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斯大林、列宁和托洛茨基

　　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第一天，就根据加米涅夫的倡议通过了废除对士兵实行死刑的法令。托洛茨基虽然对此有所犹豫，但他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列宁当时还隐藏着。当他来到斯莫尔尼宫，得知这第一个法令时，愤怒地高声说：“荒唐！取消枪毙怎么能够进行革命呢？因此苏维埃政府决定不把这项法令声张出去。“有个人说：最好是在弄清楚确实没有其他出路时再采取枪毙的办法。大家最后就谈到这里为止。”①

①引自托洛茨基于1924年4月23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

　　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没有犯自由主义的毛病。加之托洛茨基经常记着自己那孟什维克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过去，因此他认为他应当赎回这个过去，于是他在同列宁发生分歧时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是经常坚持一种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严峻的政策。这样作并没有给他个人带来什么困境，情况倒是相反。

　　列宁和托洛茨基尽管在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但他们作为苏维埃俄国的领袖彼此相处得很好。两个人都主张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两个人都嘲笑游击活动，都认为凡是亲苏维埃的势力在红军中均应有自己的位置。两个人都愿意在军队中使用旧的军官和在国民经济中使用资产阶级专家。

　　的确，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他们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他们两人都十分重视作到如下一点，即谁担负某项任务，就应当把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谁的手中。他们两人都认为在行政问题上是不能采取民主措施的。他们两人都要求群众绝对的服从。在军队中，托洛茨基实行了毫不留情的纪律，列宁对此是赞同的。有一次托洛茨基因一个团长和一个政治委员没有上级命令就擅自改换阵地而下令枪毙了他们。托洛茨基的这一行为使得人们对他发生了叽叽咕咕的指责，这种指责是由托洛茨基的那些身处高位的敌人、尤其是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煽动起来的。托洛茨基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政治局的会议上，并为自己的残酷行为进行辩护。列宁中断了会议，他在一张公文纸上写道：他知道托洛茨基的命令是严厉的，但他完全相信，托洛茨基下的命令是正确的、适当的和必要的，因此他无条件地支持这项命令，他并在这张公文纸上盖上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印章。

　　列宁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把这张公文交给了托洛茨基，并说，只要需要，这样的证明开多少都可以。①

①托洛茨基《我的一生》英文版第469页。这个文件注明的日期是1919年7月。

　　托洛茨基喜欢列宁批准他的行动。列宁补充他的不足，而他则使列宁更加完善。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在使用革命所赋予他们的权力方面，都是毫不犹豫的。

　　在粉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之后，托洛茨基的才能在劳动战线上得到了施展。他对铁路员工进行了军事动员。当时就如下一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政府（即共产党）应当完全领导生产呢，还是工人也应当参加对生产的领导？托洛茨基认为，生产必须由国家来管理。在建立红军的日子里，他实行了严格的纪律，同时他又设法来提高红军的士气；他不仅迫使普通的红军战士，也迫使政治委员都必须服从军事专家的命令。国内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托洛茨基的威信。在党内他很受欢迎，他虽说没有受到广大党员的热爱，至少也受到了广大党员的尊敬，而党是权力的源泉。现在托洛茨基建议使生产军事化，建议在工厂、铁路、煤矿和油田都实行铁的纪律。有人认方工会应当保护工人防止剥削，托洛茨基回答他们说，工人不需要防御工人的国家。

　　1920年初，托洛茨基想废除战时共产主义，使私人贸易合法化，并取消对农民实行的余粮收集制。在党的领导否决了他的这一纲领之后，过了几周他建议在生产中使用军事的方法，使工人阶级军事化。几年之后，他在《自传》中说明自己当时所以实行这个转变是因为：既然向市场制度过渡被否决，那就只好通过正确地、系统地使用军事方法的途径来恢复经济。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当一切资源至少在原则上都被政府收归为国有并被政府加以分配时，托洛茨基就看不到工会还能发挥什么独立的作用。①

