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领袖的诞生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是在失望之后才去干革命的，虽然并没有任何人把他的弟兄处以死刑。对列宁来说，即使刽子手的绞索不折断他哥哥的颈椎骨，那他大概也能够选择一条道路最终使他进入克里姆林宫的。要知道他的道路预先就已经确定了：在这方面产生了影响的既有俄国知识界中掀起的社会风潮，也有专制制度熄灭乌里扬诺夫家的那盏明灯的罪恶之手。

　　沙皇当局对列宁不提他哥哥的罪过。在萨沙·乌里扬诺夫牺牲的那年春天，沃洛佳于辛比尔斯克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秋天，他进入了他父亲的母校——喀山大学。母亲对辛比尔斯克这个偏僻地方的憎恨看来不亚于已故的亚历山大·伊里奇，于是她同孩子们一起也迁到了喀山。喀山是一个相当大的、比较有文化的城市。住在喀山的有她的两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安娜·勃兰克（她嫁给了韦列田尼科夫）和柳波芙·勃兰克（她先是同阿尔达舍夫结婚，阿尔达舍夫死后又同波诺马廖夫结婚）。（这些引自1956年苏联出版物中的材料表明，沙皇警察机关档案库中所拥有的资料是多么详细。在这些档案库中可以找到乌里扬诺夫家的每一个住址。）

　　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手里是有钱的。虽然她有权为已故的丈夫佩戴勋章，政府也愿意发给她这种勋章，但她拒绝了，而是在丈夫去世后过了两天，她就向政府交了一份申请养老金的呈文，于是她领得了一大笔钱。她还继承了她父亲勃兰克医生的一部分庄园。这样，她就有足够的钱来交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学费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还不断地收到母亲寄给他的钱，而且在列宁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家之后，她仍然根据列宁的请求，把钱通过邮局给他寄到欧洲。

　　列宁在大学时的学费，母亲没有供给多久。1887年12月4日，当列宁还在大学第一学期学习的时候，他参加了大学生反对学校学监的群众运动。他和一些同学同时被捕，并被监禁了几天。12月5日他被学校开除，7日警察机关把他放逐到喀山省的科库什基诺——这还不是一种令人太不愉快的惩罚；被放逐到那里的还有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她是不久前在彼得堡被捕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贪婪地读书、下棋、打猎、滑雪。1888年5月9日，即在哥哥被处死刑后的一年零一天，列宁想得到有关当局的准许，让他进人大学学习，但他遭到了拒绝。于是他请求准许他到国外去恢复健康和继续学习，这个请求也遭到了拒绝。

　　1888年9月，当局批准了乌里扬诺夫全家人（包括安娜和弗拉基米尔在内）在喀山居住。列宁在这里度过了7个月的时光。据苏联的一本传记中说，这期间他积极地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他始终没有同这些小组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尼占拉·叶夫格拉福维奇·费多谢耶夫见过面，而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这期间却认识了费多谢耶夫（费多谢耶夫曾请他在各个小组和喀山工人之间建立联系）。

　　1889年5月3日，乌里扬诺夫一家到萨马拉省的阿拉卡耶夫卡村去度夏。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那里买了一所房子。后来，直到1893年8月为止，在这四年左右的时间中，列宁及其亲属每年夏天都是在农村的这所新房子里度夏的，一年中的其他时间，他们就住在萨马拉。这期间列宁研究法学，开始留淡红黄色的小胡子，也开始秃顶。

　　在萨马拉期间，列宁曾两次去圣彼得堡——一次是在1890年秋天，另一次是在1891年9月7日和11月12日之间（这些日期都记在他的身份证上，他的身份证保存在莫斯科中央党务档案馆里）——为的是弄清楚作为校外考生参加法学副博士考试的条件，并到科学院图书馆中学习。虽然乌里扬诺夫家中没有一个人工作，但无论是出外旅行，或者是在城市和农村生活，他们家的钱却是够用的。

　　1892年1月14日，“贵族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给教育大臣递交了一份呈文（他当时在这份呈文里就是这样署名的）。并获准参加考试。①考试合格后，他得到了一张文凭，使他有权从事法律实践，但是他只能当助理律师，而且只限于刑事案件。他向法院提出了申诉。法院询问了警察机关，警察机关同意取消对他的限制。于是列宁在法庭上不仅能够作刑事案件的辩护人，也能够作民事案件的辩护人。②

①《弗·伊·列宁的青年时代》俄文版第372页和385页。
②《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444页。

　　在萨马拉，列宁向马克思主义迈出了第一步。苏联的一些传记作者断言，列宁是在他哥哥把《资本论》带回家里过暑假时，才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的。但是，据安娜·伊里尼奇娜证明说，列宁在这个期间反复阅读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学习这样的作品对当时地方上的青年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其次，列宁的一些传记作者还断言，列宁在喀山时就已经是一位十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在喀山时认识列宁、后来又主编列宁著作的弗·维·阿多拉茨基①写道：列宁在喀山时无疑是处在民意党人的某些影响下。当时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民意党”依然还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

　　列宁自己就他这一代革命者的情况，在《怎么办》一书（1902年）中讲了如下一段话：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是同民意党人一样的。他们在青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而且必须同那些始终忠于‘民意党’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②

①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阿多拉茨基（1878一1945）是喀山人，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译者注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55页——译者注

　　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列宁的这段话是自传性的。

　　列宁确实是在萨马拉时才开始勤奋地阅读《资本论》的。此外，阿多拉茨基还说，这时列宁已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不过他还保留有民意党的某些影响（对恐怖行为所采取的特殊态度）。这是不是同他已故的哥哥的一种特殊联系呢？

　　在列宁身上确实还保留有民意党人的某些影响。1902年时，社会革命党（它是民意党的继承者）的一个恐怖主义者、19岁的斯捷潘·巴尔马晓夫①用枪打死了沙皇的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当时住在伦敦的列宁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呼道：“干得干净利落！”②后来，他在与人辩论时曾以肯定的语气讲，像西皮亚金这样的坏蛋，要干掉他的性命是不值得牺牲一位革命者的性命的。但是列宁不由得脱口说出的这句称赞话，像他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论据一样，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①巴尔马晓夫为了抗议政府残酷镇压国内社会运动，在1902年4月2日（15日）枪杀了内务大臣西皮亚金。根据彼得堡专区法院的判决，他于同年5月3日（16日）在什吕谢尔堡要塞被处以死刑。——译者注
②《回忆弗·伊·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215页。

　　列宁在萨马拉省度过了4年左右的时光之后，于1893年8月20日去往彼得堡。途中他在下诺夫哥罗德停了一停，据阿多拉茨基说，他在那里的一些会议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发了言。一位列宁的传记作者说，在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屈指可数的。

　　贵族和助理律师、23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于1893年8月31日来到了圣彼得堡，其目的是要开始过一种积极的革命家的生活。他同那些卓越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汇集在一起，俄国社会主义天空中的第一个伟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星光，就是由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反映出来的。他们之中有：亚·尼·波特列索夫（他比列宁大一岁，是一个炮兵军官的儿子），他的同龄人、工程师瓦·瓦·斯塔尔科夫，工程师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他当时21岁）以及需要特别指出的彼得·司徒卢威。司徒卢威是著名的德国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司徒卢威的外孙，阿斯特拉罕省长的儿子，列宁的同龄人。他曾经两次到过国外，并在一家德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述俄国农业灾害的文章。他是一个西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进行恐怖的民意党人及其对农民村社所采取的方针。列宁同他不和。

　　他们之间的冲突是由一些错综复杂的个人动机和政治动机引起的。司徒卢威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拥护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则还没有摆脱他那种“对恐怖行为所采取的特殊态度”，而宁愿进行秘密活动。列宁的行动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彼得堡协会的成员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在1925年写了一部《回忆录》，书中正确地表达了列宁同司徒卢威之间当时进行辩论的背景：

