治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安娜写道：“这年冬天，我经常同沃洛佳一起散步、谈话，他对中学的领导、中学的学习以及对宗教，在思想上都抱着对立的情绪，但他并不反对对教师们恶作剧（对教师开的某些类似的玩笑我也参加了），总之，可以说，他是处在打倒权威的时期……

　　“但是……在我们的谈话中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方面的东西……我记得，夏天，我同萨沙注意到并感到惊讶的是，沃洛佳把屠格涅夫的一些作品可能反复读了几遍，——他常常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反来复去地读，——这是在他同萨沙住在一个房间里的那几个月的情况，当时萨沙在努力钻研马克思的著作及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而沃洛佳阅读翻译成俄文的马克思的著作是在1888—1889年在喀山时才开始的。总之，沃洛佳在当时（即在萨沙被捕和牺牲之前。——路·费·注）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

　　这样看来，列宁根本不可能像他的妹妹玛丽亚硬加给他的那种说法那样，曾经谴责恐怖手段并选择“另一条路”。而当时萨沙则确实已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位准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个事实现时在俄国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一本于195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①中谈到：“1885—1886年，在他的（萨沙的——路·费·注）书籍中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历山大·伊里奇当时正站在民意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十字路口。他赞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制定的纲领草案。”这本小册子中还提到了在苏联第一次披露的一个情况：亚·伊·乌里扬诺夫在牺牲前不久，曾把卡尔·马克思的一篇很长的文章从德文翻译了过来。这篇于1887年在日内瓦发表出来的译文，现在就放在我的面前，由于时间久远已经变黄了。②

①波·沃林《列宁和伏尔加河流域（1870---1893）》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3--34页。
②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彼·拉·拉南洛夫作序。《社会主义丛书》。“民意党”小组出版。1887年日内瓦俄文版，共47页。

　　列宁了解他哥哥的真正信仰是什么，几年之后他把自己的认识告诉给一位亲近的同志即伊萨克·克里斯托福罗维奇·拉拉扬茨。列宁对他讲，亚历山大·伊里奇“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尽管如此，但是在苏联却依然存在着一种神话，说什么列宁早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而这时他哥哥还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恐怖主义的立场上。

　　亚历山大·伊里奇在法官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宣判他死刑的法庭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将法庭上的速记记录摘引如下：②法庭主席问亚·乌里扬诺夫：你过去在彼得堡大学吗？乌里扬诺夫：——是的，我过去在那里。问：——你已经上四年级了吗？答：——是的。问：——你这么年轻就上四年级了吗？答：——是的，我已经上四年级了。

　　乌里扬诺夫在回答接着提出的一些问题时说，父亲在世时，他由父亲供养。父亲曾经教过书。后来法庭主席向他提出了小组印发的传单问题。问：——传单是谁用胶印器印的？答：——是我。

①伊·克·拉拉扬茨《关于在1893一1895年间我同弗·伊·列宁的会见》，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9年第1期，莫斯科。此处引文转引自《新世界》杂志1963年第4期第159页。
②《彼·舍维廖夫、亚·乌里扬诺夫、帕·安德烈尤什金、瓦·格涅拉洛夫、瓦·奥西潘诺夫及其他等人1887年3月1日案件》，安·伊·叶利扎罗娃（列宁的姐姐——路·费·注）作序。A·A·施科夫进行了准备付印的工作，1927年莫斯科。材料来自苏联中央档案馆。这个出版物一共只印了2000份，而苏联的大部分出版物，尤其是小册子，往往要发行几万份和几十万份。这2000份一定是分给了各图书馆和只发给了那些特别可靠的人和少数高级官员。

　　问：——除了你，再没有人参加了吗？

　　答：——不，有一个人帮助我印。

　　问：——那是谁呢？

　　答：——我拒绝说出他来。

　　在案件审理期间，萨沙被和同志们隔离开来，单独监禁在一个牢房里。他低声地告诉同志们，让他们把一切罪责都推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准备为救出别人而牺牲自己。在密谋者中有一个人叫奥列斯特·马卡罗维奇·戈沃鲁欣，是一个顿河哥萨克的儿子，在谋杀即将开始之前他跑到了国外。当法官在法庭上问乌里扬诺夫为什么他自己不跑掉时，他回答说，他没有打算跑掉，他准备为自己的事业而死。戈沃鲁欣在西欧叙述了这次密谋的经过。①他说：“亚力山大·伊里奇是他们中间一位最卓越的人物。我是1885年底在彼得堡开始认识他的。他当时是数理系自然班三年级学生。他是一位非常刻苦、很有才能的大学生……他曾就动物学写了一篇比赛论文，这篇论文使他获得了金质奖章。这一成就鼓舞了他。他已经在考虑获得教授职位了……由于他酷爱科学，所以人所固有的（他）无不具有……

