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未来已经到来

　　1921年12月17日，列宁休假归来后，开始准备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这个准备工作过程中，他向下属纷纷提出询问：“给契切林同志（如他不能回答，就给李维诺夫）和拉狄克同志”，询问关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以及关于1921年11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四国同盟（美、英、法、日）”的问题；并问：“可否讲一讲邀请俄国和德国参加拟于1922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的计划？”向佛敏同志询问：“1921年从国外运进了多少台机车（以及多少节车皮？多少辆油罐车）？”向奥辛斯基同志询问关于向农民供应种子的问题。向斯米尔加同志询问关于煤、石油、泥炭和木柴的情况。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波格丹诺夫同志询问关于冶金工业、哈默承租企业和纺织工业的情况（每项不超过半页到一页……要可以在报告中引用的最简明最典型的数字，既能说明情况的全部严重性，又能说明微小的改进）。还向有关同志询问了关于电气化和教育的材料。给托洛茨基同志的便函是：“能不能在您的提纲和报告里加进下述内容：关于军队的经济工作……”①随后列宁起草了一个很长、很详细的报告提纲。

　　1921年12月23日，即正值饥寒交迫的冬季，在真正令人痛苦的时刻，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了总结报告。列宁想使代表们的心理充满希望。过去他曾经警告别的共产党员，要警惕“高傲自大”的危险，而现在他自己却竟然陷于这种情况。当列宁在一个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听不到关于外部世界的自由报道的国家里发表讲话时，他是可以用歪曲了的情况来安慰自己的听众的。他说：“从物质上说来，我们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是无比弱的，但从精神上说来，我们比谁都强，当然，我所讲的精神不是指抽象的精神，而是指各国实际的阶级力量的对比。”②资本主义国家拒绝在外交方面承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同意和它做生意。“……订购了几千台机车，而且已经接到第一批——瑞典的13台，德国的37台。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它们敲诈我们，逼我们付出高价，但不管怎样还是在帮助我们的经济。……这些国家宣布我们是罪犯，但还是在帮助我们。……结果正像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从大局来看，我们的估计比它们的正确。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人会作正确的估计，相反地，这种人它们比我们多，而是因为他们既然往死路上走，就无法作出正确的估计。”③列宁说，进口量和出口量都有所增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35、136、137、138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2卷第328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30、331页。——译者注

　　“……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非常非常小，小得可笑……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有人曾威胁我们说，只要我们还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就要采取一切手段不容许同我们往来，这种威胁我们听了好几年了；可是我们毕竟看到，有人比这些威胁更厉害。”①“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这样的事情是否可能呢？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又都已经证明这是可能的，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在贸易方面呢？”②

　　在对内政策方面，政府为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商业。”③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这种结合。“……我们要认真地长期地（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正确指出的，并不是永远地）执行这个政策。我们采取新经济政策是由于我国贫困，经济遭到破坏，我们的大工业伤了元气。”④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是事情进展得很慢。“在经济战中，在我们邻国不是援助而是敌视我们的环境中，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得用这么长的时间。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其他国家早晚必然要走的道路。”⑤这时列宁掌握有符合实际的好消息，他说：“我应当告诉大家，最近几天我们在救灾方面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你们大概在报上已经看到，美国已拨款2000万美元来救济俄国饥民。”⑥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3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28—329页。——译者注
③④⑤⑥同上，第336、337、338、339页。——译者注

　　与过去几年相比，在向饥荒地区供应种子和扩大播种面积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成绩。燃料生产也增加了。但是，共产党员们还没有学会做生意。“……这帮商人，这帮私人企业主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还是能把事情办成的，比方说，他们可以给工业搞到原料，可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却往往办不到。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学习吧！”①列宁指出，共产党员们作出的决议比真正的工作要好。“对不起，请问什么叫作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是因为没有原料？那你们搞到了原料吗？没有。你们就去靠写决议摘原料吧。那你们就会出洋相……”②

　　列宁说，但是总的说来，耐普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把工人和农民结合起来——“这项任务不仅是俄国的，也是全世界的。……这是一项将会提到一切社会主义者面前的任务。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社会必然到来。或早或迟，早20年或迟20年，它总归会到来。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在帮助这个社会创造工农联盟的形式。”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48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50---35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53—354页。——译者注

　　挨饿的俄国在把世界引向共产主义，它通过准许农民同投机者之间进行私人贸易的作法向全人类指出了一条道路。在遭受饥饿和向资本主义倒退的茫茫黑夜中，列宁仍然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星光。

　　要使农民相信耐普，农民自己就应当有一种安全感，他希望相信，他不会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征粮队的威胁。耐普曼希望知道，他不会被逮捕，他的货物和赚来的钱不会被没收。因此列宁告诉代表大会说，现在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将只限于“纯粹政治方面”，——不管怎样，眼下反革命的邪恶势力没有再次抬头。因此，1922年2月6日，肃反委员会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不过这个机构的性情和习惯并没有发生变化。1922年3月1日，列宁写信给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雅·克·彼得斯说：“彼得斯同志：对受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国家政治保卫局能够而且应该进行斗争，并通过法庭处以枪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应该同司法人民委员部商妥，并由政治局通过相应的指令下达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所有机关。”①司法人民委员部管辖各法院，政治局给司法人民委员部发指示，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则在政治局的耳旁不断窃窃私语。在诉讼程序方面，事情并没有由于肃反委员会名称的改变而有多少变化。

　　在工会工作中，由于耐普的实行也产生了许多困难。列宁在1922年1月12日的中央决议中写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政策，这在工人和企业行政之间引起了摩擦。“因此共产党也好，苏维埃政权也好，工会也好，都应当公开承认：……只要小农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被铲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丑不可避免。”②在工人同企业行政之间发生冲突时，工会应当成为调停人。而如果发生了“罢工这样的公开冲突”，那“在国营企业中”，工会的任务就是“采取措施消除”引起罢工的“确实不妥当的作法和混乱现象”，“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等等”。③“……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26一32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2卷第367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68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369页。——译者注

　　1922年2月3日，苏维埃的报纸上发表了来自汉诺威的消息说，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通过了一项原则性的决议，主张一旦发生战争，就用罢工来回答。列宁就此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信说：“我提出以下建议：1．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刊登一些文章，追述一下巴塞尔宣言的遭遇，并且详细说明五金工人在重干极其幼稚的蠢事，即背叛社会主义的行径。2．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反对战争的问题，并通过详尽的决议，说明只有预先就有准备，久经考验并有严密的秘密组织的革命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反战斗争，而且斗争的方法不是组织反战罢工，而是在交战的军队中建立革命支部，使他们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①

　　列宁的这项建议由秘书用电话传达给了各政治局委员。他又病了，又来到了哥尔克。1月21日，他从哥尔克向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用电话口授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三星期之内，也可能是四星期之内，我回不来。”②实际上，2月2日，政治局通过决定，把列宁的假期延长到召开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也就是延长到3月底。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04页。——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2卷第216页。——译者注
③同上，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83页。——译者注

　　列宁不喜欢休假。休假对他的责任感是一种侮辱，休假也一定使他感到为难。在1922年1—3月间，他在哥尔克自我感觉不好，又失眠，又患胃病。但是他的头脑却照常活跃地在工作着。一年之后，即在1923年3月，列宁的生命在这个头脑里处于奄奄一息状态，而他的身体则处于半瘫痪状态。在1924年1月，死神降临了。但是在脑力上的疲惫（这种疲惫不堪结束了列宁的宦途生涯）到来之前的一年中，他在智力方面的领悟能力却依然好得很，所以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统治着苏维埃俄国。他的威望提高了，他对人对事的了解加深了。在从1922年3月到1923年3月这12个月的过程中，谁也不会怀疑出现在列宁面前的是彗星之尾，而不是初升的太阳。他好像能够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再活上10一15年，从而改变全部俄国历史和很大一部分世界历史。

　　的确，列宁的最后一年是他最伟大的一年，但也确实是他最悲惨的一年，因为根据他在这一年中所说的和所写的来看，不能不作出一种推测，就是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在什么地方遭到了失败。

　　列宁在其生命的这一最高和最后的阶段里，面对着两个基本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对外政策和官僚制度。与对外政策有关的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敌对势力包围的情况下能否生存的问题，而官僚制度则归结为关于管理国家和发挥专政职能的问题。官僚制度无所不管：所有苏维埃公民、农业和艺术、工业和教育、运输和新闻工作、出版事业和建筑事业——除了私人生活中最隐私的琐事而外，一切它全管。

　　在1922年整个一年中列宁都忙于对外政策方面的各种问题。在年初出现的一个情况使他要对契切林进行处分。列宁同契切林的关系通常是很好的。契切林由于企图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并且他知道在美国人们对苏维埃迫害宗教持不赞成的态度，所以他在1月20日和22日连写两封信向列宁建议，让神职人员有权参加选举。列宁大发雷霆。1月23日，他给政治局的委员们写了一封信（波斯别洛夫的《列宁传》俄文第2版第585页中引证了这封信），信中写道：“刚刚收到契切林两封信……他提出一个问题：可否为得到相当的补偿而同意对我国的宪法作些小的改动，即让寄生分子在苏维埃中有代表权。这样做是为了迁就美国人。我认为，契切林的这个建议表明，应将他立即送进疗养院，这方面的任何姑息……在我看来都是对一切谈判的极大威胁。”①