　　“其次，弗·伊·使我们感到惊讶的还有他在政治上的成熟和思想上的清醒，这些特点是不亚于他在理论上的准备程度的。他的头脑清醒这一点，由于他那有原则性的直爽和固执（这些特性就像后来人们说的那样，达到了“坚如铁石”的程度）而表现得特别突出。在确定总的原则路线方面，列宁表现得非常坚定，但是在日常的策略问题上他却表现得比较容易妥协，并不过分严肃。我记得，为了抵御别人对我们的攻击，他是多么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恐怖观点，认为恐怖手段是一种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他叙述了一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邪说异端的思想，即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并不否定恐怖手段是一种斗争方法。目的是主要的，每一种斗争方法（包括恐怖手段在内）的好坏。要看它在当前条件下是有助于达到目的，还是相反，偏离目的。普列汉诺夫写了很多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民意党人把恐怖手段提到重要地位的纲领和策略，因此在我们这些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教育的人看来……这样一些思想好像是一种异端邪说。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基础上取得和解的，但是弗·伊·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他具有一个真正领袖所具有的那种坚定性和洞察力，所以他能够在斗争方法问题上作出一种过分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到什么限度，策略问题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触及纯粹的纲领性问题，而在纲领性问题上则要求丝毫不能退让……我认为，弗·伊·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始终如此。”

　　（斯塔尔科夫的《回忆录》第一次发表于莫斯科的《红色处女地》杂志1925年11月号上，《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3卷①转载时没有上面引证的这段话。）

　　这样，列宁就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第一个痕迹。孜孜不倦的、博学多识的列宁善于有分量地、挖苦性地进行争论。他是一位充满信心的战士，他认为政治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离开萨马拉之前，用自己的钱或者是用母亲的钱印出了200—250份调查表，调查表里列出了很多需要由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来回答的问题。列宁委托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来进行询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在萨马拉县建立了一个农业公社。他把询问的结果寄给了在彼得堡的列宁，于是列宁便一头埋进经济研究和统计研究中去，以至于把他在彼得堡的律师M·福尔肯什特因那里所担负的职务都完全耽误了。

　　1893年春，列宁写了一篇足足有3万字的文章，文中附有很多统计表。②在1927年以前这篇文章一直找不到人出版。1893年秋，列宁又写了一篇更长的文章，这篇谈论市场问题的文章，曾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广为传阅，但没有出版。

①《回忆弗·伊·列宁》俄文版第3卷第18--20页。
②这篇文章就是《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一55页。这篇文章写于1893年春，但作者却把这个时间搞错了，说这篇文章写于1894年春，译者在翻译时对此作了订正。——译者注

　　它被人们遗忘了，直到1937年才问世。①无论什么都不能够阻止23岁的列宁前进。从1893年起到1923年春脑动脉硬化使列宁既不能讲话、也不能拿起笔来为止，他写了大约1000万字的作品。②这些作品都被收集在俄文版《列宁全集》中了。在这些作品中详细地反映出作者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控制自己的自我纪律；他蔑视各种敌人和种种障碍；他冷静、坚定，充满信心；他精力充沛，善于用自己坚定的目的性来使弱者信服或使弱者畏惧；他能够极其紧张地进行活动；他平易近人；他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政治上的洞察力；他对他所知道的绝对真理坚信不疑。他的历史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史。当那些犹豫动摇的人在困难的压力下纷纷退缩时，他却继续走着自己必定要获得最后胜利的道路，他在俄国确立了共产主义。这个放逐者与人所辩论的问题成了一个大国的政治。

①这篇文章就是《论所谓市场问题》，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6---101页。——译者注
②这个数字比实际数字要小得多。据我国权威机关所作的比较精确的统计，《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一39卷）的字数为14935000字；中文第2版（第1--60卷）的字数为27680000字。当然，文中所说的数字是俄文字，这里统计的数字是中文字，两者可能有一定差额，但即使如此，文中所说的数字，肯定也是小得多的。——译者注

　　彼得堡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阅读了列宁关于市场所写的那篇篇幅很长的文章，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生于1869年）。30多年后，她在回忆起当年列宁的这部著作给她留下的印象时写道：“……在我的整个观点中所感觉到的正是一种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所考察的各种现象都是具体环境中的现象。我很想进一步认识一下这位外来人，很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他的观点。”

　　这位身材修长、面色白皙、态度严肃的女教师，头发盘在后脑勺上，她同列宁第一次见面是在谢肉节的一个小型晚会上。在这个晚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们一面吃着薄饼，一面讨论着俄国的未来。有个人说，识字运动委员会里的工作是重要的。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这话后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听起来有点冷淡和恼怒，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发出这样的笑声。”

　　他说：“嘿，怎么，谁想在识字运动委员会里去拯救祖国吗？那就让他去作吧，我们不去妨碍他。”她理解了他的意思——他认为使用更强有力的方法要更好些。

　　4年之后，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结婚了。

　　有一些重要的根据可以认为（虽然没有文件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列宁在同克鲁普斯卡娅见面之前，曾经向阿波利纳里娅·雅库波娃①求过婚，但没有成功。雅库波娃也是一位女教师和女马克思主义者，她是克鲁普斯卡娅在工人星期日夜校的女友一。阿波利纳里娅·雅库波娃拒绝了列宁的求婚，嫁给了康·米·塔赫塔廖夫②教授，他是《工人思想》这家革命杂志的编辑。陷于失望中的列宁便开始向克鲁普斯卡娅献殷勤，他征服了她的心。后来，在1900年，住在慕尼黑的列宁和住在伦敦的阿波利纳里娅互相写了一些极长的信来谈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和社会主义战略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列宁写的一些信中听得出也有一种有关个人的声调：他抱怨她讲了一些“挖苦话”，并让她想起“昔日的友谊”。她请他原谅。③1902年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从慕尼黑迁到伦敦去住，起初他们在距离金斯克罗斯路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简朴的住宅。由于没有窗帘以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没有订婚戒指，使得女房东感到难为情。阿波利纳里娅（她的英语讲得比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好）向女房东解释说，她的住户是一对合法夫妇，如果她不停止对他们进行责难，那她就有可能由于进行诽谤而被告到法院去。这样，女房东才顺从了。④

①阿波利纳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雅库波娃（1869--1913）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②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塔赫塔廖夫（斯特拉霍夫；塔尔）（1871一l925）早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协助筹备并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久脱党。后来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译者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7--61页。——译者注
④《回忆弗·伊·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215—216页。

　　列宁曾想让阿波利纳里娅记住他。后来他又爱上了另一位女性。他关心家庭，关心同志。但同时他又充满着一种由于他本身潜藏着无限的痛苦和好战的激情而形成的憎恨感。列宁的不容异见的性格（他在侨居国外的年代甚至对采取温和的反对立场的人都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态度）和沙皇的专制制度这两个反民主的因素给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招致了灾难性的纷争。统一的运动有可能拯救这个国家有才能的人民。人民对强加于自己的管理形式是没有罪过的，因为并不是他们为了防止红色恐怖和红色专政的灾祸而为自己选择了这种管理形式。但是对政府所持的反对立场通常能反映出政府本身的一般性质来。而列宁的那种内心紧张以及他母亲都未曾经历过的那种神经过敏，只是使专制制度同希望将其推翻的那个人之间更加相似。

　　革命力量中主要的分裂路线存在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和步民意党人后尘的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正是为了要强调把马克思主义者同社会革命党人分离开来的东西而把能够使两者联合起来的东西忘掉不提，克里姆林宫的历史学家们便臆想出了一种说法，说什么列宁抛弃了他哥哥的恐怖主义原则。这样一来，他们就既抹煞了萨沙·乌里扬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也抹煞了列宁“对恐怖行为所采取的特殊态度”。对历史进行共产主义的伪造就是这样开始的。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的民粹主义者是在他们对待一个重要问题即农民问题上发生分歧的。

　　1667年，顿河哥萨克斯捷潘·拉辛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农奴中举起了起义的旗帜。这位俄国的罗宾汉①领导贫农大军，占领了下诺夫哥罗德、坦波夫、沃罗涅日和辛比尔斯克这一广大地区，但是最后失败了，他被活捉并被带到莫斯科，于1671年6月6日被凌迟处死。像一切俄国儿女一样，列宁也知道斯捷潘·拉辛，想必他也常唱那支著名的描述这位人民英雄的近似传奇式的历史歌曲吧。1919年5月1日，列宁站在红场上拉辛被处死刑的洛布台②上，为拉辛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列宁在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上说：“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俄国的革命者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资本的权力离开暴力和凌辱就无法维持……”③

