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资本主义的前夕

　　列宁在被范妮·卡普兰用枪打伤之后，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块牌子，上写：“禁止吸烟”。那里本来也可以挂上另一幅标语，上面写上一位于1920年12月从科斯特罗马来到莫斯科出席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农民所说的一些聪明话。12月22日，列宁同一些非党农民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在这些农民讲他们的心里话时，列宁作了一些简要的记录，后来发给了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们。①一位白俄罗斯的农夫说：“盐、铁和播种全部土地所需的一切，应当发给。更多的话我不去讲了。”一位特维尔的农夫说：“农民从集体经济中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一位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农夫说：“在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下，游手好闲的人和勤勤恳恳的人都同样被征税，这是极不公平的。”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来的农民说：“粮、铁、煤——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用具也需要。”从库尔斯克省来的农民说：“应当让穷人向勤人学习……应当支持勤人。”顿巴斯的农民说：“请发给35000（普特？）种籽。有些人光是背着公文包，什么也不干。”

①《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190一193页。

　　列宁作为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在一份调查表上关于职业的一栏内，填写的是“新闻工作者”），他报道了切列波韦茨省一个农民的情况，这个农民说：“人们往往把一个穷人叫做懒汉。可是实际上他既没有犁，也没有耙。不能够归咎于这个穷人，过多地怪罪他。要在法令中指出，应当支持穷人。强迫是绝对需要的。”旁边听他讲话的人被激怒了，他们用“够啦！”的叫喊声打断了他的话。列宁对这段笔记标了“注意”的符号。甚至那些被选出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农民代表都不喜欢列宁在农村所开展的阶级斗争。

　　后来有一位科斯特罗马省的农民发言，他讲了几句值得注意的话：“应当引起农民的兴趣，否则就办不成事。我劈木柴是被迫的。但是不能用强迫的办法搞农业。”

　　“禁止吸烟”。“不能用强迫的办法搞农业”。

　　政治委员的棍子代替了沙皇的鞭子。

　　集体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对待农村像对待集体一样，他们不仅没收了农民的余粮，有时候连农民所必需的粮食都没收了，使农民失去了种籽，也失去了他们所必不可少的兴趣。马丁·布伯在《人与人之间》一书中这样来描写集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差别：“集体并不是使人们发生密切关系，而是迫使人们挤在一起……共同体意味着相互之间生活在一起……集体是以个人生存的机体衰退为根据的，共同体则是以个人生存得到发展和相互生存得到确认为根据的。”共产党人害怕共同体，因为共同体的权威会同党的权威进行竞争。一个一个的集体使农民发生了分裂。由于苏维埃的政策，农民陷入了衰退的、分化的状态：他们是在违反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从外部结合了起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无论是在列宁在世时或是在列宁去世后，农民常用长期的不干活来回答。无论是在1920年还是在1921年的最初几个月，他们都是这样作的。

　　农民有一个渴望没有告诉列宁，他们想实行自由贸易。可是列宁在1920年12月①时竟公开声明：“而我们则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的。”但是农民所提出的要求，即要求取消征收制，这就等于是要求实行自由贸易。从彼得格勒省来的一位农民在伺列宁举行的会议上说：“余粮收集制在我们那里是一种把手枪对准太阳穴的制度。人民愤怒了……”另一位农民来自皮尔姆省，他说：“要振兴农业，就要把农民从棍子下面解放出来。征收粮食就是一根棍子。”如果不进行征收，那农民就既有吃的，又有种的，还有卖的。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79页。此处原文写为“11月”，是作者搞错了。列宁的这句话是1920年12月6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的，而作者则写为列宁在1920年11月26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演说中说的。译者在翻译时对此作了订正，将11月改为12月，并说明是在什么会议上讲的。——译者注

　　人们时常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看做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到来。实际上，这场革命是通过使俄国摆脱战争的手段来追求民族主义的利益，甚至是通过帮助农民得到土地的手段来追求资本主义的利益。但是政权和战时的需要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对集体主义的兴趣，因此他们拒绝让农民得到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农民认为这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因为克里姆林宫给了他们土地，却抢走了土地的果实。那些回到农村去的国内战争的老战士们叫喊道：“我们过去斗争是为了什么？”

　　农民的不满同工人的不满携手同行。工人们由于看到没有社会主义，便想在农业中实行资本主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彼得格勒，从事最繁重劳动的工人和铁路员工每人每天一共只能得到700一1000卡路里。彼得格勒的工人无视对自由贸易所下的禁令，企图到附近村庄对那里的粮食情况加以考察。但是政府出来干涉了，制止了这种企图。结果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1921年2月，燃料危机（由于燃料危机，很多工厂被迫关闭）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于是爆发了罢工。“罢工者和游行示威者所首先关心的是粮食问题，这显然是在罢工者的群众集会上所通过的各种决议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在罢工者的群众集会上，与会者一致要求给予农民以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取消对自由贸易进行监视、不准其秘密进行的讨伐队……罢工和示威游行……具有总罢工的性质。”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迅速而有效地镇压了”罢工。“2月24日，彼得格勒省委会宣布了紧急状态，动员全体党员投入同罢工者的斗争，它除了对群众采取其他各种镇压手段外，还逮捕了所有尚处在自由状态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此同时，“准许工人对粮食情况进行考察，于是大批的粮食很快就运到了彼得格勒”。①

①这一段里的所有引文都引自伦纳德·夏皮罗的一本书——《共产党专制的起源。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1917一1922年》1955年伦敦英文版第296一298页。

　　在大多数国家里，政治往往落后于当前的需要，因为政府过于行动缓慢，过于迷恋于所存在的一切，因而达不到所应有的一切。在专政的情况下，对这种落后现象人们感觉得最为强烈，因为只有专政者的明智才能使人民摆脱由于执行有害的、过时的和教条主义的政策而带来的困苦。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懂得需要提高收获量。但是当1920年初托洛茨基建议实行新经济政策以便对农村的资本主义松绑时，忠于共产主义学说的中央委员会却拒不接受他的建议，而在后来的整个一年中，一直东奔西跑，忙于寻找其他的奖励措施，用以刺激农业生产。到1920年底，这种寻找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人民在挨饿，他们的长期忍耐已达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

　　根据列宁的计算，在俄国，“农民的个体劳动”占“9／10，甚至占99％”。①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说：“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现在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必须依靠个体农民，而个体农民的情况就是如此，并且在最近不会有所改变，因此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的过渡。”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8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77页。——译者注

