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列宁和高尔基

　　当苏维埃政府迁离彼得格勒后，列宁住在坐落于莫霍瓦亚街（现在是卡尔·马克思街）和特维尔大街（现在是高尔基大街）拐角处的莫斯科“民族”饭店里。后来他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克里姆林宫内占用了一所有五个小房间的住宅。一位曾到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喝过茶的客人后来回忆道，列宁全家人只有两个茶匙，一个人用完后交给另一个人使用。就茶吃的是黑面包和黄油。当时是饥饿的1919年。

　　到列宁这里来的一些农民代表发觉列宁的办公室很冷，便送来了一车木柴。

　　列宁痛恨浪费现象。他坚决主张，职员们要多利用电话来节省纸张。他向新闻工作者提出建议，要他们把作品写得短一些；他主张党的日报《真理报》每天用褐色包装纸出一张就可以了。列宁也不喜欢浪费时间。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规定在上午十点钟开。列宁在整整十点一刻时开会。发言者的时间规定为两分钟，列宁注视着他的手表，使发言者不得超过。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叶·德·斯塔索娃说，列宁不准许浪费公家财产。当负责的布尔什维克亚·德·瞿鲁巴忽视了自己的健康时，列宁因他“对公家财产采取了疏忽大意态度”而向他提出了警告。列宁说，党员也都是公家财产。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对斯塔索娃说，列宁常常睡不好觉。斯塔索娃便在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一项让列宁休假的决定，并把这个决定打电话通知了列宁。列宁在回电话时“用很生气的声音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命令我去休假呀？’

　　“列宁得到休假命令后，便在莫斯科近郊打猎、采蘑茹和捉鱼。”①

①《回忆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315—323页。

　　1918年夏季，列宁有时候是在莫斯科附近的塔拉索夫卡村度假的。他原打算独自一人度假，但是不行、因为别墅里还住有几户人家。此外，他的妹妹玛丽亚写道，窗户上没有纱窗，因此蚊子把列宁咬得好苦。有一次，夜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要入睡，可就是入睡不了，“天亮时他便从别墅跑回了城”。列宁家的女工瑟索耶娃说：“有时如果列宁看到桌子上的面包没有盖，因而上面落了好多苍蝇，他总是要家里人都注意这一点，并提醒说：‘务必把一切吃的东西都盖上，别使苍蝇爬上去。’”1919年夏季，列宁有时候到哥尔克去休息。他的女厨师回忆道：在那里他常到树林里去采蘑菇，“回来时他总是非常满意，要是他采满了一筐蘑菇时，他就更是高兴”。

　　后来给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服务的女工是奥丽姆皮阿达·尼卡诺罗夫娜·茹拉夫廖娃，她从前是乌拉尔一家铁工厂的普通女工。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伊里奇发现奥丽姆皮阿达·尼卡诺罗夫娜·茹拉夫廖娃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本能。伊里奇坐在厨房里（按照老习惯他喜欢在厨房里吃午饭、晚饭和喝茶）时，喜欢同她聊聊未来的胜利。”①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31页。——译者注

　　自从克鲁普斯卡娅在伯尔尼动手术后，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1919年初，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建议列宁让克鲁普斯卡娅离开莫斯科去进行长期休养。

　　列宁高声地说：“长期休养！……请您去说服她吧。她连听也不想听的……”

　　邦契反驳说：“要说服她只有您才行。而她确实是需要长期休养的……”邦契知道，克鲁普斯卡娅对国民教育很积极，便建议把她安置到哥尔克的一个林中学校去。列宁喜欢这个建议，便打发邦契到索科利尼基“去侦察一下”，并对邦契说：“到那里后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您为什么到这里来。要牢牢记住去的路线……而我试图先同娜嘉谈谈。”

