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斯大林反对列宁

　　著名的德国医生费利克斯·克勒姆佩雷尔教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从柏林坐飞机来到莫斯科为列宁检查。布雷斯劳的神经学专家奥特弗里德·弗尔斯特医生也被请来参加会诊。列宁的健康状况大概对斯大林放弃两个政府职位而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一决定产生了影响。

　　克勒姆佩雷尔于4月3日回到了柏林，5日他向《纽约时报》的记者发表了谈话。列宁从汉诺威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因此他请人在“这一期《纽约时报》来到时暂时”拿给他看。①

①《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345页。

　　克勒姆佩雷尔对记者的谈话发表在4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在隐瞒了很多情况的情况下说：“列宁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工作精力非常充沛，一天能一直工作14—16个小时。近来他的劳动能力下降了，因此他和他的朋友们决定检查一下，看这是不是由什么病引起的……”

　　克勒姆佩雷尔接着说道：“我们几乎是同时到达的，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先生提供的，他让我们同他的助手罗扎诺夫医生和马列茨卡娅医生始终在一起工作。我们对列宁作了检查，只发现他有轻度的神经衰弱，是劳累过度造成的。除了对他的饮食和体力锻炼作了些一般性的规定外，不需要提出任何医疗上的建议。我们只建议让列宁保重并休息一个时候。”

　　休息是列宁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于4月6日那天谈话的话题。奥尔忠尼启则是一位地位很高的高加索的共产党员，是斯大林的亲密朋友。他劝列宁到高加索去休息。第二天列宁绐他写信说：“我还是神经痛，而且头痛不止。为了试一试认真的治疗，必须真正休息。”列宁开始考虑到高加索去休息的问题（当时从莫斯科到高加索要坐三天火车）。“应当坦白承认，我对‘边远地区’不信任之处很多；由于这种不信任（加上神经有毛病），我简直可以预料一定会闹出什么‘笑话’而得不到任何治疗。甚至在莫斯科近郊这里，我也常碰到这样的事：向你许了一大堆愿，结果却是一场‘笑话’，那时只有一个补救办法，就是离开选定的地方返回莫斯科，等那里‘消除了笑话’再说。而要从梯弗利斯近郊或者新罗西斯克近郊‘返回莫斯科’，那可就办不到了。老实说，我真怕长途旅行：担心神经得不到治疗，反而会弄得很疲劳、无聊、忙乱和招来麻烦。”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88一389页。——译者注

　　奥尔忠尼启则给列宁回了一封安慰的信。就在这时，舞台上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卡莫，他请求列宁把他带去，让他在当地做保卫工作并在各方面照顾列宁。卡莫（他的真名是：帖尔－彼得罗相）是斯大林的老乡和朋友，十月革命前曾经参加过为补充布尔什维克的金库而进行抢劫的行为。正是他在斯大林的幕后指挥下，于1907年6月25日，在梯弗利斯对国家银行护送款子的人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抢劫。这次抢劫为党搞到了一大笔款额——341000金卢布。①

　　卡莫是从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列·波·克拉辛那里得知列宁打算到高加索去疗养的消息的。列宁于4月8日或9日写信给奥尔忠尼启则说，他不反对带卡莫去，但是他需要知道“选定的住所的高度（海拔）……因为娜·康·”即克鲁普斯卡娅“的心脏不好，太高受不了。”②

　　斯大林主张让列宁到高加索去，因为在那里列宁就能彻底摆脱克里姆林宫中的各种事务。当4月17日列宁再次向奥尔忠尼启则打听疗养地（博尔若姆或者是阿巴斯图曼）的高度、住所的情况、取暖的情况等等时，③斯大林还仍然抱着这种主张。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12卷第566页。（此处原注有误，译者作了改正。——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9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00页。——译者注

　　弗·尼·罗扎诺夫医生叙述了以后的情况，他说：“1922年4月20日晚上，尼·亚·谢马什柯打电话对我说：他请我明天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说博尔夏特教授将从柏林来参加会诊，因为需要取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的弹头。”——弹头是范妮·卡普兰企图杀害列宁时留下来的。“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我问：‘为什么？’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近来感到头痛，曾经同克勒姆佩雷尔会诊过……克勒姆佩雷尔提出一种推测……认为弗·伊·的头痛是由留在他身体里的弹头引起的，可能是弹头引起了铅中毒。我作为一个曾经见识过几千个受伤者的外科医生，对这种看法简直感到奇怪，于是我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他同意我的意见，但我还是得去参加会诊。”①

①弗·尼·罗扎诺夫《一个医生的日记》，引自《回忆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34O页及以下各页。