　　列宁的这篇讲话当时没有被宣扬出去，只是发表在列宁逝世后过了几年才出版的《列宁全集》中。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为2537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为1728人，其余的代表只有发言权。代表大会上各党派的成员情况是：共产党员1614人（占93％），无党派人士114人，崩得分子1人。在只有发言权的全体代表中：共产党员722人，无党派人士65人，崩得分子6人，孟什维克8人（其中有他们的领袖费·伊·唐恩），锡安工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3人，无政府主义者2人。鉴于无党派人土和其他一些政党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便建立了自己单独的党团。

　　由此便产生了对个体农民采取某些措施的必要性。但是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关于社会主义是谈不上的，正如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正式谈论资本主义一样。只好在两者之间的狭窄间隙里迂回前进了。12月24日，列宁在党团会议上说：“不要泛泛而论地提出问题……我希望大家更加实际地提出问题……让我们来谈谈种子怎样办吧。人们会把种子吃光。必须抢救种子。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办更实际呢？必须把种子拿到公共仓库里去，同时应该向农民保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种子不会成为拖拉作风和不合理分配的牺牲品，而且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全面播种所需要的种子由国家来保管。”①

　　列宁也只限于提出这项建议。在国家的农业陷于彻底崩溃并有发生叛乱危险的情况下，他认为只能提出这项措施，因为只有这项措施才能够挤入非集体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之间那个狭窄的间隙。

　　四天之后，俄共（布）党团再次开会。列宁再次就农民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和上一次的——样，也很短。他在讲话中只分析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篇讲话在1959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他谈的是关于对农民的奖励制。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7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81一185页。——译者注

　　俄共（布）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党团中通过了一项对决议案的修正案，党准备把这项修正案提交代表大会审议。这项修正案要求，废除对农民的个人奖励，只对村团进行奖励。中央认为这项修正案是不明智的，因此委托列宁发言予以反对。列宁在讲话中指出，中央了解党团担心的是，奖金可能落到富农手里，但是这个理由并不能够充分说明为什么要完全拒绝奖励个体农户。“人民委员会，至少我是这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在这样场合应当先问问地方上的人的意见，然后再斟酌是赞成还是反对。的确，我觉得不奖励个体农民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地方上有实践经验的人证实，可以而且应当把村团放在第一位，或许，这样做也是好的。……”列宁继续说：“很明显，富裕农民和富农的经营搞得最好；无疑，这种人在农村里仍然多得很”，如果不注意的话，全部奖金就将落到富农手里。“如果用生产资料奖励富农，就是说用那些可以用来扩大经营的东西奖励富农，那么我们就会间接地——也许还不完全是间接地——成为发展富农的参与者……”①但是在俄国，有2000万个体农户，如果不奖励他们来提高生产率，“那就根本错了”。“当然，如果通过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整个整个乡、整个整个村团的农户都发展起来，那最好不过了……如果你们在地方工作中……能使整个村团或整个乡都发展起来，那最好不过了。……然而，你们有成功的把握吗？这会不会是一个将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极其严重的错误的幻想呢？”②因此列宁建议，首先要奖励整个整个的村团，然后再奖励个体农民，但有一个条件：如果某个业主“使用了富农手段，不管是放债、利用工役，还是投机倒把”③，他都不能得到任何奖励。

　　下一问题是：作为奖励是发给工具、机器以扩大和改善经营呢？还是发给“消费品，即日常用来点缀家庭的东西，使家庭生活更美好的东西呢”？“我们说：对个体农民只发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吧，当除还要发奖章”④，例如，发“劳动红旗勋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8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83、184页。——译者注
③④同上，第184页。——译者注

　　对决议案的修正案被取消了。

　　收集种子和发放奖品——这就是列宁的政策。

　　把种子储备保存在国家的粮仓里，这就使某些农民注定要挨饿，而向全体农民表明，政府是不相信他们的，因此也就不能指望他们会相信政府。任何宣传都不能够使农民相信几年来征收了他们的粮食的政府会把收集起来的种子归还给他们。列宁的计划没有成功。

　　奖励的政策是农民让布尔什维克急于要办的大量事情中的一件，它反映了共产党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给各级苏维埃却带来了那么多的不愉快。党内大部分党员都反对对个人进行奖励，于是需要用列宁的威望来制服他们的反抗。在“工农专政”下，单干的农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始终是使他们感到可怕的人，尤其是当这种农民的勤奋和进取心给自己争得了“富农”这样一个骂人的绰号时，更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可怕。富农收获了更多的粮食，于是便有了余粮。对这些余粮，他们既可以在市场上非法出卖（即所谓“投机”），也可以贷给穷人和懒汉以取得利息，或者是采取做工抵债的方式贷给这些人，这样一来，他们在农村就有了权力，而他们使用权力的目的与苏维埃是决不相同的。因此政府就不得不来阻挠这些善于生产的人的活动，而这样一来也就在一个挨饿的国家里减少了农业的产量。甚至对贫农和中农也不允许奖给他们以生产资料，即犁、耙，等等，而只能奖给他们以消费品，因为如果再奖给他们以农具的话，那就会扩大产量，使他们有可能去进行“投机”，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迫使他们去进行“投机”——否则，他们的余粮又能用到哪里去呢？而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变成富农。此外，如果一个农民的母牛下了犊或者是母马下了驹，那他也变成了“富农”，也得不到奖励。

　　克里姆林宫枪杀了可以生长金色的粮食和能够喂饱苏维埃人的肚子的那种精神。

　　列宁在争论中几乎任何时候都是胜利者。这证实了他的智慧和最高政权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使伯特兰·罗素和赫·乔·威尔斯都为之敬仰，更不用说苏维埃的一般人了。此外，列宁的注意力任何时候都集中在一个实际问题上。在关于工会的争论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党的统一问题上；在关于农民的争论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种子问题上。他总是把这些问题像他喜欢说的那样，提到“最主要的地位”。但是这样一个纯粹实际的观点常常破坏了远景和缩小了视野。党的统一等于寡头专政，而归根结底等于“对个人的崇拜”。挨饿的农民们把种子储备拿来吃，这只是他们苦难处境的征兆，而不是原因。一切苦难正是依靠棍子所强迫实行的那些措施造成的。棍子和奖金——这两匹马的肤色太不同了，无法用它们来耕地。农夫更喜欢要一匹喂养得很好的马。