①罗宾汉是中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民间故事诗中反对封建压迫和外国侵略者的传奇式的英雄。——译者注
②洛布台是莫斯科红场上的一个纪念物，建于1543年。这是沙皇时代用来发布重要命令、举行宗教仪式和执行死刑的地方。——译者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16页。——译者注

　　1767年春，即在拉辛开始暴动整整一百年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1729--1796）这位德国出生的公主，想看一看亚洲，她在特维尔登上轮船，由2000名侍从武官和整个外交团陪同（他们坐在较小的船上），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了辛比尔斯克，从这里经陆路回到了首都。1767年5月29日，她从喀山写给伏尔泰的信中说：“Me voila en Asie，j'ar voulu voir cela par mes yeux。”而叶卡捷琳娜（在她身上既有东方的专制主义，又有法国的文化教育）给伯爵尼基塔·伊万诺维奇·潘宁①的信，则改用俄文来写（1767年6月1日于喀山），信中说：“这里，整个伏尔加河一带的人民都很富裕，他们丰衣足食，虽然各地物价昂贵，但他们都有粮食吃，没有人诉苦和受穷。我们都很健康……叶卡捷琳娜。”②

①尼基塔·伊万诺维奇·潘宁（1718--1783）是俄国著名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他曾企图以改革国家管理的计划来加强贵族阶级的政治作用而限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作用，但没有成功。——译者注
②《俄国历史学会文集》1872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O卷第203—207页。

　　从这位女皇发现自己伏尔加河一带的臣民过着普遍幸福的好日子起刚刚过去了6年，伏尔加河流域和伏尔加河东岸各个地区就燃烧起了起义的火焰，住在这些地区的有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哥萨克人和俄罗斯的农民。点着起义的火焰的是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和斯捷潘·拉辛一样，他也是一个普通的顿河哥萨克。他31岁，留着胡子，冒充是被叶卡捷琳娜推翻的沙皇彼得三世。他的装备很差、流动性却很强的那一帮人烧杀抢劫，占领帝国的地盘之大超过了拉辛当年所占领的地区，这就是从西伯利亚西部的乌拉尔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察里津，以及到萨拉托夫、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和喀山这一广大地区。叶卡捷琳娜不得不派遣自己最优秀的援军、其中包括亚历山大·苏沃洛夫来对付普加乔夫。伏尔加河流域发生的饥荒使得普加乔夫最后遭致失败。他在辛比尔斯克被捕后被装在一个笼子里供好奇的人取乐。后来他被送到莫斯科，于1775年1月10日在广场上被处以死刑。

　　普加乔夫暴动是俄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章；拉辛造反是俄国历史上光辉的一章。这两次暴动和造反都帮助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只能够烧杀掳掠，但不能够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普加乔夫既利用了农夫们的忠君思想（所以他冒充沙皇），又利用了他们对贫穷和农奴制的不满。列宁看到了这种情况之后，便转向了另一个阶级——工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写到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①。马克思主义任何时候都是城市的哲学，它的目标是工人和工厂。地主是天然的敌人，而农民则是潜在的敌人，因为他们所梦想的是土地私有制，如果这个梦想得以实现，那他们就会成为小资本家，而竭力保持住生产效能很低的小经济不放。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55页。——译者注

　　尽管乡村又脏又穷，可是俄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却喜欢把乡村生活看做是一种安闲的田园生活。敬神的、诚实的、多灾多难的农民，身上穿着美丽的麻布衬衫，脚上穿着树皮鞋或者毡靴，他们没有沾染上城市里那种实利主义的恶习，——这样的农民在知识分子看来根本不像是资本家。农民劳动是为了使自己一家人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他们只是作一点最必需的买卖。农村的经济当然是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但是在这种经济中却具有原始社会主义的特点。早在15世纪时，俄国的农夫就建立了村社或者说农村公社，它的社会目的就是平等。虽然一般的条件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但是至少都有一部分土地和附属地（通常是森林和牧场）属于公共占有，土地上种什么都由村社来决定。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农民得到的土地是由农村公社根据每家人口的多少和劳动力的强弱进行分配的。有时候村社还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并且每一个小业主除得到好的地块外，还得到不太肥沃的或者极其贫瘠的地块。定期重分土地及其结果——地块分得更小（即出现土地交错现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9年实行集体化的时候。这种情况虽然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但它却证明村社具有平均财产的性质。19世纪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这种平均财产的性质是未来社会主义俄国的基石。

　　俄国民粹主义在从19世纪60年代纯粹恐怖主义的“民意党”到最后具体表现为右翼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这一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阶段。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忽视平时的政治活动，而且甚至在1918年社会革命党被禁止之后他们也还在继续摇撼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在民粹主义的天空中闪耀着第一个伟人的灿烂光辉。伯爵列夫·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投身于运动，但就其哲学来讲，他却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西欧的金融寡头政治使他感到厌恶，那种金融寡头政治的进步理想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在上流社会的无谓忙碌中度过了许多年之后，于1884年56岁时，离开了彼得堡和莫斯科那豪华的上流社会，退居于农村中祖传的领地。他对体力劳动推崇备至，于是他同农夫们一起耕地、耙地和播种。他光着脚板走路，穿着农民的衬衫（后来这种衬衫就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被他们叫做“托尔斯泰式的衬衫”）。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发表言论揭露国家提倡的东正教教会，并且为了在精神上献身于振兴农村，他宣扬回到自然界去和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埃尔涅斯特·约翰·西蒙斯引证了他在1881年说过的一句话：“经济革命不仅能够到来，而且应当到来。”托尔斯泰在1886年说，如果俄国的贫穷问题将来得不到解决，那就会发生破坏性的和杀人的工人革命。托尔斯泰这位信奉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害怕人民将诉诸暴力。

　　巴枯宁捍卫托尔斯泰的合理性。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原是一个地主和近卫军军官，后来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在整个欧洲散布激进的思想，他在西班牙（这个地方等于是地中海沿岸的俄国）找到了特别容易收效的土壤。他敌视一般的国家，消灭任何政权就是他的政治。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斯捷潘·拉辛。他的目标是建立这样一种国家：这种国家由一些独立的农民村社和小型的工业劳动组合一合作社构成，在这样的劳动组合一合作社里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地方行政机关。

　　公爵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一1921）是贵族子弟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和宫廷官员，和巴枯宁一样，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信条，创立丁关于互助的学说，即关于以农村公社为依据的“来自土地的”自愿的共产主义的学说。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1857一1918）是一个富有、显贵家庭的后代。起初他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后来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成了该党主要的理论家。作为这样一位理论家，他是列宁所尊敬的一位教师，但是后来列宁使他威信扫地并对他进行指责。就上层阶级中有那么多的“忠臣”这一点来看，像他这样的人还是不多的。他们激于沙皇制度的残无人道、挥霍无度和冷酷无情，便开始加入少数革命者的行列。他们中有很多人怀疑一切，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而有些人则想消灭一切。

　　君主制度的愚蠢，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者的愤怒。一小撮统治者促使另一小撮革命者为推翻他们而走上杀人和造反的道路。以教会为支柱的沙皇制度产生出了无神论。沙皇引起了革命。由于俄国是一个不够发达的国家，所以它的知识分子，正如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表现得软弱无力，而它的各个阶级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因此革命者便考虑到炸弹和密谋这两个不大能够分得开的暴力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之间并没有隔着一堵石墙。他们互相采用了对方很多的东西。但是民粹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上，而人民主要是由农民构成的。俄国的资本主义还处在襁褓时期：1881年时工业工人只有将近100万人，①而农民则有7500万人。民粹主义者憎恨西方的资本主义及其贫民窟和剥削制度，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祖国在其发展中能够跳过资本主义，沿着农民村社这座桥越过资本主义的泥潭，并且在避免阶级战争的情况下达到农业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者使这个社会内容披上了一种救世主的斯拉夫主义②的神秘外衣。