　　早晨，罗扎诺夫去找博尔夏特，然后他们一块到了克里姆林宫。和他们一块去的还有一位女翻译。“我们被直接领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走到我们跟前，向我们问好，他对女翻译说，我们不需要她，他说：‘我们自己会商量好的’，接着他请我们到他的住宅里去。”在这里列宁谈了他的头痛和克勒姆佩雷尔的诊断。当列宁说克勒姆佩雷尔主张取出他身上的弹头时，“博尔夏特一开始表现出惊奇的神色，于是他脱口而出说：‘Unnoglich（不可能）’，但是后来他好像是醒悟过来了，大概是为了不使自己这位柏林同行的威信降低，便开始谈论起在这个方面新发表的一些学术著作来。”罗扎诺夫则明确地说，弹头决不可能引起头痛，因为弹头周围长了一层“厚实的结缔组织，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经过结缔组织而进人人的机体。陷在脖子上的那个弹头，即在右胸锁骨关节上方的那个弹头可以轻轻地抚摸到……我不反对取出这个弹头，但是我坚持反对从左肩部位取出另一个弹头，因为这个弹头陷得很深，要找到它很困难。这个弹头和前一个弹头一样，根本没有使列宁有什么疼痛和不舒服的感觉，而如果作取出这个弹头的手术的话，就会使列宁忍受完全不必要的疼痛。列宁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说：‘好啦，就让我们取出它一个来吧，这样以后就不会再有人老是对我絮絮叨叨的了，也不会有人在头脑里再想出什么来了。’”

　　决定于4月23日中午在索尔达坚科夫医院（现在是波特金医院）为列宁动手术，罗扎诺夫就在这个医院工作。他说，“我建议博尔夏特在11点钟时到我的医院里米，我想让他在作手术之前看一看我们外科的各个室，但是博尔夏特教授请准许他在10点半来。我当然没有反对，我认为他是想更详细地参观一下我们的医院。”

　　“博尔夏特来时拖了一个极大而沉重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这使我和我的所有助手们都感到十分惊讶。作手术所需要的工具是微乎其微的……可是他却拖来了一大堆工具。我请他放心，说我们这里一切全有，一切都准备好了，既准备了普鲁卡因注射剂，也准备了手套”，等等。由于在手术前还有不少时间，罗扎诺夫便建议博尔夏特了解一下医院的情况。但是博尔夏特说，他想开始作手术的准备工作。“在这之后，博尔夏特才说手术由我来作，他作助手。我回答说，手术应由他来作，我很乐意作他的助手。”

　　列宁于12时准时来到。陪同列宁来的是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他是来作保护工作的。他问：“手术由谁来作？”罗扎诺夫回答说：“当然是德国人，要不，他来是为了什么呢？”谢马什柯对此表示同意。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一点也没有发慌，在动手术过程中他只是稍微皱了皱眉头。”罗扎诺夫相信，手术后过半个小时就可以让列宁回家了，但是博尔夏特要求让病人留在医院，哪怕是留在医院一昼夜也好。这就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把列宁安置到哪里呢？罗扎诺夫写道：“病房里挤得满满的，但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害的是什么病，但是我却根本不知道我的这些病人想的是什么。”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女病房里腾出一个房间来，把列宁安置到那里。列宁起初反对这样作，但是当他知道这样作对于医生们照看他要更为方便一些时，也就同意了。

　　伤口在经过几道包扎之后，很快就愈合了。当最后一条绷带取下来后，罗扎诺夫问列宁，总的来说，他的自我感觉怎样？列宁回答说：“总的说来，没什么，只是偶尔感到头痛，有时睡眠不太好，心情也不好。”

　　罗扎诺夫建议列宁休息一下。

　　“罗扎诺夫同志，您自己也应该休息一下才是，您的气色也不好，到国外去休息一下吧，我来为您办这件事。”列宁一方面反驳罗扎诺夫，同时建议他到德国去休养。罗扎诺夫则更愿意到里加海滨去休养，而对于自己的女医生，他请列宁能给弄张到克里木去休养的介绍信。列宁写信给谢马什柯，请他为她准备一下必需的证件。当这一请求无济于事时，他又写信给斯大林。中央书记处根据列宁的请求，决定让罗扎诺夫带着他的儿子到里加去休假，而让女医士带着自己的养女到克里木去休假。①

　　列宁自己则去了哥尔克。

　　在哥尔克，列宁遭到了两个失败。他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由于“在热那亚毕竟向停战迈出了某种现实的一步”，因此应当宣布将红军“裁减四分之一”。列宁的这项建议是在1922年5月20日14点50分用电话口授的，4天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没有接受他的这项建议。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45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3卷第199页。——译者注