　　列宁把实际考虑放在首要地位而把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放在次要地位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处理问题的好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想改变物质条件或者说想改变客观情况，而改变了的客观条件在改变着人们的认识，因而也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形态，有时候竟然把人们的意识形态彻底翻转过来。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就可能意味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灭亡。以实际考虑为依据的活动其极端表现有可能导致取消政治性质的考虑，尤其是在专政情况下，当政治，换句话说也就是争取政权的斗争，退出舞台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专政者的独裁取消了进行政治斗争反对他的可能性。在列宁时期，还没有这种情况，但是他已经为自己的继任者铺好了一条正是达到这种情况的道路。例如，根据他的倡议，1920年12月20日，俄共（布）中央给《消息报》和《真理报》下了一个指示，要它们“变成一种其生产性质超过政治性质的机关报，并要教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报纸都要这样做”。几十年之后，这项指示的最终结果就是苏联报刊的枯燥无味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教授们根据党的命令把哲学作为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来讲授。生产钢、鞋和内衣成了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事情。平淡无味的宣传（《真理报》的社论可以作为这种宣传的例子）和命令式的吆喝把人们的思想赶人了地下状态。

　　由于作出各种决定的权利属于列宁，所以他不能够把自己的精力只用在工会问题上或农民问题上。其他一些事情（有时候是大事情，不过经常是一些小事情）也需要他去关心。在1920年的最后一天，他在答复阿塞拜疆关于布匹的请求（当然，阿塞拜疆是可以用石油来换取布匹的）时，委托李可夫和斯大林会见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脑纳里曼诺夫，要他们先举行一个预备会议。①

　　大致与此同时，党内的一个小职员、博尔霍夫县国民教育局局长扎雷金从监狱里给列宁拍去了一封电报，埋怨把他逮捕起来是不对的。扎雷金写道：党的县委员会主席“通过宗教结婚仪式同一个作人质的资本家的女儿结了婚”，于是扎雷金向党员大会建议把这个主席开除出党。这项建议以多数票被通过，但是少数人把这个问题诉诸于省委的特派员，这位特派员取消了党员大会作出的决定，并由于扎雷金提出厂这样的建议而把他关进监狱。列宁命令立即释放被捕的扎雷金，并将有关这个案件的全部材料呈交中央。②

　　列宁喜欢各种词典。1920年底，他请求女秘书通过从德国定购的方式，为他弄到法德词典、德法词典、意德词典、德俄词典各一部以及两部英德词典。这些词典对列宁来说是一种安眠药，他在不眠之夜阅读这些词典。可以使神经镇静下来，读后能够睡很长的时间。有一次，一位人民委员请列宁在早晨接见他。列宁回答说：“我不能在11点半之前接见，如果不睡过时间的话，我力求在11点半到12点之间接见。”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6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9卷第271页。——译者注
③《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201页。

　　瑞典红十字会请求准许生理学家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彼·巴甫洛夫（1849—1936）到瑞典去进行科研工作。1921年1月6日，列宁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给红十字会起草一封回信，在回信里要指出，巴甫洛夫并没有要求走（列宁在便函中问道：“他并不想走，是吗？”），以及“我们给了他一些什么优待”。“鉴于他们（瑞典人）可能公开发表我的信，最好能把这两点加进去。”①看来巴甫洛夫当时的情况很困难，所以瑞典红十字会向他发出邀请，以便对他进行帮助。因为“在1921年1月，由列宁签署，颁布了一项决定，该决定专门规定要保证巴甫洛夫及其学派的工作，要出版他的著作，并为巴甫洛夫及其家庭创造一些进行个人活动的条件。”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76页。——译者注
②《苏联大內科全书》俄文第1版第43卷第745页。

　　在这项决定公布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中·H·彼得罗夫到彼得格勒来见巴甫洛夫。巴甫洛夫以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接见了他。巴甫洛夫激动地高声说：“俄国的科学将怎样进一步发展？狗在死掉，没有东西喂，实验室都倒塌啦，我无法进行实验，该怎么办呀？”

　　彼得罗夫通知他说：列宁“已作出指示，要彻底执行人民委员会关于为他的工作创造条件的决定”，并问他需要多少钱。

　　“难道你们能够给钱吗？要知道需要的是金币，需要在国外购置仪器。”

　　彼得罗夫回答说：“为了科学，苏维埃政权是不吝惜金币的。”巴甫洛夫坐下来，写了一份“要用1000金卢布在国外购置仪器的简单的清单”。苏维埃政府给予了他这笔款额。

　　1月10日，列宁的弟弟、担任疗养院院长的德·伊·乌里扬诺夫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打去电报（给列宁寄去了电报的副本）说，克里木的一些地方政权妨碍他的工作，把地方的利益摆在了联邦共和国的利益之上。列宁从谢马什柯那里要来了他的复电的副本。1月13日，谢马什柯向克里木革命委员会和党的省委会打去电报说：“务请向卫生保健处处长提出建议，要他帮助疗养院对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来的患病的工人准备作好接待、安置和治疗工作。必须采取一些最紧急的措施，因为病人将于1月20日到达。需要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对汽车运输、住房、粮食和燃料等予以保证。如果卫生保健处处长不了解对共和国的劳动者应尽的这些基本的全国性的职责，那就务请委派另一个人来担任这一职务。”与此同时，列宁给弟弟打电报说：“我收到你给谢马什柯的电报的副本以及他给你的回电的副本。请告诉我，改善是否明显。列宁。”①电报纯粹是事务性的，根本没有涉及私事。

　　1921年1月2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它有点类似内阁）讨论了燃料回题。列宁在会上所作的简要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开采到的是废品、岩石，而不是煤。废品单却没有。把废品给予铁路，把好的留给自己。煤贩子的行为……”②

　　贵族子弟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俄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生命陷于垂危。谢马什柯请求批准给为克鲁泡特金会诊的医生们一辆专车。1921年2月5日列宁指示：“准予给克鲁泡特金看病的医生们一辆专车。”③这位老造反派于2月8日去世，埋葬在莫斯科。他早在1917年6日就回到了祖国，虽然他的伟大精神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参加者遭到迫害而受到挫折，但他并没有离开俄国。

①《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第1版第43卷第206一207页。
②同上，第210页。
③同上，第213页。