　　1月份和2月份，列宁在拟定《政治家札记》这篇长文的提纲。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列宁去世后在他的手稿里发现的）谈的主要是关于内部问题，但是也有关于勒维和塞拉蒂这两个共产国际的叛徒、关于爱尔兰、关于西欧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英国的选举等的评论，有一个附注：“两条世界性的战线和‘中间派”，即‘半布尔什维克’，对比印度教徒－托尔斯泰主义者。”②列宁指的显然是资本家战线和他所预见到的无产阶级战线，而在这两条战线之间的是像印度教徒一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样的“半布尔什维克”。这里是列宁对甘地的惟一引证，列宁对甘地并不了解，因为圣雄③虽然既是印度人，又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但他同布尔什维克却是完全对立的。在提纲中还有这样一个边注：“列人标题：论热那亚会议。”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22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2卷第533页。——译者注
③“圣雄”是印度国大党对甘地的称呼。——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2卷第530页。——译者注

　　这篇文章列宁只写了几页，没有写完。但是在这个提纲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他在自己的一些演说和用电话所口授的各种书信中都作了发挥。例如，2月1日，他在哥尔克就无产阶级的统…战线问题给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用电活口授了很长一封信。当时确定4月份要在柏林召开一次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会议。列宁想让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会上正式声明：“在我们看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不过是参与全世界反革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并非始终如一而在动摇不定的组织，而我们来商讨统一战线问题，是为了在群众的直接行动中达到可能达到的实际的一致和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整个立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正如他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来同我们开会是为了……从政治上揭露我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一样。”①第二天，即2月2日，列宁就这个问题又在电话中给布哈林口授了一封信，其中淡到：“而您却根本不予答复，这使我感到奇怪和气愤。……请答复。”②

第一部分

热那亚会议

　　热那亚会议是许多对外政策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各大国邀请苏维埃政府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它们邀请苏维埃政府是因为它们鉴于俄国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便希望同俄国实行经济上的共存，其途径是广泛参加俄国的改造工作，从而能够使俄国的制度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列宁坚持要对每一个苏维埃代表进行细致的培训。他想亲自率领代表团前赴热那亚。1922年3月6日，他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说：“我们一开始就声明，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③（列宁名义上是在哥尔克休假，但这并不妨碍他出席会议）“我们知道”，热那亚会议的“实质就是要做生意。资产阶级国家需要同俄国作生意，因为它们知道，没有这种那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它们还会像以前那样继续垮下去。”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0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2卷第256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3卷第2、3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3页。——译者注

　　这些话里反映出了列宁的一个深刻的信念：资本主义国家离了俄国，注定要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它们除了俄国，没有地方可以输出资本。列宁警告说，苏维埃的代表们必须学会做生意。“这需要使脑子灵活一些，还要彻底抛弃共产党人的，或者确切些说，俄国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和其他许多习气。……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他总是躺在床上，制定各种计划。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俄国完成了三次革命，但奥勃洛摩夫们仍然存在，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它们作生意。”①但是如果这些国家认为，它们“要对俄国提出新条件，以此震惊世界。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正告他们（我希望能在热那亚亲自告诉劳合－乔治）：先生们，你们这一套震惊不了什么人。你们是商人，很会做生意。……我刚才说，期望在热那亚亲自同劳合一乔治谈谈这些问题，告诉他不要用这些无聊手段来吓唬我们，因为这只会使吓唬人的人丧失威信。我希望我的病不至于妨碍我这样做，我的病已经好几个月使我不能直接参与政务，完全不允许我执行我所担任的苏维埃职务。我有根据期望过几个星期又能直接工作。”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12、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5页。——译者注

　　列宁未能去到热那亚同劳合－乔治当面谈一谈。他的健康状况恰恰在开会期间，即在3月份和4月份，急剧恶化。此外，人们还担心他在国外有可能被人杀害。几百个苏维埃公民纷纷打电报给克里姆林宫，要求列宁不要去。当时公民们的这种行动可以说是自发的。但是，迫使列宁留在莫斯科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健康状况。1922年3月3日，他在写给克拉辛的信中说：“我有病，迟钝了。”他是有病，但一点也不迟钝，相反，他是想暗示，另外某个人有点迟钝了，因为他在这句话里要求“请最多写10行字……通俗地解释一下以下两种做法的区别：（1）取消对外贸易绝对垄断制，代之以贸易租让制；（2）保留对外贸易（非绝对）垄断制，下指令规定：私营商行可以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建立合同关系以获得外国产品的供应。能不能具体、通俗地说明区别何在？”①列宁没有看到区别，也没有区别。外贸垄断制是克里姆林宫防御西方强国可能玩弄阴谋诡计的一种保护性措施。西方强国想连同自己的出口一起回到俄国的市场上来，想向私商购买原料从而破坏苏维埃的工业化计划。在热那亚会议之前很久就确立的外贸垄断制完全等于是一种保护关税的税率。在这种外贸垄断制的保护下，外来的人是没有办法同苏维埃的企业争胜负的。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30页。——译者注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和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在贸易垄断制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3月3日，列宁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于当天寄给了加米涅夫如下一封信：“我同……谈话之后，我又想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克拉辛无疑是正确的。在对外贸易垄断制方面，我们现在不能超出……的让步了。不然，外国人会把一切贵重物品都买走。运走。索柯里尼柯夫……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中央不及时纠正他的路线，不能使纠正后的路线得到切实贯彻，那么他的错误准会毁掉我们的。这个错误就是不切实际，热中于刻板公式（这是索柯里尼柯夫这个有才干的记者和想人非非的政治家的老毛病）。”列宁接着写道：“以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会终止使用恐怖手段，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还会重新采取恐怖手段，采取经济方面的恐怖手段的。外国人现在已经在行贿收买我们的官员，并运走俄国仅存的一点东西’。他们一定会运走的。垄断是一种客气的警告：我亲爱的，总有一天，我会为此把你们绞死。”①

　　这些话实质上就是列宁对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契切林的指示。看来列宁已经预感到他去不成热那亚了，因为在2月25口他用电话向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口授了一封便函，对契切林的建议表示异议，他说：“我坚持我原先的建议。”②契切林请政治局任命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主席团，这三人拥有代表团团长的全部权力、列宁的建议是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副团长契切林拥有代表团团长的全部权力，在契切林生病或离开期间，其权方依次转交给以下两个三人小组之一：（甲）李维诺夫、克拉辛、拉柯大斯基；（乙）李维诺夫、越飞、沃罗夫斯基。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③

　　为了提防苏维埃代表团犯错误，列宁看了很多西方的报纸和书籍，并将其转寄给代表团的团员们。例如，3月6日，他把莱·黑登·格斯特的一本书寄给了契切林和李维诺夫，这本书是1921年在伦敦出版的《1917—1921年欧洲的夺权斗争。中欧各国和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概述》。列宁在随书附上的寄给契切林的便函中建议：“如果还没有看过，就请看一看，或者叫别人读后给您说说。看来作者是个危险的恶棍，是个货真价实的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黑体字列宁是用英文写的）。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59、46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4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36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52卷第338页。——译者注

　　列宁特别担心的是西方强国会把耐普看成是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的方便机会。因此他在3月6日向五金工人发表演说时，加强声调说：“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①几分钟之后，列宁再次重复道：“‘够了，不再作任何让步了！’如果资本家先生们以为还可以拖一拖，以为愈拖让步就愈多，那我就再说一遍，应该对他们说：‘够了，明天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了！”’②重复是学习之母。列宁对同一思想再三作了重复，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去同它们谈判……我们是作为商人去建立关系的，我们知道，你应给我们什么，我们应给你什么，什么是你的合理利润甚至是超额利润。”③

　　列宁让门敞开着。他的演说发表在3月8日的《真理报》上，全世界都能够读到它。苏维埃的共产党员们也读了这篇演说，其中一些共产党员感到高兴的是，退却已经结束了。司法人民委员会库尔斯基就是这样认真对待列宁的演说的。哥尔布诺夫告诉列宁说，库尔斯基拒绝制定民法宣言（“基本财产权利宣言”），其理由是“废除不合规则的办法”。列宁发怒了，于是给库尔斯基写信说：“我不得不警告您，提出这种理由是开玩笑，您迄今表现出来的这种拖拉是不能容许的。我要求您最多在两天内，即不迟于星期一早晨，把公民权利宣言草案送交瞿鲁巴同志。”④

　　而契切林却以其所特有的认真态度在进行着出席热那亚会议的准备工作。到3月10日时，他已经写好了一份原则性的纲领，并立即寄给了列宁，4天之后，列宁对这份纲领作出了详尽的评论。⑤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2页——译者
③同上，第4、7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52卷第373--374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43卷第34一39页。——译者注

　　契切林写信给列宁说：“恳请您审阅……并给予指示。我们应当提出一个‘最广泛的和平主义纲领’……然而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纲领。在中央委员会的最初指示中只有一些零散的说法。我这是初次尝试解决这个任务。”列宁回信说：“契切林同志：读了您3月10的信，我觉得，您自己在这封信里已把和平主义纲领叙述得很出色。”①

　　无论是契切林还是列宁，他们都不是和平主义者。1918年1月24日，列宁给契切林写了一封很短的便函：“来人是和平主义者，希望谈谈和平问题。如果您能抽出空来，是否可满足他的请求。”②共产党的两位领袖对“希望谈谈和平问题的人”是鄙视的。但是对于一些由于宗教原因而拒绝服军役的人列宁还是宽容的，在弗·格·切尔特科夫③说情后，列宁对他们来了个例外。切尔特科夫是一个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他为此事亲自到克里姆林宫来见列宁。在列宁同他谈话之后，1919年1月4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免除了那些由于宗教原因或纯粹伦理原因而拒绝服军役的人的军役，但是这样作是为了要他们“在传染病医院里工作，或者是让他们从事某种类似的工作（被动员者可以任意选择）”。④在沙皇俄国时，这样的人是免服军役的。这一措施是合理的，因为强迫入伍的人往往拒绝服从，并在其他士兵中造成无纪律的现象。列宁的法令使“几百个人”免服军役。在斯大林时代，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必须服军役。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3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8卷第64页。——译者注
③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特科夫（1854一1936）是俄国社会活动家，出版家，列·尼·托尔斯泰的朋友。
④这个情况是B·B·切尔特科夫即弗·格·切尔特科夫的儿子于1963年7月从莫斯科告诉住在日内瓦的O·比留科娃的，0·比留科娃是另一个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H·比留科夫的女儿。0·比留科娃盛情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

