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和平是手段

　　看来好像刚刚脱离襁褓时期的革命注定是要在敌人打击之下遭到灭亡似的。克鲁普斯卡娅在1938年写道：1919年的“9月、10月和11月初尤为困难……白匪决心要占领苏维埃政权的两个中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占领了乌克兰很多重要据点的邓尼金从南方发动进攻，尤登尼奇则从西方进逼，他已经兵临彼得格勒城下了。白匪的胜利使暗藏的敌人活跃起来。11月底，在彼得格勒破获了一个与尤登尼奇相勾结并接受协约国津贴的反革命组织。”作为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知道许多很少有人知道的事情。她写道：“在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暂时取得胜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收到大批的匿名信件，里面全是咒骂、威胁的语句和讽刺漫画。知识分子还在动摇……受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9月25日爆炸了列昂节夫巷的俄国共产党（布）莫斯科委员会的所在地，炸死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需要把一些单独的人锻炼成一支军队，需要把一些单独的职员组织成一个政府。彼得格勒和全国在忍受着饥饿。克鲁普斯卡娅继续写道：“伊里奇连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必胜的信心，他从早到晚工作着，但重重的心事使他夜不成寐。他时常夜里醒来就起身去打电话检查工作：看他的某个指示是否执行了；或决定再补发个电报去。他白天很少在家，多半是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来访的人们。在这紧张的几个月里，我同伊里奇见面的机会比平时少，我们几乎没有一起散过步，没有事我甚至不好意思到他的办公室去，怕妨碍他的工作。”①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21，722页。——译者注

　　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和同事们的闲谈上，列宁便不在克里姆林宫的食堂里吃饭。克鲁普斯卡娅总是从食堂里把饭给他带回家来吃。她腋下夹着一个黑面包，双手端着满满一碗汤，小心翼翼地走在克里姆林宫那结了一层冰的人行道上。虽然她到食堂去的时间安排得在她回来时正好是吃饭的时候，但是当她回到家里时，常常碰不到列宁。于是玛·伊·乌里扬诺娃便往列宁的办公室打电话请他回来吃饭，他答应马上就来。过了10一15分钟后，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札罗娃的养子戈拉给他打电话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到底什么时候来呀？汤要凉啦，我们坐在饭桌旁饿着肚子在等您哩。”往往是当这样做还不起作用时，过一会，13岁的戈拉就跑到办公室把列宁领回家来。列宁回来后问道：“喂，你们变凉了的汤在哪儿呀？”玛·伊回答说：“现在你坐下等着，我们把汤送到厨炉上加热去了。”

　　列宁从来不参加由7道菜和16个煎夹肉面包片构成的冗长的宴会，而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没有这些菜和面包片可不行。列宁很少去看戏或去听音乐。1919年秋，他出席了在大剧院为首都党的积极分子举办的一次音乐会。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出的有夏里亚宾①、涅日丹诺娃、索比诺夫、黑尔策尔等人。列宁坐在池座里。他穿了件大衣，因为剧院里很冷。当帷幕降落下来时，观众发觉了他，于是一个观众高喊：“世界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万岁！”列宁很快便从旁门离开了大厅。②

　　艺术的主要保护者、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回忆道：“弗。伊只去过几次剧院，好像只是在艺术剧院……”卢那察尔斯基一度曾在自己的住宅里举办过几次音乐会，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有夏里亚宾、库谢维茨基以及斯特拉季娃里乌斯的四重奏。他写道：“我曾经多次邀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但他总是忙得很。有一次他直接对我讲：‘听音乐当然是非常愉快的，但是您要知道，音乐使我心情不佳，甚至使我感到有点难受。’”

　　列宁的一位女图书馆馆员说，列宁需要各种报纸、杂志、外国的小册子、辞典、关于印度的书籍以及理论著作、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但他从来没有要过长篇小说。③当别人建议他读点什么或者是邀请他到什么地方去时，他总是回答说“忙”。列宁的生活是由融为一体的战争和政治组成的。他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写道：“1919年底，伊涅萨·阿尔曼德常到我们这里来，伊里奇特别喜欢同她谈论运动的前途。伊涅萨的大女儿上过前线，9月25日在列昂节夫巷的那次爆炸时，她险些被炸死。我记得，有一次伊涅萨到我们这里来时带着她的小女儿瓦里亚，当时瓦里亚还是一个小姑娘，后来成了一名极其忠诚的党员。”