　　尽管列宁还从事着其他很多事情，但他在1921年1月份就工会问题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就能够编成相当厚的一本书。因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当2月4日他在莫斯科区五金工人扩大的非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发觉使代表们感到不安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粮食问题。在整整两天中，即在2月2日和3日，出席代表会议的850名代表讨论了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安·亚·维辛斯基（他在很早以前是个孟什维克，1920年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来在莫斯科审判案期间担任检察长的职务，再后来是苏联外交部长）的报告。代表们使他够受的了。“发言的代表们强烈地反对粮食政策，对粮食人民委员部进行了批评，要求取消各种享有特权的口粮，直到取消人民委员会中享有特权的口粮，要求平均分配粮食。工人们听完了安·亚·维辛斯基的报告后，要求列宁作报告，他们说他们对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的报告感到不满意。出席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利用代表们的情绪，在会上煽风点火、加紧进行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在安·亚·维辛斯基作报告和列·波·加米涅夫发表讲话时他们向主席团递的那些字条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他们在这些字条里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建立全俄农民协会等要求……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反对关于播种组织和促进委员会的决定，而有些代表则坚持被社会革命党人所拋弃了的建立农民工会的主张……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会议就粮食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取消各种享有特权的粮食口粮，取消把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发给工人的作法，要求改善食堂的伙食，等等。”①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640页上的注。（此处原注有误，译者作了改正。——译者注

　　2月4日，列宁站在讲坛上，面对着充满愤恨情绪的五金工人，他一定了解到，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由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罪恶而成功了的话，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列宁，应对代表们的不好情绪以及他们容易接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负责。无怪乎克伦斯基曾说，沙皇制度是以自杀而结束的。大厅里发出的那些响亮的口哨声表明，蒸汽已经在从过热的锅炉里往外冒了，机器眼看就要爆炸了。列宁怎样制服代表们那正在增长的愤怒呢？受到了欺负的、追求资本主义的农民在作为“社会主义”专政的顶梁柱的工人中找到了同盟者·问题不仅在于工人需要农民所收获的粮食。要知道大部分工人有一半都是农民。他们有的迁入城市不过才经过一两辈人，有的至今不是本人就是亲戚在农村还有着土地方面的利益。真正仇恨农夫那种资本主义本能的“有觉悟的”无产者是很少的。

　　列宁在讲话一开始就指出：“从同志们刚才的发言中我可以看出，你们很关心播种运动。很多人认为，苏维埃政权对待农民的政策是一种花招，我们在这方面实行的政策，就是我们经常向全体群众公开阐明的政策。苏维埃政权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胜利以后，其他国家还没有取得胜利。如果你们把我国的宪法仔细地渎一遍，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并没有许下空洞的诺言，而是说必须实行专政，因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在反对我们。……资本家的军事力量比我们强大，但是他们却被打垮了。我们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敌人还会卷上重来。任何一个访问过我国的欧洲人都不会说他们那里不会出现衣衫褴褛的人和‘排长队’的情况。要是经过六年的战争，连英国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04、315页。——译者注

　　列宁老是在重谈他的宣传老凋：别人的情况也不好；我们不是孤立的；甚至欧洲人也并不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对付情况；过错不在我们，而在于世界革命延期了；需要对国外的敌人保持警惕；不过，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随后，他把话转向正题：“有人对我们说：农民同工人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你们在这方面玩弄花招。但是，这种花招我们是公开宣布的。……农民——这是另一个阶级；只有阶级不存在了，全部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所有，社会主义才会到来。在我国阶级还存在，要消灭阶级还需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谁答应很快可以做到这一点，谁就是骗子。农民过着个体的生活，他们自己当家，单独经营，他们有粮食，可以靠粮食来盘剥所有的人。”①列宁显然是想把工人和农民分开。他以同样的精神继续说道：

　　“我们没有许下平等的诺言，我们这里没有平等。当一些人拥有充足的粮食。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时，就不可能有平等。……我们这里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字眼农民很害怕，但这是联合农民并迫使他们在工人领导下前进的惟一手段。”

　　“美国资本家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呢？他们无偿地配给土地，于是农民便跟着他们走，而他们就用平等之类的空话来安慰农民。要么相信这种欺骗，要么识破这种欺骗。同工人联合起来赶走资本家。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国的宪法就规定了这一政策。……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许诺平等：想同工人在一起，就同我们一道前进，转到社会主义者方面来；不想同工人在一起，就去投靠自卫分子。……我们并没有给人们许下过天堂般生活的诺言……”

　　“有人对我们说：重新考虑一下播种运动吧。我说：谁也没有像工人那样受苦。农民在这段期间得到了土地，并且可以积存粮食。这个冬天农民陷入了毫无出路的境地，因此他们不满是可以理解的。”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和第40卷第314、31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15、316页。——译者注

　　“播种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播种全部耕地，否则我们必然会灭亡。你们知道，这一年我们从农虽那里得到了多少粮食？有将近3亿普特。如果没有这些粮食，工人阶级将怎么办呢？就是这样，他们也一直在挨饿！……我们不能向农民许下立刻使他们摆脱贫困的诺言，要摆脱贫困，必须把工厂里的生产提高100倍。如果工人连这点微不足道的口粮都得不到，那我们只好使全部工业停产。……请你们帮助我们开展播种运动，把全部耕地都种上，那么我们就能摆脱困难。”①列宁在结束演说时请大家“指出一切错误，并且提出改正的办法”，以推进播种运动。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17页。——译者注