①托洛茨基《我的一生》英文版第40页。

　　斯大林在劳动动员问题上是同意托洛茨基的。他命令从前与邓尼金作战的西南战线第四十二师“放下武器，投入消除经济破坏的战斗，保证给国家供应煤炭”。①从1920年3月7日起，第四十二师被编入乌克兰劳动军。1O天之后，斯大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代表会议上赞扬了根据托洛茨基的倡议而建立起来的全俄劳动军，他说：“机车和车厢的检修工作日益进展，燃料的开采量日益增加和提高。”②3月20日，他在同一次代表会议上说：“这里有一位同志说，工人是不怕军事化的，因为优秀的工人是看不惯没有秩序的现象的。这是完全对的。”③斯大林让与会者回忆起过去的情况，他说，在1918年，为了振奋红军，不得不建立纪律，把遊击队变为正规军。“现在我们对解体了的工业也必须这样做。”④

　　《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阿瑟·兰塞姆证实了斯大林对军事化受到欢迎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兰塞姆在1920年3月从莫斯科旅行到雅罗斯拉夫尔，出席了该省的党代表会议。他同卡尔·拉狄克和从前的孟什维克尤里·拉林有交往。拉狄克在劳动军和工会问题上捍卫党所采取的政策，拉林则进行反对。拉塞姆写道：“工人们一个跟着一个走上讲坛，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很多人拿红军与白匪作战中所取得的胜利为例，认为用同样的组织方法一定能建立起劳动的红军来，这样的红军在与经济灾难作斗争的不流血的战线上定能取得同样的胜利。显然，谁也没有怀疑实行强制劳动的主张是正确的……所有的发言者都同意。在工业中也像在军队中一样，即使不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至少也需要作出同样的努力。”④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6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63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69页。——译者注
④阿瑟·兰塞姆《俄国的危机》1921年纽约英文版第68页及以下各页。

　　第二天，拉狄克在雅罗斯拉夫尔铁路员工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兰塞姆写道：“他一开始就直接地、愤怒地攻击全体铁路员工，要求他们要不知疲倦地进行劳动，他指出，在此以前，革命的先锋队是红军，红军为了留在后方的人，为了拯救他们免遭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蹂躏而忍饥挨饿，进行战斗，献出生命。而现在轮到铁路员工们了……他用蹩脚的俄语向妇女们提出警告说，如果她们的丈夫不付出异常的努力，那她们的儿女们到来年冬天就一定要饿死。我看见，一些妇女是怎样一面听着拉狄克的讲话，一面轻轻地推撞着自己的丈夫……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她们似乎对拉狄克的演说很满意。她们听得是那样址、全神贯注，差点没有把坐在后排的一个接连打喷嚏的人赶出大厅，而当拉狄克演说结束时，她们那热烈的掌声几乎要把天花板震塌下来。”

　　很多工厂被关闭。一半以上的机车在停工，等着修理。经济破坏如此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使得大多数工人都了解到必需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由于人们世世代代经受了沙皇的统治，服从国家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而国家，拉林对工人们说，现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了。拉林在1920年3月20日的《经济生活报》上写道：“十月革命把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变成了工业的主人，即由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所体现出来的工业的主人……”列宁在这篇文章的页边上写道：“情况正是这样！”

　　拉林继续写道：“雇工阶级变成了企业主阶级。”

　　列宁评述道：“胡扯！”①

①《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113页。

　　列宁注意到了在拉林的言论中有一个虽然是微小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矛盾。他同意，工业的主人现在是由政府所体现出来的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但是工人既然把自己作为占有者的权利交给了国家，那他们也就不再是“企业主”了，因此把他们叫做“企业主”就是“胡扯”，尽管苏维埃的宣传还在没完没了地反复谈论：“你在为自己建造工厂”。有人在认真地接受这种宣传，那他是想让工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财产。

　　但是，占有者是国家，因此管理就掌握在国家的手中。管理是由“被任命的一些人”来实现的，而这些人是由党推荐出来并为党服务的。1920年时，党内有党员60万。工会有会员300万。有一些工会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认为，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阶级应当在管理国家经济中的非农业成分方面起领导作用。这个问题在1920一1921年时引起了激烈的政治辩论，这场辩论在苏维埃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反对派不喜欢列宁提出的在工业管理中实行一长制的主张。他们把委员会集体管理的原则同这一主张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技术专家和被工会任命的工人都应当参加委员会。列宁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中央委员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1920年3月所写的提纲中对官方所持的工会观点作了阐述。他建议保存“现行的对工业实行委员会集体管理的原则，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到工厂管理处”都要实行这一原则，只有“特殊情况”例外，例如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或中央委员会相互达成的协议，“个别企业”可以实行“一长制的管理”。其次，“工会应当坚决拒绝把有害的两面作风搬到生产管理中来，工会机关应当坚决拒绝把不属于自己的管理职能归于自己，并坚决拒绝对工业进行直接的调整。”最后，为了恢复经济，“工会应当千方百计地促进劳动军的工作和劳动义务制的顺利实行”。①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25卷附录1第543—544页。