①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1873一1938）是俄国歌唱家，1918年获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译者注②《回忆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419页。
②同上，第583一588页。

　　在她的面前和在家庭女工奥丽姆皮阿达的面前，列宁喜欢谈一谈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在列宁喜欢的这位妇女及其女儿的面前，他要去幻想一下那美好的时光。

　　列宁是否有苦闷的时刻呢？在那失眠的漫漫长夜里他是否为孤寂而感到痛苦呢？对此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而只能够加以推测，这就是一个人对异性的眷恋时刻他也不会没有的。不管怎样，列宁在个人的激情方面与政治方面的强烈感情不同，他是很能克制的。1918年喀山收复后，列宁给托洛茨基拍去了一封贺电，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写道，这封贺电中那兴高采烈的笔调使他感到惊讶。①这样情绪昂扬的笔调对列宁来说是不常有的。他并不时常表现出异常的高兴或者是极端的悲痛，他不容许在自己身上有一种他所不能控制的感情。他也不允许自己对事物存在一种使人感到难受的疑惑。而在其他一些人身上，例如在契切林身上，这样的疑惑却是常有的。1919年10月12日，契切林由于考茨基出版了一本新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写信给列宁说：“根据我所读到的我国书刊，我觉得我们对考茨基所忽略的无产阶级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阐述得不够。我国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回答说：“我们这里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同农民和资本家维护（或恢复）商品生产的各种尝试进行斗争。”

①列·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马·沙赫特曼为本书写了序言和注释，约翰·赖特泽，1937年纽约英文版第40页。

　　契切林在描述苏维埃制度时指出，“存在着不平等的报酬，直至计件工资；存在着有时会使旧制度复活的那些强制形式；存在着甚至对生产的集中管理，而限制工厂自治。”

　　列宁在页边上写道：“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是由于敌人采取的斗争形式，也由于文化水平，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可惜几乎没有真正的集中。”

　　契切林证明说：“我们这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红军，拥有极严厉的强制机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军队……”

　　列宁在这些话的旁边划了三道着重线，还在页边上写了一个评注：“？？？这样讲是完全错误的。”①

　　并不是说契切林比列宁更了解苏维埃的政策，也不是说列宁写得谨慎小心是为了要发表出来。无论是契切林的信，还是列宁在信上写的评注，都是在好多年之后才发表出来的。但是，预言“国家正在消亡”的列宁，甚至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拒绝承认他的产物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列宁不听音乐，不讲无谓的话，不讲离题的话。他只追求一个目标：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像一匹赛跑的骏马一样，在眼的两侧放上遮挡物，拼命向前跑。

　　但是，实际上他是能够正视不愉快的现实的。在这方面，他于1919年4月3日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的报告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说：“我们的处境又变得非常困难了。……罗斯托夫处于半包围状态。”②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兴登堡还在拉脱维亚帮助盟国。彼得格勒的自来水管道被炸毁，萨马拉附近的铁路被拆除。从东部运往各苏维埃城市的粮食落到了高尔察克的手里。为了减轻货运的负担，所有铁路线都停止了客运，“不管我们的敌人怎样造谣中伤”，这一措施毕竟使我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在乌克兰，虽然德国人已经撤走，但是农民却被德国人吓得不敢要地主的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到处都在对苏维埃政权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努力进行暗中破坏。列宁说：“近来，苏维埃政权开始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的人。有些工人同志看见这种情形，说道：‘这样说来，过去那些布尔什维克——包括我在内——要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一定让步是不对的。既然今天我们要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那当初我们何必让步呢？难道这叫一贯到底吗？’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10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6卷第235、236页。——译者注

　　“对这一点，我的答复如下。在俄国这样一个全由小资产阶级分子经营农业的国家里，没有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援助，我们是无法长久坚持的。目前这个阶层不是顺着直路而是顺着弯路向目标前进。如果我追一个不走直路而走弯路的敌人，我要抓住他，我也得走弯路。”①