　　1922年5月12日至26日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使列宁想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相当于苏维埃议会的机构需要加以彻底改造。列宁于5月23日写给“斯大林同志转政治局”的便函中建议，“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至少60％是不在苏维埃机关担任任何职务的工人和农民”和“至少67％是共产党员”。政治局于5月26日讨论了这个建议，然后将其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处理。①当然，对“议会”的组成情况进行监督的要求。既没有使斯大林为难，也没有使政治局为难。使他们感到为难的是另一件事，即怎样把参加立法机关的官僚人数减少到40％？

　　5月26日早上10点钟，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打电话给罗扎诺夫，她以“惊慌不安的声音”请罗扎诺夫尽快前去，说“沃洛嘉④情况不好，肚子痛，呕吐”。罗扎诺夫写道：“很快开来了汽车，我们坐汽车绕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从药箱里拿走一切必需的药品，分乘两辆汽车，开往哥尔克……去往哥尔克的有尼·亚·谢马什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列·格·列文医生、阿·雅·别连基同志③，还有某一个人。”

　　比他们早一些来到哥尔克的戈蒂·埃医生对他们说，列宁的呕吐“已经停止，头还痛，但糟糕的是他右侧出现一种轻瘫现象（即不完全瘫痪，或者说机能减弱）和言语器官不太正常”。罗扎诺夫回忆道：“这样一来，在这一天中死神明显地用一个指头对他威胁了一下。”

　　医生们和家里的人企图安慰列宁，但是列宁回答说：“不，这是第一次铃声。”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册页。——译者注
②“沃洛嘉”是列宁的小名。——译者注
③阿布拉姆·雅柯夫列维奇·别连基（1883—1942）是苏联肃反工作人员，在1919一1924年时是列宁的警卫队队长。——译者注
④《回忆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401页。这句话是谢马什柯转述的。

　　对梅毒的一切化验都是阴性的。但是为了检查一下关于梅毒遗传的猜疑，一个真正的医疗考察团被派往阿斯特拉罕，因为列宁父系一方的祖宗出生在那里。阿·伊·李可夫（他先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手，后来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于1923年在柏林附近的萨罗夫对波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他们两人都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客人，当时都在萨罗夫）说：“调查人员在那里把过去这种肮脏的事又兜了出来，使得人们连想起都不愿意去想起它。”虽然李可夫是个布尔什维克，而尼古拉耶夫斯基是个孟什维克，但由于他们两个是亲戚（李可夫的妹妹嫁给了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哥哥），所以在国外见面时便常常谈论些什么（李可夫在这方面是无所畏惧的。1923年他在柏林时还参加了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的火化葬礼）。

　　列宁的意志和身体都在同疾病进行着搏斗。他量力作一些体力锻炼，休息，散步（虽然很费劲），并听从医生的嘱咐。6月初，克勒姆佩雷尔又来到了俄国。他从俄国回到柏林后，对记者说，列宁自我感觉比较好，但是不能够长时间地从事脑力劳动，因为甚至是看看书报都使他很快感到疲倦，引起头痛。克勒姆佩雷尔补充说，列宁的病与其说同1918年时卡普兰给他造成的创伤有关系，不如说同他近30年来的生活方式（近30年来他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和16个小时以上）有关系。克勒姆佩雷尔否认关于列宁患了进行性瘫痪病的说法。

　　列宁得了第一次脑溢血后过了几星期，他开始练习写信。7月13日，他给福季耶娃写信说：“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我已痊愈，您可以向我祝贺了。笔迹就是证明，已开始像人写的了。请着手给我准备书（并把书目给我送来）：（1）科学作品；（2）小说；（3）政治著作（后者放在最后，因为这类书现在还不准阅读）……敬礼！列宁”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463一464页。——译者注

　　第二天斯大林看望了列宁。这位客人后来在《真理报》上引证了列宁的话。他说：“列宁同志讽刺地说道：‘我不能看报，不能谈政治，我竭力躲避桌上的每一片纸，因为我怕它是报纸。怕因此违反纪律。”

　　斯大林关于自己写道：“我哈哈大笑起来，极力称赞列宁同志的纪律性。同时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因为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论政治。”

　　在同一天（1922年9月24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写道：“列宁同志那种如饥似渴地打听各种问题的精神，急于要做工作的不可遏制的热情，简直使我惊讶。显然他已经渴望好久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今年年景，工业和财政状况，——所有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他听说年景很好，就非常高兴。……他并不急于表示意见，而是埋怨自己落后于事变。他主要是打听情况，把情况记在心里。”①