　　其实，列宁以前已经听到了一些建议，而后来又从“农民代表们”的口中听到了一些建议。派出农民代表，或者说，派出请愿者，这是农夫们的一种老习惯。在沙皇时代，当某个村庄或某个农民村社感到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时，农民代表就向首都的高级官员寄去控诉书。长了胡子的和头发很长的农民代表，通常总是里面穿着一件发着怪味的羊皮袄（羊皮袄的毛朝里，羊皮袄长到膝盖），头上带着一顶羊皮帽，脖子上挂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呈文，外面穿着一件家庭手工织的厚呢上衣，他步履艰难地走在雪地上，向着几百俄里以外的地方走去。他来到省城后，如果在省城找不到同情者和帮助者，那就再往远的地方走，一直往圣彼得堡走去，一路上他夜里睡在小酒馆的地板上或炉子上，或者是住在旅店里，或者是住在好客的农民家的小木房里。在圣彼得堡，他在某个官僚或大臣的大门道里住下来，而某个官僚或大臣不是连骂带打地把他赶出去，就是施舍给他一个卢布和一个大圆黑面包，并答应对他的控诉进行调查，而这种许诺往往是兑现不了的。像这样的农民代表有好几百个，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们在俄国的许多平原上到处走动。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也能够看到这种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以及他逝世后接替他的加里宁，都拿出专门的时间来接见这些农民代表。有时候，在经过事先电话联系后，列宁本人也同意接见他们。这些农民代表把农村那高高的天空、好听的人民口音、浓重的气味和关于艰难生活的叙述都带进了克里姆林宫中列宁那洁净的办公室里。列宁认真地听他们的叙述。“在1921年1月和2月，列宁接见了特维尔省、坦波夫省、弗拉基米尔省、西伯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这些农民几乎全都向列宁讲出了自己的坚定信念，这就是只有取消余粮收集制，才能够增强农民从物质上对发展经济的关心。列宁同农民代表们交谈后，便对地方上的情况和农民的情绪得出了结论。”①

　　事实上要打开列宁的眼界，他是用不着听农民代表们的叙述的。从1920年10月起，坦波夫省爆发了猛烈的农民暴动，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都加入了农民暴动。②1920年10月21日，列宁给粮食人民委员部写去一封便函：“斯塔夫罗波尔的农民（给儿童们运来粮食的）抱怨合作社不供应车轮润滑油（仓库里有）、火柴和其他商品。鲱鱼都烂掉了，也不供应。不满情绪非常强烈。省粮食委员推脱说：你们把余粮征集指标全部完成，然后我们才能供应。……征集2700普特——太多了，连种子都要拿走。他们说，播种时种子肯定不够。”③列宁继续催促农业人民委员部尽快制造一些用于深耕的电犁。农业人民委员部答应说，如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得紧的话，他们一定可以在1920年11月以前投产50张电犁。但是，如果能使几百万农民摆脱余粮收集制，并使他们不再受嘲弄的话，那他们依靠自己的木犁就会收获更多的粮食。阻碍苏维埃农业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政策。

　　1920年11月30日，列宁为人民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决定草案，要求在一星期内研究以下问题……“取消货币税和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这两项工作是否必须同时准备同时实施。”④收集余粮（余粮收集多少，完全由收集人决定，由陪同收集人的那些肃反工作人员的手枪决定）是在庄稼收获后进行的，因此种得少一些对农民就更有利些。预定实物税将在播种前先规定出来，这样，播种得多一些对农民就更有利些。

①彼·尼·波斯别洛夫等人写的《列宁传》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85一486页。
②《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158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610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40卷第52页。——译者注

　　不知道列宁任命的委员会是否已经审理了关于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也不知道这个委员会作出了什么结论。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农民代表们包围着列宁。五金工人的情绪想必也对列宁产生了影响。2月8日，列宁在出席政治局的会议时，他起草了一个“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并读给了他的同事们——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听：“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3．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整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4．如果农民能迅速交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38页。——译者注

　　对第四点的准确的寓意应当这样来理解：准许自由贸易，也就是准许实行列宁在最近以前曾宣布为犯罪行为的事情。但是由谁来衡量农民的积极性呢？又怎样来衡量农民的积极性呢？一切措施都是由那些具有报复心理的共产党员们来实行的，并且都是由那些专横的官僚们决定的。万一积极性使得一个人成为富农，那可怎么办呢？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规定出积极的农民同富农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是官员们擅自规定的。

　　这份初稿在列宁的桌子上放了整整一个月，最后以更完备的形式于1921年3月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可是这时在南方的一些省份里，已经是快到播种的时间了，而农民们还在等待着克里姆林宫作出救命的指示来。

　　2月6日，列宁向图书馆员定购了从德国买进的两本书：T·尼古拉教授的《六个事实是判断当前实力政策的基础》和云格的《俄国旅行记》。①三天之后，他又要去了伦敦出版的两本书：H·N·布赖斯福特的《金子和钢铁的战争》和Z·卡恩一科特斯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与事业》以及三本德文书：马克思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帝国的建立和公社》和梅林的《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通信集》。②1921年2月大概是列宁一生中最忙的一个月。在他的议事日程上摆着很多同各种危机——粮食危机、燃料危机、运输危机——作斗争的问题，还有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电工代表大会、协调各个经济部门的工作、向外国人实行租让、原料危机、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等问题。

　　在列宁起草的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中指出，党“把接受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年龄标准从17岁降低到15岁，不过是暂时的实际的需要，是因为协约国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国家的贫困和破产”。但是，“对于年满15岁的人进行的职业教育必须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联系起来’”③“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④，尤其是不善于吸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很长工龄的、富有经验的资产阶级教师参加工作（“当然，吸收专家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非党专家必须在党员监督下进行工作；

①《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189页。
②同上，第]5卷第214页。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一1876）是德国革命诗人，在50年代时曾是马克思的朋友，后来住在伦敦时，他同马克思失去了联系。
③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25页。——译者注

　　第二、关于普通科目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①。此外，列宁对报刊等出版物的“分配”进行了批评，因为这种分配进行得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以至于“报纸和书籍为苏维埃职员这一人数不多的阶层所占有，而工人和农民所得到的却非常少。必须彻底整顿这项工作”。②

　　列宁在《真理报》上评述自己作出的指示时，嘲笑了关于“综合技术教育或专业技术教育”的争论，他说，有些共产党员为纯粹的职业教育或技术教育而进行宣传鼓动，却不要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讲习班。“妄图用空泛议论对这种降低年龄的做法加以‘论证’，这是非常荒谬的。不要再玩弄这种空泛议论和所谓理论研究了！”③在教学实践方面有经验的人无疑是有的。我们吃亏于不善于发现他们。“……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也就是少发一些空泛议论，多提供些事实，特别是经过检验的事实；这些事实要说明：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是前进了，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后退了。”④宁在进行总结时，用党纲中的一句话来表达他的总结：“……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⑤

①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26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28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330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335页。——译者注

　　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很快就需要向资本主义后退两步。这两步是在3月份后退的，因为在2月份列宁还相当的忙。据他的一位同事说，在2月份的23个工作日中，列宁在人民委员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等机构里开了40次会议。还是在这23天里，他接见了68个人，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代表，发表了4次公开讲话，写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另一篇是关于统一经济计划的。他每天都要阅读几份报纸，都要浏览俄国出版的和从国外寄来的一些新书。“除了上面列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经常处理的那些大问题之外，同时他还要处理一大堆他力求（他教育别人也要这样）一定要完成的小事情。”①