　　《列宁文集》的编者写道：便函中未说明来人是谁。看来，无论是列宁还是契切林，他们都没有接见他。

　　共产党人希望和平，因为他们需要和平，但是由于契切林和列宁认为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是一些不可救药的战争贩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和平主义纲领看作纯粹是一种宣传。列宁在对契切林起草的纲领的评论中也正是这样讲的。列宁写道：“全部艺术在于把这个纲领和我们做生意的建议在会议告吹之前清楚而响亮地说出来（如果“他们”使会议迅速告吹的话）。这种艺术您和我们的代表团是会有的。依我看，您已提出了大约13条……”对这13条列宁在契切林的信的正文中逐一编了号，并在某些话的下面划上一道线、两道线、三道线和四道线，还在页边的某些地方写了一些批注：“对！”、“正确！”、“正是这样”。列宁说这13条“叙述得很出色”。“宣布‘我们有一个最厂泛而完整的纲领！’，我们就能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如果不让宣渎，就连同抗议一起印出来。”

　　“处处都要有一个‘小小的’保留：说我们共产党人有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第三国际），但是，我们认为，作为商人支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罷性）另一阵营即资产阶级阵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算在内）中的和平主义者是自己的义务。”

　　“这既毒辣，又‘和善’，又有助于分化敌人。运用这种策略，即使在热那亚会议不成功，我们也会得到好处。对我们不利的交易，我们决不去做。致共产主义敬礼！您的列宁。”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一35页。——译者注

　　列宁预料，只要热那亚会议一开始，“他们”就会立即使会议垮台，列宁的这个预料是正确的。他的料想既说明了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的表现，也说明了苏维埃代表团为什么要在拉巴洛同德国签定条约。会议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失败。

　　召开热那亚会议的想法是劳合－乔冶首相那富有成果的想像力所产生的。政治上的矛盾和个人之间的竞争使劳合－乔治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联合内阁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他没有预料到：

　　1922年秋保守党人曾同他决裂；他的内阁要垮台；而他本人，他这个59岁的、机智的、有势力的、精力充沛的人将要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他也没有预料到他会活到1945年为止，从此再也回不到政府岗位上去了。这一切是他所未能预见到的。但他是一位政治家，因此他感到，尽管在印度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尽管同工会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尽管自由党內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尽管丟失了爱尔兰，但是为了再在唐宁街呆上1O年，他需要在国际政治方面获得辉煌的胜利。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德国问题和俄国问题。他希望在热那亚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因为正如他所说的，在热那亚，“大人物要同太大物会见”。因此“公民列宁”被邀请亲自参加会议。

　　会议要开成功，就需要法国以及美国给予积极的帮助。哈定－胡佛－休斯行政当局对俄国采取了一种隔离政策。美国除了救济俄国饥民外，不想同布尔什维克有任何接触。因此美国对参加热那亚会议弃了权。

　　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想使会议获得有成效的结果以巩固自己不稳定的地位。1922年1月，白里安同劳合一乔治在戛纳打高尔夫球时就热那亚会议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当然他们的这次谈话没有被记下来。但是已经知道，自里安请英国在德国一旦入侵法国的情况下给予保障，以代替法国应当得到而没有得到的英美的保障，法国之所以没有得到英美的保障，是因为威尔逊总统在缔结和约问题上没有得到参议院的同意。劳合乔治虽然表示在法国遭到突然进攻时愿意给予保障，但却不能够保证在两国的总参谋部之间经常进行协商，而这是雷蒙·彭加勒①所要求的。而且彭加勒还认为，同德国就战后赔款问题进行谈判是不能接受的。对于如何获得这种赔款，他有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占领鲁尔区（在1923年1月，这种情况也真的发生了）。在俄国问题上彭加勒同劳合－乔治也没有谈妥。这时白里安突然奉法国总统的召见，必须停止在戛纳打高尔夫球和进行外交活动，应回到巴黎将总理的职位交给彭加勒。让·路易·巴尔图成了外交部长兼法国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这一情况也像劳合一乔治那些伦敦的同事们把刀子放在他的喉咙上那样，预示着会议的前景不妙。因此列宁责成契切林一有可能就在会议上宣布“和平主义的纲领”。

①雷蒙·彭加勒（1860一1934）是法国总理（1912一1913年，1922一1924年1926一1929年）和法国总统（1913一1920年）。——译者注

　　纲领中谈到：“……目前国际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始终是掩盖帝国主义者的掠夺行为的遮羞布，也是反对我们的工具。国际联盟只不过是协约国的工具，协约国已经利用它来反对我们。”契切林继续对列宁说道：“您本人曾经指出过，在资产阶级国家和苏维埃国家之间实行仲裁是不可能的，然而仲裁却是和平主义武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应当在习以为常的现代国际形式中加进某种新东西，以阻止这些形式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由于世界大战的缘故，一切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加强了。一些世界大国开始崩溃。我们的国际纲领应当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纳入国际的格局。应当承认所有民族都享有分离权或爱尔兰式的自治权。……我们设想的国际格局中的新东西应是使黑人以及其他殖民地民族同欧洲各民族一起平等地参加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并拥有不容干涉自己内部生活的权利。另一个新东西应是必须有工人组织参加”。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37页。——译者注

　　契切林提出的第三个新东西就是关于强国在经济上帮助弱国的建议。“同时……我们建议普遍裁军……建议在战争法规中增加各种禁令：废除潜水艇、化学毒气、迫击炮、喷火器和空战。……我们建议先进国家的资本修建一条伦敦一莫斯科一符拉迪沃斯托克（北京）的超干线，我们还要说明，这样，西伯利亚无穷的资源就可以供大家使用。……我们建议有计划地分配目前闲置在美国银行金库中的黄金。这种把黄金有计划地分配给所有国家的做法应当同订货、贸易、短缺材料供应的有计划分配结合起来。”①

　　列宁除了对契切林的纲领在信中作了称赞性的评论外，还写了个附言，他在附言中补充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毒辣地（并且“和善地”）再补充一下：我们建议取消一切战时债务和修订凡尔赛条约及一切军事条约……我们要‘和善地’使他们丢脸、受辱。”列宁建议对俄国的小债券持有人除外，“只要能确切证明，他们……确实是靠劳动为生的小债券持有人”。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一3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5页。——译者注

　　列宁显然预感到，俄国在热那亚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因此如果契切林宣读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的纲领”的话，那俄国也不会丧失任何东西。苏维埃的主要代表们——契切林、李维诺夫、克拉辛、越飞、拉柯夫斯基、鲁祖塔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萨普龙诺夫和沃罗夫斯基——带着这样的指示于1922年3月来到柏林，顺路前往意大利。

　　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尤其是契切林，对国际联盟和英法这两个西方大国抱着极其厌恶的心理，因此他们立即同德国人进行了热烈的谈判，指望同德国缔结秘密联盟。欧洲的这些被压迫者，即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德国和莫斯科的革命者们，准备团结起来反对西方的征服者（他们是一些大财主）。在恺撒时期一直很强大的东方政派即亲俄罗斯政派，如今由于德国在西方被击溃而变得更为强大了。契切林对此感到称心如意。

　　条件的正文（这些条件后来变成了拉巴洛和平条约）很快就拟好了。契切林主张着手签订。而德国的外交部长拉特垴（他是一个崇拜西欧者、哲学家、作家、自由主义者，曾任德国电气总公司的经理）则犹豫不决。他依然指望在热那亚将会解决好使德国感到痛若的赔款问题，他还相信能建立起一个“国际财团”，这样一个财团是法国为了恢复俄国而提出的。在美国拒绝参加之后，“国际财团’就成了“欧洲财团”。英国人有自己的打算。曾企图获得对自己被没收的西伯利亚矿井的租让的莱斯利·厄克特，成了英国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团员。“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指望得到高加索的石油租让。英国认为最好是不要把自己在经济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出入口的企业同其他外国人的企图混合在一起。但是拉特垴仍然认为建立财团的主张有可能获得胜利。德国一些大银行的代表赞同他的这种希望。但是德国所首先考虑的只不过是想回到国际舞台上来。所以拉特垴担心（他有一切理由为之担心）在会议前夕同苏维埃签订条约将会导致把德国从会议的成员国开除出去。

　　总之，德国人和俄国人在去往热那亚时，他们的公文包里都各自放着一份没有签订的拉巴洛条约草案。

　　布尔什维克是第一次出现在国际会场。1922年4月①10日，契切林在这个讲坛上宣读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纲领”。他是用无可指责的法语汫的，然后自己将自己讲的泽成英文。②他发表演说时的语气比他交给列宁的那个纲领中的语气还要适当。契切林对意大利总理法克塔的声明和英国首相劳合一乔治的声明都表示欢迎。前者声明说：“在这里既没有战胜者。也没战败者。”后者声明说：“我们大家在这里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契切林声明说：“俄国代表团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立场，认为在目前旧制度和新生社会制度可以同时并存的历史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全面的经济恢复是绝对必要的……俄国代表团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星为了在互利、平等以及完全和无条件地承认……的基础上，同各闽政府、各国工商界发展业务上的关系。俄国政府……准备为国际过境铁路打开自己的国界，准备把几百万俄亩极其肥沃的土地供人耕种，准备把极其丰富的森林、煤炭和矿山实行租让，尤其是在西伯利亚……但是，如果经济上比较强大的国家不去创造条件来恢复俄国的经济……而是向它提出一些力所不及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使它感到痛恨的那个过去遗留下来的）来加重它的负担，那么恢复俄国经济的工作以及结束欧洲经济混乱状态的打算就是假的，就将是死路一条。”契切林说的强国向俄国提出力所不及的要求来加重它的负担的话指的是支付沙皇债务的问题。他说，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项新法令，这项新法令既符合于新经济政策，也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同苏维埃俄国进行经济合作”提供了“必需的”法律上的保障。