　　斯大林提到的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于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进行。坐在被告席上的有34个社会革命党人，其中有11个人是该党的中央委员，如郭茨、季莫费耶夫等人。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召开了三个国际的会议，在会上克里姆林宫的代表拉狄克和布哈林一方面受到西方社会党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建立起“统一战线”，以便于共产党人深入到欧洲的工人运动中去，所以他们竟同意对受审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施用死刑。列宁听到这个让步后，口授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发表在1922年4月11日的《真理报》上。文章中谈道：“依我看，我们的代表同意以下两个条件，是做得不对的：第一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对47名社会革命党人（后来受审的人数减少了。——路·费·注）案件不施用死刑；第二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准许所有三个国际的代表出庭。”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10一111页。——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35页。——译者注

　　埃米尔·王德威尔得、泰奥多尔·李卜克内西、库尔特·罗森费尔德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席了莫斯科这第一次的、摆样子的审判法庭。12个社会革命党人（其中有郭茨、季莫费耶夫、格尔施泰因、亨德尔曼－格拉博夫斯基）被判处死刑。其他一些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有些人则“被免于处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这个判决，决定：“对于被判处以最严厉处分的被告，只有在社会革命党不放弃使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才执行判决。”①（一部分活下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在1938年时被枪毙。）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27卷第537—538页。

　　1922年7月间列宁和斯大林坐在哥尔克的阳光下所研究确定的可能就正是这个判决。

　　一大批德国医生和俄国医生荟萃一起为领袖治病。列宁在康复。《真理报》在7月29日宣布列宁已不再是一个病人了，他只不过是在休假。加米涅夫于8月4日在俄共的半年会议上发言时说，列宁在迅速康复，很快就将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加米涅夫说：“昨天我刚刚见到他。”（9月16日，加米涅夫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也就是说被任命为列宁的第三副手。）

　　每一天都有很多电报发到哥尔克来，人民纷纷祝愿列宁康复或用其他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感情。有些电报《真理报》在转载时刊登在不很显著的地方。（顺便说一下，《真理报》当时用一版、甚至一版以上的篇幅来刊登各种广告，广告甚至刊登在第一版上，非常显眼，——字体又大又难看，插图简单粗糙，边饰很宽。）

　　1922年9月24日，《真理报》免费出版了一份带插图的附刊，用的是好白纸。附刊是介绍列宁情况的专刊。布哈林这位布尔什维克中最敏感的人在附刊的序言中，用普通的话表达了同志们的感情，他说：“我们出版这个附刊是要向读者表明，列宁已经康复，他还将很长时期地同我们在一起。”但是，布哈林请求道：现在当他又来开始驾驶国家机器时，不应当让他负担过重。

　　刊登在这个附刊中的加米涅夫写的通讯，反映出他有一定的新闻记者的才能。这篇通讯写得不一般。加米涅夫问道：“使列宁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接着他自己回答道：是美国的参议员博拉，是不久前公布的柯罗连科写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些信件，是税收，是波兰的内部局势和美国救济总署的活动，是苏维埃托拉斯的工作和胡佛在最近美国选举中的情况，是维·舒利金写的一本书和对外贸易的交易额，是工会代表大会和俄国的播种面积，是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的摄影作品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失败，以及“其他很多很多的问题”。

　　受到列宁谴责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官僚主义机关。

　　受到列宁赞扬的是谁呢？是美国的同志和彼尔姆的农民，前者向彼尔姆运来了20部拖拉机，后者为了使这些拖拉机能够运到彼尔姆很快修好了道路。

　　列宁谈论得最少的是什么呢？是关于自己的病。

　　加米涅夫写道，这一切是他在列宁住的房屋周围作一小时的散步时知道的。

　　斯大林把自己在9月15日对列宁的拜访同他和列宁嘲笑医生以及列宁“不急于表示意见”的那次会晤作了比较。斯大林在《真理报》出版的带有插图的附刊中写道：“这一次，列宁同志周围堆满了书报（医生已准许他看报，也不限制他谈政治了）。不再有疲劳过度的痕迹了。……他完全恢复了镇静和自信。我们的列老眯着眼锐敏地瞅着同他谈话的人……”在这里斯大林突然中断了描述，列举起他们所谈到的国内外政治中的各种问题来。他引证了列宁的话：“情况是困难的。但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丰收会使情况根本改善。有了丰收，工业和财政状况一定会好转。”现在需要进行反对官僚制度的斗争。“外部状况……协约国……法国的行为……英国和德国……美国的作用……”“它们都贪得无厌，彼此深恶痛绝。它们会打架的。我们不必急。”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第5卷第111页。——译者注