①《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第206一207页。

　　列宁所缺少的最难得的东西就是时间。在俄国，人们喜欢讲很多的话。我有一次听季诺维也夫用尖细和高亢的嗓音发表了4个小时的演说。但是列宁很珍惜时间。他总是在会议就要开始时准时来到。他在担任会议主席时把一个带秒针的表放在面前。中央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限定的发言时间是3—5分钟。他自己以身作则。如果发言的人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列宁就把表指给他看。列宁的同事们感到特别苦恼的是在他在场时禁止吸烟，而俄国人不吸烟往往是不行的，特别是在紧张时刻更是不能不吸烟。因此吸烟的人便到一个大厅里去吸，从那里听会上的发言。“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深表不满，要求吸烟的人回到座位上来。”在1920一1921年间担任中央委员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安·安·安德烈也夫（我们能得到这个材料应当感谢他）还写道：“作为会议主席，列宁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最后的定论。在中央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只要意见或建议稍有分歧，照例就得进行表决。……我从来没有在会上看到他愁眉苦脸或现出严峻的神色。……但是，当他得知有人没有执行决定，对待工作敷衍塞责或破坏党和国家的纪律时，那他就会恼怒起来。对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严加斥责，并要求给予最严厉的处分。……他不能够容忍泛泛地发表言论……遇到这种情况，他甚至打断发言人的话，要求发言人讲话准确，要提出真正实事求是的建议。但同时谁也不能像列宁那样，甚至在他对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以后，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微微眯起一只眼睛，俏皮地看着对方，脸上露出微笑。”但是，“不通过中央委员会，不经过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对于重要的问题，他从不擅自作出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中，列宁一贯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①

　　大部分会议都是在与列宁的办公室紧挨着的一个房间里进行的。列宁在这个房间里接见某些来访者：这样他就可以借口办公室有人打来了电话和他必须回到办公桌前而比较容易地停止那种过于冗长的谈话。列宁的秘书莉·亚·福季耶娃（1881年生，1904年入党，曾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而被捕，革命前在布尔什维克的侨民中工作过，从1918年起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秘书，同时她也是列宁的秘书）帮助他节约了时间和精力。在她的《回忆录》里，既有可靠的事实，也有充满激情的过分赞扬。她的《回忆录》说明了列宁的个性、习惯和工作方法。②她说，有一次在列宁的办公室里开会时，虽然炉子上方挂着“禁止吸烟”的牌子，但室内却弄得满屋都是烟，于是“为了不使这一禁令受到糟蹋”，列宁让秘书把牌子取下来。当某个工作人员没有执行政府的命令时，列宁立即命令“把这个有罪过的人禁闭两天到三天，并且补充说：‘逢假日禁闭，非假日释放，以免工作受损失。’”他严以律己，不利用个人的特权。在1918一1919年，为了不使脚受冻，他的办公桌下边放了一块毡。后来有人把这块毡换成了一块白熊皮。列宁生气了，他说：“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和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这太奢侈啦，根本不需要换嘛。”他同受贿行为进行了斗争，把它称作“沙皇制度的可诅咒的遗产”。他建议要提出一项法案规定出惩罚的措施：对“受贿、行贿和串通贿赂等至少要监禁10年，同时还至少要进行10年的强制劳动”。对他所下的命令，只要还没有得到执行的证据，他认为他的命令就是还没有执行。他对一些琐事也非常认真，例如他给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写道：“昨天晚上8点钟，约瑟夫·彼得罗维奇·戈尔登贝格来到我这里。虽然预先已经通知了警卫处和门警，但他不是在人民委员会的下面而是在上面被阻拦了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别迫使我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常常派“自行车手”，即派通信员骑上自行车去送一些急信。他经常给秘书作出如下指示：“在未了解收信人目前在何处（在开会，在办公室，在家里等等）之前，不要派通信员去送信；在确切了解到收信人在何处之后，才把信装入信封封好，如有必要，则缝住封口，并亲手用火漆给信封加上封印……您能作到这一点吗？”“还有：一定要在信封上写明：‘他人勿拆’。而且还得叮嘱通信员，收信人必须在信封上签字。”这个签了字的信封一定得交给列宁过目。有一次他发现他的一封信没有及时送出，他便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写去了一封充满愤怒的信“昨天我发现，我交福季耶娃……的急件原来是按‘普通’信件，也就是说用蠢笨的办法送去的，因此耽误了好几个小时，我要是不一再过问，可能要耽误好几天……如果再发现即使是一次这种典型的拖拉和贻误工作的现象，我将给予严厉的处分并撤换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所有的人都很有礼貌，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于别人为他的服务，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服务，例如他请别人把报纸带给他时，他从没有忘记向对方表示感谢。”列宁规定，“收到的书面申诉必须在24小时以内，口头申诉必须在48小时以内向他汇报。”福季耶娃写道：“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中那些迟到的委员，他们的姓名……都被登记在记录里，并注明某某迟到了几分钟。”“有一些人来到列宁这里时垂头丧气，萎靡不振，而从列宁这里离开时则像长了翅膀似地飞去。”

①在苏联对待过左的态度中经常反映出当前的情况。收入了安德烈也夫回忆的这本书是在1957年出版的，当时斯大林在死后被指责实行了“个人迷信”，在上面引证的安德烈也夫的那些话的后面有如下一段话：“还应当指出，无论是在小型会议、大型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还是在报刊上，列宁都不准许对他个人和他的功绩进行任何颂扬和吹捧，他反对同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他对这方面最微小的表现任何时候都从内心里感到愤怒。”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人们对已经去世的列宁加以吹捧，这种吹捧在某种程度上是真诚的，而在另一种程度上则是为借此来斥责罪有应得的斯大林。
②《回忆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204一232页。