①此处原文为“10月”，但历史事实是热那亚会议于1922年4月10月至5日19日在热耶亚召开，契切林的发言是在4月10日，原文显然是搞错了，译者在翻译时，对此作了改正。——译者注
②契切林演说的俄文正文是根据官方的译文引用的，官方的译文发表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第191一195页。

　　契切林继续说，但是，只要世界还受着战争的威胁，那么一切为恢复世界经济所作的努力都将是徒然的。“俄国代表团准备在今后会议进程中提出普遍裁减军备问题，并支持一切旨在减轻军国主义所造成的负担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削减所有国家的军队，并对战争法规作这样的增补，即彻底禁止使用最野蛮的战争手段，如毒气、空战及其他一些手段，尤其要禁止对和平人民使用毁灭性的手段。”（这一次没有提潜水艇。）

　　苏维埃代表团在欢迎第一次欧洲会议的召开时，认为需要指出的是，必需扩大这样的会议，“让各国人民的代表都能参加”。接着契切林号召“在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并承认他们有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基础上”召开全世界的代表大会……“我们认为工人组织参加这样的代表大会是迫切需要的……全世界的代表大会……应当任命一些技术委员会，由它们来拟定和制定恢复全世界经济的计划。”契切林说，国际合作的手段之一，“可能是对现有的黄金储备按照战前的比例，在各个国家之间重新分配，其形式是长期贷款，但不能对目前拥有这种黄金的国家带来实际的损失。对黄金的这种重新分配应当同产品、贸易活动以及燃料（石油、煤及其他）时计划分配结合起来。”

　　对契切林的演说，巴尔图发言予以答复。他说，审查会议纲领中所包括的任何问题，是所有代表无可争辩的权利。“但是，俄国代表却把戛纳会议以沉默方式所回避的问题或者是戛纳会议自愿而坚决地取消了的问题都放进了自己的演说中，并且声明打算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关于召开全世界代表大会的问题或者是关于裁减军备的问题就正是这样的问题。巴尔图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如果俄国代表团建议第一委员会来审查这个问题的话，那时法国代表团不仅将对它采取慎重对待的态度，不仅将对它提出抗议，而且还将认真地、绝对地、彻底地、坚决地予以拒绝。”

　　契切林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激动地高声说：“在热那亚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已经列入了在戛纳没有讨论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热那亚会议的初步的议事日程，而不是最后的议事日程。但是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取得和解，所以我们准备破从……会议的决定……至于裁减军备问题……我们只是根据白里安先生在华盛顿发表的声明才知道法国的观点，白里安先生在声明中说，法国拒绝裁减军备的理由是俄国拥有军备。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俄国同意裁减军备的话，那白里安先生所说的理由就不能存在了。”

　　法苏之间的决斗有使会议中断的危险。于是劳合－乔治便企图来安慰双方的争论者。他说：“至于巴尔图先生所反对的契切林先生演说中的那三点，我认为与其说契切林先生使这三点具有条件性，不如说这是一般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有点危险，但意见本身却是非常有益的……我请契切林先生不必坚持要热那亚会议放弃现有的纲领而弄得模糊变形，变成一种全世界的、飘在空中的、高尚的、崇高的、但却是拖得很久的东西。如果坚持的话，那我们要实现这种美好的企图就会比我们进入一个我所希望的不再有战争和各种会议的王国更困难。”至于说到裁减军备的主张，那劳合－乔治总的来说是支持的。

　　劳合－乔治的这种说法使巴尔图和契切林都感到满意，因为前者不想召开什么代表大会，也不想裁减军备，而后者也没有指望能作到这些。但是，热那亚的第一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对热那亚会议不值得抱多大的指望。因此劳合－乔治邀请俄国人到自己坐落在紧靠蓝海的阿尔别尔蒂斯别墅来进行私人的秘密谈判。

　　他们谈到了西方对俄国的要求和苏维埃对西方的要求，谈到了旧的债务和新的贷款。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是拉巴洛条约则是谈判的间接结果。

　　当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同英国一起在阿尔别尔蒂斯别墅进行谈判时，德国人感到自己是不幸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被邀请参加谈判。他们想同劳合一乔治进行个人接触的企图最后也没有成功。他们得到的印象是，西方眼看就要靠牺牲德国而同俄国在贸易和财政方面达成协议。

　　至于在劳合－乔治的别墅里进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对此德国人是不知道的。当苏维埃的外交家们在热那亚的咖啡馆里见到德国的代表们时，不让他们觉察出自己存在着困难。相反，还散布一种流言说，盟国马上就要同苏维埃缔结协定。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德国代表团下榻的“天堂”旅馆里，气氛远不是天堂般的气氛。德国人很早就躺下睡了。夜里1点钟时（第二天恰好是复活节）电话的铃声惊醒了阿戈·冯·马尔藏男爵。是越飞打来的电话。他请德国代表们到俄国人下榻的“圣玛加丽塔”旅馆里来签汀早在3月份就已在柏林写好了的拉巴洛条约。马尔藏向越飞打听：“在阿尔别尔蒂斯别墅里的谈判进行得怎么样？”越飞回答说：“谈判进行得非常好。”并解释说，由于明天是复活节，确定暂时休会。

　　马尔藏立即叫醒了其他的德国人。于是他们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长罩衫，开始进行磋商。经过了一阵犹豫之后，决定签订条约。这样，条约便于1922年4月16日（这天是星期日）早晨6点30分签订。①

　　两天之后，列宁在电话中向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口授了一封便函，问他们同德国签订的协定“何时见报为宜，是立即见报，还是推迟到热那亚会议是否必然破裂这一点略为明朗之后再见报”。政治局决定予以披露。②

①关于热那亚会议和拉巴洛条约更详细的情况，见路·费希尔《国际政治中的苏维埃》一书。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57页。——译者注

　　苏维埃的外交家们在拉巴洛通过玩弄巧妙手腕迫使德国人签订了条约。其实他们即使不使用狡猾手腕也能作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对俄国人还是对德国人来说，热那亚会议都不可能使他们得到任何东西，所以他们除了相互达成协定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得到。

　　在这件事上列宁认为劳合－乔治是在欺骗他们。4月19日，即拉巴洛条约在苏维埃报刊上公布后过了两天，列宁再次用电话向斯大林、加米涅大和托洛茨基口授了一封便函，并建议把如下一封电报发给在热那亚的契切林和新闻记者索斯诺夫斯基（并“作为给我们报刊的指示”通知《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来自热那亚的所有消息表明，我们正在受骗。劳合－乔治叫嚷反对法国，借此掩盖其主要意图，即迫使我们偿还一切债务，特别是向原产权人偿还。该是开始系统地揭露英国外交家这一惯用伎俩的时候了，要在国内外的共产党的报刊上予以揭露。列宁。”①

　　同时列宁还给斯大林拍去了一封活传电报，认为“如政治局委员无反对意见，请将我的以下电报发给契切林。”电报是这样说的：“我从未怀疑过，劳合－乔治是在英国豺狼的压力下行事的，如法国退出，英国就不会留下。但我认为，这丝毫不能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不应害怕会议破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私人债务。我想，目前形势我是了解的。列宁。”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58一15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60页。——译者注

　　“目前形势”就是英法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列宁不仅不怕会议破裂，他甚至暗示：既然拉巴洛条约已经签订，那么进行挑拨造成这样的破裂也许是有意义的。鲁祖塔克从热那亚给政治局发来了一封电报，对契切林的行为提出抗议。为了回答鲁祖塔克的电报，列宁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同志并转政治局”。他写道，契切林犯了错误。“错误就在于，契切林得不到任何实际的东西，反而会使我们在说明会议破裂原因时失去惟一十分有利的、有重要原则意义的、今后又必定能带来好处的理由，即破裂是由于不同意恢复外国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因此我建议今天就用电话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并以我的名义发出以下电报：‘致契切林并转代表团全体成员。我认为鲁祖塔克……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任何一个步骤，任何一句话，只要会使我们失去会议破裂的惟一有利的……借口，都是十分有害的错误。这个借口就是我们绝对不同意恢复外国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列宁许诺，这将“保证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外交和商务上取得完全的胜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已将我们能作的最大限度让步用十分明确的文字通知您了，我们不会再作丝毫让步了。一旦完全搞清，在这种让步基础上不可能达成协议，我们授权您中断会议，同时为宣传和今后的外交攻势保留两张王牌：（1）俄德条约的原则意义。（2）我们的分歧在恢复资本家财产的问题上。”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61一162页。——译者注

　　根据列宁的建议，政治局于4月25日批准了给契切林的电报稿。

　　由于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所以无论是契切林，还是代表团的其他团员们，都没有为使会议破裂而去进行挑拨。会议在5月份一直拖着。后来它被6月份和7月份在海牙召开的会议所代替。海牙会议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俄国始终没有支付旧的债务。

　　病中的列宁在哥尔克收到了全部必要的情报，因此国际问题方面的一切重要决定都是由他作出的。他从未破坏过永远通过了的公文处理办法：他没有必要去破坏它。他把一切都交给政治局去批准，而政治局也就批准一切。在苏维埃的政治中，列宁依然在进行着领导。