　　但是附刊中主要的内容是为广大读者、为那些不能够阅读或不相信共产党人的话的人刊印的插图。封面上只有一张照片：列宁上身穿着军衣，头上戴着鸭舌帽；克鲁普斯卡娅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列宁的头部和没有胡子的面孔看来变小了，他面带着微笑。克鲁普斯卡娅的面容显得悲伤，因为她度过了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很多个星期里她一直守在列宁身边。附刊里面还刊登了如下一些照片。有一张照片是：列宁一个人坐在那里，身上穿着大衣，头上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鞋带系得很高的鞋子，不光滑的手背上有着很粗的静脉。有一张照片是斯大林和列宁。有一张照片是加米涅夫和列宁。有一张照片是面带笑容的列宁拉着5岁侄子维佳的手。有一张照片是列宁在散步，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有一张照片是：列宁深坐在一把折叠椅上，远处是克鲁普斯卡娅坐在凳子上，身上穿着另一身连衣裙，但她的情绪和前面一张照片上的一样。还有一张没有收入附刊的照片是：没有留胡子的列宁、没有笑容的克鲁普斯卡娅、安娜·叶利扎罗娃、小维佳和女厨师的笑嘻嘻的小女儿。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没有儿女，维克托·德米特里耶维奇。乌里扬诺夫（他后来成了一个工程师）是辛比尔斯克乌里扬诺夫全家的惟一的后裔。

　　带插图的附刊不仅表明列宁还活着，还健康，而且表明列宁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实际上他已经又处在舵手的地位了。

　　许多政府机关开始纷纷向列宁呈交工作报告。在最先送来的那些工作报告中，有一份是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恶犬——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报告。在1922年5月，当斯大林转到总书记这一职位上时，托洛茨基曾建议取消工农检查院。工农检查院有12000个工作人员。托洛茨基认为他们是一些没有用处的官僚。列宁反驳道：“托洛茨基同志对工农检查院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我们的甚至是优秀共产党员中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本位主义’的情况下，在职员水平很低和机关内部存在阴谋行为（它比工农检查院的任何阴谋行为都坏）的情况下，现在不能没有工农检查院。”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的全体工作人员从12000减少到2000人，把他们的薪水提高两倍。①工农检查院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8月份当列宁收到工农检查院的报告时，它的全体工作人员已减少到8000人。列宁在写给暂时主持工农检查院的斯维捷尔斯基的回信中要求要进一步减少到2000人。列宁有意让其担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的瞿鲁巴这时还没有从德国回来。列宁写信给斯维捷尔斯基（他自己也有病）说：“瞿鲁巴神经系统有病（这些德国名医只是治他的心脏病），将在德国呆很长时间。……我认为，您首先应该把病彻底治好，把牙全镶上，并学会用假牙吃东西，然后再全力以赴地抓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请从部务委员会中抽两三名可靠的人组成班子，委托他们立即着手从根本上进行改革。”②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27卷第289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469一470页。——译者注

　　要去确定列宁对斯维捷尔斯基的假牙感兴趣是出于个人关心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是没有意思的。斯维捷尔斯基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06年时他和列宁一起都住在芬兰的疗养区。他们彼此都很依恋。但是像列宁这样的坚定不移的政治家，要想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分析是不容易的。列宁在对忽视自己健康的同志进行申斥时，总是说这是“对公家的财产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1922年5月18日，列宁写信给斯大林，支持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关于休假的请求。列宁写道：“他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却是一位非常可贵的工作人员。应根据他的请求允许他休假；我非常支持这样做。经治疗、休养病体痊愈以后，请注意，无论是当教授，还是从事写作，他都是极为有用的。”①列宁在写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萨·叶努基泽的信中也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进行了个人干预：“萨马拉省阿拉卡耶夫卡村的代表，农民谢尔盖·弗罗洛夫前来为该村购买和提取粮食，并要求供应该村春播用的种子，请你们予以协助。因为我个人对该村曾有所了解”，——在1889一1893年期间的某个春天和夏天列宁曾住在距离阿拉卡耶夫卡村很近的一座庄园里——“我认为不使农民空手而归，在政治上是有利的。”②伊涅萨·阿尔曼德已经人土了。没有儿女的列宁对谁都不喜欢，甚至是对他自己。因此，作为一个没有可能去搞个人关系的人，他看待一切，包括看待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都是从政治上是否适当的观点去着眼的。