　　邦契认为，克鲁普斯卡娅住在索科利尼基定会感到舒适。列宁对他说：“娜嘉有意去。明天早上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您。”“……说罢他又埋头于无休无止的、极其紧张的工作中去了。他的工作不断地为一些电话信号等所打断，如灯泡不时地突然发亮，设在隔壁房间的电话局像蜜蜂似的不时地发出嗡嗡声，从彼得格勒、下诺夫哥罗德、库尔斯克及其他地方不时地发来一些呼叫信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沉着地、镇静地、低声地发出几百个指示，收到大量的报告，记下许多最重要的事情，起草各种各样的电报，派送信员坐上摩托车送出各种简短的公文和信件——这一切进行得十分平常，表面上显得十分平静，好像并没有进行任何工作似的。他偶尔很快地走到地图前面，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对各条战线的形势作出一些记号。”

　　“……第二天早晨，我刚一进人他的办公室向他作例行报告，他就对我说：‘娜嘉同意啦……她正在收拾东西呢……她要带上一大堆的工作，可她自己讲话和呼吸都很吃力……她能够恢复健康吗？……今天傍晚我们动身，只是不要告诉任何人，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①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克鲁普斯卡娅在索科利尼基住了下来，列宁不时地去看望她。有一次列宁邀请邦契一块去参加学校的枞树晚会——时间是在1919年1月。他们合资买了些糖果和礼品；那几天各家商店都是空荡荡的。在枞树晚会上大家都玩得很高兴：列宁和孩子们一起唱着歌挽着手围着枞树转圈子，他们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邦契感动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沉浸到儿童们的节日里去了……瞧，他玩得多么招人喜爱，他为了保护住老鼠，就是不给猫让路！”

　　新鲜的空气和休息对克鲁普斯卡娅很有好处，所以她继续住在索科利尼基。1919年1月19日是个星期天，这天列宁又去看望她。列宁的司机斯捷潘·卡济米罗维奇·吉尔（他当时30岁）回忆道：②“那年的冬天刮起了暴风雪，大雪掩盖了莫斯科……在距离卡兰切夫广场几俄丈远的地方，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厉声喊叫：‘站住！’喊叫的是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我加快了发动机……当我们把汽车向卡林金工厂开去时，有几个人拿着手枪跳到路的中间。他们高喊：‘站住！把汽车停下来！’我觉得，看样子他们不是巡逻队，便继续照直向他们开去。这几个陌生人再一次吆喝：‘站住！不站住我们要开枪啦！’我想很快地把汽车开过去，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把汽车停下来……

　　“‘出来！快！’

①引自邦契的回忆，载于《回忆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441一444页。
②同上，第435一438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汽车门稍微打开了一点问道：

　　“‘什么事？’

　　“一个向我们袭击的人高喊：

　　“‘出来，别废话！’

　　“这个匪徒抓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袖子猛烈地拉他。伊里奇从汽车上下来后，疑惑地再一次问道：

　　“‘什么事，同志们？你们是什么人？’说着掏出了自己的通行证。”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及其他同行者也都走出了汽车。一个带着武器的人搜遍了列宁的各个衣兜，抢走了列宁的各种证件和一只勃朗宁手枪。列宁的妹妹愤怒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权力搜查人？要知道这是列宁同志！拿出你们的委任状来！”那些匪徒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委任状。我们有一切权力。”这时留在方向盘后面的吉尔不敢开枪，他怕互相对射起来会伤害列宁。强盗们命令吉尔也从汽车上下来。吉尔下来了。匪徒们坐上汽车，很快地把汽车开走了。

　　吉尔回忆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干得真利落，我们几个人带着武器，竟把汽车交给了人家。这是耻辱！’我理解到伊里奇的这几句话是暗指着我说的，便开始解释说，我如果开枪，匪徒们就会开枪回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思考片刻后，回答说：‘是的，吉尔同志，您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靠武力我们是毫无办法的。很明显，我们现在能够完整无恙，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反抗。’”

　　他们这几个人步行到索科利尼基苏维埃（苏维埃的大楼就在不远处），去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但是到那里后，卫兵不放他们进去，要他们拿出通行证来。列宁说了自己的姓名，并解释说，他没有通行证，因为他的通行证被匪徒们抢走了。卫兵还是表示怀疑。最后，吉尔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看了他的证件，才放他们一伙人进了大楼。在苏维埃里一个人也没有。在总机室，他们叫醒了一个正在沉睡的电话员，便往克里姆林宫给全俄肃反委员会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就给他们开来了一辆汽车。