①俄国的第一次调查（不包括芬兰大公国在内）是在1897年进行的。这次调查表明全国口为128924289人，其中城市人口为16785212人。1881年官方的统计指出，欧俄的工厂工人为770842人，但是这个数字不包括矿厂。如果这个数字再加上一定数量的矿工和帝国亚洲部分的工人人数，那就会有将近100万人。
②斯拉夫主义或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东斯拉夫国家。历史道路同其他国家不同，反对各项改革，反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特别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幻想在农民和贵族、君主政体、正教教会之间维持一种封建宗教关系，理论上接近官方的国粹主义。——译者注

　　马克思本人认为，作为恐怖主义者的民粹主义者比作为80年代社会活动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好，因为前者按照马克思对理想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所发表的枯燥无味的经济说法来看，他们是把“个人的性命拿给市场”，而后者“来到日内瓦则只是为了在俄国开展宣传”。马克思从遥远的地方研究了俄国的农村公社，一点也没有打算使公社的拥护者放弃自己的信念。维拉·查苏利奇坚决要求马克思回答一些问题，于是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用法文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发表了自己对公社的看法：“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认为俄国公社是“来自东方的亮光”。1885年时他说，在俄国，“很少几个人就能够制造出一场革命来”②。但是，1891年的饥荒和俄国工业的急速发展使他放弃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处在饥饿、干旱的荒原上的公社已不是共产主义的苗圃，（而是）“过去的幻想”。俄国已经走上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

　　列宁热情地接受了恩格斯的新概念，而且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部用胶版印刷的抨击性著作③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地提到这一概念，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在1894年7月第一次刊印的这部抨击民粹派的著作中，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和尼·弗·丹尼尔逊（1844--1918）成了24岁的列宁辛辣地冷嘲热讽的对象。列宁把民粹派的领袖们叫做“主观社会学家”，责备他们只研究“个人”的困难境遇，而没有认识到只有阶级斗争才预先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列宁的这部抨击性著作是一位有特殊才能的青年写出的水平极高的作品，这位青年对杀害行为表现出尖刻的讽刺和辛辣的讥笑。在列宁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伤感主义者的成分，也没有任何怀疑的阴影——他过去是这样，以后也永远是这样。民粹派认为俄国能够“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列宁对他们的这种认识不屑一顾。他预言，在工业化的压力下公社必然瓦解，工业化必定使农民或者成为小私有者，或者成为城市的无产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16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6卷第301页。——译者注
③《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1一87页。——译者注

　　列宁欢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未来的“掘墓人”——工人阶级也一定要发展起来。列宁认为，对俄国来说，不存在任何特殊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的学说对全世界都是适用的。俄国资本主义必然也要遭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命运。他认为，在经过最初阶段的扩张之后，无论是俄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都注定要被在国际共产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推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他们认为，这样的联合行动是可能的，因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宣言》已经宣布：“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①《宣言》甚至还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认为，政治、文化和心理的发展是同经济的变化步调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一基本原理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他们预言民族主义将会很早地退出舞台。《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③由于生产和消费已成为国际性的，或者说世界性的，所以正如《宣言》所乐观地预料的那样，无论是文学和国民意识，或者是无产阶级的努力也都将成为国际性的，或者说世界性的。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1页。——译者注
②③同上，第276页。——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民太保守，不可能进行革命。《宣言》补充说：“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②这句名言把民粹主义者痛斥为为反动的农民而斗争的反动战士，而认为只有工人才能起真正革命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条件后得出了一些结论，他们的恭敬的学生们竭力把这些结论运用于一切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写道：“现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③

　　这就导致了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④当一个阶级不再能为社会带来任何利益时，它就应当让位于另一个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的结尾处大声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⑤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第2版第1卷第28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83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84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272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307页。——译者注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容违抗的法规。列宁在他进行鼓动活动、编辑活动和组织活动的24年（1893—1917）过程中，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但是，当生活本身发生变化时，他并不死抱住这条路线不放。一开始列宁就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他深信，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受到了欧洲、亚洲和美洲各种事件的影响，它本身也应当来影响这些地区。民粹主义者拒绝欧洲。列宁则接受欧洲。民粹主义者是“俄国的中派分子”，而列宁一开始就不是这样的人。

　　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隔着一条把他们分开的鸿沟，对面而立，互相战斗。但是，随着俄国大工业的发展，民粹主义者“发现了”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又看到公社必然要灭亡。就列宁方面来讲，后来他也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甚至连开始革命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巩固革命成果了。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便开始向农民讨好。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都是在民主制度下进行活动，而这个制度又能磨平他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尖锐棱角的话，那他们是能够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制度，而不会互相吞没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况且流放是这样一个温室：在这里冲突变得非常猛烈，在这里盛行着一种舍本逐末的教条。两个革命派别的大多数领袖，都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或欧洲流放地度过了很多年。西伯利亚没有使他们热烈的辩论冷却下来，而欧洲则没有教会他们具有民主作风。他们虽然住在英国、德国、法国或瑞士，但他们却总是想着俄国。

　　俄国民粹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现在看来好像是历史上已经硬化了的一块化石，但是我们在今天的印度却看到了这种争论的活生生的例子。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大量相似的事物。沙皇俄国和独立的印度之间，无论在地理位置及所处的时代方面，或者在一般性质方面，都是有区别的。但就是在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即大工业迅速发展的拥护者）也在同“民粹主义者”（即甘地派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者，暴力的反对者）进行着斗争。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注视着苏维埃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国家性质的工业比私人性质的农业要更为重要。印度的民粹主义者则断言，印度由于本身的特殊使命，应当建立自己本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应以经济上独立的、拥有手工业的那些农村“共和国”为基础。农村的劳动力在手工业方面就业将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不然的话，这些剩余劳动力将被迫流人城市，从而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在这方面也可以看到19世纪的俄国同现今的印度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但是印度的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却走着另一条道路。在英国的统治下，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好和平的民粹主义者或者是在受甘地和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或者是在直接接近国大党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甘地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兼社会主义者，尼赫鲁则是一个不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甘地一个人联合着两个营垒。不列颠的民主传统使两个营垒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印度的国大党没有像俄国那样经受过那些不像样子的派别斗争、多次分裂、互相责难以及政府的秘密警察所制造的挑拨离间等，而这一切却破坏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使布尔什维克产生了极端主义。

　　但是，历史有时候会对一些政治家开恶意的玩笑。历史也开了克里姆林宫的玩笑。俄国的民粹主义换上了红袍子，活下来了。俄国（而不是欧洲）诚然消灭了资本家阶级，但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却有点像民粹派的民族主义纲领。苏维埃俄国，像它的代言人所断言的那样，从落后状态跳进了社会主义（现在红色的中国似乎也在进行着同样的跳跃），但这正是民粹派当年曾经加以坚持的那种社会主义。民粹派曾经不断号召俄国不要去学习腐朽没落的西方，而要走自己的道路。如今这种陈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回声，时时刻刻都在从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内传向远方。民粹派在俄国的自我意识上曾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如今苏维埃的宣传不得不时常考虑到这一点。在救世主的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可以看到救世主的俄国民族主义的一副面孔，在这样一副面孔的掩盖下，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不见了。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摆脱自己的过去。它只能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民粹主义者反映了俄国的过去。文艺复兴没有传到俄国。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触动俄国。东正教的教会是同拜占庭的东方教会有联系的。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曾经企图打开一个通向欧洲的窗户。但是当以拿破仑为代表的欧洲出现在俄国的土地上时，公爵库图佐夫依靠“冬天元帅”战胜了欧洲。俄国和西班牙一样，由于这一胜利而关闭了通向法国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革命的大门。俄国被一堵墙同西欧隔了开来。对于沙皇俄国的上层社会来说，西方是太进步、太强大了。

　　1895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逝世了，年轻的列宁在献给恩格斯的悼文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负担而松一口气，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96、97页。——译者注