　　耐普带来的后果是产生了耐普曼，即小资本家，他们把凡是能弄到手的一切都拿来作买卖。财政人民委员部想钻进他们的口袋里。列宁写信给副财政人民委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说：“关于查获‘耐普曼’的问题，我建议要认真考虑……我们最近应该做什么：征收所得税，还是发行强制公债？或者仍照原先的办法干？”③换句话说，既作前者，又作后者。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44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82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67页。——译者注

　　苏维埃的一位作者写的一本关于科学的劳动组织和泰罗制的书，落到了列宁的手里。在列宁的手稿里至今还保留着对这本书没有写完的书评。虽然“作者太罗嗦”，但是列宁仍然认为可以把这本书“作为各职业学校和一般中等学校的必修课本”来使用。列宁写道：“学会工作，这是目前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真正全民的任务。做到人人识字，并且决不满足于这一点，无论如何要继续前进并学会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头等的最主要的任务。”①

　　列宁写信给自己的人民委员会中的副手说：“从报上看，顿巴斯和巴库的情况极其糟糕。您的看法如何？可否冒一下风险，从黄金储备中拿出几百万来？听之任之，不给帮助不就更糟吗？您能否让斯米尔加或他的副手写一篇简短的（不超过5—10行）材料，使我对情况有个清楚的了解？您的列宁。”②一个星期以前，即也是在1922年9月17日③，列宁写信问弗拉基米罗夫：“我们还有多少黄金？（A）总数多少？（B）抵偿各种债务后净存多少？”

　　从克里姆林宫给列宁寄来了关于向莱·厄克特实行大型矿山租让的合同草案，厄克特是英国的一个企业主，他在西伯利亚拥有很多矿山。列宁依然对发展租让抱着希望。他在“第一次铃声”之前写给斯大林的信（信上注明“急”、“机密”）中建议向美国人哈默实行租让，认为“这是通向美国‘实业’界的一条小径，应该千方百计加以利用。”⑤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0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2卷第482页。——译者注
③这里作者把这封信的日期搞错了，实际上这一封信和上一封信都是写于1922年9月17日，其卷次页码同上。——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482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461页。——译者注

　　但是，列宁在研究了同厄克特的初步合同（这个合同能够成为通向英国实业界的一条康庄大道）后，于9月12日写信给斯大林说：“看了克拉辛同厄克特的合同，我不同意批准它。厄克特答应两三年后我们会有收入，而现在他却要从我们这里拿钱。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建议否决这项租让合同。这是奴役和掠夺。”①这一次列宁只讲一句话就不够了。政治局在9月14日、21日和28日的三次会议上讨论了合同问题。中央全会只是在10月5日、接着人民委员会在10月6日才通过了否决这个合同的决定。②列宁对合同持敌对态度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外国人不想把外汇带进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想从克里姆林宫获得俄国货币用于当前的支出。

　　厄克特再也没有回到自己在西伯利亚所占有的矿山去。

　　在热那亚和海牙谈判的失败以及实行租让的失败向列宁表明了苏维埃面临着什么样的前途。他的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为了自救而不得不来挽救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这一幻想破灭了。列宁在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固定资本，即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资金，然而正是这个工业，所谓‘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靠借债来恢复这种固定资本。我们不恢复资本家和地主所有制，别人是不愿借款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也决不这样做。于是就剩下一条异常困难而漫长的道路，这就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增加税收……只要我们还处于孤立状态，落在我们肩上的恢复我国国民经济的任务是非常沉重的。……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农民和全体工人的力量，必须改进还很糟的国家机关，减少用于国家机关的经费。让每个由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或我们国家建设的过分缓慢而感到沮丧的觉悟农民和工人，回忆一下不久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吧。这种回忆会使他们重新在工作中振奋起来。”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04页。——译者注
②《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495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11、212页。——译者注

　　列宁本人也重新获得了朝气。9月份他给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下达指示说：“我于10月1日或2日回去。星期二，即10月3日主持会议。会议在5一9时举行，中间休息一刻钟。请通知吸烟的同志。禁止吸烟。严禁。休息时（在隔壁房间）可以喝茶和吸烟。……就在这里召开三位副主席的全体会议。……这一切您都应该安排好。”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489、400页。——译者注