第二部分

官僚制度的泥潭

　　1922年时苏维埃俄国的人口为145000000。将近18％的人口住在城市，其余的住在农村。在这个国家里，铁路网很少，道路很坏，公路几乎完全没有（俄国当时短距离的公路还不到10条），电话联络和无线电联络很不发达，还处于幼年时期，——即使俄国的地方行政管理组织得很好，也不受什么限制，那么治理这样一个国家也将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要由克里姆林宫来实现管理国家的任务，是力不胜任的。列宁的话只是在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来监视其执行的地方才是法律。他的话并没有传播到这个幅员辽阔的囱家的所有地区和所有居民。收税人员偶而来到农村，——这就是当时千百万农民从苏维埃制度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报纸很少能到达农民手里，再说农民对报纸也不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要想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就需要有整整一团的超人（他们在官僚主义的无底泥潭中能够不感到呼吸困难）才行。而实际上这样的苏维埃的超人是屈指可数的。他们可能是四个人——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而在他们周围却有成千上万个毫无价值的人、心地善良的奥勃洛摩夫一类的人、办事拖拉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他们也在治理着不幸的俄国。

　　1922年1月24日，列宁写给人民委员会中自己的副手瞿鲁巴的信里说：“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聪明的怠工分子故意把我们拖人这个公文的泥潭。大多数人民委员和其他大员却不自觉地‘往绞索套里钻’。……改革我们的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的工作，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斗争，检查执行情况，这正应该是您工作的重点。……撤销多如牛毛的委员会……您应该这样摆脱危害我们大家的忙乱状况，使自己能定下心来考虑整个工作……请您把这个问题周密考虑一下，并写信告诉我。致共产主义的敬礼！列宁。”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87、388、389、390页。——译者注

　　2月20日，列宁给瞿鲁巴写了第二封信：“再谈谈工作改革问题。……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节奏加快十倍。就是说，要使人民委员们不敢把琐事带到这两个委员会来，而是自己解决，自己负责……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请给我回信。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①

　　瞿鲁巴立即写了回信，但是对他的回信，列宁显然不喜欢，因为2月21日他又给瞿鲁巴写信说：“在我看来，主要的是把工作重心从草拟法令和命令（在这方面我们愚蠢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转到选拔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您和李可夫就应当把十分之九的时间放在这上面，（指望工农检查院和办公厅主任除执行简单的任务外还能做更多事情是可笑的）。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各部门’的官僚主义臭泥潭里。……各部门是一堆粪土，法令也是一堆粪土。发现人才，检查工作——这才是一切。”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91、39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93页。——译者注

　　列宁写给瞿鲁巴的这些信是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监视官僚制度的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斯大林。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情况使列宁已经不再指望它能消灭受贿行为、软弱无力和拖拉作风，而只指望它能“执行简单的任务”。显然列宁在准备让瞿鲁巴到工农检查院去代替斯大林。

　　很多官僚主义现象使列宁感到不安。1921年11月30日的夜里，莫斯科自来水厂的总工程师、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奥尔登博格尔自杀了。《真理报》只是在1922年1月3日才把他的自杀报道出来，而且如列宁指出的，报道得“极不详尽”。列宁要求对这个案件进行详细的调查。法院查明，从1894年起就在莫斯科自来水厂工作的奥尔登博格尔是“某些与莫斯科自来水厂有关的人（其中有共产党员）”进行迫害的牺牲品。列宁命令：“凡是在苏维埃企业中发生的工程师（和专家）被害事件，连同调查结果，都必须呈报政治局。”①

　　列宁看到了危险在于何处。于是他猛烈地抨击了一些共产党员。1922年3月6日，他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进行威胁说：“下次清党就要轮到那些以行政官员自居的共产党员了。”②他说：“我们往往派某个共产党员去领导一个机关，他无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在为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受过考验，坐过监牢，但不会做生意，偏偏这样的人被派去领导国营托拉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唱得有点刺耳，好在他滴酒不进。③他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他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为之掩护。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④

　　关于共产党员滥用自己的党员资格、为害非党专家和工作效率高的行政管理人员的看法，显然在列宁的思想中一直萦绕不去，困扰着列宁。他甚至在为祝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家新的哲学杂志而写的一篇文章中也写到了这个问题。列宁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托洛茨基同志在第1一2期合刊上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⑤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78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3卷第15页。——译者注
③这两句话来自克雷洛夫寓言《乐人》，意思是说，个能因为乐人有不喝酒的好处，就容忍他的刺耳歌声；不能因为共产党员为人诚实，就容忍他的官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3、14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23页。——译者注

　　他，列宁，想着重指出的是，团结在这个杂志周围的虽不全是共产党员，然而都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认为，这是正确的。他说：“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①

　　列宁补充道：“这个新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我们有些部门，至少有些国家机关是主管这个工作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看来是受到了我们真正俄罗斯式的（尽管是苏维埃式的）官僚主义这种环境的压抑。”②

　　官僚主义也与“沙皇制度的沉重遗产”有关。

　　列宁在写给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承认：“我万分害怕不断地改组。我们总是改组来改组去，而实际工作却放下不干。请记住我的话：如果说财政人民委员部有个凶恶的敌人的话，这个敌人就是醉心于改组而削弱实际工作。”③索柯里尼柯夫想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珍品库改组为属于本部的“外汇管理局”。列宁写道：“让他们在托洛茨基总的监督和催促下去做保管、保护工作，去同盗窃现象作斗争，去销售好了。这就够了。这就很好了。……您认为工作中心是重新整顿预算，这我不能同意。工作中心应是贸易和恢复卢布币值。”④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着通货膨胀。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5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52卷第219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218、219页。——译者注

　　列宁注意到，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工作中存在着纪律涣散现象。列宁严肃地指出：“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个执行委员都有20件事缠身，这在我们这个‘奥勃洛摩夫’共和国里是司空见惯的。……请您注意不要让这种常见的混乱现象发生。”①

　　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夕，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俄共的党员进行了登记，当时有党员50多万。1922年2月，列宁本人收到了自己的党员登记调查表，为此他向中央书记处给莫洛托夫写信说：“或者在您那里主管统计工作的是个蠢货，或者在这两个‘处’②里（如果这两个中央机关是这样叫的话）是一些蠢货和书呆子占据重要岗位，而您显然又没有时间去管他们。1．应当撤掉统计处处长的职务。2．应当彻底整顿这个处和登记分配处。否则，我们本身（“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时……”）就是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制造最可耻而又最愚蠢的官僚主义。……党员登记工作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结束。……然后，把中央统计处十分之九的人员，以及中央登记分配处同样多的人员解除职务，并着手重建这两个处。您自己应当摆脱琐碎事务……请写个条子给我，或者打个电话来，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270一271页。——译者注
②这两个“处”指的是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译者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19、420页。——译者注

　　列宁无情地打击官僚主义者，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而国家对列宁来说就是一切。列宁在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通知他说：“托洛茨基同志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计划机关要垮台。这个看法就如下意义来说是正确的，比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行政方面的工作无疑没有安排好。国家计划委员会没有建立每个委员对某些（重大的）职能的个人负责制。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没有分工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的监督’，而没有这种监督工作，一切=O。”①列宁建议对国家计委行政工作的个人责任制，要通过一项决定。

　　列宁经常批评某些官僚主义的表现——职员笨拙无能、作风粗野、书记处存在的种种错误、国家计委和工农检查院中的混乱状态及其他一些表现。列宁认为，一切都归结为个人因素：比如说，托洛茨基已经完成了的事，而莫洛托夫还没有注意到。列宁对于制度本身的正确是不加怀疑的。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官僚制度由于存在着两种官僚制度而变得复杂起来，这两种官僚制度是：党的官僚制度和政府的官僚制度。党的官僚制度完全是由共产党员构成的，政府的官僚制度则主要是由共产党员构成的。政府机关只有在它被纳入党的机关的时候才能起作用。没有来自党的推动，政府本身是什么也不会去作的。在有巨大影响的然而却是无知的党员同没有任何权力的专家之间发生争论时，只要列宁或其他某个领袖不加干预，那胜利就总是属于前者。在党的官僚中，怕犯错误和怕受格外严重处分的心理极为严重，因此对作出决定的责任愈来愈往上推，直到作出决定的事由中央或政治局包办下来为止。而这两个机构由于知道下级机关存在着害怕和恐惧心理，便主动把作出决定的事承担下来，它们的这种作法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使其他一切党员失去了任何责任心，而他们对于自己无须去作出决定这种情况只有感到高兴。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99页。——译者注

　　党的工作人员在受到责难时，他可以回答说：“我没有过错。请去找上级。”政府职员暗中怀着满意的心情对请求于他的人说：“这不属我管。请去找党委会。”这种推脱作风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夕，在全国范围内成了俄国一种威胁最大的政治现象。关于官僚制度的辩论压倒了经济计划问题。只要在关于原料储备、熟练劳力的后备军和技术人员等方面没有可靠的材料，那么制定出来的计划就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列宁在1922年2月22日的《真理报》上指出，只有由真正的专家们制定出来的俄国电气化计划才是惟一能实现的计划。他说：“除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已经制定出来的电气化计划而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统一经济计划。”列宁知道，在遭受饥荒、卢布贬值和工业瘫痪的情况下，遥远的计划会是一种梦想。他把力量集中在已经开始了的建立两三个小型电站方面。而在其他方面，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各种会议上，在文章中和书信中，他都向官僚主义的毒蛇发动了进攻，这条毒蛇正在自己的包围圈中摧残着党和苏维埃国家。

　　在代表大会之前召开了中央全会。列宁由于有病请求不要让他参加大会（“我不能出席全会会议，也不能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①），但是他口授了自己报告的详细大纲，并将其提交中央批准，中央立即就批准了他的报告大纲。②