　　“1885一1886年他在三年级的时候，既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也没有参加自学小组。他当时对自学小组持否定态度，说在那里‘空谈得很多，学习得很少’……

①他的叙述被记了下来，并被放进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学家费·李·布尔采夫（1862--1942）的档案库中。这个叙述连同孟什维克的新闻记者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所写的序言，一直保存在他的档案库中，直到1926年才全文发表在巴黎出版的一家俄文杂志《别国往事之声》1926年第3期上（第209一257页）。对戈沃鲁欣的回忆所作的一些很长的摘录早些时候曾经发表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与苏共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历史杂志《无产阶级革命》1925午7月号上。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为这些摘录写了前言。

　　“……在亚历山大·伊里奇的桌子上，面前经常放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的姐姐——贝斯土热夫女子学院的学生（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说，父亲去世时，他这个大学生十分悲愁，痛苦万分，以至于他的姐姐和熟人们都担心他会自杀。”

　　戈沃鲁欣接着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他无忧无虑，高高兴兴的样子。他总是若有所思，表现出一种忧郁的神色。他爱好戏剧，懂得诗歌，尤其喜欢音乐。当他听音乐时，他就变得更加忧郁，更加陷入沉思。”最后，亚历山大·伊里奇加入了一个民意党人的小组，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为了检验一下革命思想是否正确。1886年2月19日，他参加了在圣彼得堡沃尔科沃墓地为了追悼那些为解放农奴而斗争的作家们（他们是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其他一些作家）所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后的几次游行示威遭到了警察的禁止。于是他们决定要杀害沙皇。当有一份列有他（乌里扬诺夫）的姓名的文件落到一个因参加非法的游行示威而被捕的人的手里时，他便开始等待着他将遭到流放的命运：

　　他说：“要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前途。生活在偏僻的地方，例如，生活在辛比尔斯克，那里既没有书，又没有人，完全可以使你变得愚昧无知！”

　　据戈沃鲁欣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怎样，俄国农村的前途怎样，村社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亚历山大·伊里奇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戈沃鲁欣写道：“就他的观点来看，他既不接近民意党人（因为他否认村社对社会主义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他否认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也不接近社会民主党人（他确信，在民意党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列宁后来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恐怖小组中的一些成员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民意党人一个也没有……关于名称，小组认为，沿用‘民意党’这个旧的名称是有好处的。”

　　小组的口号是“连续不断的恐怖”，通过进行这样的恐怖，预料能够推翻沙皂政府或者是迫使它做出重大的让步。亚历山大·伊里奇相信的不是个别的恐怖，而是连续不断的恐怖，即进行一系列的谋杀。

　　下面是参议院特别法庭会议就1887年3月1日案件所记的速记记录第289页的内容：

　　被告人乌里扬诺夫：——“关于自己的辩护，我的情况和格涅拉洛夫、安德烈尤什金相同。真正的当事者确定得完全正确，对此我不否认。因此辩护的权利只在于叙述犯罪动机的权利，也就是陈述使我必然要犯下这一罪行的那一思想过程。我刚一进入青年时代，就模模糊糊地对整个制度感到不满，这种感觉在我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从而使我产生一种信念，我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陷于目前的境地的。但是只是在我研究了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之后，我才完全相信，现行制度是不正常的；对我来说，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模糊的幻想，已获得了严格科学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正确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道路，通过出版物来进行科学宣传的道路，因为社会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社会思想意识改变的结果。这一原理在‘民意党’恐怖派的纲领中表述得十分清楚。这和原告人先生所说的正好完全相反。”

　　原告人声称，一个小小的恐怖分子匪帮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社会。乌里扬诺夫说，这样讲是不对的。于是他讲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看法：“在政府对我国精神生活所采取的现有态度的情况下，不仅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是不可能的，而且进行一般的文化宣传也是不可能的，甚至对一些问题进行科学的深入研究都是极其困难的。政府的实力是那样强大，而知识分子又是那样弱小，他们只能在几个中心城市建团结社，因此政府便能够把他们惟一的可能即言论自由的最后一点残余都加以剥夺……在主观上确信必须享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之后，就需要研讨一下客观上有无可能，也就是要考察一下在俄国社会中是否存在有可以依靠其进行斗争的分子。俄国社会不同于西欧之处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一个是在智力方面不如西欧，我国没有团结得非常紧密的阶级能够制止政府……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自由思考的权利和与低于自己发展水平的人自由交谈思想的权利不仅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甚至是一种需要和责任……”