　　甚至是在一个挨饿的国家里，人也不是只靠粮食来生活的。在备受折磨、忍饥挨饿的俄国，1921—1922年时人们谈论的不只是粮食，不只是工作和工资。在很多人的心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另外一回事透过了克里姆林宫的墙，透进了哥尔克村。这个“另外一回事”的名字叫做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谈论世界革命，谈论国际主义。他们的谈论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甚至当他们的谈论不是为世界革命这一目的本身服务时也还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但是在布尔什维克所关心的许多主要问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民族主义。在俄国边疆地区实行国际主义本应当成为布尔什维克实行国际主义的一种试验，因为俄国有自己的“国际主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鞑靼人、布里亚特人、蒙古人、卡巴尔达人以及其他几十个民族，他们的总人数几乎等于大俄罗斯人的人数。在沙皇制度下遭受压迫的这些少数民族，指望从布尔什维克那里能获得新的生活。有些人甚至指望能获得独立，因为他们以这样的精神谈论着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所发表的各种声明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所颁布的各种法令。他们在世界上最不希望的就是莫斯科的那只重手对自己事务加以干预。君主制度使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等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感情。他们像所有殖民地各族人民一样，也更愿意使非俄罗斯人的政权实行自治，而不管这种政权好到什么程度。但是在革命后，红军、秘密警察和莫斯科的政治委员们很快就打消了他们获得独立的幻想。列宁的第一个政治原则是中央集权的政权，即把权力集中在完全服从于克里姆林宫的俄国共产党的手中。这就把布尔什维克的法令中所说的实行“直到分离出去”的自决这样的话变成了一种嘲弄，尤其是连列宁本人都不相信弱小民族会有什么前途（而他的继承者们则尽一切可能来证明他的不相信态度是正确的）。全力从事阶级斗争的列宁对民族主义的力量是估计不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能够指望什么呢？到1922年时，这个问题开始使俄国各非俄罗斯民族感到担心。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什么是联邦制的问题。联邦制是否只是掩盖集中制的一个虚伪的幌子呢？1922年9月时，在准备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的列宁面前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斯大林和列宁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意见分歧的尖锐化可能是由于列宁感觉到斯大林过分贪权而造成的。

　　当时认定，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改造的时机已经到来。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天就宣布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初包括了一切少数民族，他们的地方政府机关根据其面积的大小，取名为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加入俄罗斯联邦，就像从前它们加入俄罗斯帝国那样。后来事情逐渐清楚了：这样一种情况损害了非俄萝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并没有真正证明党关于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新时期已经到来的声明是正确的。莫斯科开始使用各种手段在各少数民族中逐步地制造一种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幻觉。例如，2月22日，俄罗斯联邦的许多成员国——乌克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布哈拉、格鲁吉亚、远东共和国和花拉子模——就“委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它们出席热那亚会议，并代表它们签订各种条约和协定。”①

　　随后，还是在这一年中，在这方面采取了如下一项措施：克里姆林宫着手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一些“独立的”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自愿地”加入了这个联盟。

　　在斯大林的尸体从红场上的陵墓中搬走后，人们才知道，原来在“对个人崇拜”的几十年时间里，斯大林在建立苏联方面的作用“被夸大了”，实际上建立苏联的主意是列宁提出的。从前列宁在这方面写的一些没有被宣扬出去的信件发表出来了。在苏维埃的报刊上开始发表大量文章，纷纷攻击斯大林的自我推崇，企图说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真正立场。

　　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文章的作者写道：“斯大林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把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看做是同自治共和国没有任何区别的共和国……斯大林表示赞成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扩大到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已经建立的联合组织中去。”②现时在苏联，通常把一切过错都归罪于斯大林，尤其是当问题以某种方式涉及列宁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斯大林的如下一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这就是他认为“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不过在具有地方意义的某些问题上是自治的，但是实际上它们是被克里姆林宫的中央政府通过服从于克里姆林宫的当地共产党所控制的。斯大林总的来说不去注意个别的人和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由此而产生的他的错误就在于，在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的决议草案中，他谈的是自治，而不是独立。更加睿智的列宁懂得对外作一些让步的必要性，不认为斯大林的“自治主义”有什么意义。他知道，由于处在被保护者地位的各共和国极其软弱无力，所以实质上是不会牺牲任何东西的。

①N·C·艾哈迈多夫《弗·伊·列宁和苏联的建立》，载于《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2年第6期第25页。
②A·匠加耶夫《苏联的建立（史料研究概述）》，载于《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2年第6期173一181页。

　　就实质问题来说，也就是就莫斯科的领导权问题来说，列宁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毕竟又发生了争吵。