　　党的代表大会是俄国的最高政权，如果这个政权不被某个人所篡夺的话。列宁无须去篡夺它，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个政权的化身。他在党内的威望是无可争议的。把威望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成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相信国家的无限权力。请看，他就民法典问题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作了一些什么样的指示：“不要盲目地跟着外交人民委员部走。不要迎合‘欧洲’……不能放过扩大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预的任何一点可能。”③但是，列宁不仅拥有权力和威望，他还在很多人的心中激起了对他的依恋。置身于这种依恋心情气氛中的、处在权力和威望极盛时期的列宁，在俄共于1922年3月27日到4月2日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这是他出席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62一64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2卷第444页。——译者注

　　参加代表大会的有687名代表，其中522名代表有表决权，165名代表有发言权。他们代表着532000名党员。在1921年下半年，有169748人即占全体党员的24.8％，由于思想上的错误、受贿行为、生活腐化及其他罪过而被开除出党。①

　　当时党代表大会还没有像后来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那样，变成一种群众性的聚会，因此在会上既能进行讨论，也能展开辩论。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按提名的先后排列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及其他12人。被选为代表大会秘书的是叶努基泽、米高扬和基洛夫。在办完了各种手续和就议事日程进行了短时间的争论后，列宁代表中央作报告。当他代表中央致开幕词时就已经先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了。在那个一开始发表的两分钟的讲话里，他说：“这一年里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把我们的力量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的、主要的、基本的任务上。”②他认为，虽然遭到了饥荒和破产，只要党能保持统一，那么它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他说：“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全世界发展，虽然远不如我们某些用战时和结束战争时的速度来衡量它的人所期望的那样迅速，但毕竟在扎实、稳步、广泛、深入地发展着。现在除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都有了共产党，只要我们同各国共产党合作，善于冷静地估计自己的状况，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一定能战胜这一切困难。”③

①这些材料和从代表大会记录中的一切引证都引自《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一4月）。速记记录》一书（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7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68页。——译者注

　　这可以说是序言。列宁在作大报告之前，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一下，然后把表链缠绕在一个手指上，只是在这时他才开始讲话——他是从评论还没有开幕的热那亚会议开始讲起的，他说，他不能担保热那亚会议一定成功，但这并不使他感到忧虑：“如果我们那里的对话者很识时务，不过分固执，那就通过热那亚会议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要固执到底，那就绕过热那亚会议。但我们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就是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①

　　接着他来评述国内情况。他说：“主要问题当然是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是对城乡结合的一个考验。这种结合从前是没有的。“现在是否结合了呢？还没有。”②“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我们在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要一次次地改造这种经济，并把它组织得能使我们在大工业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工作同每个农民所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我们的目的是……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农民大都同意这样做：‘好，既然你们不会，那我们就等一等吧，也许你们会学会的。’”③列宁预先警告说：“但是这种信贷不会是取之不尽的。”农民“要求现金交易”的日子快到了。“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2、74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75、76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76、77页。——译者注

　　列宁指出，耐普的“第二个……教训，就是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①列宁无意中承认，革命前的资本家“会做供应工作”。但“他们做法恶劣，像强盗那样行事，他们侮辱我们，掠夺我们。这一点连不谈论共产主义（因为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但是，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不会。’这就是去年春天听到的……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一年来已经证明了的。我真想举出几个‘国营托拉斯’（如果用这种曾受到屠格涅夫如此赞扬的优美的俄罗斯语言来说）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会怎样经营。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生病，我不能很好地准备报告的这一部分，只能根据自己对现状的观察谈一些看法。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这些人到农民那里去，并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你看，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而是去争论：如果你们需要弄到什么东西，把交易做好，建筑得好，那可以由我来办，价钱虽然贵，可是让共产党人来办也许更贵，甚至贵上10倍。这种宣传反映了现在问题的本质，经济的根基也就在这里。……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即使没有4O座金字塔，也是40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看着他，然而他应当向……普通店员学习。”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8、79、80、81页。——译者注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指出：“可惜，布哈林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在国外），“我本想同他稍微争论一下，不过还是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再说吧。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以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①由于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现成的引文可引，列宁便感到惘然若失，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没有任何限制，他可以讲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相似的。在俄国，“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③而在别的一些国家里，国家就是资本家。但是列宁在这里不得不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84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85页。——译者注

　　国家掌握着方向盘，但是没有进行驾驭。进行驾驭的是私人资本家。国家资本主义即使没有私人企业家在其中进行活动，也仍然是资本主义。而在列宁的时代，当资本家暗地里在驾驭着国家机器时，那国家资本主义就更是资本主义了。列宁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找到关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确凿的指示”。但是马克思却留下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且认为，工资、货币、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术语很难下个定义，从经济方面来看，这些术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苏维埃工厂的工人和资本家工厂的工人两者都是为一工资而工作，都是用挣来的钱购买货物，而且在先进的西方国家里，工人能够有更大的购买力，因为苏维埃官僚国家机器的费用超过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费用和资本家的利润这两项加在一起的耗费，而主要是因为以产品为目标的落后的苏维埃经济在全国产品中用于投资的百分比超过了以消费者为目标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定什么时候，苏联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将发生变化，在这方面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现时毕竟是市场在起着决定的作用，而市场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不管工业中有多少部分属于国家，情况都是这样。列宁断言，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而改变，这样讲是毫无根据的。

　　列宁继续作报告说：“现在我来谈谈停止退却的问题……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退却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于已经惯于进攻的革命家……尤其是在他们周围的各国革命家一心向往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他们中间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像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退却时最危险的就是惊慌失措。……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常的退却发生混乱，就下令‘开枪！’这样作是对的。”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5、86、87页。——译者注

　　在这方面，列宁使人想起工人反对派来。他劝告道：“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不要再卖弄聪明、高谈阔论了！诗，让诗人去写好了，这是他们诗人的事。”（有些诗人对恢复贸易进行埋怨）“但是，经济工作者，请不要再侈谈新经济政策了，’请你们更多地建立这种合营公司……”①在这种合营公司里，苏维埃国家和国内外的资本家都是伙伴。这种公司已经建立了18个。②列宁说，但是，无休无止的讨论和许许多多的党委会在妨碍着一切。“在我们100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连5个也没有。”③这里列宁谈到了法国罐头这一未曾预料到的事。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买罐头食品。为这件事来了一个法国公民。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得到协约国领导者的同意，或得到彭加勒以及其他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核准而为国际政治服务（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热那亚会议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但事实是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参加了这笔生意，因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莫斯科，出售了罐头。莫斯科正在挨饿，到夏天挨饿的情况会更严重，肉类没有运来，并且从我们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尽人皆知的素质来看，大概也运不来。他们卖肉罐头（当然是指不完全变质的罐头，这以后会检查出来），换取苏维埃货币。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④（至于这个法国人为什么需要苏维埃币——1600亿卢布，列宁没有说明。可能这个法国人是想购买苏维埃的原料）。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90页。——译者注
②列宁在报告中提到已建立的合营公司是17个（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9页）。这里可能是作者的笔误。——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97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98页。——译者注

　　虽然存在着饥荒，虽然这个法国人规定了可以接受的价格，但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不同加米涅夫商量，还是不敢缔结协定，加米涅夫把缔结协定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局的会议上来研究。

　　列宁尖刻地讽刺道：“当然，不通过俄共中央政治局，俄国公民怎么能决定这样的问题呢？你瞧，不通过中央政治局，这4700个负责工作人员（这仅仅是调查统计的数字）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奇怪的观念。……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建议：我认为，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你们知道，他们是不可侵犯的，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把莫斯科有关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关押6小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关押36小时。……通常见的俄国知识分子不会办实事——手忙脚乱，毫无章法。……这是典型的事例。这种事不光在首都莫斯科有……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作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办……”①

　　随后列宁谈了乌克兰的情况和顿巴斯的情况。在顿巴斯小煤矿井管理委员会和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之间发生了摩擦。克里姆林宫的中央决定“不撤换”顿巴斯的“领导人员”，如果有摩擦，那就要求拿出全部事实来让莫斯科进行调查解决。“乌克兰是个独立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它在党的关系上有时——该怎么说得客气一些呢？——采取躲避的办法……结果，乌克兰召开了党代表大会……看来，那里有人捣鬼，事情乱成一团，就是让党史委员会来研究，十年也搞不清楚。实际结果是，不顾中央一致通过的指令，这一班人被另一班人取代了。”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90、101、10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03、104页。——译者注

　　关于罐头这件突然出现的事的教训是：多来一些主动性。而关于煤的空话的教训是：少来一些主动性。

　　列宁承认，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执政党是一个，因此谁也不能够阻碍党员向政治局提出控诉，或者是向政治局提出最微小的问题。

　　实际上政治局在列宁患病期间，有意地忽视了或取消了人民委员会的一些决定。越来越多的问题都归政治局管。后来这种情况对于政治局的委员之——一约·维·斯大林的垄断权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防止政府完全失去权力，列宁向代表大会建议，所有的问题要首先交人民委员会解决，在人民委员会里，列宁的代表人即李可夫和瞿鲁巴将努力“抓紧”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但是，列宁在这里以无意中说错话的方式暗示地说，事情不会成功：“我们有18个人民委员部，其中工作根本不行的不下15个。”既然有15个人民委员部工作根本不行，那政治局就应该对它们作出决定。但是，也许正是政治局的独揽大权是许多人民委员部成为毫无用处的原因吧？对于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列宁没有去考虑，但他在报告结束时这样说：“应该承认，也不怕承认：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干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就胜任的工作，他们不会干自己那一行，现在应当学习。如果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又有充分可能做到这一点——从总的国际形势看，我们有时间来得及学会，——那我们就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2、113页。——译者注