　　克里姆林宫很重视列宁的这种策略，所以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中都加以运用。

　　农村的情况使列宁放心不下。农村的那些共产党员把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富农同自食其力的中农混为一谈。列宁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打算剥夺小业主的财产。小业主会长时期存在。”②农村那些执行极端政策的共产党员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战斗的共产主义，于是便压迫起中农来。但是列宁对契切林解释说，苏维埃制度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他宁愿要中农的粮食，而不愿意对私有制进行共产主义的镇压。他是一位灵活的政治实践家。他对工人们说：“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工人的信任和自觉态度。……”还在于“我们的事业已临近全世界的胜利”。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4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5—246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36页。——译者注

　　农民的人数太多了，要击溃他们是不可能的。由于他们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朋友和敌人之间走着一条弯路，列宁便和他们一起也走着一条弯路，并且为了不使他称之为共产主义制度的那种制度遭到灭亡，他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甚至取消了对农民的某些税收。但是他对孟什维克是仇恨的，而孟什维克的人数也不多。土拉发生了罢工。他指责孟什维克，说罢工是他们煽动起来的。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他在回答罢工问题时说：“有人问我有没有证据？我回答说：如果我是律师，是辩护士，或者是议员，那我有责任来证明。可是我既不是律师、辩护士，也不是议员，所以我不准备这样做，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①列宁承认，也许某些孟什维克，包括马尔托夫及其《永远前进报》在内，也谴责罢工，“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当白卫分子扼住你的咽喉的时候，难道还能来区分这一点吗？难道还能顾到这一点吗？……也许两年以后，我们战胜高尔察克的时候，我们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决不是在现在。现在应当战斗。”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7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79、280页。——译者注

　　这里所谈的不仅是土拉的罢工。孟什维克在要求政府停止国内战争。这里指的不是同白匪的战争，而是指苏维埃利用武装工人来加剧农村贫农委员会与富裕农民之间的斗争这种政策。政府不断地把粮食供给贫农委员会的成员，然后就唆使他们去“剥夺”其他的农民。列宁分裂农民，是希望争得支持者并破坏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作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建立了统一战线。虽然他们被开除出了苏维埃，但是这两个党在地方上的政治生活中却时常占居主要地位。如果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地区停止了内战，那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就能够战胜布尔什维克那有限的力量。因此列宁在苏维埃占领的地区燃起了内战的火焰，充分发泄他对孟什维克的仇恨。他禁止马尔托夫的报纸出版。

　　列宁对世界资本主义也充满了无限的仇恨。他认为同世界资本主义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资本主义是强大的，而孟什维克则是弱小的。因此他同意同资本主义妥协，向美国和欧洲的生意人提出对他们有利的交易。他与外部敌人政策中的弯路并行，也沿着一条弯路向前走。无论是当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还是在现时，他都是力求获得一个喘息时机来拯救苏维埃。

　　在1919年初，盟国沿着一条弯路向和平前进。它们知道，它们不能够派大军把布尔什维克推翻。因此在1919年1月21日，出席凡尔赛和平会议的一些主要代表请威尔逊起草一个关于全俄和平谈判（即白卫分子和赤色分子之间的谈判）的建议，其条件是停止内战。威尔逊在第二天写好了提纲：建议各政治派别的代表，即白卫分子的代表和赤色分子的代表，于1919年2月15日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普林基波岛上聚会。提纲被通过了。英国任命罗伯特·博登爵士为自己的代表广威尔逊任命的代表是堪萨斯州报的编辑威廉·艾伦·怀特。

　　威尔逊想让其参加普林基波代表会议的苏维埃代表没有受到邀请。但是，1月23日，莫斯科电台捕获到了关于准备会晤的消息。五天之后，契切林通过无线电广播通知威尔逊说，莫斯科没有接到邀请。苏维埃政府白白地一直等到2月4日，才接到了一种不派任何人参加的邀请。苏维埃政府在一封很长的电报里通知说，克里姆林宫情愿承认俄国对协约国各国的外国债权人所承担的债务，保证用一定数量的原料支付债务所规定的利息，向协约国各国的公民提供矿山租让、制材租让及其他租让，并把保证不干预协约国各国的内部事务包括进同它们达成的共同协定中去，等等。①