　　托姆斯基的观点是相当广泛的，其中也包括有一长制的管理。因此在1921年时，他毫不费力地就同意了列宁的纲领。

　　在前劳动人民委员兼工商业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五金工会活动家尤·卢托维诺夫和谢·梅德维捷夫以及富有激情的争取女权运动者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领导下，“工人反对派”坚持一种更加极端的观点。使列宁感到惊愕和憎恶的是，柯伦泰竟宣传随意恋爱，而且把这种宣传贯彻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去。因为当时她恰好正在和施略普尼柯夫姘居。她在《工人反对派》这本小册子①中阐述她那一派的观点时问道：“谁来创造国民经济的新形式呢？是在心理上还和过去保持着联系的技师和国民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苏维埃的一些被任命的人（他们之中有少数是共产党员）呢，还是由工会提出的一些工人团体？”她号召共产党倾听广大劳动群众发出的健康的阶级的呼声。她写道，只有站立起来的阶级通过工会形式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生产力量才能够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才能够清除党内的异己分子，才能够实现党内民主、实现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

①亚·柯伦泰《工人反对派》1921年芝加哥英文版。该小册子转载于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党员反对派》一书（1960年剑桥、马萨诸塞州英文版）第128一129页。

　　显然，柯伦泰及其朋友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工会。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党内形成的情况。他们想使工会执行独立的职能，从而具有一定的权力，哪怕是有限的权力也好。他们想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工人和工会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党，因为如果一切管理任务都由党来担负的话，那党就有可能官僚主义化，就有可能形成政治上的独揽大权。

　　工人反对派得到了民主集中派的支持。领导民主集中派的是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他在1918年是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对者，后来是副教育人民委员，再后来是一位教授）、季·弗·萨普龙诺夫（他曾经当过粉刷工人，在1925—1927年时是由15人组成的右翼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后来被开除出党）和恩·奥新斯基（即瓦·瓦·奥博连斯基，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对者，后来一度曾经担任过苏维埃驻瑞典的全权代表和候补中央委员）。

　　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于1920年3月向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自己的提纲。提纲的开头部分是一个纯理性的客观的序言：“无论是委员会集体领导制还是一长制，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单独都不能够成为惟一的和无条件的进行组织建设的基础……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绝对的、技术上的优越性。”但是，“从社会政治的观点来看，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具有许多优越性……委员会是学习管理国家的高级学校。”（列宁称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只有委员会集体领导制才能使人民养成从整体利益观点出发来解决局部问题的习惯。”此外，“按委员会集体领导原则进行工作是让从前的资产阶级专家学习进行同志式互助并用无产阶级的心理陶冶他们的最好方法，同时也是在他们的旧习惯和旧心理还没有彻底根除时对他们进行监督的最好方法”。最后，只有委员会集体领导制才能防止“苏维埃机关陷于官僚主义的麻木状态”。

　　李可夫也感觉到了危险。阿列克谢·李可夫是一个坚定的“右派”，在1920年时他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后来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苏维埃的总理，他警告说，不要基本上由技师、工程师兼行政领导人等组成一个统治帮派，使对工农的管理成为他们的特权。①这样看来，并不只是“左派”反对派才看到了黑暗的前途。

①阿瑟·兰塞姆的前引书，第104页。

　　为了防止官僚主义者的舞弊行为，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3月成立了一个工农检查院。当时已经担任着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职务的斯大林被任命为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在这个新的委员部中工作的有很多充满热情的共产党员，他们同形式主义、玩忽职守、拖拉作风、徇私行为以及苏维埃职员所特有的其他一些不良行为进行着斗争。但是工农检查院中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斯大林。他根据自己所担负的职务，收集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任人唯亲、腐化堕落、官僚主义及其他方面的材料并加以分类。他掌握着所有高级职员的情报。他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和前途，因为工农检查院有一种死死咬住不放的作法；工农检查院使人们产生恐惧，鼓励人们告密。斯大林依靠工农检查院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募集了一些帮手。