　　热烈鼓掌。

　　主席宣布会议闭会，并定于晚上6点钟再开会。

　　凡是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看到过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记录的人无不为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列宁的报告所提出的尖锐批评而感到惊讶。在辩论中为发言者规定的发言时间是15分钟。第一个发言的是尼·阿·斯克雷普尼克，他是1897年入党的党员、乌克兰共产党最著名的领导人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成员（1933年被杀害，后来恢复了名誉）。他向代表大会说，可惜列宁在自己的报告里根本没有触及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态度问题。“而讲一讲如下一个情况是必要的……党始终是解放全世界所有劳动群众的代表，党是抛在被奴役的东方和一切殖民国家的火药库上的火星。但是我们在苏维埃领土以外执行这条路线时，我们只能像我们在国内彻底执行这一政策时那样来完成我们的这项工作。”列宁顺口随便说出“乌克兰是个独立共和国，这很好，但是……”①这样一句话使斯克雷普尼克感到不愉快。他要代表大会回忆起“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这个旧的口号。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03页。——译者注

　　这时索洛蒙·洛佐夫斯基打断了斯克雷普尼克的话，从座位上高喊道：“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共产党”。斯克雷普尼克回答说：“感谢您的说明，但是我们无论在乌克兰方面，还是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方面，都看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现在有一种消灭工农国家的倾向，而这种国家是该国工人和农民经过努力建立起来的。关于消灭乌克兰工农国家的问题在这里也被某些路标转换派的拥护者提了出来……”斯克雷普尼克清中央作出说明。他认为，在冒充为联邦制的俄国集中制同少数民族力求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例如，关于顿巴斯的煤矿问题，顿巴斯煤矿开采的煤是全国经济所必需的）中实现更多的自治这种愿望之间，正在产生一种冲突。

　　下一个参加辩论的人是一位老党员和冲击冬宫的参加者即弗·亚·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他说：“列宁同志在报告中国际关系的评价，看来是太少了。”他对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同俄国作生意这样的话表示怀疑。他说：“对这种前景描绘得太乐观了……我们现时是处在肯定要发生的世界革命到来之前的时期，而且这种处境要维持很长的时间，我们将处于被包围的堡垒之中，因此我们决不对外国资本的实际帮助抱多大的希望。”这些话比列宁的预测要切合实际得多。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还提到了农民问题，他说：“在农村，富农的权势在日益增长，富农开始收买贫农的土地。”他引证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所说的一段话：“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①安东诺夫后来成了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再后来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国内战争时期他到了西班牙。在1939年，他遭到了大多数从西班牙回国的苏联工作人员所遭到的命运：被枪毙了。他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最后几句话是：“……勒紧肚子，绷紧肌肉，以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摆脱困难，不要指望从同资本主义的结合中能得到什么实际结果。”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468一469页。——译者注

　　接着发言的是达·波·梁赞诺夫。代表们指望他能发表出许多光辉灿烂的见解来。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是对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教义进行解释方面的权威，但是由于他主要是一个反对派分子，所以他对列宁虽然表示尊敬，但是并没有使他对列宁的严厉批评有所减弱。他说（顺便提一下，他曾说：“我千万别远离反对派”），所有不得不批评中央的人都在陷入困境。“我们的中央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机构。据说，英国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为女人而外，什么都能作到。我们的中央要强有力得多：它已经不只是把一个非常革命的男人变成了女人，而且这种女人的人数正在不可思议地繁殖着……列宁同志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共产党对于它不得不在其中进行工作的那一整个新的情况是绝对不适用的。”梁赞诺夫问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他接着回答说：中央破坏了党内民主的一切原则。“当党及其党员不参加对以党的名义而采取的所有措施的集体讨论时，当这些措施突如其来地落到党员的头上时，那时我们就将产生一种列宁同志称之为惊慌失措的情绪来……列宁同志今天说，我们在结束这种退却。这我已经听说过了，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结束表现在什么地方……说我们停止了退却，——我们在什么地方停止了退却呢？……应该讲一讲这一点，可是没有讲。”梁赞诺夫还责备列宁，说他对无产阶级骂得过分了：“如果这个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自私自利的人构成的……那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将依靠什么呢？”他希望“现在依然还留在我国大企业中”的全体工人都加入共产党。在他讲了这些话之后，紧接着是一片掌声。

　　梁赞诺夫也不喜欢列宁就国际事务所说的那些话。列宁说，报刊上对热那亚会议太重视了。梁赞诺夫反驳说，情况相反，“我们应该像劳合一乔治和彭加勒那样来行动……”梁赞诺夫断言，他们在自己的后方建立了一支社会舆论的“大军”，“依靠这支大军，他们将要作尽量少的让步。”梁赞诺夫建议在俄国的所有工厂里也抱着这样的目的来进行宣传鼓动。

　　在进行辩论时，列宁坐在主席团里或者是坐在舞台边的台阶上做一些简记。辩论在3月27日进行了一整天，28日辩论继续进行。有些发言直率得惊人。乌克兰的代表曼努伊尔斯基（他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是一位正统、热诚而有经验的职员）就顿巴斯的历史说道：“列宁同志对情况不够了解。”属于工人反对派的谢·巴·梅德维捷夫说道：“许多党的优秀干部纷纷向党支部交了退党的声明书，他们说，他们在我们党内感到自己是处于一种投票傀儡的地位。”他补充说，列宁忙于农民问题，企图把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把工人阶级忘记了。

　　工会干部维·维·柯秀尔说，政治局本身“把很多用不着它去解决的问题都包揽了下来……我根据自己在莫斯科工作的经验知道，政治局是怎样主动地经常把许多问题都包揽下来，如像应该委派淮去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某个部门的副手这样的问题”。他补充说，政治局根本不应当被迫去干购买罐头这样的事。是政治局自己坚持要去解决这样一些琐碎问题的。

　　随后是托洛茨基发言，为列宁辩护。他说，有些错误和困难的出现是因为俄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不是作为第一个国家而是作为第二个国家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上；如果在德国，或者比如说在法国，无产阶级现在掌握了政权；如果我们没有受到帝国主义打击的威胁，——那时我国的经济政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呢？……那时我们就会只没收在我国当前的组织手段和组织力量的情况下所能没收的企业……我们就会在中等企业里暂时把私人资本保留下来。”但是，“我们是处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每一个工厂的资本家和厂长是些什么东西呢？他们是世界反革命的细胞。”

　　托洛茨基回忆起革命开始时乌拉尔一些工厂派出代表团的情况。他说：“当时我很揪心，心想：‘我们能安排好吗？——没收，我们是要没收的，可是没收之后我们能安排好吗？’但是，从和这些代表团的谈话中弄清楚，采取战时的措施是绝对需要的。”否则，企业管理委员会就会变成“反革命的细胞”。“从抽象的经济观点来看，可以说我们所采取的那种政策是错误的……但是从政治观点和广义的军事观点来看，我们所采取的那种政策就是绝对需要的。”

　　在托洛茨基看来，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而是战时的需要。当时布尔什维克实在是也没有别的出路，因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灾祸进行辩护，说它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是没有意思的。但是国内战争刚一结束，托洛茨基就建议废除战时共产主义。列宁和其他一些人反对托洛茨基的建议。但是托洛茨基出于虚荣心，或者是由于缺乏自信心，现在他要代表大会回忆起他当年曾经提出过正确的建议，而他的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在什么地方能够开始犯错误呢？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发生了意见分歧，现在再来谈这种意见分歧是没有任何意思的。什么时候能够过渡到粮食税呢？——是早六个月还是早一年？”托洛茨基暗示，在整整一年中他都感到惘然若失，因为人们没有及时听他的话。

　　施略普尼柯夫在辩论时问道：耐普是不是玩弄的一种手腕？托洛茨基表示同意地说：“退却是一种手腕。这种手腕把纲领取消了吗？没有取消。是在方法上有所改变吗？是的，对方法进行了极其重大的改变。”

　　施略普尼柯夫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控诉。托洛茨基说：“施略普尼柯夫完全有权这样作。”但是他采取这一措施就使他在对党的关系方面处于“我们”和“他们”的地位。施略普尼柯夫曾经陷入了反对派的立场。而现在，正如托洛茨基愤怒指出的，侨居国外的一些政论家们在纷纷引证施略普尼柯夫的话。“在休息时有一位同志走到我跟前（这位同志在各条战线上我早就认识，他是我们的一位优秀干部）告诉我说，他在伏尔加的母亲和姐姐都饿死啦。这样的情况未必是罕见的！……我问他：‘同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你没有找到帮助她们的办法吗？’他回答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事实。事实当然是十分悲惨的。是的，在这方面存在着我们的不称职、无能力，还有我们那该死的邮政……”托洛茨基补充说：“但是，你把自己摆在处于‘我们’和‘他们’的地位，说什么一方面是中央，而另一方面是，你看，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实。这将意味着把一个国家的灾难性状况用作一面旗帜，而这面旗帜有可能成为喀琅施塔得的旗帜——只能成为喀琅施塔得的旗帜！”

　　听众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蛊惑宣传报之以掌声。他的发言时间已经完了，于是会议主席托姆斯基请大会准许延长托洛茨基的发言时间。这时响起了“我们请求！我们请求！”的声音，于是又给了托洛茨基15分钟的发言时间。