①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维埃国家》英文版第1卷第167一168页。

　　1919年2月28日，在民主民族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威尔逊谈了劳合-乔治对苏维埃电报的反应，他说：“我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人像劳合－乔治这样此时此刻发怒得这么厉害。他说：‘对这样的侮辱不能就此罢休。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金钱、租让或土地。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是他们的朋友，我们想帮助他们，我们应当这样对他们讲。’”威尔逊补充说：“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对他们讲，因为在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某些人看来，俄国支付外国的债务似乎是更有意义和更为重要的问题。”①

①纣瑟夫·P·塔马尔蒂《我所认识的伍德罗·威尔逊》1922年伦敦英文版第174页。

　　在同一次会议上，威尔逊说布尔什维克是“背地里进行活动的、臭名远扬的、最诡计多端的人”。他也觉得布尔什维克的答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侮辱性的”答复。他对苏维埃的话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只想得到好处的、虚伪的政府，但是，如果欧洲的承认和合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列宁和契切林清楚地看到打算在普林基波（或者如他们在俄文史料中时常所说的，在普林基波岛）召开的代表会议是协约国要走的一条弯路，因此他们也就以相应的弯路来对付。列宁对资本家有一个十分牢固的和挖苦性的看法：他们的上帝是财神，他们甘愿为美元而丧命，只要答应给他们以利润，就很容易把他们收买，所以如果克里姆林宫能够用有利的交易这种前景去引诱他们，那他们就将改变本国政府的政策，或者至少说，他们将缓和本国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劲头。但是列宁不了解，十足的生意人必将是毫不妥协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同意谈判的正是一些政治活动家，而不是生意人。正如劳合-乔治所说的，“用武力来抗击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在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目的服务。因为那样一来，盟国就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一个借口，使他们可以肯定地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府想剥削俄国，想把土地归还给地主，从而导致反动势力的复辟。如果能够表明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盟国愿意同俄国的统治者进行谈判，那么，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论据在道义上就会没有多大力量了……如果……盟国能够克服自己的傲气和对布尔什维克本能的憎恶，并能同所有派别组织的代表在一个地方会晤，这就会对布尔什维主义产生明显的反作用。”①

①1919年9月12日，威廉·布利特（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是美国外交家，新闻工作者。1934一1936年任美国首任驻苏大使。——译者注）在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上所宣读的官方秘密记录，威廉·克·布利特在其《布利特赴俄国的使命》一书（1919年纽约英文版）的第18一31页中转载了这个秘密记录。

　　当然这些话同威尔逊在前面转述劳合-乔治的“我们是他们的朋友，我们想帮助他们”那些话是不完全一致的。克列孟梭总理表现得更不友好。但是他说：“布尔什维主义在日益传播开来……如果它波及德国后，穿过奥匈帝国而到达意大利，那欧洲就将陷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对付布尔什维主义。”克列孟梭承认，他没有盟国如此急需的现成的解决办法。他说，要是让他本人采取行动的话，他就会筑起一道临时搭起的屏障，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进一步扩散。但是他不是他一个人，而是还有他的一些同事，所以他只好让步，因为在他们之间不容许有丝毫的分歧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作出这种让步对克列孟梭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威尔逊关于召开俄国各政治派别代表会议的建议了。

　　英国代表阿瑟·詹姆斯·巴尔福说，根据他的理解，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受到邀请。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拒绝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会议，那他们就将使自己处于非常难堪的地位。

　　意大利的外交部长索尼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相反布尔什维克将首先接受邀请而使自己处于与其他政派平等的地位。”因此他认为最好是召开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的总理奥兰多支持让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的方案，同时又同意建立克列孟梭提出的“防疫线”的原则，他之所以拒绝用纯粹军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完全是因为“占领俄国会意味着在一定的时期内要使用大量的军队”。

　　马基诺男爵“愿意支持建议”，但是他认为，“无论如何不应当容忍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思想”。他说，日本军队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胜利，从而使“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的局势有了很大的好转”。

　　建议被通过了。

　　“克列孟梭先生建议致俄国各政党的宣言要完全根据热爱人类的意图来写。”

　　这样打算的会议不可能不遭到失败。威廉·克·布利特（他当时是美国派赴巴黎的和平代表团的成员，后来是美国首任驻苏大使）于1919年9月12日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中声称，法国人“特别反对、甚至比克列孟梭即法国外交部更加反对（这是从记录中可以看出的）”在普林基波召开代表会议的主张，“原来法国外交部已经通知乌克兰政府及其他各反苏维埃政府说，只要它们不接受建议，法国就将进一步支持它们，并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不允许盟国同俄国的苏维埃政府缔结和约”。①