　　斯大林的残酷无情使他成了领导工农检查院的合适人选。列宁大概也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虽然列宁任命他的确切原因至今还不清楚。由于列宁个人没有丝毫的贪权欲望，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出在斯大林身上存在着这种贪权欲望。也许其他的一些候选人不屑于去干那种清洗活动和间谍行为。也许只不过是列宁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认透斯大林。列宁当时只知道斯大林是一个“进行剥夺”（斯大林在革命前的年代里把剥夺来的东西补充了党的金库）的有才能的组织者和孟什维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当1913年2月斯大林带着这样的声誉到克拉科夫来见列宁的时候，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关于斯大林，列宁曾对高尔基写道：“我们这里坐着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革命后，斯大林在给列宁的一些信中表现得非常粗暴。列宁大概认为，斯大林的这种粗暴是由于这个格鲁吉亚山民那缺乏修养的性格造成的，这个山民还没有受到欧洲文明的熏陶，而只习惯于高加索那些野蛮居民们剧烈的内讧。在列宁逝世之前和在列宁刚逝世的那几年中，斯大林在行动上表现得很谦虚，既不追求声望，也不宣扬自己。这种表面上为严肃的职责而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实际上掩盖着他的自大狂，而这种自大狂到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心理上的病态，使几百万人丧失了生命。但是那些事后聪明的人未必有权利责备别人没有预见的才能。连列宁也未必能够预见到斯大林在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竟毁灭了那么多的生命和天才。

　　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想把被历史将其与布尔什维主义革命联结在一起的列宁－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抹去，而代之以列宁－斯大林这两个名字。在很多年中，斯大林的这一目的在共产主义世界的范围内未能得逞。斯大林的父亲是一个鞋匠，也是一个酒鬼，曾经打过他。当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习时，曾拒不接受上帝和神父，于是他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心理分析家会说，斯大林拒不接受两个父亲，是打算找到列宁作为第三个父亲，——他对这一次找到的这位父亲该会是敬若神明的。斯大林关于自己第一次见到列宁时的情形写道：“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位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①政治分析家会说，斯大林对列宁所表示的是狗一般的忠诚，其目的是要得到列宁的信任、称赞和提升。但是在斯大林前进的道路上站着一个托洛茨基，他同列宁紧挨着并立在那里，他不隐瞒自己这个“有知识的人”对粗野的、没有文化的、有点土气的斯大林的蔑视。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写道：“斯大林经常引起我的反感。”

①《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175一176页。——译者注

　　高傲的托洛茨基和怀有嫉妒心的斯大林不可能不发生争吵。他们之间的冲突早就开始了。1918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坚决要求列宁把斯大林从察里津前线赶走。列宁便把斯大林调到了乌克兰。1919年1月10日，托洛茨基再次电告列宁，埋怨“察里津的方法”既然导致了察里津军队的彻底瓦解，因此也不许在乌克兰使用这种方法。列宁请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取得和解。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1919年6月，斯大林要求党中央撤去托洛茨基指挥红军的职务。中央投票后，支持对托洛茨基的信任。

　　1919年，托洛茨基向列宁控告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喝从沙皇酒窖里搞来的酒。由于这个指责，斯大林被叫来同托洛茨基对质。托洛茨基肯定地说：“如果在克里姆林宫酗酒的消息传到前线，那必将产生很坏的影响。”出卖含酒精的饮料，这在当时的俄国是被禁止的。斯大林提出抗议说，高加索人不喝酒是不行的。列宁说：“瞧，格鲁吉亚人离了酒就不能生活。”争论就这样结束了。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2日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关于这一点回忆道：“我没有进行斗争就投降了。”

　　列宁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竞争的见证人。他看到他们两个人相互之间是仇视的。但这两个人都是他所需要的。工农检查院需要一个粗暴的、怀有敌意的领导人，这样，官僚主义者才怕他。没有人比斯大林更粗暴的了。官僚制度也许可以通过自由工会或工人参加管理这样的民主形式来加以抑制。但是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同列宁提出的由党来独揽大权的原则相违背的。党内是不能够有竞争者的。