　　列宁时常收到大捆大捆的书面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往是从文件的后面看起，也就是从实际的建议看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闲叙部分’省去不看厂丽如果实际的建议有实际意义，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要把整个文件都仔细地看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东西时通常看得很快。”列宁的责任感很强。福季耶娃写道：“列宁说，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而且要对被他领导的人所做的事负责。”因此，他对自己的战友和下属所写的、所作的和所建议的事情都予以严格的监视。他还注意别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福季耶娃回忆道：“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使在解决完全是属于个人的问题时，也要自问一下：工人们对此会说些什么？”每一个领袖都处在引人注目的地位，因此他应当考虑到自己的选民会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但是列宁大概只不过是企图证明自己那“纯属个人”的生活存在着局限性和贫乏现象是正确的。除了患病期间以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和会议厅里度过的。在1918一1919年中，除了星期日，人民委员会每天都在这个会议厅里召开会议，据福季耶娃说，会议从晚上8点半开始到夜里一两点结束。后来会议就开得比较少了。

　　列宁的工作日很长，充满了紧张的劳动。他的办公室在三楼，根据他的志趣，办公室布置得很简单。全部摆设都是沙皇时期留下来的，都是有实用价值的。只有那个旧挂钟是后来添置的，这个挂钟一昼夜慢1分钟，有时候慢15分钟。虽然经常进行修理，也无济于事，但是列宁不想换掉它，他说：“换一个也仍然会是这样。”末了，这个挂钟还是被换掉了。

　　福季耶娃写道：“虽然列宁办公室的门窗上没有帷幔，但他决不许把窗帘放下来，好像窗帘放下来后把房间同外部世界隔开，从而使得他感到憋得慌和闷得慌似的”。“办公室的温度不得超过14度。哪怕是超过1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感到不好受……”

　　他的办公桌很小（他拒绝要一个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三部他时常使用的电话机。

　　福季耶娃回忆道：“在办公桌上的左边，通常总是放着一些公文夹。在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旁工作的几年中，根据他的指示和出于我的主动，我曾试图把这些公文夹摆放得最适合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但是我总也作不到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托付给他置备这样一些公文夹：紧急的、不紧急的、重要的、不太重要的、看过的、未看过的，等等。这些公文夹置备好后，里面的公文按照适当的次序放好，每一份公文上贴上一张字条，简单地说明事情的实质。在每一个公文夹的前面附上一张简短的公文目录，各个公文夹以最‘令人信服的’次序摆在办公桌上……安静地放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所需要的公文拿到办公桌的中央，离开时用一把大剪刀放在上面。这意味着‘不准动’。再不然是他把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文件都放进另外一个公文夹里，随身带走。这个公文夹可以灵活使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在它的上面工作。但是到后来这个公文夹鼓起来了，因为他把由于某种原因而引起自己注意的一切新的文件都放进这个公文夹里了。有一个时期，除他而外，谁也没有触动这些公文。在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允许后，我把这些公文加以分类整理，分放到有关的公文夹里。”

　　“他的办公桌的各个抽屉总是上着锁，只有左上方的那个抽屉没有上锁，所有他所吩咐要办的事的文件都放在这个抽屉里。我们一天要好几次地从这个抽屉里取出那些文件来立即去办理。”

　　“有一次在布哈拉代表团离开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回家吃午饭的那个时刻，从会议厅去往办公室的门被从里面反锁上了。我们估计可能是保卫另一个门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门锁上了，我们担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要办的事会得不到执行，便拼命地敲门。过了几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把门打开了。他当时穿着一件布哈拉族的长袍，这件长袍是布哈拉人送给他的，他想穿上试一试。”（唉，可惜没有列宁穿着这件长袍的照片。）

　　列宁不喜欢软的圈椅。他坐在办公桌旁时坐的是一把普通的木圈椅，椅子上有编制的靠背和坐垫。办公桌上放着一盏戴着绿色玻璃灯罩的小台灯。他一个人工作时，从不使用枝形吊灯，他离开办公室时总要把灯关掉。在通往走廊的门旁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地图集和地图。列宁喜欢研究这些。福季耶娃写到了列宁亲手用荷兰炉子上的瓷砖黏贴成的俄国与波斯和土耳其交界处的一个小地图。她写道：“我觉得这个地图毫无用处，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许把它拆掉。他说：这个地图挂在这里他已经觉得习惯了。一般说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习惯了的陈设，不愿加以改变。好像在房间和物品的这种静止的状态里（物品始终还是那些，始终放在习惯了的老地方），他能够得到休息，摆脱生活中那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似的。”这种解释听起来是近乎情理的。列宁既是讲究的，又是守旧的。

　　在列宁的办公室里有几个瑞典的书橱和可以转动的格子架。格子架上面摆满了各种薄的俄文小册子和厚的词典，还有各种参考书。据福季耶娃说，书橱里的书有将近2000册。列宁预先告诉工作人员们，要他们好好照管这些书，“因为有些同志不认为私自拿走他们感兴趣的书是什么了不起的不良行为”。他在最珍贵的书上都写上“这一本是列宁的”字样。在格子架上还放着一些整套的俄文报纸和外文报纸。

　　“无论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还是在他可以顺路去到的人民委员会的一个房间里，都没有挂他的照片。当他的一些照片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他愤怒地把照片拿掉。只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和在摄影师的强烈要求下，他才本得不拍照。”全国人民想看到他，而他却几乎什么地方也不去。他也不喜欢在艺术家和雕塑家面前摆出一副姿势来让他们画像和塑像，但是他却允许纳坦·阿尔特曼①为自己雕塑（阿尔特曼为他雕塑了一个半身雕像），也允许克莱乐·谢里登②为自己雕塑。在他的长沙发上方的搁架上放着马克思的照片和阿尔特曼雕塑的哈尔图林③的浅浮雕。

①纳坦·阿尔特曼（1889年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艺术家和雕塑家，曾为列宁塑像。——译者注
②克莱尔·谢里登（1885年生），英国的雕塑家，1920年9月曾到莫斯科，雕塑了一尊列宁像——译者注
③斯捷潘·尼占拉耶维奇·哈尔图林（1857一1882）是俄国最早的工人革命家之一，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组织者之一，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译者注

　　办公室是列宁的圣地，他既不与秘书们共享，也不与助手们共享。1921年2月份，他同他的那些卓越的同志们一起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和紧挨着的那个会议“大厅”里工作的，当时俄国充满了愤怒和叛乱。领袖们面临着复杂的任务。他们应当决定：是否需要转变？如何使国家这个威严的庞然大物既退向资本主义而同时又不丧失政权？自然，他们往往并不立即作出最后的决定，而是采取一些不太起作用的临时性措施来缓和困难的情况。