　　托洛茨基强调说：和平时期取得成就的基础是“专业化”，“‘专业化’包括训练某一行业的人掌握该行业的配件和零件……这是一切的基础！……显然，党……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每一个经济问题都是复杂的。但是人们往往认为，如果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提交省委，或者是提交组织局或中央政治局，它就会立刻变成简单的问题。人们认为，胜任不了自己所担负的经济工作的那个经济工作者竟被任命为省委书记而主管一个省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他可以说是涂了神赐的圣油……由于对经济问题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结果省委就变成一个没有区分的、没有划分的、没有专门化的机关，变成一个总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苏维埃机关。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最坏的官僚主义，也就是以对事情的实质毫不了解的态度来对待事情——这种只是从事情的形式方面着眼来解决问题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在潜入党的机关……同时苏维埃机关也变得无人负责。任何一个岗位上的任何一个干部都不认为他对这是负责的……在自己的岗位上比较坚定、比较坚决一点的干部知道，省委很快就要换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于是他也就撒手不管了。”

　　这是对当时的情况和对现行制度那几乎是难以纠正的本性所作的精辟的分析。在现行制度下，一个政党不得不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是最微小的经济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托洛茨基说：“执政党决不是一个直接管理一切琐碎事务的党！”

　　列宁赞同这些观点，但是他同托洛茨基却建立了这样一个党的国家，使得他们无法防止党对一切事务（从罐头到煤和儿童推车）的干预。在代表大会之后，党在经济事务方面的作用更为加强了。

　　在关于向农民让步的必要性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也没有分歧。托洛茨基断言：“我们绝大部分的红军战士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些普通的农民，所以他们说‘给我们以自由市场吧’……但是……如果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或者世界资产阶级再向我们进攻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实行我们所习惯称呼的战时共产主义，而且要比国内战争时期实行过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更加残酷无情。但是这样做将是由于我们现行的经济路线遭到彻底破坏的缘故。我们现行的经济路线预料到和平生活以及同资产阶级国家在事务上的和平合作将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

　　在耐普确定之后苏维埃的路线就是这样。

　　辩论结束后，列宁眯缝起眼睛，就近看着自己的简记来发言回答。他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和刚刚发了言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同布哈林一起合写了通俗的《共产主义ABC》一书）的错误谈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列宁回答说：“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意外的、谁也绝对预见不到的资本主义，因为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必须容许其存在。……迄今在书报上展开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最多也只能编入历史教科书。……我们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德国人论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经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是不是这样呢？大家知道，是这样！……这里已经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照顾到农民这个大多数，让他们自由买卖。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工人都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须这样做的……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农民需要一定范围的自由贸易，那我们应该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烧酒。

　　对贩卖烧酒，我们要惩处。这也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当然，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没有它，农民就无法生活，无法耕作经营。”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4、115、116、117页。——译者注

　　最后，代表们明白了：当列宁谈论国家资本主义时，他指的是私人买卖。一个农妇把12个鸡蛋放进篮子里，带到火车站去寻找买主。一个莫斯科的耐普曼在农村里买来猪崽，然后在城市里把它转卖给私人肉商。他们都是资本家，他们的活动是国家所“容许”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这种情况叫做资本主义。列宁则把这种情况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是国家所允许的资本主义。也许列宁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对私人资本主义而言的，目的是使私人资本主义成为苏维埃的经济制度所不能接受的东西，他把苏维埃的经济制度叫做“社会主义”。

　　但是，如果由国家自己来买卖鸡蛋、面包、钉子或蜡烛的话，那会怎样呢？如果由国家来生产比如说毡靴并把毡靴拿去出卖的话，那会怎样呢？这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呢？关于这种经济活动，在代表大会上谁也没有谈到。辩论是围绕着农民的私人买卖进行的。列宁认为这种私人买卖是国家资本主义。他把这种私人买卖称之为“我们容许其存在的资本主义”。这当然是私人资本主义。讲求实际的列宁，服从于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得不准许私人资本主义回来。但是，列宁这位思想家和宣传家不想让自己的论敌们和全世界感到满意，因此他在辩论中承认私人资本主义回来了。这样一来，列宁就在术语方面制造了一种混乱，而这种混乱直到今天还继续存在。

　　但是列宁还在相当早的时候，即在1918年4月29日作的报告中，他就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当时他谈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说这种企业是由资产阶级专家在苏维埃政府的监督下来进行管理的。他说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仑进步”。①在1918年5月，列宁又着重指出了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他解释说，“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3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76页。——译者注

　　当时私人资本主义的耐普怎么能够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呢？只有属于政府的、收归国有的企业才能够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在1922年时的俄国是很少的，因为当时大部分工厂都在停工。

　　问题在于：有生产效能地使用资本就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就是国家形式和私人形式。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这两种形式都存在。

　　列宁在其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说，当退却变成一种混乱状态时，在后方就要架起机关枪来。在辩论时，工人反对派的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埋怨说，机关枪对准了反对派。列宁冷嘲热讽地反驳他说：“可怜的施略普尼柯夫！列宁想架起机关枪来对付他了。这里说的是党施加影响的方法，而根本不是什么机关枪。至于机关枪，那是针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那班人说的，他们得出结论说：你们说向资本主义退却，我们也这么说，可见我们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现在国外正在大肆宣传，说布尔什维克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进监牢，而自己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当然，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没有它，农民就无法生活，无法耕作经营。而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俄国农民是能够生活的。谁硬说不是，那我们就告诉他，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决不向你让步！我们的法院应该懂得这一切。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承认有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选举产生的，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什么。法官应该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①

　　列宁继续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不幸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理论家，是一个研究各种办法来宣传的宣传家。大家都知道和看重他这种长处，可是一旦他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就会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党机关——经济局，这个经济局将同从事政治问题的政治局和管理组织问题的组织局同样地发挥作用。列宁高声地说：“建立经济局吗？！要知道，大家刚刚谈论过，大家都同意，因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致的意见才有一致的行动）：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应该划清职权。”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18页。——译者注

　　一致是一致，历史是历史，——而历史则表明，虽然在1922年3一4月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大家意见一致，但是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并没有划清职权，相反，党机关吞掉了政府机关。列宁的划清职权成了一种佯装。

　　列宁看到了，当他谈论划清党和政府的职权时，困难在什么地方。他说：“要作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轻率地指责说：斯大林身兼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可是，我们谁没有这种罪过呢？谁不是身兼数职呢？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都能找他深淡的人。……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细小的倾轧而不能自拔。”①列宁认为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几个星期之后列宁得知，斯大林已经预见到自己将有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前途。

　　回到关于经济局的问题时，列宁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好的方案：有政治局，还有经济局、组织局。这写在纸上挺漂亮，但到实际生活中就显得可笑了！我真不明白，一个对现实政治很敏感的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五年以后，竟会提出并坚持这样的建议！……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是不行的。”②

　　因此全部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组织责任便都集中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发布各种指示和法令，来教导听话的政府官僚。列宁同官僚制度进行着斗争，而他本人却没有看到就在眼皮下面存在的官僚制度。他本想把党和国家区分开来，而同时他却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了党中央的政治局，后来他的继承人斯大林则把政治局完全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柯秀尔说，中央对许多小事都进行了干预，中央自己甚至任命了许多第三等的职员。列宁对此回答说：“如果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利，它就不能指导政治。我们虽然在调动某些人的时候也犯过错误，但我还是认为，中央政治局在其整个工作期间做到了尽量少犯错误。”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8一11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19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20页。——译者注

　　任命职员的权利实际上是拥有无上权力的关键。这个关键掌握在政治局的手里，政治局任命政府、甚至工会的大小官员和官僚。这哪里还有什么党和政府的划分呢？这哪里还有什么同官僚制度的斗争呢？

　　列宁在结束自己的回答时发出了统一的号召。统一使他们战胜了“世界大军”，因此他们也需要统一来赢得同官僚制度的交战。

　　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前列宁没有再在大会上发表讲话。4月2日，大会闭幕时，他致了一个很短的闭幕词：“同志们！我们代表大会的工作就要结束了。这次代表大会同上次相比，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更加团结，更加一致，在组织上更加统一。上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这部分人中只有少数人自外于党。”……（这是在暗指过去工人反对派中那些被开除的党员）“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成熟，如果它不能把奋不顾身的斗争和进攻的本领同实行有革命秩序的退却的本领结合起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我们作出决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现在工人们应当“同农民一道前进”。“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在俄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这一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不过要十分缓慢，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对自己的每一步骤都要进行千百次的实践检验。即使我们党内还有反对这种极端缓慢极端谨慎的行动的论调，那也只是极个别的。”①现在党面脑着一个学习时期，正如托洛茨基在1922年关于红军所说的，“要学习上一年”。这与全体党员有关。“我宣布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32、13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33页。——译者注

　　代表们唱了《国际歌》后纷纷散去。

　　斯大林着手工作。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发一次言。但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他被选进了新的中央，新的中央于4月3日选出了新的政治局——政治局已不是“五人团”，而是“七人团”，其中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的同一次会议上，在列宁出席的情况下，选出了由斯大林、古比雪夫和莫洛托夫组成的书记处。斯大林被选为中央的总书记。总书记这一职位的另一个候选人是托洛茨基的朋友伊万·尼基托维奇·斯米尔诺夫，但是列宁支持斯大林的候选人资格。（1936年斯米尔诺夫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枪毙了。）

　　党的总书记这个职位是一个新的职位。列宁认为设立这个职位是由于他个人有病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在1919年以前，根本没有党的书记这个职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被选为书记，他为人谦虚、宽容，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他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人党的书记处的是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3人，他们都是托洛茨基的朋友。但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被莫洛托矢、米哈伊洛夫和雅罗斯洛夫斯基这3个斯大林分子所代替。而在1922年4月，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意担任总书记的职务而卸去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的职务。斯大林知道，在俄国要想获得权力，只能通过党。在党内居首要地位的是列宁（在他身体健康时），因此总书记只起次要的作用。但是，斯大林估汁到，在列宁患病或去世的情况下，总书记能够成为主宰党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俄国的独裁者。他的估计被证实了。斯大林在党内进行独裁统治达25年之久，他杀害了几百万人。

　　