　　列宁曾企图防止关于工会的争论。他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前夕向俄共各级组织写道：“纯粹从理论上探讨、争论……的时期幸而已经过去了。……应当前进了，应当懂得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实际任务。”①而当托姆斯基和许多反对派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纲领时，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埋怨道：“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议论中，没有一点重实践和讲实际的精神。”他说：反对派的提纲“有极其严重的原则错误”。②

①《列宁全集》中问第2版第38卷第15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91页。——译者注

　　列宁重申，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和议论，是在革命前早已经过的一个阶段。1920年12月22日，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走得更远，他说，希望看到“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①他是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快结束时讲这番话的。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54页。——译者注

　　但是列宁没有能够迫使党接受自己的愿望，而是与他的愿望相反，在党内外开展了一场关于工会的作用即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激烈的争论。列宁在1920年12月中央全会上遭到了失败。会上以多数票通过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决议案。

　　列宁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痛心。但是不管怎样，他没有流露出自己的愤怒和怨恨。他十分坦率地攻击了托洛茨基，但并没说什么刺耳的话，就好像每次给予托洛茨基以打击之后再来安慰他一番似的。这并不是说他怜悯托洛茨基，——他只不过是害怕党内发生分裂，因为托洛茨基有很多的拥护者。1921年1月23日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讨论所以具有不健康的性质，是因为它过早地形成了派别斗争。”他预感到同托洛茨基的派别斗争已经开始。列宁把工会问题说成是“一个涉及面极广、无所不包的问题”，他责备托洛茨基“操之过急”，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过而且将来还会提出不够成熟的提纲，因为在我们这里的一切工作都是极其仓促地进行的。这并不是什么大错误，我们每个人都犯过急躁的毛病。……因此对待具有派别性质的问题，对待有争执的问题，就必须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这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即使不是很急躁的人——我不能说我的论敌是这样的人——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①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提纲中指责工会活动家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犯了“行会的关门主义”，“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列宁问道：“难道这样一位有权威的人，这样一个重要的领袖，可以这样来反对党内的同志吗？”“在目前这样的时候采取这种鲁莽行为，是根本错误的。不能这样做。……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什么话？用的是什么语言？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吗？我曾经说过，也许我可以‘缓冲’一下，不去进行辩论，因为同托洛茨基争吵没有好处，对我们、对党、对共和国都没有好处，但是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我指出，必须进行辩论。”②

　　列宁在引证托洛茨基于1920年11月所说的关于必须“整刷”工会的话时指出：“托洛茨基那样说是错误的。这在政治上是很明显的，这种态度会造成分裂，抛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当出现有分裂危险的不正确态度这一问题时，我曾经说：‘你们暂且不要空谈什么广泛的辩论，请你们到委员会去，在那里认真地把问题弄清楚。’而同志们说：‘不行，怎么能这样做，这是破坏民主。’布哈林同志甚至谈到‘工人民主这个神圣的口号’。这一字不差是他的原话。我读完之后……差一点要画十字了。”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44--24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5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46--247页。——译者注

　　听众笑了起来。列宁嘲笑了布哈林对工人民主这一原则的爱好。列宁说，论敌们在谴责官僚主义。但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需要几十年时间。这是一场最艰巨的斗争，要是有人对你们说，只要采纳反官僚主义的纲领，我们马上就能摆脱官僚主义，那他准是一个爱说漂亮话的骗子。”①当然，列宁承认存在着“不应有的官僚主义”：“有这样一些机关，仅在莫斯科一地就有3万个职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要消除这种现象，打通这堵墙。”②必须同官僚主义者们进行斗争。“我们并不放弃强制。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工人都不至于认为，现在可以不要强制，现在可以解散工会，或者把全部生产交给工会管理。只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才会这样信口开河。”③工人管理工业会是一种工团主义，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同工团主义进行过斗争”。④“什么时候全国能普遍电气化呢？如果经过20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已经是惊人的速度了。这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到那时再谈把权力交给工会的问题，在此以前说这话是对工人的欺骗。……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我们甚至连文盲都还没有扫除。我们知道，同农民有联系的工人是会接受非无产阶级的口号的。在工人当中谁来参加管理呢？整个俄国只有几千个人。”⑤列宁曾经认为，国家的管理是由计算、登记和检查这样一些最简单的、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构成的，⑥这样一种幼稚认识同革命一起已经成为过去了。虽然在俄国，识字的工人有几千个，但是列宁在革命前提出的“每一个女厨师都能够管理国家”这样一个口号已被抛弃了。⑦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4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8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51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252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252、253页。——译者注
⑥参看《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02页。——译者注
⑦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