　　1895年今月25日，列宁离开了彼得堡。在国外，即在瑞士、巴黎和柏林，他会见了俄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并研究了欧洲的情况。他从萨尔茨堡、巴黎和柏林给母亲写了一些十分平常的信，信中他描述了各地的风光，埋怨“令人厌烦的胃病”，请母亲“再寄100个卢布”，并且告诉母亲说，在柏林，他每天郡在施普雷河里洗澡。9月间回到彼得堡后，他以加倍的力量投入秘密的政治活动：为秘密的工人小组撰写传单，组织罢工，教工厂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帮助他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是他未来的妻子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当时在铁路的行政部门中工作。由于列宁哥哥的声望和列宁自己的活动，沙皇的警察机关密切地注视着列宁。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是不容易的。1895年11月，列宁在《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①一文中，认为不谈沙皇而谈保护企业主的新法律和敌视工人阶级的大臣们是适宜的。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引证列宁的话说：“我们故意只谈大臣，不谈沙皇。”（《新世界》杂志1963年6月号）。在工人和农民的心目中，君主仍然是“慈爱的沙皇”。列宁指出：“当然，如果立即谈论反对沙皇和现行制度，那这只会把工人推开。”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65---68页。——译者注

　　在几个星期中警察机关未能把列宁当场捕获。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总之，他有一套从民意党人那里学来的好本领……他善于十分巧妙地欺骗密探。”（《新世界》杂志1963年6月号）。但是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他终于被捕了。在狱中他开始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巨著（这部著作于1899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列宁当时利用了监狱里的图书馆，还从家庭成员那里得到各种必需的书籍——这是法律允许的。家中除了按照列宁所开列的很长的书单为他购买书籍外，还供给他吃的和花的。1896年1月12日列宁在给安娜·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告诉她：“我的身体很好。我所饮用的矿泉水在这里也能得到，当天定购，当天就能从药房里给我取来。我每天睡眠九小时左右，并且梦见了我要写的那本书的各个章节。”①他在另一封信中解释说，他睡得很好，因为他在每天临睡以前都要做做体操。接着列宁介绍了他做体操的方式：“……行50次鞠躬礼。我给自己规定的就是这种课程。看守从窗洞中望进来，看见一个从来不肯到拘留所的教堂里去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虔诚起来，使他不胜惊异，而我并不感到难为情。但是，至少要连续作50次，每次手要碰着地，同时腿不能弯曲。”②此外，列宁还按时轻敲墙壁与隔壁的人通话，对方便作出同样的反应与自己隔壁的人通话。瓦·瓦·斯塔尔科夫（他和列宁一样，当时也是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回忆道：他们甚至还通过按暗号敲墙通话的方式来下象棋。临睡前列宁常常阅读小说来消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53卷第2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87—88页。——译者注

　　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次，当犯人们被带出来放风时，列宁注意到，“从走廊的一个窗户里刹那间可以看见什帕列尔街人行道上的一块地方。于是列宁便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我和阿波利纳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雅库波娃）在确定的时刻来到这里，站在这块人行道上，那样他就将看见我们。”但是，阿波利纳里娅“不知由于什么”没有能去，于是这个计划也就未能实现（《新世界》杂志1963年6月号，第72页）。

　　蹲监狱并不完全是不愉快的事。据德·伊·乌里扬诺夫的一部未发表过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保存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新世界》杂志1963年6月号对其作了引证）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提前释放他甚至感到有点遗憾，他说：‘要是在监狱里能再蹲上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彻底完成我的著作了……’”

　　列宁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然后被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不过警察机关准许他在自由状态下在彼得堡度过5天（他利用这5天的时间在同志们的集会上讲了话）和在莫斯科度过4天（这4天他一直留在母亲身边）。有关当局决定，列宁去往西伯利亚可以不坐犯人车厢，但路费得由自己负担。旅行是很吸引人的。在几天之中列宁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慢慢地往前行进。他骑着马经过鄂毕，走了将近一个小时。1897年3月2日他从“鄂毕”车站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不像在莫斯科时那样急躁不安了。那时我急躁不安，无非是因为情况不明。现在，不清楚的地方已大大减少，所以我心里也就安定了。”①现在清楚的是流放期为3年。列宁从“鄂毕”车站坐火车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等待关于指定他居住在什么地方的命令。列宁很好地利用了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短暂的停留。他在写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说：“昨天我终于到这儿著名的尤金图书馆去了，尤金殷勤地接待了我，并且让我参观了他的书库。”②格纳季·瓦西里耶维奇·尤金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个企业家和著名的藏书家，1907年时，他从自己的藏书中把8万册书卖给了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卖了1O万卢布。列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停了5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尤金图书馆里度过的，图书馆距离列宁的住处有将近一小时的路程（“每天有这样的散步，我很满意，散散步很舒服，虽然散步有时会叫我想睡觉。”③），他还在该市市立图书馆里寻找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材料。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2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9一30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1页。一—译者注

　　最后，列宁被指定居住在舒申斯克村，这个村子坐落在叶尼塞河右岸，离米努辛斯克城不远。列宁在信中告诉母亲说：“‘舒一舒一舒’①（这是我对我最后定居的地方开玩笑的叫法）……舒一舒一舒这个村子不坏。……离这儿不远就有一片树林……舒什河就在村旁流过……远远可以望见萨彦岭或它的支脉……因此就是从艺术角度看来，这里也有可取之处，我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写的诗：‘在舒沙，在萨彦岭的山麓……’并不是凭空杜撰的。可惜的是，就写了这么一句！”②

　　列宁在一家农民的小木房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他充分地利用了他所享有的来往自由：到舒申斯克以外很远的地方去打猎，打野鸭，在叶尼塞河里游泳。他同其他一些被流放的革命者互相通信，互相拜访，进行时间很久的旅行。他常常收到大量的邮件。1898年2月24日他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今天收到了从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各地寄来的大批信件，因此整天像过节一样地兴高采烈。”③他还从国外收到许多信件和国外定期出版的一些书刊。他同俄国的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们互相通信。此外，他还写一些文章打算在俄文杂志上发表，并在写一部著作。④他向家中不断地提出一些请求，他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后悔没有把雨衣带来。这里很需要。你能不能把它打成小包裹给我寄来？”⑤他写给姐姐安娜的信中说：“我很想得到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经典作家的原文本。……把你看过的报纸……寄来吧！”⑥他本来想请家里给他寄一只猎狗，但又改变了主意：“我在舒沙养了一条小狗，希望它明年能成为一条猎狗。

①即舒申斯克。——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41、43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96--97页。——译者注
④这部著作就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一562页。——译者注
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44页。——译者注
⑥同上，第53页。——译者注

　　从俄罗斯弄条狗到这里来，运费一定是很贵的。”①1898年冬他写信给母亲说：在衣服方面要寄的话就只是短袜子了……他请家中把一套现成的农服寄给他，并且说：“如果我的草帽还没有坏……再有就是羊皮手套，如果没有尺寸也可以买的话（这一点我没有把握）。无论在彼得堡或是在巴黎，我从来不戴手套，而在舒舒舒②,我想戴戴试试——在夏天好防蚊子。头上倒可以戴面罩，两只手却叮得厉害。……此外，再给我买一些方格纸……”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64页。——译者注
②即舒申斯克。——译者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88页。——译者注

　　纸、手套、帽子、衣服以及很多书籍，都需要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带给他。克鲁普斯卡娅是由于组织罢工而于1896年8月12日被捕的，但是在犯人玛丽亚·韦特罗娃在彼得保罗要塞自焚后，她和其他一些女同志一起被释放了。不久，克鲁普斯卡娅被流放到北方的乌法省，为期3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她请求把她调到列宁居住的舒申斯克去，“为此”她宣称她是列宁的“未婚妻”、显然，她确实是列宁的未婚妻。列宁在等着她，当政府满足她的请求时，她便去到莫斯科，准备带给列宁的礼物，然后同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大娜一起，以旅行的方式，于1898年5月l日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当她艰难而缓慢地来到舒申斯克的那座小木房时，列宁正好打猎去了。农民房东把小木房中的其余地方让给了这两位妇女住，自己则住到院子里的一个边房里。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屋子里挤满了主人家的人和邻居，他们亲切地打量着我们和询问着我们。终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猎回来了。他看到他的屋子里有灯光而感到奇怪。主人哄他说这是奥斯卡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个被流放的彼得堡工人）喝得酩酊大醉来到了他这里，并且把他的书扔了一地。伊里奇很快地跑上台阶。这时我已从屋里出来迎他。这一夜我们谈了很久。”①