　　处身在哥尔克的列宁，开始动员自己的拥护者来反对斯大林。1922年9月26日，他写信给加米涅夫说：“加米涅夫同志：您大概已从斯大林那里收到了他的委员会关于各独立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决议。如果没有收到，请立即从秘书那里取来看一下。我昨天同索柯里尼柯夫，今天同斯大林谈过这个问题。明天将要会见穆季瓦尼（被认为有‘闹独立’嫌疑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依我看，问题极端重要。……斯大林已经同意作一个让步。在第一条中把‘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成——‘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我希望，这一让步的精神是明白易懂的：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即‘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这样一来，第2条也要作修改。……建立一个‘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斯大林同意推迟到我回来后再把决议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我在星期一，即10月2日回来。希望在上午能同您和李可夫会见两小时，比如说12点到2点，如果需要，可在下午，比如说5点到7点或6点到8点。”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13、214、215页。——译者注

　　列宁在离开哥尔克之前，在那里同奥尔忠尼启则和其他几位格鲁吉亚人，以及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主席亚·费·米雅斯尼科夫进行了交谈。他在为自己争取拥护者。

　　斯大林立即对列宁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作出回答。1922年9月27日，他给列宁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寄去了一封信，波斯别洛夫主编的《列宁传》中说，这封信是以“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采取不能容忍的粗暴语气”写出的。“虽然斯大林同意列宁关于成立苏联的建议，但是从信的全文来看”，——这封信终究没有发表出来，因此我们只好相信波斯别洛夫的话——“显然这种同意是形式上的同意。斯大林反对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外，再成立一个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建议把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变成为联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斯大林由于不理解建立苏联的思想具有国际主义的实质，因此把列宁的观点说成是‘民族自由主义’。”

　　看来，忠诚在克里姆林宫的上层人士中是一种少有的东西，因为加米涅夫在哥尔克同列宁会见后，他立即就告诉斯大林说：“伊里奇准备发动战争来捍卫独立。”对此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他们两个相互之间的这些便函是波斯别洛夫根据党的秘密档案引证的（见《列宁传》俄文第2版第611页）。这样一来，列宁和斯大林就相互向对方宣了战。

　　10月6日，列宁未能出席中央全会，因为他患了牙龈脓肿，于是他写了如下一封便函寄给了加米涅夫：“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的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要绝对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绝对！您的列宁。”在这封便函上斯大林的批语是：“对！约·斯大林。”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16页。——译者注

　　既然斯大林同意列宁的意见，那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的意见又一致了呢？也许是斯大林又向列宁低头了吧？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怎么能够成了一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呢？列宁在捍卫少数民族方面究竟认真到了什么程度呢？

　　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部分如不进行反对苏维埃的武装力量的斗争，是不可能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外高加索的几个共和国在获得短时间的独立后，都被红军所征服，并被强迫归并于俄国。

　　那么列宁的关于独立的概念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与斯大林的关于自治的概念又有什么不同呢？

　　共产党人回答说：一些民族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是自愿归并于俄国并加入苏联的。一些反对的意见认为，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愿望，没有进行任何全民投票。共产党人对此回答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的愿望。如果提醒人们说：工人在俄国全国只占少数，而在边境地区则尤其如此；对于工人，谁也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那么，对此所得到的回答是：共产党体现了全体工人的愿望，而共产党是拥护苏维埃联邦范围内的“独立”的。例如，A·丘加耶夫在《苏共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工人政府的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工人政府有权把独立解释成为依附。而它的观点也没有失去说服力，因为独立的乌克兰或独立的阿塞拜疆是不会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下的苏维埃国家的。而由于政府方面认为，只有反苏维埃的分子才会想到从苏联分离出去，所以当莫斯科拒绝俄国各族人民通过分离来实现其享有民族独立的权力时，它的这种作法自然是十分合乎情理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列宁也就决定给予少数民族以独立的假象，而同时又遵守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中莫斯科是中心）。大俄罗斯人由于所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其出身，他们懂得，占俄国居民一半的大俄罗斯人即使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倾向于压迫非俄罗斯人，而这种情况又势必使非俄罗斯人产生分离主义的愿望。斯大林就害怕“独立”这个词。因为他这个格鲁吉亚人是知道许多边境地区那种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力量的。这些边境地区不仅包括300万格鲁吉亚人，而且还包括4000万乌克兰人。独立的一些外部特征能够引起人们的一种愿望，使他们愿意更深入地去观察问题，从而愿意获得实质上的独立。很多想从形式上的独立哪怕是部分地过渡到实质上的独立的人，在斯大林进行25年的统治期间都被杀害了。格鲁吉亚的这个暴君相信的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因此，在1922年9月，他很快地向列宁作了让步，为了在联邦制的联盟中实现“独立”而放弃了自己的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的主张。但是，他继续在实质问题上反对列宁，即在应当怎样在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的首都之间分配权力这个问题上反对列宁。

　　1922年12月，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加深了，而列宁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