　　列宁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说，不是党而是工会自己来提人选和进行管理，这听起来很民主，可能也会争取到一些选票，但是不会长久。这只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①

　　列宁在报告结束时强调了自己的主要思想：“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列宁在自己的整个宦途生涯中一直都站在这块坚石之上。党高于一切。党进行了革命，夺取了政权，党成了专政的机器。“一切工团主义的荒谬言论，生产者提出的必需接受的人选——所有这些都应当扔到废纸篓里去。”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5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54页。——译者注

　　工人有可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且正在成为官僚主义者。但是作为工人，无论就单个工人来讲，或者就加入工会的工人来讲，他们在管理工业和统治国家方面，都是无足轻重的因素。真正在统治着国家的是在党的支配下那些生活阔起来的官僚。

　　列宁面临着政治上的抉择。一方面，他不能忍受对党的权力的任何限制，不能忍受足以破坏党的统一的任何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党把政府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并垄断了一切部门（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部门）的行政权力之后，就不能不产生官僚主义，尤其是不能不产生由于一些人没有文化、另一些人不可靠和懒惰而造成的恶性官僚主义。

　　列宁关于工会作用的报告表明，他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威胁着党的统一。在世界人民和苏维埃人民的心目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象征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都是领袖。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摩擦温暖着斯大林的心。

　　托洛茨基在缓慢地改变着自己的观点，这种改变起初还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到后来就愈来愈快了。他的观点比较起来更加接近于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而不是列宁的观点，不过他的观点距离后面这两种观点都很远。托洛茨基和大多数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的一样，他也用条件的改变来解释自己观点的改变。但是斯大林则在背后议论说，托洛茨基改变观点是由于他过去就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由于托洛茨基不坚定和不可靠。斯大林还在报刊上对托洛茨基进行指责。他在1921年1月19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中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加强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律的方式问题……有两种方法：强迫方法（军事方法）和说服方法（工会方法）。……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批党的工作人员醉心于军队中的军事方法的成就，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这种方法搬到工人中间来，搬到工会中来……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低估了军队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①

　　斯大林、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支持并执行党关于建立劳动军的决定。但是现在托洛茨基不再坚持实行劳动义务制了，他宁愿把对工业的管理交给国有化的工会去进行。斯大林不愿意注意这一点。他这个笃信强制的人竟赞扬起说服的方法来了。

　　列宁为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21年1月他在《党内危机》这本小册子中写道。“党生病了。党在发高烧……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现实。”②他指责托洛茨基进行派别活动。这话出自列宁之口听起来要比以前他关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犯错误所说的话坏得多。因为提出错误的纲领是一回事，“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列宁说，托洛茨基正是这样做的。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6、7页。——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31页。——译者注

　　托洛茨基不只是在党内进行争论，他还把斗争搬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范围以外去。1920年12月25日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小册子”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于是在几千名党的工作人员面前展开了一场争论：“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为一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

　　列宁回忆起了12月30日的争论，在那次争论时列宁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对此，布哈林立即喊道：“什么国家？”①列宁在《党内危机》这本小册子中写道：“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得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②

　　布哈林说，工人确实需要防御农民的多数和防御官僚主义者，列宁对布哈林的这种说法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对布哈林关于必须把工会的人选派到相当的“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去的论据则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列宁说：“这就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而转到工团主义立场上去了。这实质上是在重复施略普尼柯夫的‘国家工会化’的口号；这就是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机关化整为零地交给相应的工会去管理。”③

　　“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0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37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38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239页。——译者注

　　“工团主义则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交给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非党工人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来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①

　　看来列宁是准许工团主义存在的，不过他把工团主义推迟到将来工人阶级获得充分准备的时候来实行。

　　列宁企图制服那些向四处走散的同志。他写道：“布哈林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布哈林怎么能说出这种背离共产主义的话来呢？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温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人们因此非常喜欢他，而且不能不喜欢他。我们知道，人们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做‘软蜡’。原来，在这块‘软蜡’上，任何一个‘无原则的’人，任何一个‘煽动者’都可以任意刻写。这些带引号的尖刻的字眼是加米涅夫同志在1月17日的辩论中使用的（他有权这样使用）。然而，无论加米涅夫或任何别的人，当然都不会想到用无原则的煽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一切，不会想到把一切都归结于这个原因。”②列宁劝告一切在思想上陷于迷途的人悔悟，“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把俄共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这个劝告尤其是针对布哈林的，因为“当我们在逐渐吸收‘民主的’‘工人反对派’中的健康成分的时候，布哈林却牢牢抓住不健康的因素。”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3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0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40、241页。——译者注