　　列宁命令要找到被抢走的那辆汽车。当时从城里通向城外的各条道路都盖上了雪，而在莫斯科，一辆大汽车是没有地方可以藏得住的。在肃反委员会里和民警机关的刑事调查局里，所有的人全都积极地行动了起来。当天夜里汽车就找到了。在汽车的旁边躺着一个被打死的民警和一个被打死的红军战士。强盗们躲藏起来了，但是在这天夜里，却抓到了很多罪犯。

　　1919年春，顿河哥萨克代表团来到莫斯科接受米·伊·加里宁（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后担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接见。加里宁对他们说，“伊里奇对顿河的情况很关心”，所以请他们明天3点钟来见列宁。在列宁的接待室里，列宁的秘书莉迪娅。福季耶娃预先对他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有几个夜晚没有睡觉了，所以请你们把问题讲得简短些。”3点钟时，他们被请进了列宁的办公室。代表们表现得激动不安，但是列宁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就消除了他们的拘谨。列宁开始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红军战士的家里是否保证能得到种籽？哥萨克对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抱什么态度？哥萨克是怎样加入红军队伍的？等等。代表们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虽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那是能够猜想得到的。接见不时地被从各条战线、各个工厂和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铃声所打断。列宁在每次打完电话后总是笑嘻嘻地又回到刚才同代表们谈话时被打断了的话题上。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这些哥萨克代表来莫斯科也是为的能在各人民委员部里得到武器和运输条件等等。列宁仔细听完了他们的需要，告别时对他们说：“你们去吧，去敲他们的门吧。如果哪个地方的门没有对你们敞开，你们就给我打电话来。”列宁具有敏锐的耳朵。

　　在1919年2月2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上刊登了一个农民的要求，列宁在2月1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对这个农民所提要求的答复。农民格·古洛夫（他又是一位红军战士）提出了政府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他还谈到了“流传的一种谣言，说什么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说什么恰恰在中农问题上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

　　托洛茨基在2月7日的《消息报》上已经对这封信作了答复，认为关于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和无意帮助他们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列宁从自己方面也“完全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符合事实”。列宁说：“我同他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我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现在这个由苏维埃选出的、受这个党领导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说明。”①但是列宁知道，农民（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他补充说：“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富人有发横财的自由，穷人有饿死的自由。……资本家的权力即‘贸易自由’——定不会复返。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②

　　（列宁的这篇文章收入195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中。③编辑部认为要把列宁的这篇文章从这一版中删掉是办不到的，但是它却给这篇文章加了如下一个注：“列·达·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曾一度在表面上同意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6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71、472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69一472页。——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第652页上的第583注。

　　列宁还是对农民的忠诚有所怀疑，所以1919年4月30日，他请季诺维也夫“挑选300一600名由党和工会郑重推荐的彼得格勒工人，给全国每一个县执行委员会各派去一两个人。……没有这样一批绝对可靠并富有经验的彼得格勒工人，我们的农村工作就不会有重大的改进”。①

　　非常漂亮的彼得格勒——“北方的巴尔米拉”②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饥寒交迫的景象笼罩着这个城市。对工人和农民的崇拜成了使他们变得粗野的政治上的根源。过去在这个首都居住过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埋怨道：“1919年在彼得堡召开‘农村贫农’代表大会。从俄国北方一些省份来了几千个农民，其中有几百个农民被安置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里住。当代表大会结束、这些人走了之后，发现他们不仅把宫殿里的所有澡盆，而且把大量极其珍贵的北方萨克森花瓶和东方花瓶都用作便盆而弄脏了。他们这样作并不是由于来不及大小便，——要知道皇宫里的厕所并没有出毛病，自来水管道也能使用。不是的，这种流氓行为表现了他们要把美好物品弄脏弄坏的那种思想。”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582页。——译者注
②“巴尔米拉”是叙利亚的一个古城名。在俄国的旧诗中常用“北方的巴尔米拉”来形容彼得堡。——译者注
③《回忆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380页。