　　1898年5月10日，列宁写信给母亲说：“你知道，他们向娜·康·提出了一个使人啼笑皆非的条件：如果不立即（原话如此！）结婚，就要把她送回乌法。”②“原来（这是西伯利亚的“作风”！）在米努萨直到现在还没有我的档案材料，虽然我已流放一年多了！！（……没有这种文件，县警察局长就一点也不了解我，不能发给我证明书。）③

　　俄国西伯利亚的拖拉作风终于被克服了，于是在1898年7月1O日，大姑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嫁给了助理律师弗·伊·乌里扬诺夫。这对新婚夫妇立即着手翻译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于1894年写的《工联主义运动史》。列宁写给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中说：“我需要下面这两本书：（1）《英语语法》，特别是句法和有关习惯用语的部分。……（2）《地名和专有名词辞典》。要从英文翻译或音译地名和专有名词是很困难的，我很怕出错。”④他们于8月下半月译完了这部书，然后把它寄给了彼得堡的一个出版者。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73页。——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107一108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1O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102页。——译者注

　　克鲁普斯卡娅（在苏联，人们通过这个名字认识厂她）从妇女角度详细地描写了她和列宁在流放地的生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他的‘薪水’——8卢布的补助金，就可以租到一间干净的房子，有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这还认为钱花多了呢。的确，午饭和晚饭是简单一些——一星期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杀一只羊，天天给他吃，直到吃完为止；羊肉吃完之后，就买牛肉，女佣人在院子里的给牲口拌草料的木槽里把牛肉剁碎了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肉饼，牛肉也要吃一个星期。牛奶和奶渣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狗都可以尽量吃。……在兹里亚诺夫家里，农民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那里住家，我们感到在很多地方都不方便，不久我们就用4个卢布租了半幢带菜园子的房子。……开始的时候，我用火筷子把面片汤弄洒了，后来就习惯起来……”①克鲁普斯卡娅不得不做饭和转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稿子，还帮助列宁翻译德文小册子。工作之余，他们一起去散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爱打猎。他弄了一条用粗劣的皮子做的裤子，无论泥里水里到处都去。嘿，那里有飞禽嘛！”②这期间列宁获得了运用他的法律知识的机会。他在家里办了个免费的法律咨询处，于是周围地区的一些移民便纷纷前来向他请教。这顺便又给他提供了一个研究西伯利亚农村的机会。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其实，作为一个流放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没有权利从事律师业务的。但是当时的米努辛斯克专区很自由，实际上任何监视都没有。”③

　　列宁为了消遣，常常研究德语语法，阅读屠格涅夫作品的德文译本。根据他的请求，安娜·伊里尼奇娜把这两种书都给他寄到了舒申斯克。1899年4月，他收到了母亲给他寄的一只猎枪，对此他写信安慰母亲说：“至于猎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猎枪我已经用惯了，而且我是很注意安全的。”④他请家里给他寄去下列物品：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76--27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79页。——译者注
③《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76页。——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187页。——译者注

　　“（1）Hardmuth6号铅笔……（2）一盒火漆和一个封信用的图章……（3）笔尖擦。……（4）一把小剪刀。……现在，我用衣服下摆来代替笔尖擦，上面已经染得很漂亮了；剪刀是问房东借的——剪羊毛用的。”①冬天，列宁常常滑冰。他写给母亲和姐姐的信中说：“我已经将近十年没有滑冰了，但从前学的看来没有忘掉。娜嘉也想学，不知道她能不能学会。”②

　　流放地的平安生活在1900年2月结束了。列宁请求回到彼得堡，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迁居于普斯科夫，他于2月26日到达这里。克鲁普斯卡娅的流放期尚未结束，于是她回到了乌法。她当时有病。列宁在3月份向内务大臣交了一份呈文，申请让克鲁普斯卡娅搬到普斯科夫来。申请遭到拒绝。因此他于1900年4月20日又交了一份呈文，这次写的是“居住在普斯科夫市阿尔汉格尔大街切尔诺夫家的世袭贵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上书警察司司长阁下”：“谨请求……准许我到乌法市居住一个半月……”但是这次申请也遭到了拒绝。然而在列宁母亲的请求下，列宁、母亲和安娜·伊里尼奇娜都被允许到乌法去看望克鲁普斯卡娅，并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一个月。与此同时，列宁领到了出国护照，为此他写信告诉母亲：“我昨天从本地警察局长那里领到了他不阻拦我出国的证明，今天交了10卢布的税，再过两个小时我就可以领到出国护照了。”③沙皇政权是专制政权，但不是极权政权。列宁的经历（进监狱、出监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又从西伯利亚回来、出国）表明：无论沙皇的秘密警察机关是多么残酷，但它比起苏维埃的警察机关来则要人道得多。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98----9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3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24页。——译者注

　　列宁并没有急于到西方去。起初，他同孟什维克的未来领袖尤·马尔托夫一起，不顾警察机关的禁止，去往彼得堡；为了避开警察的监视，这两个携带着满满一箱子造反材料和一大笔钱的密谋者，决定在途中换乘另一辆火车。他们在皇村（沙皇当时就住在皇村）换了车。第二天早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在彼得堡被捕——他们在皇村时就被警察注意到了。在警察局里他们对列宁说：“不用说，这条线路是你们选择的！要知道这是条经过皇村的线路！可是难道你们竟不知道我们对那里的每一棵小灌木都进行着监视吗？”列宁否认自己有什么罪过，于是他们两个被释放了。随后列宁去往乌法。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列宁在乌法住了将近一个星期。列宁同妻子的团聚时间是很短的，因为他还有其他一些会见——他要同萨马拉的同志们和塞兹兰的同志们会见。此后，他便到国外去了。

　　列宁带着作家、新闻工作者和地下组织者的声誉来到欧洲之后，轻而易举地就进入了俄国革命侨民的圈子。俄国侨民协会的成员虽不多，但他们的才智和热情却引人注目。列宁在德国和瑞士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们，其中包括同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进行了商谈，结果在国外出版了一份俄文的定期刊物，这份定期刊物按照俄国的老习惯，被秘密地运到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的创刊号于1900年12月11日问世。创刊号上登载有列宁写的论述中国战争的一篇文章。列宁在文章中对刚刚开始的义和团起义愤声疾呼：“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如果按照真实情况，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半死半活的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半死半活的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基督教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①

　　“俄国专制政府……宣称：……这是临时的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须击退中国叛民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背离自己政策的自私计划’。”②

　　列宁讽刺道：“帝国政府多么可怜啊！它简直像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承包人、工程师和军官派到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修筑中东铁路，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10戈比的生活费，难道这就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

　　列宁质问道：“……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疯狂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320--321页。——译者注
②③同上，第121页。——译者注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列宁回答道：“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政府肆意挥霍钱财，但是给饥饿农民的救济金却一扣再扣，斤斤计较每一个戈比，不愿意把钱用在国民教育上，它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工厂的工人和邮政机关的小职员等等的身上榨取血汗！……沙皇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但它仍然拼命实行侵略政策……①

　　列宁断言：“沙皇政府不仅把我国人島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1849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②

　　列宁在结束这篇文章时说：“惟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要光是照顾宫廷奸党的利益。”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321页。——译者注
②③同上，第323页。——译者注

　　列宁在1901年2月20日从慕尼黑（他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是为了组织如何把《火星报》秘密地送到俄国的工作。在国境上有时当局发现违禁书刊时就加以没收，并将携带违禁书刊的人逮捕起来）写信对母亲说：“……如果下一个冬天还要在这里过，我会写信向你们要棉大衣的。要是不穿棉大衣，就必须穿绒衣，或是穿两套外衣（像我现在这样），起初穿起来不很舒服，现在早已习惯了。”

　　“这里的狂欢节最近几天结束了。我第一次看到外国的最后一天的狂欢节——街头举行化装游行，到处都在胡闹，大量的彩色纸屑朝人们的脸上抛，还有许多长长的彩纸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里的人很会在大街上寻欢作乐。