　　乌里扬诺夫讲到这里时，主席打断了他的话，建议他不要去谈论“一般的理论，因为这样的理论我们都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了”，而要说明一下：“这对你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关系？”

　　被告人乌里扬诺夫：——“我不去讲个人的动机，而要讲一讲形成社会现状的基础。这一切对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举不出主观的动机来……”

　　主席：——“既然这样，那你就尽量讲得简短些。”

　　被告人乌里扬诺夫：——“好……我国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软弱无力，这样的没有组织，以至于现在他们不能够来捍卫自己的思想权利和在智力上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恐怖手段是19世纪创造的一种斗争形式，是少数人可以用来自卫的惟一形式。少数人所以强大，只是由于他们具有精神上的力量，只是由于他们认识到自己比多数人要正确。俄国社会恰恰是处在只有同政府进行决斗它才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样的情况下……在俄国人民中，任何时候都能够找到十来个无限忠于自己的思想、痛切地感到自己的祖国处于灾难之中的人，对他们来说，为自己的事业而死并不是什么牺牲。这样的人是任何东西都吓不倒的……”主席：——“你要讲过去，而不要讲将来。”被告人乌里扬诺夫：——“我不能够这样。为了使我的关于必须采用恐怖手段的信念让人们看得更加清楚，我应当谈一下这能否产生什么结果的问题。于是这在我要说明的问题中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我请求再讲几句……”

　　主席：——“不行，这已经够了，因为你已经讲了促使你进行这次罪恶预谋的思想。这就是说，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你认为可以进行这一罪恶预谋，是吧？”

　　被告人乌里扬诺夫：——“是的，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我曾经确信，恐怖手段能够达到目的，因为这不只是由个人进行的事情。我讲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要从道德方面证明我的行为是正确的，也不是为了要从政治方面证明我的行为是适当的。我想证明的是，这是现有的各种条件、现有的各种生活矛盾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我国提供了发展智力的可能，但是却没有提供把这些智力用来为祖国服务的可能。对事情原因进行这样一种客观而科学的考察，不管在检察官先生看来是多么奇怪，但是这种考察即使你对恐怖手段持否定态度，那也比你只是一味发怒要有益得多。这就是我要讲的一切。”

　　这是他最后的话。

　　他没有否认自己的罪过，而是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并为之进行辩护。他自己写出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一个青年人（他的巨大才能才刚刚开始表现出来）的死长时间地震惊着活着的人们。刽子手按照可恨的专制君主的命令用绞索绞死了他，他的死不仅使活着的人们感到震惊，也使他们感到无比愤怒。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成了那些在他生前从来不认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俄国人的英雄。他成了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心目中的英雄。列宁由于不能再接近他的英雄的哥哥，由于不了解他的英雄的哥哥以及对他估计不足而感到非常懊恼，这种痛苦不堪的心情使他更加愤怒，更加震惊。当列宁已经上了大学，第一次被捕后，同牢房里的一个人问他出狱后打算干什么？列宁回答说：“我要干什么呢？……我哥哥已经为我开辟出了一条路……”①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她是在认识列宁的那一天第一次听说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回忆道：“哥哥的命运无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深刻的影响。”②

　　列宁在1917年4月回到俄国后，有人请他就自己写点东西。结果便保存下来了他的一份《未完成的自传》，这份自传第一次发表在1927年4月18日的《真理报》上，1963年《新世界》杂志4月号作了转载，内容是：“我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年4月10日生于辛比尔斯克。1887年春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因企图杀害（于1887年3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而被他处以死刑……”

　　母亲的悲痛也给列宁留下了印象。他本来是会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的，但是他热爱母亲。在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或从西欧写给家里的许多信中，他常常这样来称呼母亲：“亲爱的妈妈”，他的信（其中有很多已经发表）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温柔和同情。母亲于1916年7月25日去世。这位未来的革命领袖于1917年4月回到俄国的那一天，尽管有很多紧急的事务需要马上处理，但他首先去到了彼得堡的沃尔科沃墓地，伸开两臂扑倒在母亲的坟墓上。

①引自莫斯科出版的《新世界》杂志1963年4月号第163页上的引文，该引文兰引自B·沃林所著《大学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一书（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
②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对弗·伊·列宁的回忆片断》，载于《回忆弗·伊·列宁文集》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