　　高尔基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这时他的威望大概超过了列宁。知识分子以及很多工人和农民，不管是否读过他的作品，他们都知道他。高尔基与列宁不同，列宁是由贵族出身而参加革命的，他则是来自人民，并且是按照自己的心愿为人民服务的。列宁对高尔基特别尊重，所以通常他总是在家里接见高尔基。如果高尔基应当在人民委员会里拜访列宁的话，那列宁就比往常更早一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提醒秘书说：“您是否忘记了告诉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岗楼让他们不要在那里阻挡高尔基？”半小时之后，他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问：是否派汽车去接高尔基了？通常高尔基是无须在接待室里等待接见的，不用排队列宁就接见他。列宁的秘书回忆道：“当高尔基坐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的几个小时中，我们就有很多的事要做。”①高尔基常常带来一些关于被逮捕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请求书。阶级歧视使高尔基感到痛心，因为官方的太阳只照耀工人和农民，而知识分子则处于背阴的地方。1919年7月9日，列宁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她当时在“红星号”伏尔加河巡回宣传轮上）说：高尔基“明天到达这里，可我倒是非常希望他能离开彼得格勒，因为他在那里心神不安，精神不振。”②列宁企图说服高尔基加入伏尔加河的宣传小组，他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在政治上就是一大胜利。在信的末尾列宁补充说：“米嘉（即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路·费·注）已去基辅，因为克里木好像又落到白卫分子手里了。我们的生活如常，星期天总在‘我们的’别墅休息。托洛茨基病已痊愈，到南方去了，相信他能扭转那边的局势。由于加米涅夫③（来自东方面军）代替了总司令瓦采季斯，我想情况将会好转。……紧紧地拥抱你，请常来信电。你的弗·乌里扬诺夫。注意：要听大夫的话，多吃些，多睡睡，这样到冬天你就完全可以工作了。”④

　　第二天，列宁打电报给克鲁普斯卡娅说：“今天见到高尔基，我劝他坐你们的船……但是高尔基断然拒绝了。”⑤“断然”一词表明，高尔基没有用工作忙或身体不好来推托。他实在是不想加入巡回宣传轮的活动使自己同苏维埃制度搞在一起。他虽然没有反苏维埃的思想情绪，但是苏维埃制度对自由的限制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在彼得格勒，这种限制和迫害表现得最厉害。彼得格勒是朝向欧洲的一个窗户，是一个欧洲城市，而莫斯科则只不过是一个过分迅速地发展起来的乡村。这个窗户由于蒙上了一层政治上的白霜而变得模糊不清了。风向标指向东方，说明风是从亚洲刮来的。西方国家的敌对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咎于天气不好。但是在这一点上并不能得到多少安慰。使知识分子感到愤怒的是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刮出来的那股冷风。这股冷风也使高尔基感到愤怒。高尔基作为一个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他领略了西方的情况，感到了对西方的需要。

①《回忆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420一422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464页。——译者注
③谢·谢·加米涅夫（1881一106）是苏联的军事家，他是第一批自愿参加红军的旧军官之一。1918年他指挥东部战线；1919年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3卷第464、467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467页。——译者注

　　高尔基回到了彼得格勒，但是列宁并没有罢休。他于1919年7月18日再次写信给高尔基，设法说服高尔基到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政府休养所来。列宁在信中说：“我常到乡下去住两天，在那里我可以给您安排得很好，短时期或者较长时期都行。说真的，请来吧！电告何时来；我们给您定铺位，这样路上会舒服些。您真该稍微换一换空气。盼复！您的列宁。”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29页。——译者注

　　但是高尔基还是拒绝了，他让郁积在自己内心的那种痛苦心情任其发泄出去。列宁在7月31日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大概是列宁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写得最长的一封信。信中使人感到有一种被克制着的愤怒。信的开头一句是：“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接下去是：“我愈是细读您的信，愈是考虑来信中的结论和信中所说的情况（以及我们会面时您所谈的情况）的联系，我便愈加确信，不论是这封信，还是您的结论和您的一切印象，都是完全不健康的。彼得格勒是近来最不健康的地方之一。……饥荒很严重，军事危险也很严重。您的神经显然经受不住了。这是不奇怪的。人家劝您换个地方，而您却固执己见。把自己的神经折磨到病态的地步是极不明智的……