①威廉·克·布利特《布利特赴俄国的使命》1919年纽约英文版第32页。

　　负责发出邀请信的法国外交部没有邀请布尔什维克。当莫斯科自己硬要参加并表示愿意向盟国提供厚颜无耻的好处时，威尔逊和劳合一乔治感到受了侮辱。普林基波的代表会议没有开成。

　　列宁未能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灵魂，要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是作不到团结一致的。在那里，言论同行动或者是行动同意图是不一致的。实际上，当某些资本主义的活动家们自己还不知道该如何去思考时，列宁又怎么能够知道资本家在思考什么呢？

　　由于法国对普林基波代表会议的暗中破坏而陷于失望的、表面上受到了侮辱并显得十分愤怒的威尔逊和劳合一乔治，并没有停止行动。2月19日，克列孟梭遭到了射击。当他在受伤后获得了英雄的光荣时，在他的反对下，任何有关召开普林基波代表会议的建议都是不可能被通过的。因此，威尔逊在国际问题上所信任的顾问爱德华·M·豪斯上校和国务秘书兰辛便决定派布利特前往莫斯科，这事事先得到了劳合一乔治的同意，但却有意不让法国人知道。

　　2月初，威尔逊“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法国的官方报刊受到委托，“要彰明较著地宣扬俄国所普遍存在的混乱局面”。①因为俄国的混乱状态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垮台，从而使谈判无需进行。2月15日威尔逊回到了美国，劳合-乔治回到了伦敦（伦敦这时发生了工人问题方面的摩擦）。代替威尔逊的是豪斯上校，代表劳合一乔治的是温斯顿·邱吉尔。2月19日，“邱吉尔首先要求立即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实际上是在支持福煦今天以新的决心所再现的当年拿破仑的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要对苏维埃俄国使用武力。”②劳合-乔治对邱吉尔进行了申斥。

①②R·S·贝克《伍德罗·威尔逊的生平和书信》英文版第1卷第297页。

　　3天之后，布利特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在盟国之间、英国内阁成员之间、某些非军人和大多数军人（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实力政策的效果）之间所存在的种种意见分歧，预示着他的使命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但是这一切布尔什维克全不知道。他们指望从和布利特的谈判中能获得更好的结果。契切林从莫斯科写信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首脑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说，如果不能同布利特达成协议，盟国就会进一步加紧实行封锁政策，就将给邓尼金、佩特留拉、高尔察克、帕杰列夫斯基及其他白匪送来坦克和其他武器。4天之后，即3月17日，契切林又给拉柯夫斯基写信说：“他（布利特）不认为，在巴黎能够得到更大的让步。”①

①1928年时我在萨拉托夫访问了拉科夫斯基，他因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而在那里过着流放生活。他在一个大箱子里翻寻了一阵后，找到了契切林的这些亲笔信，他允许我对这些信加以复制。

　　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对布利特来说也是重要的。他出身于费城的一个从前有钱的人家。30年代时，有一次他在自己莫斯科的别墅里对我说：“弗兰克林·罗斯福、约翰·里德和我都属于同一个社会阶级。”他同约翰·里德的遗孀路易丝·布赖恩特结了婚。阶级出身并没有成为布利特的障碍，正如阶级出身没有成为列宁和里德的障碍一样。一个人是能够克服自己出身的限制的，甚至能够克服自我。每一个特使都希望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况且同俄国的和平不仅对于全世界的和平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就当时的情况看来，对于挽救资本主义来说也是必要的。这是布利特所了解的。在莫斯科的7天期间——从1919年3月8日到14日，他同列宁、契切林、李维诺夫及其他一些人谈了很多。他们送他回巴黎时，让他带回了和平建议，并向他许诺以经济方面的好处，他认为这些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巴黎等待着他的却是责备。他途经彼得格勒和芬兰回到了巴黎。回到巴黎后，他立即会晤了豪斯上校。“豪斯上校走到电话机前，立即给总统打了电话，他对总统说，我回来了，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看来在世界上那个没有和平而同时却进行着23处战争的地区有可能获得和平。我记得总统说，第二天晚上他要在豪斯的办公室里接见我。”布利特曾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参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但是到了第二天，总统头痛得很厉害，因此他没有来。过了一天，豪斯对我说，他见到了总统，总统说自己是一个一心只想一桩事的人，他说他现在正忙于德国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去考虑俄国的问题，于是便把俄国的事务交给他豪斯上校去办。”布利特每天都同豪斯继续会晤，“而有时候一天要会晤两三次来讨论”苏维埃的和平建议。布利特证明说，“豪斯上校对我讲，他觉得，第一，总统是支持和平建议的；第二，总统不能够把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在德国问题上他太忙了；最后，他，豪斯，根本不知道总统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