　　“我非常健康，大概是因为跑路时候多，坐的时候少。我的生活大致如常。

　　“娜嘉的期限快满了（按这里的算法是3月24日，按你们那里的算法则是3月11日）。日内我就要递申请书为娜嘉申请护照。”①

　　“你们常去看戏吗？契诃夫的新剧作《三姊妹》怎样？你们看了吗？”②

　　列宁从慕尼黑去到了维也纳，又从那里去到了布拉格，他来这里是为了向俄国领事馆递交关于要求发给克鲁普斯卡娅护照的申请书的。克鲁普斯卡娅“同妈妈一起”离开乌法，途中她们顺路到莫斯科看了看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当时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由于进行革命活动在蹲监狱，而安娜·伊里尼奇娜在国外。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非常敬爱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她对人总是那样体贴入微，关心备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志力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还继承了她对人体贴和关心的品德。”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246--24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7页。——译者注
③《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91页。——译者注

　　克鲁普斯卡娅带着俄国的护照去往布拉格，她以为列宁是住在那里一个捷克工人的家里。但当时列宁已经回到了慕尼黑。她手里有一个列宁在慕尼黑的地址，但那是旧地址，而这时列宁又搬了家。她终于找到了他住的地方。她敲了几下门，进去后看到坐在桌旁的有列宁、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尤利·马尔托夫（他是一位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火星报》的编辑之一）。原来列宁用新地址写出的信，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收到。列宁在慕尼黑时是以“迈耶尔先生”这个名字而闻名的。

　　在慕尼黑、伦敦、巴黎、罗基威（这是法国北岸的一个小疗养区，列宁同母亲和姐姐安娜在那里度夏）、日内瓦、苏黎世和洛桑等地，列宁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同党内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倾向和党外的各种政敌进行斗争，对俄国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他不喜欢把沙皇叫做“尼古拉二世”或“尼占拉·罗曼诺夫”，而把他叫做“尼古拉·奥勃曼诺夫”、“绞刑手尼古拉”等等。

　　1902年2月15日，《火星报》刊载了列宁的《破产的征兆》一文。①列宁断言：“是的，专制制度的破产是毫无疑问的。”日益加剧的恐怖没有能够使全国平静下来，农民注定要挨饿，挨饿已成了他们的常态。“我们恶毒的破产者的事业的末日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他天天靠剥人民身上的皮来填补自己政治和财政预算中的窟窿，还能活得长久吗？”俄国不是靠钱财能够活得下去的。列宁认为，要结束现状，只有从政治上把群众动员起来，更正确些说，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才能给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②

　　学潮席卷了各个大学，工人罢工在各个城市里此伏彼起。列宁得出结论说：农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将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在《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③（1903年在日内瓦出版）中决定向农民介绍一下本党的活动，他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要争取政治自由。”农奴制度的废除并没有使农民得到充分的自由。“正像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奴隶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是官吏的奴隶；正像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公民自由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自己全民的、国家的事务的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进国家杜马（议会）。一切法律都只应由人民自己选举的这个国家杜马（议会）来讨论和颁布，一切赋税都只应由它来决定。政治自由就是人民自己有权选举一切官吏，有权召集各种会议来讨论一切国家的事务，有权不经任何许可就可以随意印书报。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255—26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60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7卷第111一178页。——译者注

　　“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就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人民仍然是苏丹政府和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拥有无限的权力。……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都能进入国家杜马（议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哪个警察也不敢用指头触动他们一下。

　　“俄国没有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正因为这样，工人就走上街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打倒专制制度！’……正因为这样，千百万贫苦农民应该支持和响应城市工人的这个战斗号召。”①

　　历史是一部言行不一的编年史。

　　在1903年7月15日的《火星报》上，列宁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②列宁在把这句话翻译成俄文的政治语言时补充说：“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建立自由波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通过一场现代无产阶级将在其中砸碎自己身上锁链的社会革命，波兰才有恢复独立的可能。”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114、115、116、117页。——译者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91页。——译者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223页。——译者注

　　候选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言论就变成了人们对他的起诉书。

　　在1902年和1903年中，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有一部分时间是在伦敦度过的。因为警察机关不要求每人要有身份证，所以他们住在那里时用的是雅各布·里克特先生和雅各布·里克特女士这个名字。他们在霍尔福德广场30号租了一座住所，在这里住了几个月。英国工党的一些领袖表现得非常拘谨，所以同这些人见面很困难。列宁的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英国博物馆里度过的。空闲时他常同克鲁普斯卡娅坐在公共马车的车顶座位上到郊区去旅行，他们认为伦敦郊区比伦敦市中心要好些。到普里姆罗兹小山去旅行使他们感到特别愉快，在那里他们顺便到卡尔·马克思的墓旁去看一看。每逢星期天，他们常到海德公园去听演说家们在露天里发表演说。他们讥笑那些救世军的招募者，认为那些无神论的演说家要比这些人好。有时他们也到教堂去，是社会主义的教堂，在这里，一位为“使工人从资本主义王国进入共产主义王国”而祈祷的牧师使他们很开心。

　　1903年夏，有43名党的代表起初在布鲁塞尔集会，后来由于引起了比利时警察的怀疑而把会议搬到伦敦来开（在这里，会议是在教堂里举行的），会议的目的是确定一系列原则和讨论组织问题。会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一派同尤利·马尔托夫的一派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前者获得了多数票，后者只有少数人支持。从那时起这两个派别就以“布尔什维克”①和“孟什维克”②而闻名。他们的意见分歧是由许多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个人因素和政治因素造成的。而重要的一点则是列宁坚持要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这些职业革命家不仅应当像孟什维克所希望的那样，要同情党和忠于党，而且应当完全献身于政治工作，要像军队中的士兵和军官那样，在统一的指挥下发挥作用。

①“布尔什维克”是多数人、多数派的意思，是这个俄文字（Soumncbr）的音译。——译者注
②“孟什维克”是少数人、少数派的意思，是这个俄文字（Memsuenk）的音译。——译者注

　　列宁并没有作任何努力来防止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发生决裂，相反，他欢迎这种决裂，促进这种决裂，他在《怎么办？》①这部巨著（1902年第一次问世，从那时起这部书就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家们的圣经。）中预先指出了这种决裂。这部著作的矛头是针对“经济主义”和“经济派”的。“经济派”为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劳动条件，而把国家的政治问题看作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列宁的这部著作的矛头同样也间接地指向孟什维克和俄国其他一切不同意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政党。列宁强调说：“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凶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②列宁问道：“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③列宁指出，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归结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活动的话，那这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列宁在谈论革命家的组织是政治革命的基本因素时，他捍卫的是组织性，而不是自发性。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首先应当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和指挥全体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革命家组织。

①《怎么办？》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一1889）的一部小说的书名。列宁读过这部著作，并且时常加以引用。布尔什维克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自己思想方面的先驱，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也保留有不少民粹主义的东西。（列宁的这部著作，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290--458页。——译者注）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342、348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55页。——译者注

　　列宁写道，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家才愿意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看到一个广泛的工人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既实行选举制和工作报告制，又实行普遍的投票权，等等。这样的组织只会帮宪兵的忙，使革命者受到警察的监督。列宁宣称，知识分子就是这种组织的领袖和核心。列宁说，这样的从旁“推动”决不是多余的，相反，这样的“推动”在革命运动中任何时候都显得不够，因为参加革命运动的一些成员太崇拜工人同企业主和政府所自发进行的经济斗争了。列宁写道：“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①列宁接着论证道，“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②这个组织基本上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因为在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其成员也就越难被捕捉。列宁在总结自己的革命战略时，套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③

　　列宁是一位真正的组织活动家。他认为，目标坚定的人能够影响局势，改变群众的意识和改造历史。列宁从来不去追求数量上的优势。他想要的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能够冲锋陷阵的组织，在他看来，这样的组织比政治纲领还要重要。方法是最重要的，它比政治原则还要重要。实际上，列宁的政治原则也就是组织。在这方面，以及在他使纲领问题服从于尽快地举行武装发动方面，正如哈佛大学的教授米哈伊尔·卡尔波维奇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很像彼·尼·特卡乔夫（1844--1886）④。特卡乔夫是一位十分特殊的民粹主义者，虽然他并没有建树什么功绩。他们两个都是俄国人，假如特卡乔夫能够活得更长一些或者说活得更晚一些时候，那他或许会像列宁一样，也不是寄希望于农民，而是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但是，列宁说，无产阶级需要领导，它应当由服从于领袖的政党来领导。这个观点是由列宁的领导革命活动的整个哲学决定的。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0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04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06页。——译者注
④彼得·尼基提齐·特卡乔夫是俄国革命民粹派的思想家，政论家，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译者注