　　“您从痢疾和霍乱谈起，而且一下子就发出一种不健康的怨恨：‘博爱、平等’。这么说来，好像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遭受贫穷、困苦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

　　“接着，您说了一些我简直无法理解的狠狠攻击‘低级’文学（什么文学？为什么与加里宁有关？）的刻薄话，而结论是：‘残存的极少数有理智的工人’说，他们被久‘出卖’‘给农夫当俘虏了’。”①

　　列宁证明说：在高尔基的信中，谈到了“残存的贵族”。列宁写道：“他们的情绪对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您来信说，您看到‘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看到是一回事，在整个生活中天天接触又是一回事。”列宁暗示地说：高尔基由于自己的职业而不得不接见“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尔基写信给列宁说：“‘残余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而在‘大多数工人’中却出盗贼，出混进来的‘共产党员’等等！”列宁指出：“于是您竟然得出‘结论’说：干革命不能靠盗贼，不能不要知识分子。”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42、4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3页。

　　列宁肯定地说：“这完全是病态心理……我们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卫分子）去同盗贼作斗争。……这在彼得格勒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在彼得格勒这个城市里失去地位（和理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特别多。但是，对整个俄国说来，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彼得格勒或从彼得格勒的角度观察事物的人，只有非常通晓政治，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才会确信这一点。而您不具备这一切。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观察政治建设的工作，而是从事一种特殊职业。这种职业使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这是些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到的人……

　　“要观察，就应当到下面（对下面的无聊乏味高尔基是相当了解的。——路·费·注）去观察——那里可以观察到建设新生活的情况；成当到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到农村去观察——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只要观察就行了。……

　　“您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就不能直接观察到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列宁在其发表的其他很多意见中，称赞彼得格勒是一个模范的无产阶级城市，而高尔基这位最善于观察事物的俄国艺术家已经在冬宫里看到了那些出席代表大会的农民的表现了）“劝您离开，您又执拗地拒绝。显然，您把自己搞病了：您来信说，您感到生活非但很痛苦，而且‘非常厌恶’！！！那是必然的！”用列宁的话说，高尔基是把自己困在了彼得格勒那些“不健康的”知识分子的范围内。他说：“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里是不可能观察到并进行研究的。……全国都在投入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生活使您厌恶，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您丝毫没有指出政治上或思想上的分歧。”①

　　列宁在结束这封信时，再一次劝告高尔基：“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恶。紧紧握手。您的列宁。”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43、44、4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5一46页。——译者注

　　高尔基为之说情的某些“残存的贵族”是一些精神贵族。耍笔杆的贵族。其中有一位是历史学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他想到芬兰去著书立说。高尔基在列宁面前为他讲情，请求准许他出国，于是高尔基就从列宁那里收到一封列宁写给彼得格勒当局的特别信。但是当高尔基回到彼得格勒后，得知大公已被处以死刑。据著名的孟什维克作家波里斯·尼古拉耶夫说，1922—1923年高尔基在柏林时，曾怀疑正是当他的请求在形式上得到列宁的答应时，列宁本人或者是他的一个亲信却下了处死大公的命令。这个怀疑为《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第279页上所复制的一封电报①所证实，在这封电报里列宁命令季诺维也夫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动身要加以阻拦。

　　但是任何东西也破坏不了列宁同高尔基的关系。高尔基像诉诸终审法院那样诉诸列宁，从而拯救了很多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生命。而列宁是需要高尔基这样一位全国著名的作家的，因为这位作家是来自人民、描写人民和为人民而写作的。难道高尔基没有把自己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吗？苏维埃政权疏远高尔基就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列宁和高尔基在莫斯科继续会晤：高尔基带来了一份有关已经发生的不公平事件的清单，列宁企图“劝导高尔基走正道儿”。高尔基在领袖逝世后关于列宁所写的一篇回忆是为纪念列宁而写的一支真正赞歌。②但是高尔基的立场依然未变：为了坚持自由的原则，他委婉地但却是不屈不挠地对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施加压力。他说：“我常常同列宁谈到革命策略和生活的残酷性。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381—382页。——译者注
②《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86一332页。——译者注