　　正如列宁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所报告的，1921年2月1日，人民委员会决定用金币从国外购进30万吨煤。他说，最好是为矿井运进装备来，但是煤的危机太尖锐了。

　　2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立即召开各级地方苏维埃并彻底恢复其权能的决定。这只是证明：苏维埃已经死去了。而俄国人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不相信死去的东西能够复活的。农村里发生了某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了某种政治方面的情况，这给列宁带来的不安远远超过了播种运动和播种不足给他带来的不安。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法兰西革命》一书（1856年）中写道：只有独裁才能够最后消除一切差别，并使国家的每一个代表对其邻人的命运漠不关心。斯大林实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专制，其结果就是这样，但是在列宁时期，这种漠不关心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农民们对其挨饿的邻人的命运是漠不关心的，但他们对克里姆林宫的意图却并非漠不关心。他们开始自卫。富农，也就是拥有余粮的农夫，不只是偷偷地在黑市上出卖粮食，而且还把粮食贷给贫农和中农，从而在农村中具有很大的影响。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是富农还是克里姆林宫？列宁面对着挨饿的和凶狠的农夫。愤怒使所有的农民变成了弟兄。列宁明白，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所实行的政策，其另一端打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官方出版的《列宁传》中指出：“1921年的头几个月，经济方面的困难十分尖锐……全国各地爆发了富农的叛乱。”接下去是共产党人常用的温和的说法：“在许多地方，富农把对余粮收集制不满的中农吸引了过去，使其加入反对苏维埃的活动。”①

①波斯别洛夫等人编的《列宁传》1960年俄文版第485页。

　　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都发生了罢工。农民暴动席卷了坦波夫省、西伯利亚西部的托博尔斯克省和乌克兰的八个省，在那里，“有28支游击队在进行活动”，反对政府的讨伐队。有一些游击队的人数在1000人以上。①列宁知道，他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废除余粮收集制和恢复自由贸易。对于问题的这一解决办法，从11月份起他就在考虑了。1921年2月16日，政治局在《真理报》上提出了“关于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的争论的问题。2月17日和26日，索罗金和罗戈夫两人都发表文章，用统计数字证明了税收制度的优越性。2月24日，中央委员会同意用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但是列宁不想把这个决定宣扬出去。他说：“暂时放到一边去（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再决定什么时候予以公布。我认为，在运动开始前，也就是在党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公布）。”②

　　很快列宁就不得不改变主意。2月28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企图用错误来解释粮食危机：他们没有对粮食储备加以估计，就像从前在波兰战争时期没有对自己的战斗力量加以估计一样。“但我们遭到的破坏毕竟不比维也纳工人遭到的更厉害。维也纳工人……因受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濒于死亡的境地。③他说，在1920年上半年，政府错误地确定“需要从上半年的粮食储备中抽出多少来应付下半年的困难日子”。④他补充说：“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奇迹。如果在1917年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能同全世界打三年仗，战争的结果会使两百万俄国地主、资本家及其子女逃亡国外，而我们却会赢得胜利，那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相信的。然而出现了奇迹……正因为在这方面出现了奇迹，我们忽略了作长远打算。结果我们大家都弄得非常狼狈。”⑤

①伦·夏皮罗的前引书，第218--219页。关于坦波夫暴动的详细报告。H·钱伯林的《俄国革命（1917一1921年）》一书英文版第436一441页。
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652页上的注。（此处原注有误，译者作了改正。——译者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65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367页。——译者注
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67—368页。——译者注

　　列宁还拒绝承认他的政策是错误的，他只承认有个别的失算。然而他宣布，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下周就要召开。“但我们决不能惊慌失措。……当然，从健康人的需要来看，我们的粮食将是少的，但是要一下子增加粮食，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合理地加以计算，把粮食发给最需要的人，并从拥有较多余粮的人（这是与近三年来几乎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交出来的人相比较）那里拿来粮食，” ①那就能够建立起粮食储备。“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是否理解这种计算呢？还不理解。……他们还没有遇到过俄国中部这样的处境。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的农民都从来没有经受过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三年来所经受的那种贫困和饥饿。……他们通常拥有几百背特的余粮，他们总认为，要他们拿出这些余粮就得马上给他们商品。可是在工厂停工的情况下，我们无从得到商品。” ②

　　如果是另外某一个人发表这篇讲话，无疑列宁会把这篇讲话称之为“闲扯”。他既没有提到自己所采取的政策的原因，也没有这项政策的结果，可是他却谈到了“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主管西伯利亚地区的助理”打给他的电报：这位主管西伯利亚地区的助理在“在电报中说，现在交通已经恢复，七辆运粮直达列车正开向莫斯科。在那里一度发生过骚乱和富农暴动” ③——显然，这是一些相当厉害的暴动，足以破坏同莫斯科的铁路交通。

①同上，第368--369页。——译者注
②③同上，第369页。——译者注

　　“这些暴动表明，农民中间有些阶层不愿意接受余粮收集制，也不愿意接受粮食税。会上有一个人谈到了粮食税。他的发言有许多合理的想法……非党农民对我们说：‘请你们在计算时要考虑到小农的需要；小农需要心中有数：我该交出多少粮食，其余的由我支配’，我们说：对，这有道理，这是……合理的想法……过一个星期就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我们将提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问题，并且作出决定来满足非党农民和广大群众的要求。”①列宁事先知道，代表大会将听命于他，因为在需要的面前，代表大会是没有别的出路的。

　　列宁还知道，农民反对的并不是“余粮收集制和税收”，而只是“余粮收集制”。农民愿意缴纳事先规定了的税，因为在缴纳了这种税之后，他们就能够毫无阻碍地“进行经营”了。同时列宁补充说，敌人在莫斯科开枪打死了一名共产党员，而在彼得格勒则进行了逮捕。据季诺维也夫报告说，孟什维克在那里张贴了许多传单，“他们在传单中号召工人举行罢工”。但是列宁在最后说：“我们经受过比这大得多的困难。”②

　　叛乱、罢工和经济方面的灾难，迫使列宁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即所谓“耐普”③。农民们自行播种、收获和出卖粮食。而工人们（他们的工会，按照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说法，是已经“国家化”了，但是按照列宁的说法，则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权力）却在棍子的逼迫下工作（这根棍子拿在党的官僚们的手里），这就是耐普。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7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73页。——译者注
③“耐普”是俄文；“新经济政策”这一术语中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的音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