　　列宁企图用亲切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甚至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在我看来是很宝贵的工作人员……”。“直到现在，我们的纲领一直主张：不要为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辩护，而要纠正它。……现在我们还主张：必须同思想上的涣散以及反对派中的不健康分子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人甚至说要反对任何的‘经济军事化’，不仅反对‘委派方法’——直到现在这还是一种主要的方法——，而且反对任何的‘委派’，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反对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作用。”①列宁坚持关键的岗位应当由党内“被任命的人”来担任。

　　列宁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段包含有警告和号召：“毫无疑问，协约国资本家力图利用我们党的疾病来进行新的侵犯，社会革命党人也力图利用它来组织阴谋暴乱。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大家将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不怕承认有病，但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大家在一切岗位上更守纪律，更加顽强，更加坚定。”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41、24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2一243页。——译者注

　　列宁虽然作了种种努力，但没有能够制服反对派。他所作的调解争端只是鼓舞了反对派。于是党内党外笼罩着一片惊慌。

　　列宁派、托洛茨基一布哈林派、工人反对派、“缓冲派”、民主集中派和“伊格纳托夫派”（工人反对派的同盟者）所提出的提纲和决议草案都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召开）审查。所有这些文件大都写得很长，其主题都是工会的作用。在托洛茨基一布哈林的提案上签名的有俄共（布）的8位中央委员（全部中央委员共20名），他们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安德列耶夫、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3人组成了中央书记处）；此外，在这个提案上签名的还有乌克兰共产党的5位中央委员（其中有皮达可夫和费利克斯·柯恩）、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两位成员、21个著名的工会运动的工作者和18个优秀的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其中有拉林、索柯里尼柯夫、雅柯夫列娃、克鲁敏和利哈乔夫）。①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正是列宁所担心的那种行动：他把一个强有力的少数纠集在自己周围，使之与党的多数领袖相对立。这就是“派别活动”。

　　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方案规定要对苏维埃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方案的提出者们肯定地说，工会领导人脱离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他们时而就某个问题达成协议，再不就是互相发生冲突，但是通常他们总是单独地发挥作用。列宁想把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这种独立发挥作用的情况保存下来。“‘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出于完全正当的和正确的愿望，想把对工业的管理集中到工会的手里”，但是它所提出的“用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机关来机械地代替现有的经济机关的作法（从工厂、矿井起，到共和国的最高经济机关止）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管提出这种方案的人的意图如何——各个工厂的相互孤立，会破坏统一的经济机关，会使党失去对工会和经济的领导作用”。托洛茨基一布哈林派不是这样，他们捍卫的是“把对生产的全部管理逐步地集中到工会手中”，这种集中将意味着“把工会有计划地变成工人国家的机关，也就是使工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逐步地结合起来”（布哈林把这种情况叫做使工会“国家化”）。提案还规定了一些实际措施：“劳动人民委员部因将其基本职能转交给工会而不复存在”；“需要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有1／3到1／2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

　　“这样一来，就将创造一些条件，使得各级党组织在把整个领导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无须去零零碎碎地干预工会的内部工作……”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附录2，第551一556页。（此处原注有误，译者作了改正。——译者注）

　　“所有专家毫无例外地都要通过工会这个过滤器……”

　　在列宁看来，这在理论上是胡说八道，在实践上是篡夺政权。他的过滤器任何时候都是党。党应当“干预”管理机关各个环节的工作。列宁认为，对工业的管理不应当落入非党群众占优势的工会手里，否则这会导致逐渐削弱党的权力。托洛茨基本来可以预料到列宁在这方面是决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他宁愿离开工作岗位也决不会接受这样的提案。托洛茨基的工会国家化要么会彻底消灭工会，要么会使工会战胜官僚制度。国家化将意味着集中（它不同于工人反对派所规定的分配政权），但这决不是列宁所主张的那种集中。实行中央集权的“工会”国家将站在党和无产阶级之间，而列宁所承认的则只是久经锻炼的和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们所实行的没有中间人的直接专政。工会太广泛了，所以列宁不能够委托它以比“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样作用更为重要的作用。托洛茨基注定要遭到失败。他的纲领使那些主张由党独掌政权的人产生反感，而同时也没有使工人民主派感到满意。因为工人民主派希望建立的是能与党的国家共同掌握政权的独立的工会。