　　这个观点也反映了列宁在心理上的需要。当列宁于1902年来到伦敦（出于《火星报》的编辑部已迁往那里）时，据党的驻英国代表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证明说，列宁曾声称，虽然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将过一种公社式的生活，但他却“根本不能在公社中生活，他不喜欢经常生活在人们中间”。列宁的神经很紧张。据克鲁普斯卡娅说，侨民生活中那种经常发生的争吵和口角严重地妨碍了列宁的工作。①列宁常常通过一连几个小时地躺在床上阅读法语语法教科书的方法来使自己因进行哲学争论而紧张起来的神经安定下来。有一次马克西姆·高尔基请列宁到卡普里岛同一些在哲学方面非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见面。列宁回答说：“到那里去对我来说是无益而有害的：我不能去、也不会去同那些大放厥词，宣扬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交谈……决不去进行争论，无谓地使神经不得安宁是愚蠢的。”②克鲁普斯卡娅谈到了争论是怎样地影响了她丈夫的神经：他脸色发青，睡不了觉。她常常把丈夫从与之争论的侨民们那里引开，而到海里去洗澡，或者是去爬山，使神经安静下来。

①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英译本第2卷第28页。
②同上，第23页。

　　为了使身体健康和提高政治效率，列宁需要有一个完全服从于他的小党，而不是表面上统一、实际上却隐藏着形形色色的分子的大组织。

　　伦敦代表大会（1903年）的大多数代表，在犹太的崩得和其他分子退出大会后，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列宁。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还使大会通过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宣布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决议，但是民主性较多的孟什维克却拒绝这项决议。于是列宁把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和维拉·查苏利奇这3个孟什维克从《火星报》编辑部中排除出去，这样，后来的《火星报》就只有由他自己、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来掌管了。但是不久普列汉诺夫就了解到，列宁原来是指望在编辑人员问题上能得到他的支持来反对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列夫·托洛茨基（他因在乌克兰进行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他像一颗彗星一样从西伯利亚的冻土带升起在西方的天空）站在马尔托夫一边，因为他认为列宁是一个“独裁者和恐怖主义者”。

　　到后来，普列汉诺夫拒绝扮演列宁的傀儡这个角色，所以他请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利奇又回到了《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为了避免精神上的痛苦和编辑政策上的失败，便离开了《火星报》。

　　但是要把列宁那慌乱的心情压下去是困难的。他需要再办一份定期刊物。他的这种思想已经流露出来了，而且在向外寻找出路。经费来自一些秘密的来源，一部分经费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供给的，其余的资金想必是由像萨瓦·莫罗佐夫这样的俄国资本家提供的。萨瓦·莫罗佐夫是莫斯科纺织业方面的一个资本巨头，也是一个收藏家，他常常资助自己的阶级敌人。不久列宁就已经在日内瓦进行定期刊物《前进报》的编辑工作了。1904年12月22日，《前进报》创刊号出版了，上面刊载有列宁的《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一文。①列宁要人们相信：“专制制度已经动摇。”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107一11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14页。——译者注

　　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韦①在1904年7月15日被恐怖主义者用一枚炸弹炸死了。休·西顿－沃森写道：“维·康·普列韦相信的首先是镇压。他还相信，一种‘规模不大的、胜利的战争’定将给俄国的社会舆论产生健康的影响，并将把人民的思想引离开革命。”②扔在普列韦身上的那枚炸弹是对镇压的惩罚；他所希望的战争不是为时短暂的、胜利的战争，而是一种大规模的战争，于是俄国接连不断地遭到失败。列宁在上述那篇文章中写道：“俄国舰队的精锐部分已经被歼灭，旅顺口已经陷于绝望境地，前往援救的分舰队不仅毫无成功的希望，甚至连到达目的地的希望也没有；库罗帕特金率领的主力部队伤亡了20多万人……军事崩溃已必不可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十倍的不满和激愤。”③

　　日本是一个“立宪”国家，俄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列宁认为，胜败的关键就在这里。俄国的自由派抗议进行非正义的战争，要求实行可以限制君主特权的宪制。和列宁一样，他们也懂得，俄国“应当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列宁号召无产阶级支持这种愿望。列宁不仅预先指出了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而且预见到了人民的愤怒将会突然地、自发地爆发出来。列宁充满信心地声明：“在这一时刻，无产阶级将起来领导起义，为全体人民夺得自由，保证工人阶级能够进行公开的、广泛的、为欧洲的全部经验所丰富了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④

①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韦（1846--1904）是俄国政客、反动分子，1902--1904年任内务大臣，宪兵司令。他曾残酷地镇压参加革命运动的志士，1904年7月15日为社会革命党人E·萨宗诺夫刺杀。——译者注
②《俄罗斯帝国的衰落》1952年纽约英文版第138页。
③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116页。——译者注

　　列宁仇恨沙皇制度，仇恨社会革命党人一民粹主义者。他对孟什维克的仇恨要稍轻一些，那时因为他们和布尔什维克还仍然同处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内。他简直是受到了他们的控制。

　　在日内瓦，列宁同妻子和岳母一起住在一所很小的住宅里。尽管如此，他们却请玛丽亚·埃森这位犹太人出身的年轻的俄国女革命家住在自己家里。在本世纪初，玛丽亚·埃森曾被流放到遥远的亚库提亚。1902年她从那里跑掉后，偷偷地到了国外，来到了日内瓦，在这里她见到了列宁。她是通过《火星报》上的文章知道列宁的（因为当时《火星报》已经传播到流放在西伯利亚那北极地带密林中的她和她的同志们手中）。不久，列宁建议她回到彼得堡去，在那里从事传播《火星报》的工作。从1902年底到1903年5月这个时期她一直在执行这项任务。后来她在一次会议上被捕了。她在蹲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监狱后开始在基辅工作。之后她又来到了日内瓦，住在乌里扬诺夫夫妇那很小的住宅里。她写的回忆文章①反映了她同列宁的亲密结识。她写道：“我想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特点：对于参观博物馆和展览会这样的事情，他是缺乏足够的耐心的。他喜欢活跃的人群、生动的交谈和唱歌，喜欢同群众在一起。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25一151页。——译者注

　　“列宁在散步时从不知疲倦，有一次散步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1904年春天的时候，我正准备回俄国去。临别之前，我们决定‘乐一乐’——一起到山里去旅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我三个人一起出发。我们乘轮船至蒙特勒。在阴森的施里奥恩堡这个关过博尼瓦尔的监狱稍作逗留。拜伦对它曾有过出色的描写（“施里奥恩飞波流水……”）。我们瞻仰了囚禁过博尼瓦尔的柱子和拜伦的题词。

　　“一走出阴森的地下室，强烈的阳光刺得眼睛发花；喧闹、欢腾的大自然使人晕眩。真想活动活动呵！我们决定去攀登其中的一个雪山顶。刚开始登山时还觉得挺轻松、愉快，但后来越往上，山路就越难爬了。我们就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留在旅馆等我们！

　　“为了快点登上山顶，我们干脆弃路硬闯。一步比一步更吃力了，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步子轻快、精神饱满，他还笑我好胜心强，不甘落后。过了不一会儿，我已经是四肢着地，两手抓住积雪在爬行了。雪在我手里不断融化，但是我依然紧跟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落后。

　　“终于，我们登上了山顶。山上的风景一望无际，变幻无穷的瑰丽景色真是难以形容。不同地带、不同气温、种种景色都呈现在眼前。最上面，皑皑白雪，闪烁夺目；稍低处是一片北方植物；再往下则是绿油油的高山草地和郁郁葱葱的南国花卉。我激情满怀，准备朗诵莎士比亚和拜伦的诗句。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望了一眼，见他坐在那里默然沉思，突然出声喝道：‘孟什维克真捣鬼！……’”①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39一140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