　　布利特同国务秘书兰辛、布利斯将军以及美国赴巴黎代表团的其他一些团员们不断地进行磋商，但是没有同威尔逊总统进行磋商。他回忆道：“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感觉到委员会愿意”在列宁建议的“基础上缔结和约”。

　　布利特接着回忆道：“第二天早晨，我在劳合－乔治那里吃早饭。在场的还有斯马茨将军、莫里斯、汉基爵士（英国内阁秘书）和菲利普·克尔（劳合－乔治当时的秘书，劳合－乔治后来的秘书是洛西恩勋爵）。我们讨论问题讨论得很久。我带去了苏维埃建议的正式文本。”劳合一乔治已经知道了这个文本，因为布利特在赫尔辛基时用国务院的密码把这个文本打电报告诉了他。吃早饭时布利特把这个文本递给斯马茨说：“将军，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您应当马上就看一下。”斯马茨看完后，同意“这是很重要的”说法。

　　当时劳合－乔治说，他正在想着这件事。“但是，劳合－乔治说，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英国的舆论。他手头有一份《每日邮报》，他说：‘当英国的报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时，你们怎么能够指望我会对俄国采取理智的态度呢？’劳合－乔治一边思考一边喃喃自语，说可以从英国的社会人士中派一位著名的、其观点能够影响英国选举的代表到俄国去。他提到了兰斯多恩勋爵、罗伯特·塞西尔、斯马茨和索尔兹伯里侯爵等，但是他怀疑他们是否会去。最后，他建议布利特把关于自己到莫斯科去的使命和关于苏维埃的和平建议的报告公布出去。但是威尔逊反对这样作。

　　布利特感到自己是忠诚的。而现在他除了感到失望，还感到非常愤慨。他说：“在我当着另外3个人的面亲手把正式的建议交给劳合－乔治之后大约过了一周，他在英国议会里发表演说时，竟让英国人民确信，关于这样的建议，他一点也不知道。这种独一无二的情况，这样大胆地蒙骗公众的作法，我有生以来还从未遇到过。”布利特把英国首相登载在报纸上的演说剪下来写信寄给了总统。但是总统没有对他的信给予答复。①布利特离开了国务院。

　　布利特举止文雅，富有魅力，容光焕发，面带笑容，随时都能够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作出机智的回答。当他在1919年同列宁会晤后，立即就对列宁产生了好感。他写道：“我同列宁单独会晤后，他的直爽、真诚、友好、幽默和心平气和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②布利特当时29岁。

①布利特的前引书第65一99页。
②同上，第64页。

　　列宁在1919年12月5日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说明了他对和平建议、尤其是对布利特的使命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以最大的求实精神平心静气地重申我们的和平建议。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种建议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都认为我们占了优势，而且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都羞得脸红。布利特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契切林同志接见了他。契切林同志和我都同他举行了会谈，并在几小时内签订了预备和约。……我们签订了和约之后，法国的部长和英国的大臣作了这样一个姿势（列宁用腿作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姿势。笑声）。布利特结果带回了一纸空文，有人对他说：‘谁会想到你这样天真、这样愚蠢，竟相信了英法的民主制度！’……结果，他们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小孩子——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鼓掌）现在甚至小市民，甚至受过一点教育的资产阶级（他们记得他们也同本国的沙皇或国王斗争过），都同情我们了，因为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签字同意了极苛刻的媾和条件。”①