　　“‘您想要怎么样？’他惊异而且恼怒地问道，‘在这样空前猛烈的战斗中还能讲人道吗？哪儿还有仁慈和宽大的位置呢？欧洲封锁我们，我们失去了早就期待着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援助，反革命像熊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而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而且也没有权利斗争和抵抗吗？呃，对不住，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知道，我们所要的东西，除了我们以外，谁也不能办到。难道您认为，如果我对被反对的东西深信不疑，我还会坐在这里吗？’

　　“‘在打架的时候，您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哪一拳是必要的，而哪一拳又是多余的呢？’在一次熱烈的交谈之后，他这样问我。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我只能含糊地回答。我想再没有别的答案了。

　　“我常常拿各种各样的请求去麻烦他，有时候我感到由于我老是替人说情而引起了列宁对我的怜惜。他问：

　　“‘您不觉得您是在于一些荒唐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吗？’

　　“但是，我继续做我认为是必要的事情，而这位了解无产阶级敌人的打算的人那愤怒的斜视，并没有使我退却。他伤心地摇着头说：

　　“‘您这是在同志们和工人们面前糟蹋自己的名誉呢。’

　　“可是我指出：同志们，工人们，‘在激动和愤怒之下’，往往把有价值的人的自由和生命看得太轻，太‘简单’；依我看来，这不仅是以过分的、有时是毫无意义的残酷来糟蹋正当而又艰苦的革命事业的名誉，而且在客观上对这个事业是有害的，因为这排斥了不少重要的人物，使他们不能参加这个事业。

　　“‘唔一唔，’列宁怀疑地哼了几声，向我指出知识分子叛变工人事业的许多事实。

　　“‘在我们当中，’他说，‘有许多人之所以叛变革命，出卖革命，不仅是由于胆怯，而且是由于虚荣，由于怕丢脸，由于害怕他们心爱的理论在实践中碰壁时会吃亏。我们是不怕这个的。理论，假说，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神圣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工具而已。”’①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18一319页。——译者注

　　有一次高尔基问列宁：“您是真正地怜惜人们，还是这仅仅是我的感觉呢？”

　　列宁回答道：“聪明人——我是爱惜的。聪明人在我们这里是很少的。我们俄国人多半是有才能的，然而懒得动脑筋。”①思想上的懒惰是政治上残暴的部分后果。对表达思想进行种种禁止，那是很少能促进思维的发展的。

　　高尔基写道：“有一个晚上，在莫斯科，在叶·彼·彼什科娃的住宅里，列宁在听伊萨亚·杜勃洛文演奏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时说：

　　“‘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了，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骄傲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

　　“于是他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不大快乐地补充道：

　　“‘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却不能抚摸任何人的脑袋，——手会被咬掉的，而是要敲脑袋，毫不留情地敲，虽然按理想来说，我们是不赞成人们用任何暴力的。唔一唔，——任务艰巨得厉害！’”②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2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25页。——译者注

　　列宁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兴趣的人，他的很多观点是不能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的。但是他在这个音乐晚会上所说的话却说明了他的某些观点。由于他所担负的工作极其困难，所以他必须把自己本身所具有的人道压下去，而使自己养成一种“敲脑袋”的本领。他戴着一副带刺的手套，为的是掩盖住自己那双温和的手，并且他消除了自己性格中的最后一点温和，以便不使它妨碍自己履行职责。为了限制别人，他首先限制了自己。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自己的圣像——革命，并使自己完全服从于革命的残酷主宰。任何极乐世界的奏鸣曲都不应当使他想起生活的美。音乐会刺激他的神经，因此为了不使自己听到音乐对自己讲了些什么，他不得不进行自我斗争。他是处身在战争的环境下，他是在为战争的胜利陛下供职，因此他只注意去听那作战的号角声。他不喝酒，也不抽烟。斗争是他的滋养品，劳动是他的麻醉剂。但是他睡眠不好。高尔基称列宁是“巨大而沉重的海船（这里所谓的海船就是灾难深重的农良的俄罗斯）的舵手”。①这艘海船正在把他拖向海底。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00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