　　但是争论并没有停止。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农民的骚动标志着1920年底和1921年最初几个月是一个转折点。很多无产者都感觉到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抉择：或者是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或者是官僚主义的专政。讨论的自由随着和平的到来而到来了。人们感觉到：决定苏维埃国家未来命运的历史性时刻来到。他们想参加这一决定，想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兰塞姆在研究了工会争论的过程之后写道：“凡是我就这一点向其提出问题的人，无不像在会议上那样，立即大发起议论来。”最后，兰塞姆关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得出了3点结论：（1）“除了几个疯疯癫癫的人以外，所有的人全都拒绝1917年时的主张，因为那种主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工人们把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纷纷辞退，他们觉得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吩咐他们做的事一点也不合自己的性情。这种过去的概念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工作中断，把管理人员装进袋子缝上后扔进水池里或用独轮手推车推出去，——这一切都作为历史上的大笑话而成为过去了。”（2）“……劳动义务……起码在共产党内作为一种应负的义务而被接受。”（3）关于工人监督至今还在进行着争论：多数人反对工人参加经济管理，而赞成在党的管制下所实行的一长制领导。①

　　工人委员会已经成为过去。实行劳动义务是对经济破坏这种痛苦事实的承认。实行军事纪律的劳动军的存在同工人管理工厂这一事实不可能不互相排斥。列宁在思想上的诱导和实际上的需要之间面临着抉择。列宁选择了需要。

　　但是，到1920年秋，外部的囀杂声、枪炮声以及在工会中没有代表的农民发出的埋怨声弃始淹没关于工会的争论。农民要求退回到资本主义。

　　列宁怎么能够同意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而与此同时却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呢？他怎么能够准许农民进行自由贸易却用军事纪律把工人这个忠于革命的阶级锁在独轮手推车上呢？从农村刮来的风终于既刮走了劳动义务，也刮走了关于工人管理的幻想。无权的农民能够既否定反对派的工会纲领，也否定列宁的纲领。实行劳动义务是不需要的（因为工人即使不实行劳动义务也是顺从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发生了农民暴动）。用兰塞姆不太礼貌的说法来说，工会“成了一个大型扬声器，共产党通过它把自己的各种忧虑、希望和决定告诉给工人群众”。②

①《俄国的危机》1921年纽约英文版第102一103页。
②同上，第107页。

　　扬声器——这是个大的但又是死的工具。

　　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工会反对派和自由工会举行了一般的追悼。从那时起工人阶级就听命于共产党了。现在斯大林则要使这个党听从于自己。为此目的。他采取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步骤，进行着暗地的活动。曾在托洛茨基的提案上签名的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在改选时没有被选进中央，他们在书记处中失去了组织上的职位，现在这些职位落到了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手里，也就是落到了斯大林分子的手里。伏罗希罗夫（他在察里津城下时是斯大林的左右手）、伏龙芝（他曾批评过托洛茨基的军事观点）和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指定他为自己在高加索的全权代理人）进入了中央。被选进政治局的是从前的“五人小组”：加米涅夫、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代替了克列斯廷斯基，后者因支持托洛茨基的方案而失去了这个职位）。莫洛托夫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这样一来，力量的均势就发生了有利于斯大林的重大变化。斯大林登上苏维埃金字塔的顶峰早在列宁在世时就开始了，而且得到了在政治上从来都不凭个人感情用事的列宁的同意。列宁个人觉得，他同托洛茨基要比同斯大林更近些。他同托洛茨基无论在个人方面或者在政治方面，都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在关于工会的争论中，托洛茨基破坏了纪律，而且列宁认为，他几乎使党发生了分裂。当时斯大林则从列宁所不知道的考虑出发，却起而捍卫党的统一。而党的纪律、“党性”，对列宁来说，既高于个人的考虑，又高于工人阶级的利益，也高于学说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