　　列宁认为重申和平建议具有宣传方面的意义。布利特所得到的那些东西确实有很大意义。和平建议采取了盟国应向苏维埃政府发出呼吁的方式。其内容如下：在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应停止，直到停战开始一周后在中立国召开和平会议时为止；在俄国和芬兰领土上一切实际存在的政府要在停战协定生效前一直继续控制它们所占领的地区；这些政府以及外国政府都不得企图用暴力方式推翻其他实际上存在的政府；苏维埃俄国的代表、盟国和与国的代表以及俄国那些反苏维埃的政府都可以自由地、无阻碍地互相进入对方的领土，而苏维埃俄国则有权通过俄国那些非苏维埃政府所占领的地区进行直达运输。还规定要实行大赦，要解除盟国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莫斯科和其他俄国政府要承认俄国所承担的旧的债务。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384一385页。——译者注
②布利特的前引书第39一43页。

　　布利特在向美国在巴黎的和平代表团和劳合－乔治提交的报告中还以阴沉的语调描写了苏维埃的实际生活：“今天的俄国处在经济严重萧条的情况下……战前俄国各条铁路上所使用的机车现在只有四分之一在继续使用。”莫斯科“每天”只能得到“25车皮的粮食，而它实际需要的则是100车皮的粮食……彼得格勒每天只能得到15车皮的粮食，而它实际需要的则是50车皮的粮食……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男女老幼全都在挨饿……无论在彼得格勒还是在莫斯科，都在流行着斑疹伤寒、伤寒和天花。工业除了生产军用品，基本上在停工。”①

　　经济状况有使苏维埃政府陷于瘫痪的危险。红军没有经验。他们在同敌人作战时，仍然是逃跑的情况超过了与敌人的厮杀。托洛茨基开始采取以下的措施来使红军变成一支战斗的力量，这就是：对违反纪律者枪毙；任用政治委员来提高士气；任用沙皇军官来训练士兵和领导军事。但是列宁需要的是时间。他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他认为，那些代表地主利益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定将激起农民举行暴动的决心；而工人在亲自体验了白色制度之后，将更加欢迎苏维埃。列宁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认为，和平不是目的本身。和平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和平是用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手段，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扩大苏维埃政权的手段。

　　西欧由于另外的原因拒绝了苏维埃的建议。布利特向参议院的委员会说：拒绝“完全是由于另外的基本原因。问题在于当正在讨论苏维埃的建议时，高尔察克恰恰在这时向前推进了100俄里。俄国一个县里发生的农民暴动完全割断了正在与高尔察克作战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同增援部队的联系。由于高尔察克推进了100俄里，巴黎的所有报刊便立即掀起了一阵喧嚣和吼叫，它们宣布，再有两个星期，高尔察克就将进入莫斯科。因此，在巴黎，所有的人都对俄国的和平前景抱着极其冷淡的态度，遗憾的是，连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也抱着这样的态度。”②

①布利特的前引书第49—50页。
②同上，第90页。

　　高尔察克并没有像巴黎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两个星期中到达莫斯科。莫斯科的长手在西伯利亚抓住了他，把他消灭了。但是列宁仍然需要一个喘息时机。

　　列宁的手段是各种各样的。1919年3月初，为了在国外扩大革命，他建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一周之后，他会见了布利特，并起草了和平建议。又过了一周，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为了回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波拿巴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责难，布尔什维克就军事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谈到：“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曾要求……建立全民的民兵制……”这（与平等的普选权的要求一样）在帝国主义时代，“无疑有过教育意义”，但是现在，“当阶级斗争变成公开的国内战争，因而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和资产阶级民主设施的外壳时，‘人民的民兵制’的口号”——也就是列宁于1917年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出的“武装的人民”这一口号——“便失去了意义”。决议接着谈到：“起初我们根据志愿兵制度建立军队。”而现在，红军已由民兵变成了“常备的、正规的军队”。指挥人员的选举制已不再存在。“那些或者是真心诚意地站在苏维埃政权的观点上来的，或者是为实际情况所迫而认识到自己不得不好好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旧的指挥人员”都参加了红军，同政治委员们和共产党的各支部一起在发挥作用。“这样的军队……将不仅是保卫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的工具，并且有可能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时给以决定性的援助”。①

①《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51、552、553、559、562页。——译者注

　　和平外交的失败和欧洲革命的衰退给苏维埃俄国只留下了一个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的武器，这就是军事政治力量。既没有获得喘息时机，也没有从国外得到无产阶级的帮助。新的国家有了一支新的军队，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